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述

陕北秧歌的场图也称为队形图案。陕北秧歌不论是什么场子表演，其队形图案都形式丰富多样，构图严谨生动，线条清新流畅，层次细腻鲜明，地方风格浓郁，民间色彩强烈。目前关于陕北秧歌队形图案的记录有300多个，其中每一幅图案都蕴含着特别的含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祭祀类图案，如日月阵图、太阳圆、天地牌子、神仙推磨、金猴拜佛图等，主要反映了陕北秧歌与民间祭祀活动的密切关系以及其求神、媚神的功利目的。(2)守阵类图案，如黄河十八阵、八卦阵、秦王乱点兵、三套成、长城图等，这与古时陕北地区是兵家争战要塞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3)民俗风物类图案，如八门套九心图、酒坛子、房套房、宝葫芦等。这类图案更加丰富，主要表达陕北人民对生活和未来的希望之情。(4)灯彩类图案，如四盏灯、五盏灯图，五花灯、品字灯、十二龙灯、灯套灯等，这主要反映了陕北人民追求光明、追求幸福的感情寄托。(5)花卉类图案，如三角梅花、扇子花、五梅花图、双菱花、采花篮等，体现了陕北人民的审美情趣以及对艺术美的追求。

秧歌队形图案的变化是在伞头的带领指挥下进行的，不仅要求伞头具有一定的智慧才能和实践经验，还要求秧歌队员有规有矩、相互配合、不露残缺地一气呵成。有学者将秧歌队形图案的变化规律概括为六句话:“循规守矩、形象鲜明，生动有趣、相辅相成，质朴优美、一气呵成。”秧歌队形图案是陕北秧歌重要的表演手法，也是陕北秧歌特有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秧歌表演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只有丰富多变的队形图案与活泼欢快的舞蹈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完美的陕北秧歌艺术。民间有一种说法，秧歌队闹得好坏，要看场子图案走得花不花，多不多，地道不地道。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队形图案在秧歌中的影响与地位。

二、 陕北秧歌场图的民族传统意味

(一)陕北秧歌场图特征分析

1．终点即起点

秧歌场图的内容丰富多样，形态各具特点，但是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即每幅场图的终点都融合着起点，起点又融合着终点。在目前可见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场图中，部分还受到 “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例如太阳宫 (图4-1);有些还较完整地保留着 “天、地、水、火、山、雷、风、泽”的八卦布局遗存，例如八卦阵 (图4-2);有些是对自然现象和动植物形态的模仿等，例如五梅花 (图4-3)、牛郎织女 (图4-4)。

图4-1 太阳宫

图4-2 八卦阵

图4-3 五梅花

图4-4 牛郎织女

在表演的过程中，可以同一个场图不断重复，也可以不同场图转换，但上一幅场图的终点始终是下一幅场图的起点，使整个秧歌队伍都始终保持在相对的稳定流动和变化之中。

2．对称性

陕北秧歌场图的传统审美意味中具有很强的对称性，场图从外部形态上的观察来看，图案多是呈左右相互对称，例如 “架下双葫芦”(图4-5)、“黑虎掏心”(图4-6)、“二龙入水”(图4-7)等图案。

图4-5 架下双葫芦

4-6 黑虎掏心

图4-7 二龙出水

秧歌队伍的角色多是成双成对的，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有相互对称的位置和方向，同时角色之间的位置和秩序不可颠倒、调换。在表演过程当中，当秧歌队伍分成两组来进行表演时，在视觉上更具有对称性，并且在人物角色上同样需要遵循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的传统审美意味同时也体现在陕北的剪纸上。[1]

3．不可简化

在表演过程中，“伞头”带领秧歌队伍在进行队形的穿插和变化，每个舞者都有自己的角色，角色的位置须按一定的秩序排列，必须要时刻听从 “伞头”的指挥，遵循着既定的场图跑场，须完成在相应位置和方向的变化，队伍也须在特定的方位有 “挂斗”、穿插与变化。

这种特点的形成反映了陕北秧歌与当地民众群体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随着不同仪式过程中，场图的方向、挂斗的位置、穿插的形式等，引起舞者对本村落、族群的尊敬和崇拜的情感。年复一年的春节活动，秧歌的场图在跑场中多次反复、推陈出新，渐渐地将“跑场”的情感、心理转化成了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的、无须言明的经验。场图所蕴含的内在经验，会对后代的舞者产生心理暗示，从而增强了族群认同感，强化了场图在陕北秧歌表演中的独特地位。

