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后，随着汉文化大量进入壮族地区，以庙宇形式出现的民间信仰增多，所以，在一些大的圩镇中，歌圩日的选择又多和集市日期及神诞日重合，故易形成庙会形式的歌圩。武鸣“壮族三月三”节日盛况武鸣歌圩竹竿舞欢乐的群众多数壮族地区在农历三月初，春耕农忙开始之前会有大规模歌活动，故有“三月三歌节”之泛称。时间一般是在节庆，在特定的歌圩场上举行，有准备、有组织地按一定的俗规程序开展活动。

自古以来壮族人民喜爱也善于用歌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歌圩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萌芽，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逐步演进过程，大约到了唐代，壮族地区的歌圩得以普遍形成。民间传说中的歌仙刘三姐就出现在这个时代。刘三姐是歌圩文化的产物，是歌海中的佼佼者，是壮族山歌文化涌现出来的一位“歌仙”和杰出代表。她的出现说明具有真正意义的歌圩在唐代开始普遍形成。

到了清代中叶，“改土归流”在壮族地区大力推行，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封建礼教容不得歌圩的存在。封建统治者及主流文人，把男女自由对歌、男女自由择配视作“伤风败俗”，把歌圩诬为“风流圩”，明令禁止。各地文化部门在歌圩日组织“山歌比赛”等活动，持续举行近二十年并发展为广西文化品牌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壮族歌圩文化的现代性延伸。现代壮族年轻人也加入歌圩保护和传承的行列，他们通过网络发起“现代歌圩”活动。

以上这则传说，大致反映了壮族先民因“酬神”而产生歌圩的情况。这种传说在壮族地区民间流传广泛。壮族是古老的稻作民族，生产活动尤其依赖雨水，故在春季开耕之前，有唱歌娱神祈福的习俗。从歌圩的特征、传说、历史记载和现实歌圩的活动，可以推断出歌圩起源于壮族先民的原始宗教活动。正是这样的作用，使群体性的歌唱活动，逐渐与祭祀活动分离，发展成为以男女会唱为主的歌圩。

歌圩，成为壮族传统文化的鲜明表征，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固有的社会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显然，歌圩是歌唱活动社会化的集中表现，并成为联结壮族这一文化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壮族丰富多彩、独具风格的传统民歌，之所以能在民间世代口耳相传，就是得益于一年一度的“歌圩”盛会。歌圩作为壮族传统节日，其活动具有群众性和社会性的特征。

而女方唱“接歌”，是有选择、有条件，或视临场情况而定的。面对众多唱“求歌”的歌组，女方并不会轻易正面答歌。此为“反制式”一类的“接歌”。对这种带火药味的“接歌”，男方并不介意，心里格外热乎。因为只要女方一开腔依韵和歌，即使其贬斥怒骂，总算是达到了“求歌”的目的。尽管许多“盘歌”并未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但实则起到了沟通两者心灵的桥梁作用。

“那”字地名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成为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共同鲜明的标志和历史的印记。因此，广西的壮学专家称“稻作文化”为“那文化”，以彰显其区域个性文化特质。在桂西一带，当地称山歌为“西那”。“西那”意为“稻田诗歌”。由此可见，壮族的歌唱习俗和壮族的“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