知识主体身份认同中的自我意识与他者因素优化

民族志文本生产同样具有这样一种特点，民族志作者的身份也离不开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组成，民族志作者作为知识主体，兼容了个体主观性身份意识与社会文化话语所建构的意识，这些意识共同形成民族志作者权威意识形态。作为知识主体的民族志作者，其自我意识中除个人主体性因素之外，还无法避免学科范式建立的制度化的约束。

理论教育 2023-07-05

20世纪初，社会性别差异在人类学分析中的出现

这一时期的女性人类家对性别建构的主题较为感兴趣。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人类学家虽然已开始关注性别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区分，但在她们的民族志文本中却并未对此明确阐释。起初，她关于阶级差异的观点似乎淹没在当时民族志研究中较为关注女性地位普适性问题的现象中。

理论教育 2023-07-05

田野调查参与度优化措施

早在1881年弗莱彻在苏地区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时，和当地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几个星期。弗莱彻的行为是受到来自好友天文学家玛丽亚·米切尔的鼓励，米切尔认为女性应该研究“像天文学一样进行观察的科学”。弗莱彻因此产生这样的观点，即民族志可以是一种观察的科学。[42]直到女性主义开始崛起，才除去以男性为中心的偏见，而女性研究者的参与观察，开始将女性看作社会生活中的正式成员并给予重视。

理论教育 2023-07-05

生命史与传记中的叙述者与主体的关系

对此女性主义理论认为相互尊重、信任、可发展的关系是研究姿态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生命史中叙述者同研究主体的关系并不明显，而在传记中则可以得到更多检验。性别因素常引发传记式作品的困境，即叙述者如何处理同研究主体的亲疏关系问题，以及叙述者如何解读和揭示这一关系中所隐藏的权力。女性主义传记者作为叙述者与研究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明显地表现在文本中。

理论教育 2023-07-05

女性研究者在各种领域中的性别调查与调试

在经典民族志中，很少有人类学者对田野场中研究者的性别因素的影响问题进行分析。并且，这些由男性权威主导的研究方法却被视为适合于所有研究场景的标准。[4]但与这种情况不同的是，女性研究者在各种田野场中进行作业的具体过程，则可以清楚地体现出女性研究者因不同场所而采取相应方法的特点之处。在女性人类学者的民族志中，田野场中的主要研究对象人群、受访人性别等常为女性。

理论教育 2023-07-05

日常经验中的自我意识的研究者叙述分析

在新型民族志文本的经验研究中，感觉、情感和日常真实成为表达的核心。这些文本与自我意识及身份之间有着连动关系，即将作品的研究指向从文本本身转到人类学者自身上来，民族志并非只展现研究对象的文化，于读者而言另一种乐趣也在于借由民族志作品来达到与人类学者的沟通，关注人类学者在与研究对象相互关联中展现出的自我意识的流动过程。在田野调查及调查之后的文本撰写过程中，自我身份的建构与民族志知识生产时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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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作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和应用

在讨论民族志作者对对象言行关注时，如何有选择地回忆这些时刻、书写及表述分析它们的问题上，需要将回忆作为一项研究方法。民族志作者也依赖回忆对田野工作进行重构与再生产，无论是田野笔记还是分析过程也都需借鉴回忆。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因此才具有自传的特质，被传记与生活、感情、故事和回忆一同重新定义成为互文性的活动。第二次回到马菲亚岛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为了工作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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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田野场中的独特角色鲜明

女性研究者在混合性别的环境中进行田野研究会面临各种特殊的遭遇。这些案例揭示了女性人类学家对自我的设想，以及在进入田野前如何转化自己的性别角色等相关问题。在田野中调整性别角色的预设，可以为自己和所研究对象提供更多交流的机会。此外，年轻的女学者还会被作为女儿的角色去保护，而年长的女学者则被视为名誉男性。同时，女性学者也会遇到贬抑被认为是弱势的和需要保护的情形，并可能在田野场中被其他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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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女性在实验性民族志中的文本类型

