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陕北秧歌的文化内涵

陕北自古就是边陲之地，历朝历代所受主体文化的熏陶甚少，但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多民族的中华文化典型的交汇区之一。秦汉以前，陕北大部分地区一直以畜牧业为主。秦汉两朝，陕北边境地区出现了城墙和烽火台。西汉以后，农耕得到了发展，陕北成为半农半牧区。直到隋唐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断交流，相互融合，深刻地影响了陕北传统文化的形成。宋朝，陕北成为汉族与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要地，战争频繁、烽火不断，这里既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 “前沿阵地”，又成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 “绳结区域”。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陕北一直是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流地带，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地交错、对撞，聚合融汇，逐渐形成了既有汉民族特点又有西域少数民族特点的文化特色。明代以后，社会长期的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在其他地区流失的较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够在陕北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我国西北地区黄土高原文化保存最好、民间艺术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并且陆续培育出四朵民间艺术的奇葩—腰鼓、剪纸、民间绘画和民歌。[1]

陕北秧歌蕴含着民间艺术家不屈不挠、坚韧奋斗的精神;广场艺术的活动中隐藏着民间艺术家真切的灵感和深厚的生活实感，从秧歌中可以看到黄土地人坦荡的胸怀、强韧的生存力量及其纯朴的生活方式。乡土文化中的精华可以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共鸣，其舞美所体现的艺术精神，总是把大山土地的伟岸神秘与黄土地生长起来的人的顽强与执着联系起来，总是在显示自然力量强大的同时显示人的生命力量的永恒对应。

扭秧歌打社火通过黄土地人的眼光与标准促生黄土艺术的宽广视野和思路，要求人们用黄土地的情感心理去评判黄土文化，因而，黄土艺术潜在的人文精神必须突显陕北人的情感和陕北人的基本人生态度，以及陕北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对黄土艺术的概括最终要落实在本土人强烈的生命意识上，即在艰苦环境中生产生活所产生的乐观态度和乐观精神。陕北人的特征之一就是在时代紧迫感的驱使下以乐观奋争的精神探寻前行的人生道路，高坡放歌，扭起秧歌，人们正是展开对自身命运、自身生存意义、自身价值的深刻思考与反省。黄土地人在一年的辛劳中与一席的欢乐中亲身感受自己生命的博大与脆弱，也感受时光对生命的约束，感受生命的短暂与艰苦生活的漫长。他们由此增强了感受生命的社会责任感和思考生命力的责任感。其历史责任就是创造新生活，陕北秧歌就是新生活中最精华的部分。陕北最普遍的社会心理背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秧歌让陕北人的人生具有了更广阔的审美意义和人文价值，人的生活就是美美满满、乐乐活活地创造最有生命意义的过程。在这种社会心理导引下，陕北秧歌渲染了欢乐热烈的气氛，激情跃动的画面上总是充满一种生命的象征，总是让人们看到背负历史艰难行进的生命，是忍受了多少痛苦和辛酸的生命，更是充满欢乐与昂扬之气的生命。因此，黄土艺术的情感纠结最终落在了对人的生命的关注上，秧歌与社火的内涵最终也表现在黄土地上生命的顽强坚韧、聪明智慧。

陕北秧歌在大场表演时，注重整体节奏整齐划一，舞蹈动作与队形变化强调 “对称性”，这也是民族传统审美的一个特点，表现出东西南北中与天圆地方大一统的审美观念。秧歌小场表演时，舞蹈动作与行走路线讲究 “对比性”，运用动静相依、虚实结合、快慢有致、疏密多变体现出节奏、速度、强弱以及情绪的变化，更好地塑造了角色的形象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大场秧歌表演时，场面宏大、气势磅礴、舞姿雄健、鼓乐激昂，表现出了当地人民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性格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小场表演时，男角潇洒俊秀、粗犷敏捷，女角轻盈揉美、婀娜娇媚，羞涩中透露着奔放、内敛中透露着张扬，体现了人们对幸福美满、乐乐活活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体现了和谐统一的民族文化。

二、 陕北秧歌的现代文化价值

(一)多元文化基因

陕北东临黄河与山西一河之隔，北依长城与内蒙毛乌素沙漠接壤，西接甘陇、宁夏，南通陕西关中平原。这一地缘关系决定了陕北处于草原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河套文化的包围之中，成为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 “绳结区域”，并受到相邻民族文化的影响。

