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本描述

陕北秧歌，以人数众多、气势恢宏、节奏明快、红火热闹而闻名遐迩。陕北群众性格淳朴、热情、豪放，扭秧歌时，头、颈、肩、腰、胯、臂、腿包括眼睛和手指头尖在内，都会饱含激情地扭动、甩动、抖动、跳动。动作洒脱大方，通俗易懂，既强身健体，又愉悦身心，因而颇受人们的喜爱。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冬季寒冷而漫长，逢年过节，扭秧歌便是人们不可或缺的大众化娱乐活动。

陕北秧歌的特点是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伞头。“伞头”，是秧歌队伍的总指挥，一般由有经验的长者或有指挥能力的人担任。演出时，伞头一手持伞，一手持 “虎撑”，两种道具都有吉祥的含义。“伞”，寓意庇护众生，风调雨顺;“虎撑”与唐代名医孙思邈有着密切的关联。据说孙思邈曾为老虎治病，为便于观察和治疗，曾用一个铁圈撑开老虎的嘴，这铁圈就叫 “虎撑”。后来，虎撑演化为串乡治病的民间医生手中发出声响的 “串铃”，成为民医的标志。它在伞头的手中则成为消灾祛病的吉祥物，又是指挥秧歌队表演和变化队形图案的响器。

一般情况下，伞头指挥不用语言或手势。秧歌队伍的前进、后退，阵形的聚散变化均要看伞头的站位及形体姿势所表达的 “命今”，旁观者看不出名堂来，表演者却心领神会。伞头须能歌善舞，既能高歌，又能即兴说唱，说唱形式颇似当今流行的 “脱口秀”。队伍游行过街时，伞头看到什么就能说唱什么，而且要幽默风趣，既动听，又能引人发笑、深思。演唱时，他领唱，众队员重复他最后一句，形式简朴、热闹，词句生动、易懂。唱词大都是恭喜、祝福、添寿、发财之类的吉祥语言，既要唱得让人喝彩，又要把队伍指挥得斗志昂扬，可谓身兼二职，任务艰巨。[1]

二、 主要流派

陕北秧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分为 “大秧歌”“老秧歌”“对子秧歌”和 “踢场子”几大类。

(一)“大秧歌”

据史载，清代陕北一带就有 “跑地会”的文娱形式，又称 “过街秧歌”。每逢佳节，由民乐伴奏的秧歌队便走街串巷，载歌载舞。主唱者见景生情即兴演唱，故又有 “唱秧歌”之称。扭秧歌解放后从老解放区传入大连城乡，故称陕北大秧歌。扭秧歌实为劳动人民粗犷、明快劳动动作的舞蹈化，易于表演，可不化妆，用简单的道具 (小红绸或系在腰间的长绸带)即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均可闻乐起舞。如今，扭秧歌仍然为城乡居民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之一。

“大秧歌”是一种在广场上进行的集体性歌舞，场面壮观，气氛热烈，并伴有狮子、龙灯、竹马、旱船、跑驴等社火节目，队形变化莫测，有 “龙摆尾”“卷白菜”“十字梅花”“二龙吐水”“十二莲灯”等数百种排列法。既有古代乡人驱傩的 “神会秧歌”“二十八宿秧歌”，也有20世纪40年之后才兴起的新秧歌。[2]

1．“神会秧歌”

由农村神会组织策划，并由会长直接担当领导的秧歌活动，其组织形式、人物设置以及表演等具有祭祀的内容和目的。其中以榆林市榆阳区保宁堡的 《神会秧歌》最具有代表性。

神会，即民间群众思想信仰的一种结社组织。会长由村民推选有威望的长者担任，以当地的神庙为活动中心。由于各地敬奉的神袛不同，有的敬奉土地神、有的敬奉龙王、有的敬奉送子娘娘、有的敬奉火神、有的敬奉关帝 (即关公)、有的敬奉吕祖或太上老君等，几乎可以说佛、道、儒三教不分，诸神铃奉以成为广大群众的一种信仰表现。日常生活中，民众均以农耕为主，甚至会长、执事的也是业余兼职，如遇当地每年过庙会和春节活动时，便由神会出面组织庆贺，其中也包括每年春节时的 “闹秧歌”“闹社火”。

每年春节 “闹秧歌”前，以神会会长出面组织、安排活动计划与日程，进行各项任务的分工，包括联络、后勤、保管、排练、采购以及具体扮演的角色分配等。群众接到神会通知后，尤其是给神还愿的秧歌队员必须按时前往集合地点参与活动。活动一般于正月初七、初八开始，个别的也有在正月初二、初三便开始活动，通过简单的排练过后，一直使活动延续到正月十六日晚结束。也有个别地区秧歌活动到正月二十三，甚至在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再闹一次方正式结束当年的秧歌活动。[3]

2．“二十八宿秧歌”