然而，男性主体性却没有受到挑战，反而对女性主义民族志写作进行了批评。但女性主义民族志的焦点，或者是忠实的记录妇女的生活经验，或者修正人类学范畴，它还没有生产出非传统的写作形式，或对民族志的文本性等进行深入反思。而这一观点引发女性人类学家的广泛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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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经历对人生的影响

同时，人们也需要参照自己沉积在“生平经历情境”中的主体性经验，这些经验不仅被所处的时间、空间或社会位置，还要被同其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影响。帕森斯早年女性主义社会学方向的理念同她的家庭培养及求学经历不可切分，这也直接影响到她在后来对西南土著印第安文化与南美印第安文化的宗教信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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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重新思考西方性别观

20世纪80年代后的女性民族志逐渐转向为通过性别现象的差异批判人类学理论中隐含的西方性别观。性别本身是含有文化意指的概念。此外，此段时期的女性主义民族志开始全面反思20世纪中期形成的普世性女性范畴观念。在维多利亚时期，生理性别被视为特殊的社会角色需要，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生理性别又重新被视为社会性别的范畴之一。

理论教育 2023-07-05

情感与日常的材料描述连接

田野笔记包含了民族志作者对生活细节的描述，而非文学性的渲染或客观的记录。作为一项选择性、创造性的活动，写作常常扮演反映事件“真实”的镜像的角色。在女性学者的民族志中，则体现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自身情感性结合的叙述。女性的日常生活在男性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文本中常被忽略，对日常事务描述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指涉了女性民族志作者自我的观点。

理论教育 2023-07-05

民族志的小说式叙述技巧与女性作家的喜好

诸多民族志小说可以视为70年代后日益增多的民族志实验性写作形式。像小说一样，民族志不论是否试图展现出自成一体的叙述或文化整体形貌，其实仍是它所指向的全貌中不完整的片断。一些女性民族志作者被作为男性学者辅助者等身份而使得她们的作品被评价为小说文学。虽然这种方法常被男性学者所批评，但事实上很多女性人类学家喜欢采用小说式的写作技巧作为叙述形式。18世纪中期，小说已经作为一种广受女性作家欢迎的叙述方式。

理论教育 2023-07-05

女性日常经验意识投射与材料选择

作为一种表述，民族志不可避免地具有可选择性的特点。当一天的活动结束时，当妇女展示布裙时，男子向逝者的配偶和父亲赠送代表男性财富的物品。而这一点在韦纳返回去翻阅马凌诺夫斯基的著作时却并未发现这些由女性主导的活动。入殓仪式最显著的意义是男性和女性在该领域中的权力分属。通过交换财富，妇女从传统中被认为应当对死者负担所有义务的概念中获得解脱。既定理论并非是对世界的真实正确性的认识。

理论教育 2023-07-05

作为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角色投入程度的优化

在观察与参与之间实现平衡依然是人类学家的理想图景，即使这一标准不再成为唯一的尺度。传统意义上作为方法的观察，并不呈现研究者与观察对象之间自然的互动行为，这样可以保证标准的、最大化的观察效率以及最小化的歧视。作为“边外成员”的观察者相信在不参与研究对象群体活动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局内人的视角。相反，积极参与的观察者可以说是对于群体活动完全投入的研究者，完全将自己作为成员来培养共有的价值观。

理论教育 2023-07-05

自传体写作与自我作为知识主体的表达

经典民族志逐渐受到自传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原有的对异文化猎奇与自我中心叙事的学术路径，自传体的文本被视为民族志文化的创新，而女性民族志作品被排除在创新之外。但这种小说同自传体结合的文类风格，却将田野中的自我与个体在文本中组合起来。但我产生一个想法，或许作者担心这本会损害她作为客观的、合格的民族志作者的名誉，可能特别是有文学导向意识的读者不能将本书的情感基调和主题性从间接的叙述中区分出来。

理论教育 2023-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