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文化界探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潮，并且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钢琴专业教育在五四运动之后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依仗于当时建立的、我国首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专业钢琴教育以及全国各地音乐界相继建设成立的各种形式的音乐社团。这些独立建制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有计划的快速培养了钢琴等音乐各个专业的优秀人才，大力促进了音乐教育特别是钢琴教育的发展。这也正是加速发展国家音乐事业的关键。

一、五四运动前后教育观念的比较

中国近代教育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教育。洋务教育倡导学习西学，第一次改变了中国传统封建教育观念。随着西方文化的流入，中国近代教育又经历了维新教育与资产阶级革命教育。可以说每次教育改革的成效与缺陷，都为最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领域发生的根本性转变作了铺垫。

（一）五四运动前中国教育观念的进步与缺陷

清末时期，外国侵略势力步步紧逼，政府处于“求强”与“自救”的愿望，开始兴办洋务教育，如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籍等。洋务学堂重视“西学”“西艺”的教学，传统的教育观念第一次受到冲击，人们开始低头承认“技不如人”，并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然而洋务教育并未脱离传统教育的专制主义特征。传统教育只是将教育视为教化民众的工具，以维护统治的稳固，丝毫谈不上以开启民众心智为目的。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只是封建传统教育思想的变型。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惨败使民族矛盾愈加深重，国内改革的呼声形成了后来的维新变法思潮。维新派认为，中国之弱就弱在教育不良，所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维新运动以教育改革作为变法的根本，通过办学堂、办报刊等向民众宣传变法。与之前的洋务教育相比，维新教育在教育观念上已体现了一定的进步，因为维新教育已开始站在开发民众智慧的立场上思考教育问题以及其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如“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基于此种思想，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了普及教育思想和与之相适应的大、中、小学三级学校制度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倡导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然而，由于变法的戛然而止，这次的教育改革更多停留在思想状态，在硬件设施与具体实施方面并未有太多可观的成果。

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政权性质的改变也使教育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该时期的教育制定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等一系列法令制度，解决了维新教育提出的制度改革问题。但这种资产阶级教育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教育过于乐观地认为这种制度的改变就意味着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本改变，实际上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观念若要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因此，这为之后袁世凯的复古逆流埋下了隐患。

（二）五四运动后的教育观念

民国初的动荡不安使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社会变革单单靠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有更深层的文化运动。于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日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使教育界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西方各种教育模式、教育方法被大量引进，各种教育思潮如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平民教育思潮、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等均在此时期萌发，这些思潮虽内涵各不相同，但已显示出中国此时教育观念的巨大变化。

倡导个性化教育是教育观念发生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是造就顺民的教育，总是一人附属于另一人，“个性”被视为洪水猛兽。“新文化运动”后的教育要求国家和社会提倡个人主义，尊重个人价值。在此基础上教育工作者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先天差异与后天受教育的差异，因此“总要使受教育的人各尽其性，发挥各个最优长的本能，替社会做最有效率的事业。”以及作为教师必须“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重视个性使教育工作者开始习惯于站在教育对象的立场去思考教育问题，使学校内外的教育观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此外，“新文化运动”对教育观念的又一个改变是教育平民化观念的形成。教育的平民主义归根结底是民主主义思潮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它打破了以前社会贵贱上下之分的阶级教育，认为应“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使人人所蕴藏的无限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并号召知识阶层真心诚意地帮助平民获得知识。总之，就是改变几千年来只有高地位的人才能享受教育的状况，力求使民众都能享有教育，提高文明素质。

除了个性化教育观与平民化教育观，一些教育工作者还提出了实用化教育观与科学化教育观等一系列新的教育观念。这种教育观念的转变带来了中国二三十年代教育事业的短暂繁荣，中国钢琴教育亦得利于其中。随着首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钢琴人才开始被有计划地、快速地大量培养。

二、五四时期中国钢琴专业教育机构(www.daowen.com)

中国近代著名音乐教育家和作曲家萧友梅在 1920年留德学成回国后，清晰地认识到创办独立建制的专业音乐学校对发展中国音乐事业的重要性，因此，他曾多次上书当时的北洋政府，但并未被采纳。不过萧友梅的主张得到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的支持。于是，在蔡元培的帮助和支持下，萧友梅主持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1920 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 年）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23 年）。这三所音乐教育机构分别设有声乐、国乐、钢琴和理论作曲等专业，是中国最早一批含有钢琴专业教育并步入正轨专业音乐教学的学校。当时的钢琴教材还仅限于拜厄和车尔尼的初级练习曲、小奏鸣曲等初级别的曲谱；而钢琴教师除了萧友梅、杨仲之等人以外，就只能聘请在华的外国钢琴家担任。同一时期在上海，也有三所教授音乐专业的学校建成，即 1920 年成立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后于 1923 年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学校）、1925 年成立的私立上海美专音乐系及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这些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