由一名伞头扮作刘秀 (汉世祖光武皇帝)，身后跟随着二十八名队员分别扮作刘秀麾下的邓禹、姚期、马武、岑彭、杜魏等大将。其中有这么一段唱词:“五月里来五端阳，刘秀十二走南阳，姚期马武来救驾，二十八宿扎昆阳。”这种秧歌已把历史人物神化了，认为刘秀是紫微星下凡，姚期、马武是天神二十八宿星象，共同辅佐刘秀灭王莽建立东汉王朝的故事。传统戏曲中的 《上天台》一剧讲的就是刘秀灭王莽的故事。

《二十八宿秧歌》虽说是表现刘秀灭王莽的故事，但充满着“阴阳五行”学说和道教色彩。 《二十八宿秧歌》是依照金、木、水、火、土、日、月组成的，每组星象由四人组成，共计二十八人。这种秧歌形式表现着当地群众祈求五行相生、相克、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的美好愿景。

《二十八宿秧歌》中人物扮相和化妆，皆按传统戏曲帝王将相装扮。刘秀扮皇帝手执黄罗伞，身后的马武、姚期等人物穿战袍各执兵器，动律沉稳、庄重、威武似大将出征，如天兵天将下凡。其表演程式与 《神会秧歌》类似，包括 “起场”“谒庙”“排门”“搭彩门”“踩大场”等礼俗程式。

3．“新秧歌”

延安时期新秧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而来的。尤其是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组织的秧歌队，为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性秧歌活动起到了示范和推进的作用。如将秧歌队的音乐伴奏，在以往锣鼓唤呐的基础上，增添了二胡、笛子、口琴、小提琴等弦乐伴奏，将传统人物改为工、农、兵、学、商形象;将伞头改为手执镰刀、斧头象征工农联盟的形象;在队形图案变化中创造了五角星五大洲图案。除此之外，还创作了许多小秧歌剧节目，如《兄妹开荒》《七枝花》《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并增添了《打花鼓》《跑旱船》《推小车》《挑花篮》等各式小场节目。使传统的民间秧歌从组织、内容、形式、表演、服饰、伴奏、动律、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地创新发展，赋予民间秧歌新的生机与活力。[4]

(二)“老秧歌”(www.daowen.com)

老秧歌是流传于陕北广大地区的一种传统式秧歌，它与 《神会秧歌》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组织活动不是以神会会长为领导，而是以当地的秧歌头或老艺人为核心。秧歌队中没有巫师、火旦等人物，只有两名手掫灯笼伞或蓝布伞的伞头成为整个秧歌表演的指挥者。秧歌队的角色 (即“身子”)皆由男性扮演，“文身子”(即 “包头”)过去也多为男扮女装。其秧歌表演的程式、内容、形式，皆按神会秧歌的模式进行。由于不是以神会为核心所组成的秧歌队，不强调 “起场”“谒庙”等祭祀神灵的礼仪活动。往往由艺人采取召集会议的方式进行动员、安排、分工、组织，属于民间群众春节 “闹秧歌”的一种自发活动形式，对秧歌的风格、表演以及角色人物的设置上有所创新和进步。这种秧歌是介于 “神会秧歌”与 “新秧歌”之间的一种传统秧歌表演形式，称之为 “老秧歌”。

(三)“对子秧歌”

在子洲、清洞、子长等县的 《陕北秧歌》大场表演后，有时在小场节目表演中穿插一些以演唱民歌为主的表演形式，具体称其为“闹回回”或 “闹丝弦”。《对子秧歌》即一般由四人或八人 (男女各平)进行地载歌载舞表演。演员均穿传统戏曲生、旦角服装，在欢快的锣鼓声中上场，先走 “安角子”“转圆”等队形，走完两圈后一男角击掌为号，众演员原地转身，男角作 “托天势”，女角做“跌软腰”。鼓乐骤起，演员开始进行对唱表演，常唱的曲目多为《打花盆》《夫妻逗趣》《捎金簪》《观灯》等。唱完一段后边扭边跑转一圈队形回至原位，再继续演唱第二段，如此反复直至唱完为止，曲调多为一曲多段、互问互答进行对唱的分节歌形式。演出时，也可用管子、四胡、竹笛、三弦等乐器进行伴奏，故称 “闹丝弦”，以突出载歌载舞的特点。也有的在春节 《陕北秧歌》小场节目表演过程中，掺杂些以民歌或二人台演唱形式，更别具一番风味。常演唱的曲目有 《织手巾》《十里墩》《十把扇子》《搭戏台》等。至今，陕北的子洲、清涧、子长等县，每逢春节 “闹秧歌”，时，也多有 《对子秧歌》的形式出现，使民间广场的 《大场秧歌》中，具有一些有人物、有简单故事情节的小歌舞或表演唱出现，更丰富了 《陕北秧歌》的形式与内容。[5]

(四)“踢场子”

