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按照列宁颁发的苏维埃法令和“艺术属于人民”的号召，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最初几年，苏维埃音乐宣传依靠专业音乐家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和范围。在音乐厅举办音乐通俗讲座与音乐会，出版大量的小册子、活页歌片，许多业余的合唱队和乐队纷纷组织起来。在红军部队中还展开音乐的启蒙工作。由于音乐宣传工作大力展开，专业音乐文化在工农兵群众中得到推广，使群众业余的音乐社会活动得以发展。歌颂农民领袖斯捷潘·拉辛和布加乔夫的民歌，填词的古老的士兵歌和城市歌曲，在群众中广泛地流传开来，反映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1920年初，波克拉斯写了一首反映骑兵生活的歌曲《布琼尼进行曲》，瓦西里叶夫·布格莱根据乌克兰民歌写了歌曲《离别》很快就流传开来。著名的合唱作曲家卡斯塔尔斯基以俄罗斯民歌与支声复调手法写了许多合唱曲和群众歌曲。1921年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会在国家出版社音乐部设立宣传鼓动处，安排和组织一些作曲家从事于宣传鼓动群众歌曲的创作。1924年建立“革命作曲家与音乐工作者联合会”。1921年至1925年间，苏联结束国内战争后恢复国民经济，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各种不同的音乐结构和团体相继出现，1923年成立现代音乐协会（ACM），积极宣扬西方的现代主义音乐，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参加这个协会，其中有米亚斯科夫斯基、肖斯塔可维契。相对立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PANM）也成立起来，他们要破旧立新，“向小市民趣味进行斗争”，将音乐的抒情性与民族因素看作是同富农阶级的思想有联系的表现，要人为地创立一种“无产阶级风格”。这时期还出现轻音乐作曲家的团体“莫斯科作曲者协会”（AMA）。1925年在莫斯科又成立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创作小组，参加者有达维坚科、别雷、科瓦尔、车姆别尔治和舍赫切尔等人，他们着重于歌曲和合唱的创作，以反映苏联人民的现实生活。

20世纪20至30年代初，一些作曲家也写了一些重要的大型作品，有：米亚斯科夫斯基（N·Myaskovsky，1881～1950）的第六交响曲（1921）、第八交响曲；格拉祖诺夫（A·Glazunov，1865～1936）的第六弦乐四重奏（1921）、格季凯的第三交响曲（1923）；伊波利托夫·伊凡诺夫（Ippolitov-Ivanov，1859～1935）的管弦乐组曲《土耳其片段》（1925）、交响诗《修道士》（1927）。格里埃尔（R.Gliere 1875～1956）于1926年至1927年创作了芭蕾舞剧《红罂粟》（The Red Poppy）是苏维埃体制下最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音乐作品，以20年代中国某港口为背景，苏联船只经常进出这个港口，当地码头工人与苏联船员有所接触，当革命爆发，港口反动官员镇压革命无效，企图以谋杀苏联船长威吓革命群众。歌女桃花受船长启发，向往革命，当刺客向船长开枪时，桃花挺身遮挡，中弹牺牲。临终时，桃花手执一朵象征自由的红罂粟花赠予周围的群众，最后响起《国际歌》预示革命的胜利。因罂粟花是鸦片的原料，1957年更名为《红花》（The red flower）。

这时期，苏联音乐表演艺术逐渐形成其特点，在原有的乐队和合唱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最早的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国家合唱团、皮亚特尼茨基领导的俄罗斯民间合唱队。20年代，乌克兰的《托姆卡》合唱团（1920）、格拉祖诺夫弦乐四重奏团（1919）、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团（1923）、科米塔斯弦乐四重奏团（1925）；由作曲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Alexander Alexandror，1883～1946，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门生）领导的红军歌舞团（1928，后改称苏军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他为歌舞团写的《布尔什维克党颂歌》于1944年定为苏联国歌。这些音乐演奏、演唱团体先后建立，对苏联音乐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十月革命前已成名的老一辈音乐家通过他们的演奏及教学活动在这方面作出很大的贡献。1927年年轻的钢琴家列夫·奥波林（Ler Oborin，1907～1974）在华沙的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上获得第一名，显示出苏联音乐表演艺术方面的实力。由于19世纪格林卡、强力集团和柴可夫斯基形成传统的影响，苏联演奏家们力求以精湛的演奏技巧去揭示乐曲的内容和思想感情，表现出质朴、明朗的风格。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由于国内复杂的社会状况，为了躲避日益尖锐化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有一些音乐家离开苏联到国外定居。拉赫玛尼诺夫乘赴北欧旅行演出之便，于1918年去美国。普罗科菲耶夫于1918年至1932年一直侨居国外，先在英国，后途经日本到美国。格拉祖诺夫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得意门生，1905年革命时因导师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而被开除，他坚决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同沙皇当局展开斗争，要求恢复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音乐学院的教授职位。由于学生们的敬仰和拥护，他于同年担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后因病出国就医，1928年离开苏联，翌年访问美国，后定居于法国，1936年3月21日在巴黎逝世，终年71岁。

