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地方政府与企业干预的性质与作用

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治精英在市场中的作用和政企关系的性质。苏南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则非常强势，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也相应明显很多。苏南乡镇企业的各级干部均由政府任命，实现乡镇一级的企业治理。许多学者分析了苏南模式下地方经济发展的分配效应。

理论教育 2023-06-03

政商合谋：特点和后果

实际上，从互惠关系的角度来看，政商合谋根据其利益提供和交换的方式和性质，可分为政商勾结和政商合作两种性质和结果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尽管如此，政商勾结的效果仍然取决于政商勾结的具体形成机制。因此，这一风险越高，企业家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就越高。对这一风险溢价的支付，可以表现为对稀缺资源和物资的直接索取，甚至是要求资源或行业性的垄断经营权或特许权，也可以表现为诸如廉价银行贷款或财政补贴之类的优惠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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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的利益及主要收益者

地方政府和官员是土地财政的直接推动者和最主要的参与者。其次，由于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因而可以策略性地通过操控商住用地的供应来拉高商住用地市场价格，从而获得极高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也总体大幅上升。二是制造业所带动的服务业的发展还会进一步提高商住用地的市场需求，从而推高商住用地的市场价格，这会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未来出让商住用地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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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互惠的内容和性质简析

首先，在政商关系中，双方为各自所提供的利益是这一关系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互惠的内容和性质却可以是不一样的。同时，政商关系不仅反映了政商双方之间的互惠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更大范围内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本章将从政商关系的互惠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出发，分析政商关系的运行机制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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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省领导层资源集中程度（PPC）的意义探究

我们首先要测量省领导层政治资源集中程度。基于31个省份1992—2012年省委常委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履历信息，我们编制了省政治资源集中度指标来衡量省领导层的资源集中程度[9]。PPC值越大，说明省委常委的政治资源集中度更低，即更均匀地分布在省委常委之间。除了式（5.1）中所定义的PPC之外，我们还尝试了省委常委中同时与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省长均无任何关联的人数百分比作为PPC的另一种测算方式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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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省领导个人特征对替代性假说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PPC所度量的是省委常委中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相对于其他同僚而言的政治资源集中程度。自然地，我们会考虑PPC的效应是否来自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个人特征，而并非反映省领导层对地方土地财政的集体偏好。表5.3给出了相关结果。但若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为中央候补委员，则对实施土地财政有负面影响，若其为中央委员则没有明显的效应。表5.3控制PPS-PG的竞争关系与个人政治身份（续表）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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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政府在土地财政中的关键作用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土地财政。中央政府从地方土地财政中所获得的收益和成本对比也是多方面的。实际上，省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支持，不仅仅表现为对土地发展权交易这样的要素跨地区流动的支持，而是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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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体制与利益集团猜想

一个因素就是制度环境，尤其是选举制度和政体的影响。除了这些正式制度之外，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后者不存在一个完善的选举机制来反映社会偏好和力量对比，因此，政策制定者在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下，通过何种方式对不同的利益偏好予以权衡并通过政策反映出来，有待进一步的挖掘。这是因为和普通的社会性利益集团相比，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自身反而有可能就是最大的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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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政策组合：以土地财政为例

从20世纪90年代初宣布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导致地方政府也相应进行了政策调整以反映新的制度约束和机会。二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得很多地方原本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遇到瓶颈。在义乌，为了招商引资，政府甚至不得不于2000年制定最高限价，规定每亩工业用地不得高于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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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存视角下的分配性政治假说探讨

从实施手段上来看，分配性政治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许多研究者指出，除此之外，这些正式制度还可以成为实施分配性政治策略的有效渠道。事实上，大量的分配性政治文献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在非选举体制下，分配性政治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即由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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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的意义及应用方式

如果CRI的值越大，则代表一省实行土地财政政策的程度越深。图5.1显示，在样本期所有的年份，各省CRI中位数的值都超过1，表明商住用地价格大于工业用地价格。图5.12003—2012年各省CRI的中位数注：CRI是在一个省加总的商业和居住用地单位面积的招拍挂平均价格与加总的工业用地单位面积的出让价格的比值。例如，2003年CRI最高的省份是青海，其数值高达17.7，紧随其后的是浙江和宁夏。2012年最高的是北京，接下来是青海和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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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成本与主要承担者分析

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提高商住用地价格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入和营业税收入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还可以进行成本转移，即通过各种市场甚至非市场的手段，把土地财政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向其他社会经济主体转移。换言之，土地财政的收益和成本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不过，土地财政成本最大的承担者，还是农村和城镇居民，他们因为土地财政中的政府征地和拆迁而面临财产遭受损失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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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配渠道再审视：替代性政策工具探讨

对土地财政的支持当然不是唯一的照顾下级利益的方式和手段。考虑到我国体制内岗位的各种福利和待遇，扩大体制内就业也是一个可以考虑向下利益诉求的政策工具。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和激励机制有关，也和决策者对各种政策工具的掌控能力有关。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一点，我们以各省省内每万人中财政供养人口数量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表5.5的列4给出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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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政商合谋的影响

但政商合作在这方面则和政商勾结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政商合作中，政和商乃至其他社会力量并不是截然分开、单独行动的。这些社会性的民间组织通过日常运作，大大推动了各种社会力量的融合交流，对各方社会利益起到了调节和整合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本地社会资本，增强了社会的聚合和团结。这保证了无论是官员还是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力量，均能够有效地通过集体行动向对方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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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和CRI可能存在异常值影响下的结果

表5.1描述性统计表明，无论是PPC还是CRI均可能包含异常值。附录5.1中表A1的第1列和第2列结果表明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的确存在。在这两列结果中，CRI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5.2的第1列（列1）给出了对模型（5.2）的分析结果。表5.1描述性统计表5.2控制更多PPSC中的结构性特征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p＜0.1，**p＜0.05，***p＜0.01，单尾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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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官员行为理论假说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归纳，就如何解释地方政府官员在我国地方经济发展和增长中的角色与作用，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假说。一些政治经济学文献则进一步从政治生存的角度质疑RDA假说的理论前提，即上级是否提拔下级是以后者的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为基本考虑。首先，即使在集中型的科层制官僚结构中，各级官员要贯彻国家政策甚至是自己的意图，有赖于下级部门和官员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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