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1906年9月25日生于圣彼得堡，1975年8月9日卒于莫斯科，终年69岁。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职业钢琴家。九岁随母亲学钢琴，11岁尝试作曲，写过乐诗《士兵》《自由颂》和《纪念革命烈士的葬礼进行曲》。1919年，他考入列宁格勒（原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师从尼古拉耶夫学钢琴，从施滕贝格学作曲，并得到院长格拉祖诺夫的资助和指导。1922年父亲逝世，为了补贴家用，他不得不去电影院演奏钢琴，为无声影片放映配乐。1923年从钢琴班毕业，1925年从作曲班毕业。他的毕业作品第一f小调交响曲（op.10，1924～1925）于1926年5月在列宁格勒首演获得很大的成功，其后又在莫斯科演出，相继在柏林（1927）、在美国费城（1928）演出，使他赢得了国际的声誉，被赞誉为“现代的莫扎特”。他严格地遵循古典的曲式原则，由四个乐章构成，类似贝多芬的第五C小调《命运》交响曲，使用传统曲式，第三、四乐章连续演奏。第一乐章结构严谨，传统技法掌握相当成熟，充分体现了音乐的连贯性原则。第二乐章快板，用含有引子与尾声的三部曲式，旋律简洁，节奏富于变化，具有谐谑曲的结构。第三乐章慢板，复三部曲式，抒情而略带点伤感，中间段紧张而刚毅，形成对比。第四乐章慢板——很快的快板，奏鸣曲式，引子调性模糊，主部主题由律动性的动机构成，具有慷慨激昂的朗诵性音调，副部主题速度放慢带有俄罗斯民歌风味。尾声急速猛烈而庄严宏大，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这部肖斯塔科维奇19岁时的佳作，已体现出他不拘于传统的创新的风格。

1927年他与奥波林（Lev Oborin，1907～1974）等参加第一届华沙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荣誉奖。奥波林以朴素清晰而富于表情的风格和精湛的弹奏技巧，尤其是优美的连奏技术，获得第一个一等奖。1930年作为M施滕贝格（Maximilian Steinberg，1883～1946）的作曲研究生毕业，这位导师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女婿，1908年任作曲教授，也是一位有名的作曲家。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与物理学家尼娜·瓦尔莎结婚，生一女一子，其子马克西姆（Maxim Shostakovich，1938～）学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是著名的指挥家，录有由他指挥演出其父许多作品的唱片，是作品的演绎权威。肖斯塔科维奇于1937年起在母校任教，次年升为作曲教授。他曾参与现代音乐协会的活动，兴德米特、贝尔格、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与普罗科菲耶夫等人的现代音乐作品，对他有很大的影响。1925年至1927年间，他写的两首弦乐八重奏（op.11，前奏曲与谐谑曲，（1924～1925）、第一钢琴奏鸣曲（op.12，1926）和以《箴言》（Aphorisms，有译《格言》）为题的10首钢琴曲（op.13，1927）等，音乐手法奇特，近似无调性，和声怪诞刺耳，着意于一种哲理性的抽象表述。其后，第二B大调《十月》交响曲（op.14，1927，附有A.别兹缅斯基作词的合唱），第三bE大调《五一节》交响曲（op.20，1929，附基尔萨诺夫作词的合唱》，歌剧《鼻子》（The Nose，op.15，1927～1928）、芭蕾舞剧《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op.22，1927～1930）、《霹雳》（The Bolt，op.27，1930～1931）等以及为影片《新巴比伦》（op.18，1928）和话剧《臭虫》（op.19，1929）的配乐，都呈现出年轻的作曲家追求器乐化和理性实验的标新立异。如前所述，1936年连续受到《真理报》点名批判的两部作品，被定性为“自然主义与表现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时期，肖斯塔科维奇还写了24首钢琴前奏曲（op.34，1932～1933）、第一C小调钢琴协奏曲（op.35，1933）、d小调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op.40，1934）和为一系列影片所写的电影音乐。虽然他的第四C小调交响曲（op.43，1935～1936）因批判中断排练，直到1961年才在莫斯科首演，肖斯塔科维奇终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短暂的反思之后，他于1937年创作了第五d小调交响乐（op.47）于11月21日由姆拉文斯基（E.Mravinsky，1903～）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首演，大受赞扬，再度提高他的名望。这部作品被称为“一个苏维埃艺术家对正确批评的创造性的回答”，有深刻的寓意内涵，它回到传统的交响乐套曲形式结构上来，有着贝多芬式的交响乐发展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有马勒作品的影响。第一乐章d小调，中板，奏鸣曲式；第二乐章a小调，快板，复三部曲式；第三乐章慢板，＃f小调，结合回旋曲与变奏曲原则的省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第四乐章快板，d小调，奏鸣曲式。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军队入侵苏联领土，爆发了卫国战争。当时肖斯塔维奇正在列宁格勒，他于7月至12月间创作了第七C大调《列宁格勒》交响曲（Leningrad，op.60），1942年3月在古比雪夫城首演，成了一件重大的社会事件。同年由亨利·伍德（Henry Wood，1869～1944）在伦敦指挥演出，很快在欧美一些国家上演，对团结国际反法西斯的力量起了鼓舞作用。这是一部在炮火中诞生的作品，构思宏伟，出于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作曲家将和平和战争两种景象作了音乐对比并置的描绘，正面的音乐形象是苏联人民，反面的音乐形象（侵犯插部）则是希特勒法西斯。按照作曲家原先拟定的小标题：第一乐章小快板，C大调，奏鸣曲式，《战争》；第二乐章中板，b小调，复三部曲式，《回忆》；第三乐章柔板，D大调，复3部曲式，《祖国辽阔的大地》；第四乐章快板，c小调，奏鸣曲式，《未来的胜利》。后来他将小标题删掉，其音乐内容仍呈现出鲜明的标题性。肖斯塔科维奇运用大的乐队编制，在三管制的基础上用8支圆号，6支小号，6支长号加上两架竖琴与一架钢琴，定音鼓5个。在配器上以不同色彩的大段落互相交替，形成对比，同时又使不同的乐器有各自的“音色线条”。世界著名的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库塞维茨基、斯托科夫斯基（L.A.S·Stokowski，1882～1977，美国）、罗津斯基（Artur Rodzinski，1892～1958，波兰—南斯拉夫，1926年移居美国）、米特罗普洛斯（D.Mitropoulos，1896～1960，希腊，1937年移居美国）等都指挥过这部交响曲的演出。

