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服饰

辽的服饰受盛唐风格的影响极为显著。从内蒙古巴林右旗友爱辽墓出土的木板画《侍女图》来看，侍女乌发浓重，束高髻，髻顶有白色环状饰，下系红色带，带边饰黄色联珠纹。髻前两鬓插半圆形梳，左梳红色，右梳淡绿色。上身外着乳白色短襦，直领，淡绿色边，襦下为绛紫色地淡绿色团状牡丹花纹夹衣，胸前领后露出红色衣里，衣下部两侧开欹，分前后两片，底缘半圆形。内穿长裙，足穿绛紫色敞口鞋。胸前露墨绿色护胸，外缘淡黄色。于夹衣外胸前结红边橘黄色长带，带头并列下垂。这种妆饰与衣着特征颇具唐代侍女遗风。

此外，在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的2号墓《颂经图》中，盛装女子均容貌丰润，发型讲究，着宽大衣袍，犹如唐代仕女画翻版。全图围绕颂经贵妇展开。贵妇云鬓抱面，所梳发髻的正面上下对插两把发梳，佩金钗。弯眉细目，面如满月。红色抹胸，外罩红地球路纹宽袖袍，蓝色长裙，端坐于高背椅上。贵妇前侧并立4人，前2人为男吏，头戴黑色展脚幞头，分着红色、深褐色衣袍，表情谦和。后2人为侍女，一人着红袍，一个着浅色袍，均面向女主人拱手恭立。贵妇身后侍立二女，一持扇，一捧净盆。上述侍女除持扇者梳双髻外，其余发型均与女主人相同，着服亦为宽袖袍配长裙。这些都是汉族服饰的风格，但在辽墓壁画中却有所反映。

内蒙古巴林右旗友爱辽墓木板画《侍女图》

辽耶律羽墓中的丝绸团窠和团花图案，也从服饰图案上表明了辽与唐的不解之缘。在唐代，团窠成为一种将圆形主题纹样和宾花纹样作两点错排的图案形式的通称，而与此相类似的具有圆形外貌的花卉图案，称团花更为合适。耶律羽之墓中的团窠卷草对凤织金锦、绢地球路纹大窠卷草双雁乡、黑罗地大窠卷草双雁蹙金乡、罗地凤鹿绣、簇六宝花花绫等，基本上属于团窠或团花图案的范畴。这显然是对唐代团窠和宝花图案的直接继承，受到了唐代晚期丝绸花鸟图案中穿花式纹样的影响。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2号墓壁画《颂经图》

到了辽宋并立时期，契丹人和汉族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在两国关系缓和时期，还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形成“茶马互市”。宋辽服饰之间的相互融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在汉族服饰和本民族传统的影响下，辽的服饰形成了独特的汉胡杂糅风格。根据接受汉服影响深度的不同，可以把辽的服装分为北班与南班两种类型。北班服饰为契丹族的“国服”；南班服饰则被称为“汉服”。北班服饰以长袍为主，男女皆然，上下同制。一般都是左衽、圆领、窄袖。袍上有疙瘩式纽襻，袍带于胸前系结，然后下垂至膝。长袍选用的色系一般比较灰暗，有灰绿、灰蓝、赭黄、黑绿等几种，纹样也比较朴素。贵族阶层的长袍，大多比较精致，通体平锈花纹。也有出现龙纹的，这反映了两民族的相互影响。

南班服饰不仅百姓可穿，汉族的官吏也同样可以穿。

宋朝流行的服饰诸如男子戴的幅巾，女子用以包裹发髻的巾袱，百裥裙，旋裙以及宫廷舞乐者的穿戴等自然会很快传入辽朝。根据《契丹国志》等书的记载，就连契丹国主也受到影响，在外出射猎时也头裹诸如汉人戴的幅巾。在契丹画家胡环所绘《旧歇图》里就有戴幅巾的契丹人物形象。

包髻是宋代妇女用以包裹发髻的巾袱。在辽墓出土的壁画中，也常常见到妇人包髻的形象。例如河北宣化辽代5号墓的后室西南壁壁画上，画有一桌，桌后站一妇女，黄色扎巾；桌右妇人包髻。察右前旗豪欠营6号辽墓出土的鎏金铜面具的上部，有一圈宽8厘米的帽状巾帻。帽状巾帻由四层丝织物组成，内絮丝绵，厚约0.3厘米。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的后室西南壁上，也在画面右端描绘有一妇人头部包髻的形象。由此不难看出，在当时，契丹妇女受宋影响也养成了包髻的习惯，北宋大都市妇女，除了爱好包髻，还特别重视花冠。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2号墓东南壁也画有一妇人头饰白色花。由此可见，宋人以花冠装饰发髻的习尚也对辽代妇女产生了影响。(www.daowen.com)

百裥裙始于六朝，至宋大兴。这种裙在辽金墓中也有所反映，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3号墓东壁壁画上的妇人：头束髻，上身着蓝色左衽短襦，不系裙腰之中；下身穿红色蓝花百裥裙，足着团体色鞋。同为河北宣化的张文藻壁画墓，其后室南壁壁画里的挑灯侍女穿的也是百裥裙。宋代流行的裙式中还有以裙两边前后开衩的“旋裙”。这种旋裙在辽金墓中也有所体现，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6号墓西壁画有《散乐图》：舞蹈者梳髻，上穿绿色交领短衣，下穿杏黄色旋裙，绿地白圈红点裤，红色蔽膝，黑色鞋。10号墓中也有类似的发现。

