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乐器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民族乐器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目前公认为我国最早的乐器是河南舞阳出土的骨笛，它距今已有八九千年上万年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山西百泉县荆村出土的石器时代的陶埙可以奏出三个音。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能吹出动物鸣叫的音调。

据文献记载，在周代之前就有鼓、钟、哨、埙、磬、铃、管等20多种乐器。其中主要是打击乐。吹奏乐基本上是简单的单音乐器。在周代，见于古书的乐器已达70多种，同时出现了八音分类法。即按制作乐器的材料，分成“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分类法。

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掘出一批战国时期的古代乐器，展示了当时各诸侯国宫廷乐队的盛况。葬于公元前433年的这座古墓，共出土乐器八类，计124件。其中编钟65件，分三组，音域可达五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全，可以自如地转调；编磬32件；吹管乐器中有13根竹管的排箫、7孔横吹的笛、12管以上的笙；丝弦乐器有琴、瑟等。

秦汉、隋唐是我国社会经济产生过巨大变革的时期。中央封建集权制度的形成并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以及相当发达的经济促使了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的开通。北方丝绸之路经新疆与中亚、西亚、波斯（今伊朗）、阿拉伯等西域国家往来。南方丝绸之路经云南与印度等南亚国家交往。对外物资贸易的活跃，促进了各国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汉代，佛教的传入对我国的音乐文化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也促进了文化的融合。音乐在这时得到很大发展。自汉至唐先后传入的外来乐器有：横吹（笛）、羌笛（竖吹）、胡笳、角、箜篌、曲项琵琶、筚篥、锣、钹、羯鼓等等。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说明原来流行于西北游牧民族中的马尾胡琴已传入中原。马尾胡琴的传入，使拉弦乐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清以后出现了板胡、四胡、坠胡等多种拉弦乐器。唢呐和扬琴先后在金元和明末时期由波斯传入。

在宋代以后，我国民族乐器逐渐增加到100余种，吹、打、弹、拉四个乐器组已基本形成，四组乐器的配合使用，使我国民族乐队更加丰富和完善。

二、民族乐器的改革

明清时期，欧洲和东亚、西亚各国的乐器纷纷传入中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将这些“贡品”仅作为摆设，而未对我国社会音乐生活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以来，中西两种不同体系的音乐文化才进入了持续而反复的相互碰撞及交融阶段。各种不同的西洋乐器逐渐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开花。另一方面，经过几千年漫长历史发展的我国传统民族乐器，已处于抱残守缺的境地。经过痛苦比较，唤起了一批有识之士的觉醒。20世纪20年代刘天华等人提出了“改进同乐”和“改良乐器”的愿望，同时率先对二胡、琵琶的改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刘天华的老师、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将二胡加长琴杆、加大琴筒、更换琴弦，使音量和音色得到了很大改善。他将二胡拓展到三个把位，二胡的换把技术由此发展起来。

在此前的1918年，上海“大同乐会”成立。它主要侧重于乐器改革和从传统乐队到现代乐队转型初期的建设。该组织在我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的构建、乐队音乐创作的尝试方面有开创之功。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乐器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首先是民族乐器逐渐从落后的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改变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生产。

拉弦乐器的改革，首先是二胡使用了钢丝弦和金属缠弦；20世纪50—70年代调弦用的弦轴先改用“涡轮弦轴”和“拉杆弦轴”，不仅比原先的木轴方便，而且不易跑弦。同时还使用可调松紧的马尾弓。另外，还出现过使音量增强的“扁筒二胡”，使音域扩大四度的“双千斤”二胡等等。低音拉弦乐器方面先后出现过大胡和低胡，后来又试制了革胡、低音马头琴、拉阮、大琶琴等十几种形状不同的低音拉弦乐器。其中以杨雨森等人于50年代试制的革胡较为理想，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过推广。

