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3年，中国政治空前巨变，社会阶层分化重组，市民生活趋新求异，衣食时髦潮落潮起，礼俗文化新旧杂陈。中国人品味了社会变迁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但又陷入深度的文化困境中。文化虽是抽象的、精神的，却离不开复杂、丰富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包罗万象，举凡物质生活、风尚习俗乃至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无不属之。

多年来，研究者或剖析精英思想，或描述民众的日常生活，凸显出不同层面文化，两者看似泾渭分明。关于精英和民间文化的两分研究理论可以溯源于美国人类学家雷德斐（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之说。他认为，这对概念也可称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民间文化与经典文化，或大众传统与学者传统，亦可称为科层文化和世俗文化”。^[1]他又以此认识城乡差异，认为人类学家调查中国、印度、中东等农民社会时发现，即便是小社会亦非孤立存在、自我完善，不仅形成一种并列关系，而且存在上下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面是较原始的农村族群，另一方面则是城镇。^[2]受此影响，西方不少研究者倾向于把文化传统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人们对大、小传统的理解一直见仁见智。思想史家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中的“雅”、“俗”两个层次，恰好相当于大、小传统或两种文化的分野。他认为：“大体说来，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由于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所根据的经验都是农村社会，这两种传统或文化也隐含着城市与乡村之分。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学校和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在农村中传衍的。”^[3]

“大传统”、“小传统”的说法遭到一些人质疑。美国另一位人类学家施坚雅认为，大、小传统的创造者并非完全分开：农村的地方绅士“也都与农民一样，参与地方小传统——虽则他们当然也赋予某些成分以更精致、更具普遍性的小修小改。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一大群各行各业的专家（商人、手艺人、僧道、抄胥、讼师、风水先生等），其中不少是知书识字的，但他们既非农人，也非绅士”。他也认为，中国的“大传统”也不能与一些论者看重的儒学等同，“把儒教装扮成‘大传统’的角色，起了遮蔽或贬低与佛、道相关的高级文化的作用”。他认为两种传统并不隐含着城市与乡村之分。施坚雅通过对一些士大夫传记的分析并采用潘光旦、费孝通的研究，认为同治、光绪年间，住在城市中的士大夫“至多占四分之一”，“中国士大夫绝大多数决非来自城市”。^[4]这一观点凸显了“大传统”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性，试图超越两分模式。近年国内学者对大、小传统说多所批评或修正，而实证研究尚不多见。笔者认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同异互见，有合有离，其具体情形很难一概而论，民国早期便不乏此类情形。(www.daowen.com)

社会风俗既含时尚性，又有稳定性。一般说来，风俗表现为受自然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民情、民性，范围较礼俗为广。风俗带有自发、自然的特征，且多有地方性，但风俗的载体并不限于下层民众，古人有“上好下甚、下好上从”的说法，反映了不同阶层对风尚习俗的作用。士大夫的许多思想观念都来自下层民众，从民间社会消化、提炼而成，最终形成著述，甚至成为经典，如《诗经》。同时，士大夫也参与、引导、丰富了大众文化。元代学者李果题《风俗通义》云：“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之谓俗。”^[5]大众文化包含“上行下效”，或者说模仿、吸取“精英文化”的方面，反之亦然。比如，五四知识分子对三纲五常的批判和改造，契合了晚清以来的民间社会心理，反映了民间已有的部分事实（如丧葬祭礼的简化、贞节观念的松动），但又成为近代伦理变迁的引擎。在不同群体的相互影响中，社会风俗臻于“众心安之”，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方式。

中国幅员辽阔，近代城乡差异日益扩大，一些城市和通商口岸成为引进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带，也是精英思想和新文化生长的渊薮。农村生活既受邻近城市的影响，又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变化迟缓而微弱。清末民初，当思想新潮在一些城市接踵而起时，许多城镇仍然波澜不惊，广大农村则大体上是一潭死水。就近代生活的“变迁”而言，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无疑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京、沪尤具典型意义。近代京、沪对于传播西学的重要性不同，接受西俗程度有别，礼俗变迁也各有特色。所谓京派、海派之分其实不限于文学、戏曲方面，而且可以援用于考察近代市民文化、生活方式的性格差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社会生活复杂多彩，变迁过程曲折参差。当中国人渐渐分享着近代物质文明的成果时，却难以抵御奇技恶俗的腐蚀；许多人崇慕、移植西器西俗时，却不免陷入精神上的混乱和困惑。民国年间，都市社会的物质文明渐趋改善，而人的精神信仰更显茫然。一些新潮人物也不自觉地在宗教或伦理观念上沿袭传统，新思想还没有完全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