花脚幞头在宋代是宫廷舞乐者所戴的一种幞头，在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6号壁画墓中，西壁《散乐图》中的乐队7人：均头戴形状各异的花肢幞头，上插花卉，眉间涂一黑点。10号壁画墓中前室西壁男装女乐亦戴类似的花脚幞头。

1971年在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村里发现的辽墓，是一座汉族男子的墓葬。墓主是一个辽王朝的官吏。在他的陵寝四周的墙壁上，画满了各色人物，大多为汉族装束：男子或束发髻，或戴幞头，通穿圆领长袍；妇女梳髻，髻上插有发饰，耳垂挂有耳饰，身穿窄袖短襦，下穿曳地长裙，在腰的左侧，还垂有一条绶带，带上打有一结。

在辽代，服饰还是身份地位和阶级关系的反映。从辽庆陵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多穿小袖，有裹巾子的，有髡发露顶的。这与当时人的身份地位相关。契丹本部的身边侍从，有品级的才许使用巾裹，一般仆从及本族豪富也必露头，即使身为富豪，也需向政府进献大量财富才能取得戴巾子资格。另外，内蒙古库伦旗七号辽墓墓道西壁壁画中，以墓主人和侍从的形象刻画，则深刻反映了主仆之间的阶级关系：

墓主人身着淡蓝色圆领窄袖长袍，足登红靴，左手挎带、右手端红色方口圆顶帽；墓主人身后一侍从，戴黑色巾帻，内穿蓝色中单，外着淡蓝色交领窄袖长袍，外套蓝色交领半臂，围捍腰，袍襟掖于腰部，缚裹腿，穿麻鞋。左手持蓝伞荷肩，右手握拳至胸前。主仆的地位悬殊，从各自的装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古代绘画中的人物服饰

辽的服饰中还体现了宗教信仰。在其宗教信仰上，一方面契丹人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及民族传统宗教的成分，另一方面则逐渐接受中原地区的宗法性国家宗教的影响，形成一种混合的形态。这种混合信仰也体现在辽的服饰形制上——在辽的服饰中，对于萨满教、佛教及道教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

契丹人早期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由萨满扮演重要角色的一种宗教形态，以萨满和神相通，代神说话，驱魔消灾，为民求福为特色。萨满教的法具有很多，其中法帽（又作“神帽”）是最具代表性的法器之一。早期辽墓出土的鎏金银冠，在造型上与“神帽”较为相似，有可能就是从“神帽”衍变而来的。如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有一顶双凤戏珠纹鎏金银冠，高20、周长62、径19.4厘米。冠面正中悬一火焰珠，两侧双凤相对，昂首展翅，长尾，中有云气浮动，周边压印卷云纹，上宽下窄，装饰图案疏密有致，线条流畅，形象生动，制作精致。据介绍这顶鎏金银冠出于棺内朝东向死者头部。这与中原墓葬墓主头朝北向截然不同，表明墓主是信仰萨满教的人。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过一种双龙戏珠纹的鎏金银冠，其形制、大小，都与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这一种相仿。

辽国自太祖皇帝起世代崇信佛教，对佛教皆采取支持、保护政策。辽国对佛教的信仰，在其服饰上同样也有一定的反映。在辽代早期的墓葬诸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发现有盾形宝相花金戒指一枚，做工精致，花式边，中心模冲宝相花，周围在枝叶纹，指环饰卷叶纹。该墓随葬品中还有凸字形与桃形鎏金铜带扣各一个，其扣环正面皆模铸忍冬卷草纹。宝相花和忍冬卷草纹都是佛教的经典图案之一，将其运用在首饰和带扣上，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信仰与倾向。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的石棺内，有一具老年妇女的骨架，身上穿裹着十余件丝织品袍衫和裙裳，其中棉袍袍带的背饰为一件鎏金镶琥珀宝塔鸾凤纹银捍腰，后附罗衬，围于后腰。其面部锤錾出五个塔式建筑，刹如伞顶，檐有流苏，底为莲座，塔身镶琥珀，地錾鸾凤纹，此器两端分垂于膝下。

道教在辽朝的力量和影响比佛教要小得多，流行区域及人数也不能与佛教相比，尽管如此，它还是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欢迎，他们当中对道教感兴趣者不乏其人。据史籍记载，辽兴宗好道，甚至在夜宴时命后妃易装为女道士。在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随葬物品中，有鎏金银冠和高翅鎏金银冠各一件。共中鎏金银冠用银丝连缀16处长镂雕鎏金薄银片制成。前面2片，左右两侧各三组6片，后面2片。银片边缘多呈云朵形，唯后面上片为山形。前面下片正中錾刻一道教人物像，并錾刻云朵、凤凰。而高翅鎏金银冠是用镂雕鎏金的薄银片制成。银冠旁边有一银质鎏金道教造像。像下为双重镂空六瓣花叶形底座，像后有背光，边缘有九朵卷云，或似九枝灵芝。造像人物高髻长须，身着穿袖长袍，双手捧物盘膝而坐。座底有二孔，与冠顶二孔相吻合，推测原应缀于冠顶。鎏金银冠和高翅鎏金银冠上的道教人物造像，表明陈国公主与驸马对道教的倾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