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一篇谓古代所谓术数中之“天文”、“历谱”、“五行”，皆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以后所谓阴阳家皆即此意推衍，将此等宗教的思想加以理论化。（第七章第七节）阴阳家，于其成“家”之时，即似有与一部分儒家混合之趋势。盖孔子对于古代传下之术数，本似仍有相当之信仰。故因“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而叹“吾已矣夫”。又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天人之际”，孔子固亦重视之也。司马迁于《孟子荀卿列传》中，兼及驺衍之学说，谓：“然其要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是驺衍亦讲儒家之学也。《荀子·非十二子篇》，谓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今《孟子》书中，无言及五行之处，或者其后阴阳家之语，有混入“孟氏之儒”之学说中者，故荀子为此言也。及至秦汉，阴阳家之言，几完全混入儒家。西汉经师，皆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所谓今文家之经学，此其特色也。当时阴阳家之空气，弥漫于一般人之思想中。“天道”人事，互相影响；西汉人深信此理。故汉儒多言灾异。君主亦多遇灾而惧。所谓三公之职，除治政事外，尚须“调和阴阳”。陈平谓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遂万物之宜者也”，丙吉问牛喘，以为“三公调和阴阳；今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因暑而喘，则时节失气，有所伤害”。（自汉儒多言灾异下，详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公除负政治上之责任外，尚须负自然界中事物变化之责任。故汉时遇有灾异有策免三公之制。此在今所视为奇谈，而在西汉阴阳家空气弥漫之时代，则一般人皆视为当然之事也。(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