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国整个的发展步伐严重拖后，社会动荡，人心慌乱，政治经济生活和综合国力都受到了严重影响。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和落实，使中国重新走回正确的发展道路。

一、全方位恢复专业钢琴教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恢复音乐教育事业，中国钢琴教育之路终于重新走回正轨。

（一）恢复音乐院校的学制专业教育

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钢琴专业开始恢复招生。以新的招生原则，为有志报考的青少年创造了学习机会。大批音乐素质良好、有发展前途的学生考入全国各地的音乐院校，使无论是本科还是附中、各个专业的新生素质明显提高，为学校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钢琴系还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以及负责培训全国各新建音乐艺术院校和师范大学音乐系钢琴专业教师。这些招生和培训工作使这两所音乐学院的钢琴系成为了全国钢琴教学的核心，其不断提高的教育质量更是享誉海内外。

（二）注重音乐院校钢琴教师队伍的建设

以新老两代钢琴家的共同努力，组合成继往开来、富有凝聚力和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重新修订教学大纲，确定招生和考试标准，恢复学术交流活动……80年代后，又陆续留任了一批优秀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其中研究生的比重不断增大。年轻教师们精力旺盛、思路开阔、基本功扎实，经历过较多的舞台实践锻炼，在中、老年专家的带动下，这批新生力量迅速成长，勇挑重担，成了未来教育工作的中坚。”

（三）恢复发展全国各地的钢琴教育基地

在恢复各地原有的音乐或艺术院校、师范院校音乐系的钢琴专业教育的同时，增加新的钢琴专业教育机构，发展新的钢琴教育基地，使全国形成规模空前的钢琴专业教育网点。建设和充实天津、沈阳、四川、西安、武汉以及广州星海六所音乐学院的钢琴系的师资力量，让这些音乐学院在本地区的钢琴艺术教育与演奏实践方面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负责指导该地区的钢琴艺术教育；在吉林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以及哈尔滨、云南等的艺术院校的音乐系中，重视钢琴专业的主科教学，有条件的音乐系还发展成“钢琴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点。此外，在全国各大省、市的师范院校中，在原有钢琴公共必修课的基础上，重点发展钢琴主科专业教学，有条件的也要发展硕士点，培养音乐教育方向的钢琴研究生。在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落实推行下，音乐院校和音乐系开始大量的为国家培养出钢琴演奏及钢琴教育的专业人才，并形成了空前的教学规模，从而为中国钢琴教育和艺术的普及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积极发展社会业余钢琴教育

改革开放政策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让在十年动乱中大伤元气的中国钢琴工业也得以很快复苏。在原有北京、上海、广州、营口四大钢琴厂的基础上，国家又增办了宁波钢琴厂，使国内钢琴的产量大幅增加。而此时国内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钢琴教育的艺术教育作用被人们广泛认识，精神文化的需要导致了家庭购置钢琴的社会现象。同时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日益深化，社会对于钢琴教育的索求量也在逐年增加。

随着社会钢琴教育的迅速发展，上百万以儿童为主体的业余钢琴学生团体形成了。这些学生在业余时间的学习和训练中，接受了钢琴和音乐教育，无形中提高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水平。这些学生中也不乏音乐素质和条件优秀的学习者，于是全国各音乐艺术院校的附小、附中以及本科的钢琴专业生源得到不断补充，从而提高了钢琴学科全国的招生水平起点。这也正是中国钢琴教育取得的可喜成果。但是，在这股钢琴热潮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判定业余钢琴教学中钢琴教师的资质、怎样检验业余教学的教学成果水平等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国家的重视与思考。

为了使业余钢琴教育能健康地发展，也为了规范业余钢琴的教育质量，中国参考国外的经验，开展了业余钢琴教学考级活动。首先在上海和广州两市展开业余钢琴考级，随后中国音乐家协会成立了“全国乐器演奏（业余）考级委员会” ，并从 1991 年起，开始试行国家钢琴（业余）考级制度。“将钢琴业余学习水平分为由低到高十级，由专家委员会选定每级统一的考核曲目，每年定期举办考试，凡参加报考某级曲目的演奏合格者，发给该级合格证书。这样，有了一个较科学、合理的标准，既检验了学生的学习程度，又加强了教师的责任感，还可以激发师生的积极性，并对考核不合格者指出不足。”(www.daowen.com)

