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文书研究：六科每日接本制的管理与保护公文作用

六科每日派员到会极门领取批红后的章奏，称接本。这种接本程序，一直延续到崇祯初年。接本之制，表面看是一种程序，实际这一制度具有管理与保护公文，防奸杜弊的作用。到崇祯时期，由于政事多乖，号令不行，制度败驰，各部司官不再亲自到六科接本，六部堂官亲自到科画本签押之制也徒具虚名，“红本收发，一凭下役”。为此，崇祯朝又重申此制，仍要求“各部司官接本并部堂到科画本”，但朝纲败坏，此制已行之不实。

理论教育 2023-10-03

明代皇帝文书研究：部议文书处理程序与案例分析

皇帝再针对部议的结果做出批答，然后下六科驳正、抄发、执行。廷议的文书，是皇帝将奏章批复给有关主管部，由该主管部召集廷臣合议，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回奏。廷议的结果一般不再进行科抄。下面以一篇题本为例，分析部议文书的处理程序。但事件很快被当地将领仇钺、曹雄平息。文书第二段“会官议得”是兵部会议，所形成的处理意见。第三段为皇帝对部议结果的批示。文书第四、五、六段，系杨一清在得到圣旨后，对事件处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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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文书研究：通政使的文书工作要求

通政使司是出纳帝命、通达下情的专门文书处理机构，在明代文书处理机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长官通政使位列九卿，左右通政、左右参议也是重要的文书处理和管理官员。二是要求通政使具有文书工作的专门知识。通政使司是纳言之司，要求其对所有下达的文书和大部分上行的文书进行审查，即“命令政教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出”，所以其职能的主要行使方式就是审核、驳正文书。三是要求通政使司官员具备在上朝时有效奏事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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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权行使方式—《明代皇帝文书研究》成果

有明一代，皇帝处理朝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举行朝会，召集臣僚商议政务；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颁布诏旨、批阅奏章等文书形式处理政务。尤其是到了明代中后期，上朝流于形式，还有的皇帝长期不上朝，朝会基本失去了其在处理政务、行使皇权中的作用，所以公文处理就成为行使皇权的最主要方式。明代皇帝行使君权的这两种方式，往往是结合起来的，即利用朝会与大臣共同处理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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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文书研究：揭示覆奏的程序与作用

皇帝文书由六科抄发给有关衙门后，相关衙门进行具体承办。如会议的组织，某一案件的调查处理等。如现存的明代兵部档案中，有很多就是将皇帝文书以兵部发文的方式转发给有关收文者，一般都是以咨文方式行督、抚等衙门，查照办理。所以覆奏是检查皇帝文书承办情况的处理环节。覆奏之制，对于监督与检查皇帝文书的运转处理，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皇帝文书的有效执行，保证政令畅通，都具有积极意义，是一项很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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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内批与中旨在《明代皇帝文书研究》中的探究

内批和中旨都是以皇帝名义颁发的文书，但考察明代的内批和中旨，可以发现其在使用中有两种情况：一是皇帝抛开内阁票拟，按照个人意志自行发布命令，体现皇帝的独裁意志；二是宦官专权，利用内批和中旨谋取私利，成为宦官窃取皇权的一种工具。仁宗时，就有内批的使用。这条资料表明虽然杨溥在以机智的策略与王振相抗衡，但此时王振完全可以以中旨谋进内阁大臣。成化时期，内批和中旨的使用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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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文书研究：章奏留中与不报的现象分析

明代前期和中期，章奏留中不具有普遍性。这一时期，一些有争议的或者与皇帝意见相左的章奏，皇帝会借留中方式将事情搁置或拖延。武宗一朝，荒怠政务，对应处理的章奏不加理睬，不予批复。明代章奏留中的现象，中后期愈益严重，至万历朝而达到极致。无论是题本还是奏本，绝大部分都留中不发。万历二十四年，大学士赵志皋上《乞振朝纲疏》，称此时神宗对所有章奏“乃今一概不发”，全部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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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文书研究：揭示历史意义