1927 年，萧友梅领导的三所音乐教育机构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被迫停办。同年 11 月，在蔡元培的再次支持下，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院” ，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开设了钢琴系——这是我国的第一个钢琴系，也是我国首次创立正规化、专业化的钢琴教育基地。萧友梅聘请了苏联著名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主持音专的钢琴教学工作，开设了专业的钢琴教学课程。查哈罗夫教学中的认真负责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都成为了后来中国钢琴教育的优秀传统。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上海钢琴学派” ，如丁善德、吴乐懿、李献敏和李翠贞等。正是在萧友梅和查哈罗夫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国立音专的钢琴水平由当初的简单初级水平迅速发展到中高级，并向着合乎世界高等专业钢琴教学和艺术演奏要求的艺术水平发展。

上海国立音乐院的成立，为中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标志着中国的新音乐开始向着高层次发展，同时进入到有目的地培养专门音乐人才和音乐师资的阶段。萧友梅先生注重对学生从音乐内容到形式、从音乐表现的精神情绪到技术手段，都进行全面的训练。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第一代优秀的钢琴家和教授跃然而出，例如：丁善德、吴乐懿、易开基、李惠芳等。而上海国立音乐院为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领军作用，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高深音乐造诣的专业人才，为中国专业钢琴教育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积极推动了中国专业钢琴教育的前进步伐。

随着上海国立音专的创办，全国各地的地方专业音乐教育也开始有了较大发展，许多城市的大专院校陆续开设了音乐系或音乐科，这使得钢琴课程在这些新设的音乐专业教育机构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加强。从1927年国立上海音专创立开始到抗战爆发的 1937年近十年间，先后有多所大专院校的音乐系或音乐科开设了钢琴专业课，培养出许多优秀的钢琴演奏和作曲人才。例如，上海艺术师范大学音乐科，上海美育音乐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洪士硅，燕京大学音乐系的刘金定，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的马幼梅和武昌艺专音乐系的陆华柏等。

三、五四时期音乐社团中的钢琴教育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一批新型的音乐社团破茧而出，它们的产生对中国的非专业钢琴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1919年成立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由四种学生课外活动组织演变而成，师资力量雄厚，于 1922年秋正式改为学校音乐教育机构，全称“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美育会，是一个以提倡美誉为主旨的新式音乐社团；1920年9月，河南成立了第一师范学校音乐研究会；1927年成立了北京爱美乐社音乐学校等等。这些音乐社团侧重学术和教育，聘请国内外的专家和教授为参加社团的音乐爱好者讲授专业的音乐知识，包括歌唱、提琴、理论以及钢琴等科目，无形中提升了当时社会的业余音乐水平，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四、五四时期的钢琴教材

钢琴教材往往能够直接反映出承载的时代风貌、社会意识及文化特征，它是钢琴教育教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钢琴教学模式还停留在借鉴其他国家传统教学模式的阶段，对钢琴演奏教学法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钢琴教材的使用也处于效仿学习其他国家的层面。主要使用的是拜厄和车尔尼的初级练习曲、小奏鸣曲等简易的初级别乐谱，如：《拜厄钢琴基础教程》《哈农练指法》《车尔尼练习曲》（尚限于作品599、849、299）以及《小奏鸣曲集》（克勒编著）等。这个时期的外来教材虽然简单、初级，但由于其编写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影响着中国的钢琴教学。

五、五四时期的钢琴教学方法

这一时期的钢琴教学法也对日后产生着重要影响。中国第一代权威钢琴人士，如丁善德、李献敏、李翠贞、吴乐鼓等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接受到了较为正规的训练。因当时上海音专起带动作用的外籍钢琴教师基本上都来自俄罗斯莫斯科音乐学院钢琴系，因此这些教师在教学法上几乎没有较大差别。这使得我国第一代钢琴家深受其影响，并基于对这些教学法的理解使之代代相传，至今仍对我国钢琴教学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钢琴教育起步较晚，再加上沉重的民族危机感等特殊的历史因素，中国师生均渴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力量。于是教师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并以严格要求和循循善诱的教风对待学生学生们则坚持勤学苦练，发挥学习的创造精神。这种踏实苦干的教风与学风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国钢琴教育所特有的宝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