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孔子对“圣”与“仁”的类比之阐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是不同于“仁”被孔子所赋予的丰富的内涵，“圣”的概念在《论语》中仅仅出现八次，其内涵更是含糊不清，以致后世学者对于“圣”这一概念的发展与解注也是多有分歧、争议不断。[3]即“圣”是超越“仁”的儒家之最高人格，从而否定了“仁”在伦理道德层面的统摄地位，以“圣”作为最高的伦理道德境界。

因而必须根据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来调整“道德”和“慈善”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兼顾“慈善”的“道德基础”和“实践能力”，保持内涵二者的矛盾运动的合理发展，从而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载文量前11的期刊共计发表慈善研究文章269篇，占样本量总量的14.34%。使用Cite Space软件对样本文献的作者合作网络进行分析，得出节点148个，连线43条。排名前十的作者共发文119篇，占总样本量的6.3%。排名前五的机构载文量104篇，占总样本量的5.5%。

一方面，部分学者根据孔子在《论语》中关于圣和仁的论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我们首先从“若圣与仁，则无岂敢”这一前提入手，固然在这句话的语境中我们确实可以得出“圣”与“仁”都是极难达到的，但是我们却无法证明这两者同隶属儒家的伦理道德境界，即无法证明“圣”和“仁”一样是道德境界上的标准和要求。由此可见，强行假定“圣”是在德行上超越“仁”的至高境界，是不大合理的。

“道德基础”与“实践能力”一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它们作为“慈善”内部的矛盾双方，共同构成“慈善”内部的矛盾运动，从而为之提供发展动力。过度地强调“道德”对于“慈善”的基础作用而忽视“实践能力”的要求，人为地造成“道德”和“实践”这一对概念的畸形发展，则必然使得“慈善”失去发展动力，在道德的基础上“窒息”。

在对先秦和秦汉时期之儒家学者关于“圣”的论述进行梳理之后，我们将视野转回至当代的“圣仁之辨”问题，以求在从整体上把握这一争端的关键矛盾的基础之上，结合前一部分的材料梳理，进一步探寻这一关键矛盾的存在是否具备现实的合理性。到这里，我们基本已经捋清了问题的关键，即对“圣”的概念内涵进行更为精确与合理的界定，从而使其具备更为普遍的使用范围，确保其在“圣仁之辨”的问题中的含义具有确定性。

我们在对当今时代关于“圣”的概念的观点进行辨析之前，有必要先找到使得学者们出现这种定义歧义的材料源头，即对先秦到汉朝阶段的各个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学者关于“圣”这一概念的论述进行一定的简单梳理。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又一高峰是孟子。而汉朝时期的儒家有关“圣”的论述思想主要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背景下阐发的。可见“圣”必然是有“能力”层面的限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