闻名世界的男低音歌唱家菲奥多尔·夏利亚宾（Fyodor Chaliapin，1873～1938）于1896年在莫斯科马蒙托夫歌剧院演出一系列俄、意、法歌剧，享有盛名。20世纪初在欧美各大城市演唱，国际声誉很高。十月革命后，他任彼得堡马利亚剧院的艺术指导。1921年获准出国巡回演出，侨居国外，1938年4月12日在巴黎逝世，终年65岁。

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作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调整了文艺政策，取缔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现代音乐协会内部也引起分化，米亚斯可夫斯基、舍巴林（Vissarion Shebalin，1902～1963，前者的门生）、卡巴列夫斯基（Dmitry Kabalevsky，1904～1987）等人都脱离该会。同时，苏联作曲家协会成立，将不同流派的作曲家会聚起来，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解决苏联的音乐创作问题，要求作曲家表现当前的现实题材，反映人民群众丰富的现实生活，讴歌苏维埃人的创造性劳动。A.亚历山大罗夫写了不少部队歌曲，汲取俄罗斯民歌素材，继承和发展了内战时期的革命歌曲传统，表现了红军的英勇和威武精神。歌曲《沿着高山，沿着平原》的曲调就来自革命民歌。随着苏联各地民歌合唱团体的成立，演唱民歌成了一种风尚，促使新的歌曲创作发展。30年代有声电影的出现更加推动着歌曲异常迅速的流传和广泛的普及。杜那耶夫斯基（Isaak Dunayevsky 1900～1955）的歌曲《卡霍甫卡》《快乐儿童进行曲》《运动会进行曲》《哎，生活在苏联国内多美好》和《祖国进行曲》等，随着有声电影银幕的传播很快风行全国。查哈罗夫的歌曲《沿着村庄》《小路》《绿色的原野》《送别》和《有谁知道他》；德米特里与达尼伊尔·波克拉斯兄弟的《骑兵》《假如明天战争》和《莫斯科颂》等歌曲；勃兰切尔写的《喀秋莎》《斯大林之歌》；诺维可夫写的《夏伯阳之歌》《茶炊-火枪》《瓦夏，小瓦夏》和康帕涅叶茨的《为祖国而战》等等，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在卫国战争期间起了很好的爱国鼓动作用。

歌曲的繁荣影响着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苏联歌剧体裁的创作。捷尔任斯基于1936年写成歌剧《静静的顿河》；赫连尼科夫于1939年创作内战题材的歌剧《冲向暴风雨》；卡巴列夫斯基根据罗曼·罗兰的小说而写的歌剧《克拉姆西的匠人》（1937）；阿萨菲耶夫（Boris Asafyer，1884～1949）的芭蕾舞剧《巴黎的火焰》（1932）和《巴赫切沙拉伊的喷泉》等。普罗科菲耶夫1933年回国后于1935年创作的三幕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op.64）是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之后最优秀的舞剧之一。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的老一代和年轻的作曲家也写了不少合唱、歌剧、交响乐、室内乐以及各种声乐、器乐体裁的作品。

肖斯塔科维奇于1930年至1932年创作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op.29，1956年修订，改名《卡捷琳娜·伊兹迈洛娃》）1934年在莫斯科首演，四幕结构，取材于列斯科夫（1831～1895）的同名小说，情节叙述卡捷琳娜与其姘夫合谋，相继害死公公与丈夫，事情暴露后，两人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其姘夫又另有新欢，卡捷琳娜溺死情敌后自尽。这部作品之后，他于1934年至1935年又创作一部芭蕾舞剧《明亮的小溪》（op.39）试图描绘库班哥萨克地区集体农庄的生活，作曲家没有用民族歌曲来表现，而是将他早期舞剧《螺丝钉》的片断搬来，以工业音乐用来表现农庄生活，牛马不相及。《真理报》1936年1月28日发表社论《混乱代替了音乐》，2月6日又发表社论《芭蕾舞的矫揉造作》（有译《芭蕾舞的幌子》或《舞剧的虚伪》）猛烈地批判这两部作品，公开谴责作曲家违背苏联音乐的创作原则，抨击这两部作品具有资产阶级“最庸俗的气息”和音乐上的“形式主义”。同时，在音乐界也掀起一股批判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浪潮，将勋伯格、威伯恩、米约、奥涅格、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都当做“腐朽的西方音乐文化”，大加鞭挞。(www.daowen.com)

