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钢琴教育与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和中国“学堂乐歌”的兴起关系甚大，它们为早期的钢琴教育搭建了平台。明清时期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使中国民众特别是皇族对钢琴有了初步认识，伴随着早期以传教士为主要教学力量的学校音乐教育与私人教学形式，钢琴教育也由此在中国兴起。继维新变法后，“维新思想”促进了国人对引进新制学堂教学模式的重视，“学堂乐歌”兴起，钢琴作为“学堂乐歌”的辅助角色在新型学校的音乐活动中发挥了它突出的作用，并在此过程中逐渐为中国民众接受与熟悉。钢琴作为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教育形式逐渐与中国的国情相融合，形成了基于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国钢琴艺术。

钢琴在中国的应用与推广，除了商人的活动外，更与教堂的开设和教会学堂的兴办密不可分。每逢礼拜，教徒都会在教堂咏唱“圣诗”，而用钢琴或管风琴为其伴奏也成了教堂音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形式吸引和影响了不少中国人。这一时期，教会学堂也开始建立，到1899年，全国的教会学校约达2000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39年欧美基督教教会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1842年迁入香港）、1845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建的崇信义塾、1849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徐汇公学、1861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上海建立的清心女塾、1874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圣芳济书院、1892年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女塾等。这些学校普遍设有音乐课，有的还专门开设了钢琴课程。

钢琴课教师通常是外国传教士，不过教学水平普遍不高。尽管如此，这些教会学校还是培养了一批音乐爱好者，其中一部分人，如在中西女塾就读过的史风珠、李虞贞、王瑞娴等后来还得以出国深造。回国以后，为中国的钢琴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它的教学内容不离以宗教为中心和具有西化的特点，因此没有形成适合于中国实际需要的音乐教育，但是它确实成了中国近代音乐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个开端和建立的晟初基础，对其后学堂乐歌和中国人自己创办音乐教育影响明显。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天朝上国”败给了“蕞尔小国”——日本。一时国愤群起，朝野震惊。而后又有1901年《辛丑条约》之签订。内忧外患之下，出国留学、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人才、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成了民族最迫切的呼声。(www.daowen.com)

继教会学校后，国内先后成立了各类新式学校。不少学校设有音乐课，钢琴也开始初步进入这些学校。在成立的新式学校中， 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经正女学，这是国人自办的最早的女子学校，有中西音乐教习各一人，设有“琴学课”；1902年，吴馨在上海创办务本女塾，聘请日本人河原操子教授音乐；1902年10月，严修在天津创办严氏女塾，聘同本教习教授音乐。此前，严氏曾两次赴日本考察，并采购钢琴、风琴等乐器，聘请日本教师教授；1903年2月，自日本归来的沈心工在上海南洋金学附属小学创设乐歌课，开新式音乐教育风气之先；1903年在湖北武昌创办湖北幼稚园，聘请日本教师三人，园长是日本人，有唱歌课，但仍由日本人教唱；1903年，蒙古喀拉沁王府内创设毓正女学堂，聘日本人河原操子为堂长兼音乐教习；1904年，清廷准奏订立的《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实施后，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不断创建，各类歌书得以陆续刊出，国内许多新学堂正式开设乐歌课；1904年12月，苏州成立江苏师范学堂，聘日本教习小野污一任音乐课教师。据清廷学部《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官立、公立、私立的学堂总数已达8277所。但音乐教师却奇缺，且多为日本教师。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新学堂里，普遍开设了“乐歌课”。继而，西洋歌曲的演唱形式、简谱乐理、记谱法、五线谱以及钢琴、风琴、提琴等乐器陆续由学堂扩展到社会，进而促发了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开端。从日本、欧洲输入的风琴和钢琴，自然地成了学掌音乐教学中的重要工具。这一时期的主要音乐教育家中，不少都曾留学日本，著名的有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冯亚雄、高寿田等人。他们回国后在师范学校或普通学校任教。他们用使用的教材主要是他们回国时所带的如拜厄与车尔尼的初级钢琴练习曲集、《小奏鸣曲集》和《哈农练指法》，这些教材在中国钢琴初级教学中长期使用，其影响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他们的培养，不少中小学艺术教员也学会了西洋乐器，这样也使得西洋乐器在中国有了实际的影响。

这一时期一些优秀的歌曲还被配上了钢琴伴奏，例如《教我如何不想她》《大江东去》《玫瑰三愿》《思想》等歌曲，所配的钢琴伴奏都表达出作曲者对找寻具有中国音乐色彩和民族特征的和声的追求。不仅如此，一批构思简单、曲式短小、专业技巧相当于儿童钢琴初级教材程度的中国钢琴曲也应运而生，众所周知的就有赵元任的《小朋友进行曲》《和平进行曲》《偶成》，李荣守的《锯大缸》等。学堂乐歌大多是采用欧美流行的曲调，进入中国后，赋予了新的内涵，如《送别》就是采用了西洋歌曲的曲调，填上新词后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形式。由于钢琴是可直观反映多声部音乐的交响性独奏乐器，也是比较方便的伴奏乐器，所以它成为当时音乐活动首选的伴奏、独奏乐器，学堂乐歌的兴起也带动了学钢琴的热潮。不过，这一时期，钢琴并没有兴盛起来。

纵观明清时期钢琴中国的传入与流布过程，我们清晰地发现钢琴的传入无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质“见证”。钢琴传入中国的过程也不是纯粹的钢琴文化传播过程，而是依托传教士附属于基督教文化一种信息和符号。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承载了中国特有的诸多功能。四百年来，钢琴在中国经历了由宫廷走向了大众，由贡品变成了商品，由皇帝的“玩具”变成了为革命呐喊的“冲锋枪”的过程。其后钢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紧紧地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运联系在一起，有过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高歌猛进，也有过“文革”时期的曲折徘徊，俨然成了中国历史的“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