1．简述

踢场子流传于陕北各地的一种民间舞踢形式，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地最为普及和最具代表性，属陕北秧歌范畴。它既可以在大场秧歌中作为一种小场节目穿插表演，又可以单独演出。从表演形式区分，可分为 “二人场子”“三人场子”，或由四人、六人、八人乃至十六人等表演的 “群体场子”。按表演风格差异，还可分为 “文场子”“武场子”“丑场子”三种。“文场子”又称 “软场子”“胭粉场子”，以抒情、欢快、活泼、热烈的情绪与节奏，细腻、俊秀、轻盈、优美的动律与舞姿表现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武场子”又称 “硬场子”，在舞蹈表演中吸收融入一些民间拳术的动作和套路，包括踢打、跳转、跌叉、翻滚等技巧，突出英武、潇洒、豪爽的形象以及粗犷、奔放、激越的风格特色。“丑场子”又称 “老人场子”“蛮场子”，皆由秧歌队中扮演蛮婆、蛮汉的角色表演，动作夸张滑稽、表演诙谐风趣，在扭曲变形的动作形态中，做到 “丑中见美”“丑而不俗”，以突出老两口之间戏耍挑逗的乐观性格和生活情趣。

2．内容

“踢场子”中的男角称 “挎鼓子”，又称 “鼓子手”，女角称“包头”“旦角”(过去铃男扮女装)。“挎鼓子”按传统戏曲中的武生打扮，头扎英雄巾 (或扎白毛巾，结系前额)，再戴上一顶花帽圈 (即将草帽顶取掉，帽沿四边各装饰一朵红绿纸叠成的折扇花)，有的手中拿把绸彩扇，有的还戴黑髯口扮老生相。“包头”按传统戏曲小旦装扮，一手执彩扇、一手握红绸绢。个别地区没有传统戏曲的行头和服装，可穿成大襟秧歌彩服，腰系红绸即可。一般情况下，“老人场子”均按蛮婆、蛮汉进行打扮。

表演 “踢场子”时，除了用锣鼓和唢呐伴奏外，还加上传统戏曲武场中的干鼓或暴鼓 (即常说的边鼓)，节奏欢快鲜明、节奏变幻无穷。表演时，打击乐鼓点与舞蹈动作一招一式紧密契合，唢呐吹奏的旋律主要以烘托舞蹈表演的情绪气氛，其速度和节奏要与舞蹈表演有机统一。

3．动作

“踢场子”舞蹈性强，并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式，动作语汇与“陕北秧歌”的 “十字步”“三步一跳”等以及 “扭、摆、走、跳、转”的风格极为相似。扮演 “踢场子”的演员，大都是陕北秧歌舞队的主要演员，在大场表演中他们与全体队员一样尽情地欢快扭跳。当他们单独表演 “踢场子”时，其动作韵律、节奏有着非常丰富的变化。“包头”以 “跑圆场”为主，要求步履轻盈欢快、动作活泼流畅，似 “风摆柳”“水上飘”，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少女天真、纯朴、活泼开朗的性格。常用的动作有 “凤凰展翅”“摆裙步”“抱扇步”“抖扇步”“绕扇花步”“翻扇步”“托扇步”“扑面照镜”“偷石遮面”“面花”“转身芙蓉花”“整容”“摘金环”“抱扇跳”等数十种动作，而最有难度和特色的动作要属 “跌软腰”，要求演员体态轻盈、身姿婀娜、舞段优美、节奏鲜明，花扇与红绸手绢的交相飞舞，既增添舞蹈表演的色彩与喜悦气氛，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陕北少女的青春活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挎鼓子”的动作刚捷、有力、洒脱、大方。常用的动作有“跪步摆手步”“跪步转扇”“金鸡独立”“猴相点步”“摆手平步”“金猴拜佛”“踏步看”“右挡步”“冲拳”“跳步看”“吸腿龙爪”“跪步龙爪”“二郎担山”“商羊龙爪”“碾步摆手”“马步龙爪”“拧身抓风”“止步击掌”“抓风抱掌”“双打脚”“三脚不落地”“二起脚”“跺步抓风”“旁踢腿”“后飞燕”“压腕耸肩”“扫堂打地”“跨腿盖跳”“藏手蹲”“击肘翻身”“单腿跳”“藏手栽拳”“凤凰双展翅”等数十种。在表演 “武场子”(又称 “硬场子”)时，表演者还吸收融会民间的一些拳术套路与动作，并能打 “虎跳”、打 “飞脚”、拧 “旋子”、翻各种筋斗和毯子功等技巧，使表演更加粗犷、奔放、刚健、豪爽。尤其是在表演中，肩部的前后摆动，头部的灵活摇晃，形成了与全身动作节奏的变化和协调统一，不仅更好地释放表演情绪，而且使 《踢场子》突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风格，使动作的韵律与内在思想感情有机整合在一起，彰显出陕北小伙子乐观、喜悦、豪爽、健美的性格与形象。[6]

[1] 阎成功．陕西风情 [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2] 阎成功．陕西风情 [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3]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华舞蹈志陕西卷 [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4．

[4]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华舞蹈志陕西卷 [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4．

[5]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华舞蹈志陕西卷 [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4．

[6]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华舞蹈志陕西卷 [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