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储形式多样：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粮仓建设与功能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仓储形式多样，涵盖常平仓、社仓、义仓、漕仓、便民仓、宜民仓、军储仓等。在以备荒救灾为基本职能的粮仓中，以朝廷明令设置，遍布各府州县的常平仓以及分布于市镇乡村的社仓、义仓最为普遍。[2]这些林林总总的粮仓，具备救灾和军事的双重功能，就救灾而言，当灾荒严重而常平、社、义仓储备不足、不敷赈济时，参与其中，共同构筑起基层社会救助的防线。

理论教育 2023-06-01

江西与湖北省的仓储业衰落及转型更迭

虽然咸丰战事对清代长江中游三省的影响有些许差别，但仓储的命运却大体类似。江西、湖南二省仓储受损虚空情况亦十分严重，基本上毁于一旦。直到光绪八年，湖北省常平仓谷存数仍保持较低的水平。[2]显然，自咸丰朝之后，湖北省常平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江西、湖北二省，主要以传统的社仓、义仓为主，湖南省则出现了新的仓储形式——积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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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咸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动荡和仓储问题

明代，长江中游地区的土地兼并由于实行分封宗藩制而十分显著，到了清代，这种势头虽有所减弱，但仍然比较典型，这加剧了自耕农的贫困化，导致大量佃农的产生。而长沙地方官和豪绅却抢购谷米、囤积居奇，不肯减价出售，遂引发饥民抢米行动。湖北是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战火波及的西北部山区州县损毁和破坏尤其严重，地方动荡不安。咸丰元年 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长江地区社会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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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组织与仓储推行的关系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仓、义仓建设以保甲、里甲等基层社会组织为依托，这种政治、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也是地方官非常推崇的。乾隆前期，社仓建设如火如荼，晏斯盛致力于社仓之制，在任职期间屡屡提出建议，并推行自己的一系列做法。从纵向上看，由于基层组织的层级特征，社仓的设置亦相应具有层级特点。前述晏斯盛提出的 “按甲轮管” 即意味着以保甲组织为基础管理社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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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水文与土壤的生态环境协同优化控制

省内中小河流共有1193条，总长度达3.5万平方公里。长江干流偏于省南部，主要支流多集中在北岸，水系发育呈不对称性。土壤方面，湖北全省土壤具有明显的南北过渡特征，鄂西北、鄂中、鄂北岗地及鄂东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多为黄棕壤、黄褐土，鄂东南多为红壤，鄂西南多为黄壤，江汉平原则发育为潮土、水稻土等隐域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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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甲、保甲到团练、团局：一段中国基层治理之路

清初里甲、保甲并行，互为补充，里甲主赋税，保甲主治安，又稍以里甲为重。乾隆年间下令停止里甲编审，其原有职能改归保甲承担。保甲制度将辖区内无论土著、流寓一律同等编入保甲，并特别加强对行商、僧尼、乞丐、店客以及船户、矿丁等流动人口的盘查。保甲、烟户存房册内亦即查照开除、新增。不从则告于甲长，转告于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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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绅权在基层社会的扩张与团练兴起

绅权实质是一种地方权威或民间权威，是有别于官方正式权力的非正式权力。清查户口、登记造册、维持地方治安，成为团练的主要职责。在保甲制度中，士绅是被管束的对象，在保甲编查时，士绅必须与平民一道登记。团练的兴起即意味着绅权的扩张，从而意味着政府对基层社会直接控制力的削弱以及基层乡村权力结构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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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下的长江水灾：历史悠久，千古奇灾

水灾 是长江中游地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川水汇入长江后，与三峡区间和中游地区的洪水遭遇，酿成罕见洪灾，被称为 “千古奇灾”。咸丰十年 ，长江流域再次因暴雨涨水发生特大水灾，四川、湖北遭灾，“宜昌平地水深六七尺，公安县水位高出城墙一丈多，江湖连成一片。江陵县则民楼屋脊浸水中数昼夜”。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二年 ，江汉地区因连绵大雨被水成灾，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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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自然与人为成灾原因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自然灾害 如此严重，与其成灾机制有关。关于自然灾害的形成原因，显然需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般而言，春季水患 主要是由强降雨诱发山洪及河流泛滥所造成，夏秋水患 则主要是由本区暴雨遭遇长江上游过境洪水，造成河流、湖泊持续高水位，河道宣泄不及而形成。另一方面，人为因素在导致长江中游地区水旱等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的过程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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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积谷仓的建设及意义

