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它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学校在其自始至终的全过程中——现在包括4—13岁的儿童——贯彻了也许是福禄倍尔首先自觉地提出的某些原理。如果这些表述确切地阐明了福禄倍尔的教育哲学，就应当把实验学校看作是这种哲学的体现。目前正在试图将运用于12岁儿童的这些原理，以同样的信心和真诚将它们运用于4岁的儿童。只需要陈述一下理由以使人相信，尽管有些修改具有明显的激进的性质，但它们是符合福禄倍尔精神的。

我认为教育不能在科学的研究或所谓自然研究中予以统一，因为离开了人类的活动，自然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我们不应当把它作为新的教材介绍给儿童，而应当作为用来显示已经包含在旧经验里的因素，和作为提供更容易、更有效地调整经验的工具。最后，我认为教育应该被认为是经验的继续改造，教育的过程和目的是完全相同的东西。

过分重视象征主义，一定会影响到对待想象的态度。因为它们是如此具有代表性，可以将它们称作象征性的，但是必须记住，这种“装假”或象征性与暗示的活动有关。但是，由于所表示的真理或实在事物远非儿童所能理解，他所设想的象征对儿童来说完全不是象征。所以，儿童所重演的实在事物应当尽可能具有近似的、直接的和真实的性质。

游戏不等于是儿童的外部活动。直截了当地说，“游戏”是指儿童的心理态度，而不是指他的外部表现。明智的教师一定会从福禄倍尔提出的活动中、从他的追随者所详尽规定的活动中寻找启示。相反，我相信，他期望他的后继者对他的追随是继续他本人对当代情况和活动的研究，而不是照本宣科地照搬他所收集的游戏。

任何时代任何人，对于儿童的教育，尤其是对于年幼儿童的教育，无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游戏和娱乐。就是儿童自发的游戏，大家认为有教育的价值，也并不是因为游戏自身是什么，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遍实体的某种法则的象征。通过游戏，他们了解了成人世界的工作和娱乐。模仿性的游戏，由于习惯的训练转移了儿童的注意力和思想，往往使他的生活成为其家长生活的重演。

杜威在1915年最后一本著作《明日之学校》里的教育观点，无论在重要性、影响和深刻性上都有较多的特点。首先是以为杜威在方法或教材方面反对训练以及课堂中的自由，意味着儿童在任何时候可以自由学或不学任何东西。认为杜威不关心读、写、算或有时叫作基础教育的东西，这是对他的一种简单化和灾难性的误解。这里就来自杜威对于教育中的民主所承担的义务作点考察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