陕北秧歌正是广泛汲取了相邻地域民族艺术文化的养料和成分，从而形成了陕北秧歌多元化、开放性的文化特征。如陕北秧歌演唱的秧歌曲，主要来源于陕北民间歌谣和地方小调，它受山西民歌 “山曲”、宁夏、陇东的 “花儿”、内蒙南部的 “爬山调”的影响较大。同时，陕北秧歌受蒙古族文化的影响较大。在当今与内蒙古交界的靖边县一些村镇，不仅在饮食习惯上吃炒米、食酥油、饮奶茶以及陕北人对羊肉的喜好等饮食习俗和 “九曲秧歌”中的 “搭火塔”习俗，都有游牧民族文化的遗存。而且，每年春节闹秧歌时，尚有许多群众身着蒙古袍表演，不仅服饰打扮显现蒙古族人形象，甚至在扭秧歌的动作上亦具有内蒙古 “安代舞”的一些风韵遗痕。由此可见，陕北秧歌是在不断地融合、吸纳其他民族文化有益成分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当今陕北秧歌的一些主要风格和基本特征，具有多元文化承传基因。

(二)由 “拜神”羽化为 “乐人健身”

陕北自古因干旱缺雨、自然生态环境恶劣而贫穷落后，因而在广大民众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 “靠天吃饭，以土求存”和 “万物皆由神灵主宰”的生存观。于是便产生对神灵的顶礼膜拜和祈求神灵消灾免难、五谷丰登的一种潜意识信仰。人们借助秧歌这一民间舞蹈形式，利用春节的闹红火和当地的庙会习俗，组成综合性的社火舞队表演，以达到祭祀拜神，祈求神灵驱妖降魔、消灾免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目的。在陕北道教圣地白云山及其周边地区，秧歌亦成为道教做斋醮时祭祀神灵的一种方式。

另外，旧时的陕北，灾慌战乱不断，瘟疫四起，农村缺医少药，小孩成活率不高。人们不仅向 “神”求儿女，还常常请 “神”护佑。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常许诺给 “神”跳秧歌以示答谢。在当今的陕北民间秧歌老艺人中，他们大都是在小的时候由父母抱着在神灵面前磕头烧香许了愿的。因此，从小就以抱着给 “神”还愿的虔诚态度，年复一年的积极、主动地参加秧歌活动，有些还成为当地著名秧歌艺人。旧时的陕北，以秧歌 “拜神”求平安，便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对美好生活愿望追求的一种潜意识表达方式，并世代相传。可见，许多民间体育活动都是源于人类原始信仰的一种物化形式，其原初动机都是为了 “拜神”和 “娱神”。

随着老百姓的审美思想、审美追求、审美品位、审美情趣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民间闹秧歌的 “娱神”色彩和成分逐渐淡化，而民间秧歌蕴含的娱乐性、健身性、交际性等现代体育文化功能日益得到彰显，秧歌的娱神内涵日渐式微。可以说，民间秧歌由 “拜神”到 “乐人健身”的演化过程，是体现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以及人们观念意识变迁与发展的缩影。(www.daowen.com)

如今，“闹秧歌”已成为陕北农村地区广大民众文化娱乐、全民健身的主要活动方式和内容。正如当地老百姓讲的:“如今光景好了，过春节闹秧歌，就是图个红火、图个热闹，每到春节唢呐一响、秧歌调一起，一年中所有的忧愁、不快和烦恼，都能被这秧歌调吹得一干二净。”道出了秧歌在当今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文化娱乐、调节心情、凝聚人心、健身强体等多种社会功能。

(三)现代秧歌已成为 “文化软实力”

1．富有精神感召力和社会凝聚力

农村、农民是陕北秧歌滋生发展的主阵地和主力军，如今 “闹秧歌”已成为陕北广大民众倍加喜爱的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忽视和缺少的内容，在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越来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每逢春节或节庆，城乡都要组织秧歌队拜年问好，村邻之间还扭起秧歌相互拜访，比歌赛舞。秧歌不仅成为当今陕北人逢年过节、喜庆丰收的主要活动内容和重要庆贺方式，而且成为提升村邻交往、链接城乡文化、凝聚民心的主要方式，并成为陕北地区最富有精神感召力和社会凝聚力的一项民间体育文化活动，在当前农村文化活动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者重要作用。

2．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 “大力繁荣农村文化”和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下，陕西省政府十分重视弘扬与科学发展陕北民间秧歌传统文化，以作为文化软实力来抓，为现代秧歌提供大平台，扩大秧歌的对外交流，推动民间秧歌的发展。1993年赴深圳参加 “中国民俗文化村”全国民俗文化大展示活动;1997年和1999年分别参加了香港回归、国庆50周年以及在德国柏林举办的亚太活动周等重大国际国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2004年应中国香港旅游发展局之邀，陕北秧歌参加了香港 “2004年新春国际汇演”的演出活动;2005年中央电视台录制纪实片 《望长城》对陕北秧歌做了专题报道;等等。通过参加国内外重大文化艺术交流与媒体宣传等文化传播活动，将富有黄土风情的陕北秧歌展示在世人面前，秧歌不仅成为黄土高原最具影响力、最具群众基础的一项活动，而且成为了解熟悉陕北风土人情、宣传陕北地域文化信息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载体和著名文化品牌。

