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与知识史路径

如非必要，概念无须也不可随意增设。由于这种方式并非直指本来，所以未必经得起逻辑的拷问。当然，上述两个定义不完备不等于“同人报”就无法在概念的层面上被剖析分明。第一种是指其所有权，既不归属官方、政党、政团、社团，也不归属商业资本，而是由报社同事，至少是报社的上层人士，所共同拥有。第二种观点是“同人”主要体现在内容的生产。可以说，在“新闻学”的场域内，作为概念的“同人报”实在多余。

理论教育 2023-11-21

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及知识转换之路

以徐宝璜为例，虽说他一向以政治学为主业，除了《新闻学》以外，本学科的著述并不多。[47]按照任白涛自己的说法，本来他在1918年已经完成《应用新闻学》，只因出版晚于徐著《新闻学》，活生生地丢掉了第一人的桂冠。出版机构的态度如此悬殊，自是因为此时的任白涛，无论就社会地位、学历层级，还是与业界的关系，都远不能与徐、邵相比。还是来看《应用新闻学》的架构，该书开篇的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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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谢六逸与黄天鹏的学术群体

不同“世代”之间的影响互动，必然是学科史考察的重要问题。实际上，纵观当时的中国学界，至少在人文社科领域，如此情形比比皆是。首先来看“新闻学”，如前所述，“中国新闻学”在20世纪20年代已初步成形。再来看复旦大学的因素。其一是复旦自身的历史渊源和办学传统。可以说，对于复旦，“中国立场”始终是贯彻始终的宗旨。其二则是谢六逸的态度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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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和路径

也就是在这一年，萨空了身陷囹圄，却完成《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一书。[50]那什么才是萨空了眼里真正的“科学的新闻学”？从接下来的论述看，《科学的新闻学概论》的前五章对这个标准的使用真是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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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从知识史角度探析

当群体心态被观感的陡变所左右，在中国报人眼里，自然会认定西方报业已问题重重，乃至于把它们正发生的变化也看作愈发下滑。[59]推论下去，如果不想重蹈覆辙，中国报界就必须摒弃“营业本位”和“资本主义”。[61]这样一来，在“营业”与“精神”两条路线间的反复和抉择，就俨然成为中国报刊的历史主线，孰是孰非，在当时报人看来，也根本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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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从知识史的路径

再者，依据“新闻纸盛则新闻学兴”的解释框架，也难以解释何以从1919年开始的短短几年间，新闻学在中国勃然而兴，中国的报业在此期间却并未突飞猛进。如果将这些迹象仅仅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开，“中国新闻学”的生成就俨然是桩奇迹，差不多是目不暇接，从几近空白而迅速繁荣。毋庸讳言，这就是要先为“中国新闻学”寻到“外史”意义上的起点，好在以它为宗主而非对象，看似“内史”的论著早已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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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新闻学-同人办报与全党办报的关系

[6]在这样的语境下，“同人办报”的含义相当清晰。单从逻辑上来看，将这样的“同人办报”树为“全党办报”的首要对手似乎并不周全。何况在根据地，“同人办报”还不完全只是潜在的可能，编辑部未经请示中央就擅自发言，给全党工作造成被动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既然已经将“全党办报”确立为正确路线，将最可能对它构成威胁的“同人办报”具象描述、先行叫破，的确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且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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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

“拨乱反正”源出《公羊传》“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在当时的语境中，多被用来特指纠正“左”的错误，使局势趋于稳定。“拨乱反正”也好，“正本清源”也罢，作为根本原则的意义当然不言自明，要加以具体落实却并非易事。这就使得研究者在面对和围绕“拨乱反正”这个共同主题时，只要能够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就可以秉持不尽相同的主张、取向和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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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新闻学：以学生课业为考察对象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当然莫过于学生在研究中的分工以及在学理上的依归。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至少有三篇毕业论文被复旦大学新闻学学会以单行本印行。首先，在“一二十年”间，新闻有学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样的想象图景几乎是黄天鹏对徐宝璜悼文的翻版。既然对新闻学的认知深受黄天鹏的影响，陶良鹤对学理框架的选择自然就是以黄天鹏为中介，以徐宝璜为当然的依归。较之《最新应用新闻学》，1931年度的两篇在水准上要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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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及其路径

既然国人对“世界”和“文明”的认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报人对“吾国报业”的道路设想自也不能例外。由此可见，在此时的中国报人心中，全然“资本主义”化，因而过度“营业化”的西国报业，在根本上已不是必须全面仿效的“先进”。“往前看”则更基于对未来的“新中国”的期盼。在成舍我的《将来中国之报纸》中，这种对“未来的中国报业”乃至“未来的中国”的愿景规划展示得相当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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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新闻学历史面相：直接拨乱

所谓直接拨乱，是直接以“文革”时期关于报刊的论调作为驳论的对象，由破而立地建立起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新时期建设实际的党报理论。它可用当时使用频率极高的一句话概括——把被（四人帮）颠倒的路线再颠倒过来。在这种范式下的新闻理论研究，在结构上大致遵循着“提出驳论对象—展开驳论—确立自身结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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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历史中的出色新一代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他们既属最饱经忧患的一代，也是同龄人中最为优秀的一批。作者认为《新莱茵报》首先是革命纲领的宣传者，它“始终不渝地坚持向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宣传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的民族统一和政治制度的完全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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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书训政：国民党与早期中国新闻学历史

近年来，中国国民党常被描述为弱势政党，若与苏共、中共相比，这样的评判当然恰当。[1]在此期间，以“国民政府”为施政管道，国民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所有事务都有“指导”的权力和责任。[2]因此，还在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前，国民党人便以这样自居的“道义优势”来观察和评判中国的报业。就此而言，叶楚伧诚然是在向“言论界”请命，但诉求的内容绝不是一视同仁，而是要他们认可国民党具有绝对的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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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路径：从同人办报到同人报

在这种情况下，能对“全党办报”构成挑战的，仍然有且只有“同人办报”，它依然受到高度的警觉。“同人报”之于“同人办报”，其性质已经截然不同，已经不是工作路线，而是基本立场的问题了，必须迎头痛击。从起源看，“同人报”一开始的确是以“机关报”为参照提出。经过那场事件，“同人报”声名鹊起，几乎人所共知。但除了“同人报”是“非机关报”以外，在内涵上却难以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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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新闻学:以抗战建国为依归

在抗战的防御阶段，中国报业饱受重创。因此，在抗战期间，同样是以应对抗战、建立新中国为愿景，被构造出来的“战时新闻学”在起点和展开上也未尽相同。笔者认为，应考察民营报业在彼时的现实处境，对它们在抗战中有此等自觉的“自我规训”会有更为完整的认知。就延续时间、涉及地域以及动员社会的范围和深度而言，全面抗战都是中国经历的第一次“总体战”，举国上下，不分军民，也无论专业，几乎悉数席卷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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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提问题与研究路径

1978—1981年的新闻理论研究，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既是对此前的恢复性成长。本章就将以此为中心线索，从“问题”和“路径”两个维度，勾勒这几年新闻理论研究的概况。在研究所方面，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首推1978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此时的社科院新闻所还拥有最为庞大的研究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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