1943年肖斯塔科维奇定居莫斯科，任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教授，由于1948年的再次批判，他被解除教授职务，直到1960年才得以恢复原职。第八C小调交响曲（op.65，1943）到第十五A大调交响曲（op.141，1971），都是在莫斯科创作并首演的。斯大林在世时，除第四D大调弦乐四重奏（op.83，1949）、第五bB大调弦乐四重奏（op.92，1953）和24首钢琴前奏与赋格（op.87，1950～1951）外，他主要写一些爱国题材的大型声乐体裁作品和电影的配乐，其中有清唱剧《森林之歌》（op.81，1949）、《攻克柏林组曲》（op.82a，1950）、康塔塔《阳光照耀祖国大地》（op.90，1952）。(www.daowen.com)

1948年联共（布）中央发布决议后五年中，肖斯塔科维奇一方面写一些应时的通俗简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仍在探索新的技法和风格，博采众长。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逝世，标志着苏联文学艺术解冻的开始。他于同年夏天开始第十e小调交响曲的构思，这部编号93的作品于同年12月17日在列宁格勒由姆拉文斯基指挥首演，当时议论纷纷，围绕着“悲剧性”的内容争论不休。作曲家更多地表现了对战后苏联政治生活的黑暗与个人专制的揭露、抗争的感受和思索，反映了正义与邪恶、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尖锐矛盾所带来的悲剧。特定的创作背景和悲剧性的潜在标题性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又体现出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不少音乐学者至今仍在研究这个问题。此后，创作的第十一g小调《1905年》（op.103，1957）和第十二d小调《1917年》（献给列宁，又称“列宁交响曲”，op.112，1961），形式与风格接近传统，有明确的标题性，《1905年》分别以“冬宫广场”，“一月九日”，“永恒的怀念”，“警钟”为标题来描绘1905年革命，反映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英勇斗争精神。《1917年》着重以“革命的彼得格勒”，“拉兹里夫”（彼得格勒近郊的湖泊），“阿芙乐尔”（向冬宫开炮的巡洋舰名称）和“人类的曙光”为交响曲四个乐章的标题，用音乐来表现歌颂列宁的重大的题材。