30年代后期，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理论导引下，米亚斯可夫斯基这位交响乐作曲家改变他原来倾向于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第十六F大调交响曲（op.39，1935～1936）是献给苏联空军的，终曲以歌曲《飞机在飞翔》的旋律，表现空军的英勇形象。第十八C大调交响曲（op.42，1937）是为十月革命20周年而作。第19bE大调交响曲（op.46，1939）是为军乐队而写的。战前写的第二十一＃F小调交响曲（op.51，1940）形式结构严谨而富于技巧性，尽管没有标题性提示，音乐以抒情的陈述表现出深刻的诗的默想和坚毅的生活意志力。他最后一部第二十七C小调交响曲（op.85）则是战后1949年至1950年创作的。

亚美尼亚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 Khachturian，1903～1978）的创作富有民族风格，他是米哈伊尔·格涅辛和米亚斯科夫斯基的门生，善于将外高加索几个民族的民间音乐有机地融合到他的器乐曲中，在民间歌曲和舞曲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如第一E小调交响曲（1934）、bD大调钢琴协奏曲（1936）、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1940）、芭蕾舞剧《加雅涅》（Gayane，1940～1942）等，音乐热情洋溢，美妙动人。他为苏联交响乐创作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1941～1945），不少作曲家都投入创作爱国歌曲的洪流之中，索洛维约夫·谢多伊（Solov＇yov Sedoy，1907～1979）在4年中经常深入前线、部队与士兵一起生活，总共写了70多首歌曲，大部分是抒情性的，旋律真挚动人，如《海港之夜》《夜莺》《拉吧，我的巴扬琴手》等，战后写的抒情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更负有盛名。他还写了一些诙谐歌曲、军队进行曲和陆军队列歌曲。与此同时，有一些作曲家以大型的音乐体裁来表现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的题材，如肖斯塔科维奇于1941年写的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op.60），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围攻，以战争为题材颂扬苏联军民的英勇抗战。卡巴列夫斯基于1942年写的合唱与乐队的组曲《人民的复仇者》，史托加连科的大合唱《我的乌克兰》（1943），沙波林（Yury Shaporin，1887～1966）的清唱剧《为俄罗斯土地而战》（1944）等，都以爱国的热情来描绘人民紧张而艰巨的战斗和英雄主义精神。

40年代中叶，肖斯塔科维奇、米亚斯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穆拉 杰里、赫连尼可夫（T.N.Khrennikov，1913～）、波波夫（G.N.Popov，1904～1972）、格鲁吉亚的巴兰奇瓦泽（A.M.Balanchivadze，1906～，有译巴兰瓦德切）、乌克兰的斯尼克维契等，在他们的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出现现代音乐技法与新的风格探索，倾向非标题性的形式结构的构思。由于这种所谓“形式主义”的倾向得到部长会议艺术事业委员会、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和相当多的音乐评论家的支持，1948年2月10日联共（布）中央针对这种倾向作出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友谊》的决议，严厉地批判和谴责了有关部门领导和作曲家的创作，有7人被点了名，撤销职务，取消上演资格。

穆拉杰里（V.I.Muradeli，1908～1970）是斯大林的同乡，出生于格鲁吉亚，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米亚斯可夫斯基学作曲，是成功的少数民族作曲家之一。1947年为庆祝十月革命30周年创作了歌剧《伟大的友谊》，故事情节涉及为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起过重大作用的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没有歌颂斯大林的历史功勋。当时联共（布）中央主管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日丹诺夫（1896～1948），对这部歌剧十分厌恶，认为它的音乐和脚本都有严重的问题，所谓情节有“历史的不准确”。他在多次讲话中主要谴责作曲家的“形式主义的倾向”，即苏联作曲家去偏爱“没有歌词的器乐交响音乐的复杂形式”，轻视歌剧和合唱音乐，说：“忽视标题音乐，也是背弃进步传统。大家知道，俄罗斯的古典音乐照例都是标题音乐。”①转引自：博里斯·施瓦茨.苏俄音乐与音乐生活（1917～1970）.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294斯大林逝世后，1958年5月28日苏共中央在赫鲁晓夫（1894～1971）支持下作出纠正这次历史性错误的决议，肖斯塔科维奇等人得以恢复名誉。

在苏联众多的作曲家中，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是西方公认的苏联最卓越的音乐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