弹拨乐器的改革，首先是使用钢丝弦和尼龙缠弦。扬琴、琵琶、阮、柳琴等一律按十二平均律排列音位，为这些乐器进入管弦乐队铺平了道路。其中有突出成绩的是扬琴。旧式扬琴一般是两条码并列的小琴，音量小、音域窄、不能转调、调音困难。中央民族乐团杨竞明和天津音乐学院郑宝恒都对扬琴进行了多次改革。前者完成了四条码快速转调扬琴，后者完成了十二平均律大扬琴。改革后的扬琴增加了中高音区每一个音位的弦数，扩大了音域，增大了音箱，增大了音量，所设计的“变音槽”、“滚轴”及“滚轴船”使转调或临时调音既快又方便。其他如筝、琵琶、阮、柳琴、大三弦、古琴等乐器，或增加弦数、增添控制琴弦的装置，或增加音品、补全伴音。最终扩大了音域，增大了音量，方便了调音、转调。

吹管乐器的改革，首先是解决笛子的音准问题。音乐工作者和乐器厂的技术人员归纳出了各种调的笛子内径计算公式以及开孔尺寸，使笛子的质量标准有了明显提高。曾出现过将传统六孔笛增加为九孔笛，或部分加键或全部加键等几种笛子。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试制可调节长度的“两节笛”，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乐队中已经很普及。传统笙为13簧和14簧。在17簧笙、25簧笙、加键笙、带共鸣筒的笙、键盘笙等多种类型的改革笙中，以36簧笙的性能最为优越。这种笙音域宽、音量大、具备十二个半音，可以奏出三和弦与七和弦，转调也方便，在民族乐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管子改革后，有中音管和可以奏十二个半音的加键低音管。唢呐改革后，产生了高、中、低三种唢呐，有的也使用加键。这些改革后的中、低音管子和唢呐都已纳入了民族管弦乐队。

20世纪80年代，随着仿古乐舞的出现，音乐家们对一些失传的古代乐器进行了仿制，并使其出现在舞台上。(www.daowen.com)

1980年，中央民族广播乐团设计出一套编钟，共18枚，参加合奏《梅花三弄》的演出，效果很好。80年代以来，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陈重等人积极研究和推广陶埙，使陶埙的独特音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中央民族乐团将失传已久的排箫搬上舞台，演奏现代作品，受到群众喜爱。1980年上海民族乐团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研制了键踏式转调装置的“凤首箜篌”。中央民族乐团与苏州乐器厂、沈阳音乐学院共同研制了“雁柱箜篌”。改革后的箜篌继承了我国传统弹拨乐器的风格，技巧、功能齐全，易于转调，比较竖琴有更多的特色。严格说来，改革后的箜篌，既不是单纯地仿制古代箜篌，也不是简单地借鉴竖琴，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创造。这一时期，对埙的改革主要是放大体积，将原有的三个音孔增加至十个，使音量加大，音域扩展。埙的音色单纯、古朴、浑远，有着一种天然的神秘感，近年来被广泛用于一些电视剧音乐和古典题材的歌舞音乐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乐器改革的实践证明，乐器改革必须保留传统乐器的音色，同时基本保留其演奏手法，而乐器的外形也不宜变化太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音准，扩大音域、增大音量，美化音色，使音质纯正，转调自如，使用方便。

三、民族器乐综说

我国最早的民族器乐体现在“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形式之中。如著名的《葛天氏之乐》中“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乐舞，周代的“六大乐舞”中，器乐音乐都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听后“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其主要乐器是排箫，故又称《箫韶》。秦汉时期，从西北民族传来的“鼓吹乐”有时也与歌唱相结合，在宫廷中用作军乐及殡葬、宴会等仪式。鼓吹乐同时被民间广泛运用，并经过不断加工创造，形成多种多样的鼓吹乐合奏形式。唐代的歌舞大曲由“散序”、“歌”、“破”三部分组成。“散序”为纯器乐演奏；“歌”是大曲的主体部分，以歌唱为主，器乐伴奏，有时加入舞蹈；“破”以舞蹈为主，器乐伴奏，有时也加入歌唱。魏汉时期的“相和歌”是南丝竹伴奏的声乐演唱。文献记载，这一时期还有琴、筝、笙、筑等乐器演奏的单曲，即不是为声乐伴奏的独立器乐曲。