早在道光初年，湖南省就有过举办积谷的尝试。同治初年，开始在全省各地广泛劝办积谷。此次积谷与以往之社仓、义仓不同，是按田亩摊捐来筹集谷石。这一政策意味着晚清湖南省仓储建设以积谷仓为主，而社仓渐废的格局由此形成。省抚对于本次积谷行动的推动力度很大。表4-2 晚清湖南省部分州县积谷仓建设情况统计表续表资料来源：依据各府州县志记载相关数据录入。表中的信息显示，积谷仓的建设情况总体是比较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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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县丰备仓：湖北最具特色历史建筑之一

晚清长江中游地区各处丰备义仓中，规模较大且载有详细条规的是湖北黄冈县丰备仓。虽然同样名为丰备仓，但是，黄冈丰备仓同道光陶澍所设丰备义仓不同，仓谷并非 “不减粜，不出易，不借贷，专意存贮以备歉时”，而是可以用于平粜，一般不出借，灾情重时还可“酌量赈济”。丰备仓的用途，“设遇成灾年分，自应查明户口，开仓动碾，或量口赈济，或分设粥厂，由官选派公正廉明绅士领运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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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储藏，选择鲜活食材

洪水往往导致百姓荡析离居、家产付诸东流，同时，下湿渍涝使粮食不易久储，故而百姓 “家无盖藏”，无法通过积储来积累资产。他认为，“不思积聚” 与洪涝灾害之间的关联是双向互动的，洪涝灾害频繁严重促成或加重了 “不思积聚” 的风气，而 “室无盖藏” 则削弱了民间的抗灾能力，加剧了被灾程度，进一步导致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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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仓：清代长江中游储谷重镇

此时，随着国力增强，财政好转，地方政府对常平仓的投入也不断加大，各州县常平仓步入鼎盛时期。[11]乾隆三年 ，常平捐监政策正式实施，湖广总督德沛称拟在湖北省收捐监谷120万石，在湖南省收捐监谷156万余石，以进一步扩充积储。[16]乾隆十三年 ，由于常平仓屡次加贮，各省常平仓谷储粮达到历史峰值的四千余万石。因此，常平仓谷高储量、协济全国正是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常平仓的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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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士绅参与创办社仓义仓

自办社仓、义仓是宗族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救济的方式之一。乾隆七年 ，陈宏谋在任江西巡抚时，就提出了建立宗族社仓的要求。后在此建义仓，称为砖屋房义仓，主要救助族内贫民。[31]除了宗族自办社仓、义仓，士绅以个人名义捐办社仓、义仓或者捐输社、义仓谷石的行为更为普遍。光绪年间，士绅刘维桢因捐建社仓而闻名，这也是清末黄冈县仅有的社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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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县的社仓：历史、变革与挑战

湖北当阳县原在各乡设置社仓49处，存谷4807石。[21]光绪七年 ，县令李元才整饬社仓，召集众绅耆咨询兴利除弊事宜。一众绅耆声称，除弊当以 “社仓为先”。是故，社仓成了扰民之首。[22]尽管貌似经过充分的辩论和考量，但是为了便于管理，而将社谷收归县城，由官管理，这种做法已经完全抹杀了社仓应有的性质和效用，而视其等同于常平官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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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频袭：重创江汉平原

旱灾是仅次于水灾的另一大灾害，也经常侵袭本地。顺治九年 ，湖北江汉平原近半年不雨，引发严重旱灾，受灾区域覆盖12个州县，灾区 “升米千钱，近山者掘木叶、草根殆尽，近湖者采菱芡、荷根度日”。虽然相对于水旱灾害而言，他们的发生次数、影响范围及破坏程度要小得多，但是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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