在当地人心目中，场图不仅使舞者产生向心力与凝聚力，“图”本身还有 “符号”意义。横山县腰鼓国家级传承人李成元老师曾经说过:“秧歌队沿门子，到家里踩出的场图，就像一道符，把不好的东西镇住，或者把不好的东西带走。”若是简化了场图中的角色、方向、挂斗、位置等，会被户主认为非常不吉利。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审美，陕北秧歌场图所具有的族群认同、心理暗示等功能使得它是不可简化的。

(二)陕北秧歌场图的文化内涵

陕北地区涵盖榆林、延安两市共12个县，形态丰富，但秧歌场图具有共性的特质。农耕文明衍生出的民间信仰、心理状态、风俗习惯等为场图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沃土。榆林和延安两地同属于黄土高原地区，人民有相近的风俗习惯，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特征也有相似之处，对诸神、祖先的敬畏之心，对生存繁衍的强烈渴望，都深刻地内化在陕北秧歌的场图过程中，也形成了陕北秧歌场图既富有浓烈地域特色，又具有汉族文化典型性的文化意味。(www.daowen.com)

1．沟通天地,对话神鬼

陕北地区的民间信仰情况较为复杂，道巫杂糅，佛道同堂，本土神灵众多。这与陕北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原定居于陕北的农业部落逐渐南迁正是发生在这次寒冷气候期，此后，陕北经济逐渐由农业向农业与畜牧业共生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陕北以农业文化为主、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双生共存的局面。”

同时陕北地区还是多个朝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地区，战乱人祸频仍。面对天灾人祸，当地民众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寄情于众神灵，如娘娘庙、佛诞庙都在当地民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可见 “神灵”的力量在当地民众具备较高的精神凝聚力。每当民众面对大自然的无情考验时，内心就会对祖先诸神产生强大的敬畏之情，期待并得到这些神灵的保佑。“陕北人虽无明确的宗教观念，但巫卜与宗教祭祀、祈祷在城乡仍颇为盛行。”这样复杂的民间信仰有一定的精神功利性，“人们盲目的信仰，虔诚的礼拜，痴迷的憧憬，其主旨不是缥缈的宗教教义，而是切实的世俗功利”。

因为这样的 “精神功利”，而秧歌又有古乡傩和蜡祭之遗风，陕北人民赋予了秧歌场图别样的意味。例如，“盘长”之名来源于佛教，阵图就有 “盘长”“盘长大战”(图4-8)等，而 “卍”的图案既是陕北秧歌重要的图案之一，同时还是出土于青海马家窑文化陶器的纹样，据学者认为 “它一定是当时重要的巫术符号之一，因此卍字后来才有了公认的法力。它可能就是 ‘扭十二莲灯卷八角’ (图4-9)的源头”。神会秧歌、“老秧歌”仍讲究阴阳的相生相克关系。在队形变化中也强调 “天、地、水、火、山、雷、风、泽”八卦的排列布阵。显示陕北秧歌与祭祀活动，“阴阳五行”学说以及道教文化有着一定的血缘联系。

图4-8 盘长大战

图4-9 扭十二莲灯卷八角

陕北人对秧歌场图的力量一直颇有信赖，横山县腰鼓国家级传承人李成元老师曾经说过:“谁家婆姨怀了娃，都要请秧歌队到家里院落按照 ‘双龙摆尾’扭一扭，婆姨即使骑上奔跑的驴，孩子也会很安稳。”而有学者认为场图就是咒符。“它们是咒符。曾经的折线纹，不仅留在秧歌场子里，也隐蔽在咒符中。那个折线中间一条直线的 ‘富贵不断头’(图4-10)，实际上也是陕北一种用于小儿追魂的咒符里的组成图案 (图4-11)，寓意绳索，以缚鬼神，与文字符综合使用。远古的交叉纹，则像个拦缚之网，使用在一种驱病护身符中，与 ‘蛇盘十颗蛋’(图4-12)场子——也就是中国结，异曲同工。”

图4-10 富贵不断头

图4-11 咒符里的组成图案

图4-12 蛇盘十颗蛋

正是因为陕北人对场图的这种认识，使得人们在场图中的舞蹈充满了神秘而迷狂的感觉，对此充满了虔诚与敬畏，于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戴上面具或在脸上画出符咒，以表示秧歌队伍中的人为神灵的代表，据艺人传说:秧歌艺人戴各种脸谱代表天地各种俗神保佑和护庇民间太平。陕北佳县的 “二十八星宿秧歌”即是此种类型，但在民间失传已久。二是不戴面具，不画符咒，通过走特定的场图来表达敬神、祈福纳祥之意。在延安洛川北谷村就能够看到当地秧歌队在伞头的带领下，重复不断地走 “太极图形”，而除了伞头的装束与道具较为特殊外，其他人的装束如常。这里的秧歌队伍整体呈现出安祥喜庆的状态，全然不同于绥德秧歌队在谒庙时的虔诚与转九曲时的肃穆。由此可见，尽管流传数百年，秧歌场图在陕北人的心目中依然有着 “沟通天地，对话神鬼”的作用，这使得它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神秘、灵性而迷狂的意味，使秧歌的参与者和观者都在当下的秧歌情景中受到了心灵的冲击。