推动明代皇帝文书研究的基本因素有二：一是目前我国一些综合性档案馆中收藏有一些明代文书档案实物。研究皇帝文书与明代政治的关系，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公文的种类。二是皇帝文书在皇权行使中的作用。明代的皇帝专权，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皇帝文书在运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说，文件材料是档案构成的基本元素，因此档案就必然具有其构成元素的基本属性，即原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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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文书研究：考成法与覆奏制度修复

①明代中后期覆奏制度的败驰。覆奏制度是保证皇帝文书及时下达的一项重要制度，有了这项制度，可以保证政令的畅通，所以明代对文书覆奏的执行是严格的。②考成法对覆奏制度的修复。为了改变吏治因循、政令不畅的局面，张居正在万历元年，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推行“考成法”，厉行改革。考成法对覆奏制度的修复具体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重申了皇帝文书的覆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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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文书研究：诰书的推广与传播

诰书作为皇帝的公告性文书，承担着公布国家政策法令，传达皇帝意图的使命，所以明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诰书的推广与传播，以达到广为周知和宣传教育的作用。永乐朝对诰令文书的推广普及，在洪武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强化，运用考试的方式，检测百姓对诰令文书的认识和领会程度。经过明朝前期和中期的大力倡导和有力措施的保障，使作为法律法令文书的诰书得到了普及和推广，起到了公告周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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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亲笔文书及其作用

《明史·礼志》称：“凡颁命四方，有……手诏”[2]，是由皇帝亲自撰写的颁布下行的公告性文书。“手札”、“手谕”、“手敕”、“御批”、“御笔帖子”等是由皇帝亲自撰写的指示性、指导性文书，其作用基本相同，都是在传达旨意、与大臣进行交流时撰写的。如永乐朝，北征将领朱能在大战胜利后，“成祖以手札劳之”[4]，皇帝以手札这种亲笔文书的形式表达与大臣或将领的亲密关系，表达对他们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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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文书研究：红书批办以表明皇帝责任

所谓“红”，是指书写文书的墨色。批红，就是将臣下代言的皇帝文书，以朱笔抄写后发下，表明以皇帝名义发下文书。所以，批红等同于文书的签署环节，代表皇帝对文书负有完全责任，是行使皇权的一种表现。批红的范围，一般来说，所有由臣下代言的皇帝文书，都应“中易红书批出”，实行批红。第二类是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封赠性文书，也需要批红。大多数情况下，皇帝的批红，是照录内阁的票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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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文书的作用和影响

皇帝文书是国家的决策性文书，封建国家通过皇帝文书来制定和发布重大决策、重要的方针政策，形成重要的指示、决定，阐明重大战略措施和工作步骤。由此可见，作为决策工具的皇帝文书，在形成过程中，经过了研究、设想、比较、选择的过程，廷议作为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起到了博采众议、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这一制度，对保障皇帝文书在决策上的正确性和执行上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作用，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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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文书研究：明代诏书的体式及特征

明代诏书的体式有两种：一种是具有礼仪体制的诏书，具有固定的体式和内容。如《明会典》记载皇帝大婚所颁诏书的体式：朕以天序，祗承大统，君临海宇，子育兆民，仰惟隆古帝王政由彝教礼谨大婚。明代诏书的开头用语多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后此制相沿，成为皇帝诏诰文书的开首套语。第三部分是诏书的结尾用语。明代诏书在外部特征上，其书写文字是墨笔工楷，竖向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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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敕谕的使用及类型研究

敕谕缘起于西汉的戒敕。宋代在敕的使用上，基本沿用唐代，但又增加了用于诫励百官、晓谕军民的“敕榜”。明代敕谕的使用，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因革。依据功能，可以将明代敕谕的使用分为三种类型。诏书的公告范围广，一般是诰谕全国臣民的；而敕谕一般是皇帝针对某事件，在某时、某地向一定范围而颁发的公告性文书。二是以敕谕对一定身份的人群进行训诫。特敕礼部条陈，警戒诸生勉之，故兹敕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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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文书研究》的重要发现

《公牍学史》是全面论述我国古代公文写作的著作，全书共三十三万余字，但明代部分的论述，只有约2.1万字，而其中基本未涉及对明代皇帝文书形成、流转、皇帝文书机构以及相关制度的专门论述。但也没有形成皇帝文书研究的专门成果。但由于此书以中国历史文书作为整体研究对象，明代的皇帝文书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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