1962年斯特拉文斯基80大寿时，赫鲁晓夫出面邀请这位曾被称之为“西方腐朽音乐文化的代表人物”和“俄罗斯叛国者”的作曲家回国旅游访问，他接受美国国务院颁发表彰的奖章和肯尼迪总统的宴请之后，途经巴黎、汉堡等地回到莫斯科，受到热烈的欢迎，导致苏联音乐文化解冻高潮的到来。肖斯塔科维奇在这一年取材诗人叶甫申科的新作《娘子谷》为题材，为男低音、低音合唱与乐队而创作了第十三bB小调交响曲（op.113），以《娘子谷》、《幽默》、《在商店里》、《恐怖》和《追名逐利》5首诗作为5个乐章来陈述，没有采用传统的曲式结构，出于歌词的内容和韵律考虑更多地运用回旋曲与变奏曲的形式结构因素。娘子谷是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的一个万人坑，1941年9月19日德国法西斯占领基辅后疯狂地屠杀了34000名犹太人，此后两年间在这里被杀害的犹太人和战俘共有10万人，娘子谷成了种族灭绝、野蛮的兽性的法西斯恐怖的象征。叶甫申科的诗在揭露，声讨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对苏联当局当时也存在的反犹主义进行辛辣的讽刺与批判，因此由康德拉申（Kyril Kondrashin，1914～1981）在莫斯科指挥首演后，立即引起一场争论，歌词几经修改后才重新上演。第十四交响曲写成于1968年（op.135），形式独特，由11个乐章组成，为女高音、男低音独唱与室内乐队而作，以11首不同诗人的诗歌来谱曲，围绕“死亡”这个中心描写人们的种种“非命之死”。他说“理查·施特劳斯有一部交响诗就取名为《死与净化》。这一切都跟宗教有关，跟相信灵魂不灭有关”，“我的《第十四交响曲》在写生与死的问题方面，跟理查·施特劳斯不一样……人死去就是终结，不会再有什么的了”^[4]。第十五A大调交响曲（op.141，1971）是他最后一部交响曲作品，由他的儿子马克西姆于1972年1月8日指挥苏维埃电台管弦乐团在莫斯科首演。这部具有“潜在标题性”的纯音乐的创作，包含着深邃的哲理性，是作曲家对人生的最后总结。他将许多老的音乐素材加以引用、汇集，有罗西尼、瓦格纳、格林卡和他本人的音乐作品的片断，而且有相当大的篇幅使用十二音技法。在此之前，他写的第十二弦乐四重奏（op.133，1968）、小提琴钢琴奏鸣曲（op.134，1968）、第十四交响曲和第十三弦乐四重奏（op.138，1970）都运用过十二音技法。苏联音乐文化解冻以后，肖斯塔科维奇终于有机会在现代音乐技法方面大有作为。

肖斯塔科维奇是20世纪音乐天赋很高又历经磨难的卓越的苏联作曲家，创作生涯有51年（1924～1975）之长，生前作品编号147部，有交响曲15部，弦乐四重奏15部，歌剧2部，舞剧3部，轻歌剧1部，各种乐器协奏曲6部，康塔塔与清唱剧5部，电影音乐36部，还有不少的室内乐、钢琴曲、独唱与乐队的声乐套曲、有伴奏或无伴奏的合唱曲、艺术歌曲以及根据电影音乐、话剧配乐和舞剧音乐改编的管弦乐组曲等等。他继承19世纪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传统，接近于穆索尔斯基和鲍罗丁；他又以创新的精神汲取西方现代音乐的技法，为我所用。他的音乐基于传统的调性，有鲜明的俄罗斯情调，但部分使用无调性和十二音技法，出现有调性与无调性的并置对比，和声充满不协和音。他在复调技法运用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有驾驭宏大规模的曲式结构的才能，又有敏锐的形式感和色彩感，管弦乐配器法掌握纯熟，能够下笔即成总谱。他一生没有中断过交响曲的创作，是他最高的艺术成就的生动体现。他作为一位知名的作曲教授，以大半生的精力献身于苏联的音乐教育事业，培养了卡拉耶夫、哈恰图良、斯维里多夫、季先科等一批作曲家。虽然他几度遭到不公平批判，但始终对苏联怀有坚定的信念，力求用自己的音乐来为祖国服务，推动苏联现代音乐的发展，使苏联音乐立于世界音乐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