钢琴（业余）考级制度可以帮助钢琴教师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和质量，同时积极有效的推进我国钢琴水平的全面提高，让社会钢琴教学活动逐步走向更加严格和正规的轨道。

三、“走出去，请进来”的钢琴教育交流合作

钢琴演奏作为一门表演艺术，需要经常多方、多角度的观摩、交流来学习和提高。因此，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注重国际钢琴界艺术和教育等交流活动的开展与合作。但是由于当时国际政治形势的制约，中国与国外的交流活动主要限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交流活动又因各种原因而一度被中断和阻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下，中国音乐界才又恢复了与国际上正常的交流协作活动。总结这些交流协作活动，可以归纳为两点，即“走出去”和“请进来” 。

（一）“走出去”

让优秀的中青年的钢琴家、钢琴教师放开脚步、走出国门，到钢琴演奏和教学先进的国家、地区去学习和深造，是中国钢琴“走出去”的第一步。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间，由于受到国际政治环境制约，当时走出国门深造的学生和教师只能前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倪洪进、傅聪、李其芳、殷承宗、刘诗昆等人当年就分别前往苏联和波兰等国学习钢琴演奏与教学，他们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学成归国后一一成为了我国钢琴界的精英和骨干教师。这种选派优秀人才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一直延续至今天。如今，不只是专业音乐院校，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里的音乐学院、音乐系的教师也频繁走出国门，去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教学理念。这种“走出去”的交流活动和机会为中国钢琴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走出去”的第二步，就是选派钢琴家和钢琴专业的学生去国外访问、演奏和参加国际性的钢琴比赛。通过这些访问活动和演奏比赛，让中国的钢琴学子看到了与世界优秀水平之间的差距，学习了他人的经验和长处；但同时，中国钢琴的风貌也展现在世界的面前，在频繁的获奖背后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钢琴选手的实力和水平。这使得中国的钢琴演奏艺术飞速的发展，并逐渐接近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二）“请进来”

首先请进来的是国外优秀的钢琴专家和音乐教育家。聘请外籍专家来华授课是中国钢琴教育最初就采取、并一直延续下来的方法。钢琴作为西洋乐器，请了解它、熟知它文化背景的人来讲授课程，是十分可取的形式。不过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可取的交流方法才得以彻底的贯彻和实施。大量的西方钢琴演奏家、教育家以及学者来到中国，为国内的师生奉献不同风格的演奏与诠释，拓宽了中国钢琴界之前长期被限制和约束的视野；而中国钢琴教育界也充分吸收新理念、新技术以及新知识的精华，再结合自己的理解，融汇于国内的钢琴教学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推动了中国钢琴教学在内容和方法上的改进，也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其次被“请进来”的是国外种目繁多、内容优秀的钢琴曲谱和理论研究书籍。不同于改革开放前只能从某些地区引进的限制，改革开放后引进的教材内容和版本都达到了空前繁盛的状况。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曲谱、教材、书籍、研究资料的涌入，提供了大量的指导和启示，丰富了钢琴界的理论内涵，也推动了中国钢琴事业与世界的迅速接轨。

四、蓬勃发展的中国钢琴教育理论

中国钢琴界专业教学法理论研究的真正崛起，是在 1979 年的春天。当时，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的研究员廖乃雄，在第二期的《音乐论丛》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文《试谈钢琴教学的几个基本环节》。这在当时，是一件影响钢琴界的大事。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内容——探讨钢琴教学基本规律方面的重要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触动并打破了中国钢琴教育领域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长期沉寂的状态，从而开创了中国系统研究自己的钢琴教学法理论的新局面。 从此之后，中国钢琴界对教法理论的探讨呈现出越来越活跃的局面，产生了不少十分有价值的专业论文。这些论文对促进中国钢琴艺术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提高我国钢琴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和钢琴专业教学质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