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篇到《显学》篇：因人论学

第一阶段，《天下》篇对学术的认知有相当的层次感。从这个角度看，《天下》《非十二子》与《解蔽》虽是因人设论，但由于所论之人多为后世各学派之领军人物，某种程度上也为后世之学派确立了一个基调，这是应当加以重视的。但据白奚的研究，《天下》篇的这番论断，其实只适合于宋钘，他是墨学的承袭者，而尹文是以合名法为特色的黄老学者，《天下》篇将两人并举，标准并不清晰。最后我们简要谈一下《显学》。

理论教育 2023-07-21

形成王官说的若干关节

所以，真正将诸子起源与《周礼》相联系的并不是《汉志》，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至《隋志》才达于完整，这是后世许多学者忽略的地方。下面我们还是以《隋志》对《周礼》的信从，和胡适对“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反驳为切入点，探讨《汉志》与《周礼》关系中的关键点。胡适论断的基础，在于对《周礼》可信性的怀疑，由此才牵连对“诸子出于王官说”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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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王案例：恢弘古风，追求实事

《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49]，喜好收罗典籍，“故得书与汉朝等”。这种猜忌虽是没有端由，但在政治斗争中却是致命的。[52]两案之发与武帝忌刻的心理密切相关，武帝诛杀大臣是非常典型的，仅《汉书》本纪中所载其诛杀的三公、宗室就达二十多人[53]，更别提汇聚宾客、著书立说的地方诸王了。王凤的陈说，让成帝很受用，赐书之事遂作罢。

理论教育 2023-07-21

汉书艺文志六经次序《易》为首

总体看来，在《汉志》点评学术之篇幅、字数有限的大小序中，引《易》总计十三次，对其余五经虽间或有据引，但其总数不及《易》一家。《汉志》对《易》的推崇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除这种字句上的引据外，《六艺略》排序中将易类文献置于首位，结合《六艺略》中“《易》为五经之原”的说法，则《汉志》确实将《易》冠于六经之首，形成了“以《易》为首”的六经次序，这就涉及经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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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六艺概念承袭关系辩驳

两个“六艺”在概念上是否存在借鉴和承袭关系呢？以常理推断，“礼乐六艺”的概念与西周政治联系更为紧密，出现较早的可能性较大，而后才有了借用此“六艺”名义的“诗书六艺”。更何况《周礼》在西汉的出现不早于汉武帝，而“诗书六艺”的概念在汉初就早已有之，从时间上讲不通。两者表面称谓的一致，很可能是一种巧合，并没有概念上直接的因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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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之前的西汉校书活动

西汉最早的校书活动，学界一般认为起于高祖。至于武帝时，我们前面说过，《汉志》载有“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的举动，但因史载简略，详情不得而知。宣帝朝亦有校书之事。所以，就仅存的线索看，成帝之前已有数次校书活动，西汉的校书是一以贯之的传统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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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视野下孔子地位的双重性

要理解这一现象，关键在于梳理孔子在汉儒视野中的特殊地位，换句话说，就是理解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但孔子与此二经的密切关系，至少在汉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因此以今古文为分野判别汉儒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认识，并不合乎西汉学术的实际情况。与孔子的这种特殊地位相对应，《论语》《孝经》也部分具备了经典的性质。《汉志》对于《论语》《孝经》特殊地位的认定，也是有诸多印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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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之风：王官说的促成因素

后匡衡又上书请求以古制厘定五畤之祭，“天子皆从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复古很大程度只是一种口号，提议者对复古到何种程度，所谓的“古”以何时断限等没有清楚的认识。西汉中后期，许多复古提议实际是要对前此的政治进行一种矫正和纠偏，只不过以“复古”的形式出现。把握了复古的这些基本情况后，我们着重来看一下围绕官制的复古，因为这和《诸子略》“王官说”的表述形式关系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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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学派观念的两个进展

《汉志》之《诸子略》在《论六家之要指》的基础上又有了两方面的推进。《汉志》之儒家，单指著书之儒，所谓传经之儒则属《六艺略》的范围。这种承袭，实际牵涉《论六家之要指》之六家观念在西汉是如何确立的问题。司马谈提出此说，当在武帝时期，而《汉志》所据之《七略》成于哀帝之初。可见《汉志》在深层次上是认可司马谈对各家学派特性的认定的，这是两者关系的重要方面。总之，他对《汉志》所增设的四家颇多质疑。

理论教育 2023-07-21

《汉书 艺文志》所增四家考辨

纵横家等四家虽然在学理上的深度不及司马谈之六家，但在《汉志》体系中仍是可以跻身诸子之列的。《汉志》“杂家”类的出现并不是偶然与随意的。不过《汉志》之增设杂家还有特别的意图。《汉志》增设杂家的最直接原因有两个：第一，以现存的《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例，二书成于众人之手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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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的六分法与古人知识世界

《汉志》六分法虽带有当时图书整理的实用痕迹，某些部类的划分也未必完全精当、允妥，但其体系框架确实包容了时人的知识背景，是当时学术、信仰等多层面的真实写照。下面我们予以简单介绍，以便加深《汉志》之分类法在当时历史场景下的适用性和合理性。《汉志》对西汉诸子的著录，不单单是一种图书分类的便宜之举，实是对先秦子学在当时现实影响的客观承认。而且在《史记》《汉书》中，时人称引兵书、兵法的现象十分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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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的价值

《汉书·艺文志》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清代学者金榜曾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汉志》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一学术转折作出回应。从这个角度看，《汉志》之于中国目录学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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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博士学术背景及学缘关系

五经博士十分珍视自己的官学地位，对武帝系统之外的经学学术有较强的排斥，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数家新增的博士，也没有脱离武帝之五经博士的涵盖范围，其增设还是比较平稳的。《谷梁》属于超脱于武帝之五经博士系统外的新学术，虽然得到宣帝支持，仍是经过了石渠阁会议的一番争吵方才勉强跻身学官。而对那些原本孤立于武帝之五经博士大格局外的异己学术，如《左传》《古文尚书》等，则予以强烈抵制。

理论教育 2023-07-21

刘歆在王莽朝的地位

就史籍记载的情况看，刘歆对王莽后期的改制实际是十分消极的，未见其参与重大事件的谋议。居摄时，刘歆也曾参与安葬王莽生母礼节的讨论。另外，刘歆的刘姓宗室身份，可能也使王莽对其有所顾虑。因此刘氏的反莽及王莽对刘姓的压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种情况下，刘歆在王莽集团中的地位不可高估。王莽时期有关刘歆的正面消息只有三次。在表面荣光的背后，刘歆实际已被视为异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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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说目的：处理经、子关系

解决《诸子略》之“王官说”的意图问题，还应从大处着眼。刘歆身处大一统时期，其《七略》的基本任务就是整齐学术，为汉政府厘定一个“新官学”的基本框架，这个任务的最重要一环就是摆正诸子与六艺的关系。在反击匈奴的战争开始后，桑弘羊、张汤等一大批兴利苛敛之臣成为政局的主导，儒学的约束作用降至冰点。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实际是要解决一个诸子的价值定位问题。我们认为这才是《诸子略》之“王官说”产生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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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体例的遮蔽：四部分类法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四部分类法之于《汉志》的变化，不单单是类例上的调整，背后还有着对各种知识体系价值评判的变化。下面我们就简单陈说几点四部分类法对《汉志》本意的一些遮蔽和消磨。因此，从这点来看，四部分类法之经部的设置，就辨识经学知识形态和结构而言，确实不如《汉志》明晰。

理论教育 2023-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