三、 陕北秧歌文化价值转向

文艺为政治服务。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拥有 “人民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等数十个文艺团体，此外还有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部队艺术学校等文艺机构。这些艺术团体创作演出了大量的话剧、戏曲、歌舞剧、歌剧等各类舞台剧，较为著名的 《农村曲》(1938年)，《军民进行曲》(1939年)。这些音乐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但是远离当时陕甘宁边区群众的生活世界，和群众欣赏爱好有所错位，并没有得到群众的喜爱和认同。对此，艺术工作者也在苦苦思索，如何让音乐艺术走入群众，并且尝试运用秦腔、街头剧、本地方言等形式来进行创作。

陕北秧歌作为陕北影响最为广泛的民俗文化，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官方的文化发展视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了解和熟悉工农兵和干部，要在情感上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并且为最广大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强调艺术工作要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情况，必须要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先生。“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在此之后，延安文艺界开始向工农兵创造转向，创造思想从阳春白雪转向下里巴人，从关门提高转向服务大众。到民间去寻找创作题材和创作源泉，成为鲁艺人的艺术道路的必然选择。

1942年春节，以鲁迅艺术学院创作演出的秧歌剧 “兄妹开荒”为开场，延安新秧歌运动热火朝天地闹起来了。《兄妹开荒》，由王大化、李波、路由编剧、安波作曲，由王大化、李波首演。该剧以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为背景，并根据开荒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的事迹编写而成，形式上则采用了民间秧歌中的 “小场秧歌”。这是秧歌运动中产生的第一个民族化、大众化、革命政治内容正确的秧歌剧。秧歌中继承传统秧歌的形式，表演者为两人或者三人，通过叙述性唱词推动剧情发展，主题明确、线索简约、道具较少，便于演出。戏剧中的矛盾冲突转化为二流子式的落后人物被改造、教育、转化为先进人物。受到鲁艺秧歌的影响，延安各机关部门和文艺团体纷纷组建自己的秧歌队，当时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除了鲁艺秧歌队外，还有边区文协秧歌队、枣园秧歌队、中央党校秧歌队、保安处秧歌队、延安县秧歌队、抗战剧团秧歌队等。而一些中型或小型的秧歌队更是遍布当时陕甘边区。而长久以来一直未进入官方文化体系的陕北秧歌，迅速成为延安艺术工作者以政治为导向进行文艺创作和开展文艺活动所充分利用的表演形式，创作出一系列秧歌剧，并开展秧歌下乡运动。

革命教化规训日常生活。在秧歌内容上，以表现陕甘宁边区生活和斗争的现实革命政治取代和改造旧有的秧歌文本。新秧歌将传统秧歌中奔放狂野的闹秧歌转变为扭秧歌，不是自娱自乐的节日狂欢和情感宣泄，而是革命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训。传统陕北秧歌具有民间艺术的诙谐和狂欢的底色，是全民性参与的世俗文化活动，具有喜剧和闹剧的形态，是对日常单调贫乏生活的反抗和调节。革命秧歌运用革命的政治内容对旧有的狂欢形式进行改造和规训，剔除驱鬼辟邪的宗教内容、插科打诨的的民间语言，悄无声息地将娱乐性狂欢转变为政治教化的革命需求。服从于革命需要的陕北秧歌，成为政治宣传和群众动员的重要形式。革命化的新秧歌运动在内容表现为鼓励生产。《兄妹开荒》依据当时陕甘宁边区开荒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的事迹编写，作品主题是向劳动英雄们看齐，加紧生产、不分男女。《钟万财起家》中钟万财本是个无所事事、好逸恶劳的二流子，经过村主任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导，万财戒掉烟瘾，改善生活，彰显边区新生活中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夫妻识字》描写了刘二夫妇利用劳动闲暇时互相帮助学习文化知识，勾勒出边区识字运动的场景，彰显边区生活的新道德和新风尚。革命秧歌队服装、化妆、道具、丑角、秧歌动作都做了美化和修饰。秧歌队的领队不再是旧有的妇女角色，取而代之为工人、农民的形象。旧秧歌中经常出现的花公子、花和尚、泼妇等角色消失了，转变成为富有革命意义的工农兵形象。取消了丑角的角色，将道具从伞改变为镰刀斧头五角星。新秧歌运动的革命性浪潮整合文艺工作者的价值观念，丰富群众艺术文化生活，有效宣传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当然，新秧歌运动鲜明的革命性制约了秧歌内容和秧歌形式的表述空间，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1] 常静．陕北秧歌的风格特征与教学的研究 [D]．西安体育学院，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