宋代已有多种丝竹乐的乐器组合形式。如“细乐”的乐器有箫、管、笙、蓁（轧筝）、嵇琴、方响等。“清乐”的乐器有笛、笙、筚篥、方响、小提鼓、拍板、扎子等。唐宋以来，相继形成并发展的说唱艺术和戏曲艺术以及民间歌舞都有器乐伴奏。因此，器乐音乐的形成及风格特点受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影响极大。在声乐、戏曲、说唱等各类艺术伴奏曲的前奏和长短过门中，器乐的独立演奏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因此，我国民间器乐曲有相当部分是由歌曲曲调、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演变而成。近代流行的各种民间器乐，如西安“鼓乐”、江浙的“吹打”、华北地区的管乐合奏等，其曲牌大量来自戏曲和说唱。一些器乐套曲的创作构思也无不与戏曲、说唱有着天然的联系。器乐合奏中，锣鼓的运用，以及吹管乐器和拉弦乐器的发展都受到戏曲和说唱艺术发展的推动。

我国的器乐独奏，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记载的“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中。其中提到《高山流水》的艺术效果“巍巍乎若泰山”、“洋洋乎，若江海”就是讲的古琴独奏艺术的魅力。隋唐《大曲》乐队中的主奏乐器之一琵琶，作为独奏乐器在唐代也有很大的发展。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写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它的艺术感染力已达到使“满座重闻皆掩泣”的程度。

在所有的传统器乐独奏中，古琴、琵琶独奏是发展得最好的，而且积累了不少曲目。

流传至今的民间器乐合奏，主要有以下几种常见的乐队组合形式：

1.丝竹乐合奏。丝弦乐器（包括拉弦与弹弦）与竹管乐器为主的组合，乐曲情绪轻快活泼。如江南丝竹乐、广东音乐、福建南音、潮州弦诗乐等。

2.弦索乐合奏。由各种拉弦乐器与弹弦乐器为主的组合，其乐曲抒情、典雅。如弦索十三套、河南板头曲等。

3.吹打乐合奏。吹奏乐器与打击乐器为主的组合，乐曲粗犷、热烈、欢快。如苏南吹打、西安鼓乐、浙东锣鼓、潮州锣鼓等。也有不少吹打乐队加入丝弦乐器，使其音乐的局部具有江南丝竹乐的特点。一般来说，北方的吹打乐重在“吹”，南方的吹打乐重在“打”。

4.打击乐合奏。民间叫“清锣鼓”，用清一色的锣鼓演奏，情绪热烈、活泼。如山西绛州鼓乐、山西威风锣鼓、四川闹年锣鼓、川中大乐、湘西土家族打溜子等。蒙古族有一种以鼓为主的打击乐合奏，表现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景象，十分有特色。

由于长期战乱等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很多古老的地方乐种已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况。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文化部门展开了全面的民间音乐搜集和整理工作。在地方乐种的恢复中，以西安鼓乐、山西八大套、冀中吹歌、十番锣鼓与十番鼓、潮州弦诗乐、福建南音、广东音乐、江南丝竹等地方乐种影响最大。在各类合奏乐队的基础之上，从中央到地方又建立了一些大中型民族管弦乐团队。如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民乐团、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民乐团、上海民族乐团、广东民族乐团、黑龙江民乐团、成都民乐团、天津民乐团、南京民乐团等。现在，还有香港中乐团、台北中乐团等等。这些民族乐团的建立和长期的艺术实践，大大推动了我国民族器乐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