2．对子息繁衍的渴望

沟通天地，对话神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存与繁衍。陕北地区生存环境艰苦，生命力则是生产力的象征，而生产力的多少又决定着生命力是否能够顺利延续下去，所以在陕北农村，当地民间多子多孙就是一个群体生命力和生产力的重要体现，于是使得早生子、多生子思想成为了陕北当地民众生活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场图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投射了这样的渴望。一是人们赋予特定场图的类似 “多子多福”的象征，尤其从名字上可以看出。例如，“月照葡萄”，葡萄本身在民间就有 “多子”的寓意。类似在名字上有“多子”寓意的，还有 “葫芦”“蛇盘蛋”“莲灯”等类型的场图。二是与陕北秧歌场图及 “符咒”图案形式相同有关，在北谷村流传着 “要想多子多孙，就得多扭秧歌”这样的说法。而在绥德县，农历三月十八日举行的定仙墕娘娘庙会，“接驾”娘娘神像的村子在迎接的当天会扭起大秧歌，许多妇女都积极地参与到秧歌队伍中，这时秧歌队伍还会在村中的空场上跑出复杂的多个 “莲灯”图案。由此可见，人们在跑场时对陕北秧歌场图投射了对子息繁衍的浓烈渴望，使得秧歌场图与舞者互相影响的过程中，积淀了既共享精神实质，又各有不同解读的生命经验。秧歌场图成为了当地民众民间观念的物化载体，从根本上传达着民众对生命最根本的诉求，就是对生命延续的期盼。

(三)陕北秧歌场图对族群的心理作用

1．敬畏之心的潜移默化

如上所述，陕北秧歌场图投射出陕北人民的文化观念和精神世界，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功利目的下所形成的民间信仰。这既反映了陕北人对世间万物的深层认识，同时也养成了他们对自然万物、社会变迁、人生命运无常变化的迷茫和无奈。陕北人的性格里有 “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明天喝凉水”的因素，于是他们将精神寄托于佛道巫，喜好敬神，在陕北秧歌场图中植入不同的民间信仰观念，又通过参与 “跑场”强化这种信仰观念，对场图中的诸多神秘 “力量”产生敬畏之心，久而久之，渐渐形成了当地民众特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这种敬畏之心会在年复一年的跑场活动中，由上一代潜移默化地传给下一代，而场图的重复，以及不同代际、地区的秧歌头、伞头对场图的解释，既丰富、深化了场图所蕴含的族群集体记忆，又深化了参与者个体的内在体验，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陕北族群对这一民间信仰系统的敬畏之心。

2．群体活动与集体记忆

陕北秧歌是一年中村落、乡镇的春节中最重要的事件，且多是群体性的活动。在活动中，人们的行为有很强的趋同性，而大部分秧歌队伍的参与者则往往须听从 “伞头”的指挥，而正是通过这个群体来表现出人们的诉求，而陕北秧歌场图的选择与表现正是反映了他们群体的心理活动。这样的群体活动更是族群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载体。如上文所引，秧歌场图与上古时期巫术符咒近形同构，是古代巫傩活动、蜡祭的一种遗存，也是当地集体记忆留存的方式，经历着漫长的历史进程，将当地文化中的精髓更形象生动地传承下来，直到今天仍被我们所用，使得古老而又传统的陕北秧歌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发展。[2]

3．和谐的人际交往

陕北秧歌不仅仅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同时更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其一，陕北秧歌表演活动的开展能促进群落民众之间的交流，并且表演是以集体为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作;其二，陕北秧歌场图作为当地民众精神观念的载体，通过当地特有的 “沿门子”表演形式，将大家的祝愿不断流动送进每户人家，表达自己的情谊并更好地维系着群落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其三，陕北秧歌的传承主要还是以口传身授为主，而这种独特的传承方式促进了人际交往，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参与和分享并加入学习。由此可见，陕北秧歌是陕北地区家庭与家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媒介，发挥着促进当地民众人际交往、社会和谐的重要功能。

[1] 王岩．秧歌与鼓舞 [M]．济南:泰山出版社，2017．

[2] 王美著，李相如．健身秧歌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