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一般生活形态大致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生活是人类得以延续和精神文明得以创造发展的前提，人们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需求，然后才有可能从事政治的、科学的、艺术的或宗教的创造。宋明以来的道德学家刻意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实践中的人们从来不会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去妄谈什么道德伦理，而是以生存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因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就离不开对物质生活形态的探讨。

衣食住行是人们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之所以将衣放在衣食住行之首，表明衣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生活形态，而是具有超越物质生活形态的某种含义。

在人类形成之初，原本就是来去无牵挂，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没什么两样。只是到了后来，人类开始有了羞怯意识，于是西方有亚当与夏娃以树叶遮蔽，东方则有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服饰不简单地具有物理的功能，它不仅能取暖御寒，还兼有文化上的意味。中国王朝更姓易代中的易服色，始终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意味，这一点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始终不变。即便到了抗战这样的非常时期，服装的改革尤其是服饰在政治上的意味依然非常浓厚，“故吾人以为欲谋民族之复兴，一切改革必须力求其彻底。大而一国之政体，小而一身之衣服，凡举悖理之法，失时之制，皆宜以大刀阔斧，斫伐而铲翦之。务使全部皆呈新气象；然后‘复兴’二字，始有足言”。^[1]因而，在民国中晚期，服饰改革貌似追求时尚，其内核当然也有某些政治上的考量。

通观民国服饰变革史，原本就是政治史。初入民国，清朝的官服被孙中山领导的共和政府一举废弃，此后虽有两次政治上的复辟，但官方服饰始终不能重回大清，而是在现代政治轨道上前行。

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十二年在内的民国后期，官方服装规定基本上以孙中山创造的“中山装”为主要样式。这款样式前后有不少改造或改进，但追根溯源，基本上在晚清学生装的基础上，参照英国猎装进行改进而成。其样式中如四个口袋、五个扣子、袖口上三个纽扣的政治说明等，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由此可以看出这款官服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

中山装因孙中山率先穿着而得名且广泛流行，民国初年被规定为官方礼服，且赋予这款服饰各种各样政治化的解释。比如依据礼义廉耻四维含义确定四个口袋装饰。至于口袋盖被设计成方便插笔的形态，说是标志着民国是以文治国，废弃武人专政。至于中山服前襟上的五颗纽扣，说是依据孙中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原则设计的。至于袖口上的三粒纽扣，象征着孙中山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

由于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形象，是国共两党在政治上争夺的对象，因而中山装在民国政治史上也就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政府规定中山装为公务员的标准制服，是重要典礼的规定礼服，而共产党虽然没有在文字上对这款服装有过规定，但看看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的照片，看看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政治领导人的照片，差不多都以中山装为正式礼服，乃至日常服装。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后来的解放军，其军服的基本制式，也是从中山装演化而来，在北方的军队中或配置皮帽，或配置棉帽，只是冬天的中山装显得非常臃肿，没有国民党军官现代军装的潇洒与英武。

中山装之外，民国中晚期比较重要的服装还有长袍、马褂。这是从中国传统休闲服装中演化过来的一款服装，但在民国中晚期，成为比较保守的中年人及公务人员交往时的中式礼服。这款服装主要流行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共产党控制的区域，虽然也有一些年长的公务人员穿着，但总是显得有点保守，缺乏革命新气象，因而不被年轻一代革命者所看重。

民国中晚期是国际交流非常频繁非常紧密的时期，因而近代以来就传入中国的西服、革履、礼帽等，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人重要的礼仪性服饰。西服、革履、皮鞋、圆顶礼帽，帽檐宽阔并微微翘起，冬天使用黑色毛呢，夏天使用白色丝葛，有时再配上一支文明手杖，这是西方绅士比较标准的配置，也是民国晚期中国城市中时尚流行的一款服饰。只是这样的服饰在共产党控制区并不流行，但共产党的领袖如周恩来等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政治活动时，也大体以西服为主要的日常服饰。

至于那种传统对襟上下短打扮的装束，后来一度被误解为唐装。其实，这种服装是从传统装束演化而来，基本上是下层社会的装扮，方便劳动，这种服装在中国广大农村一直流行。其形式有春秋穿的单衣，也有冬天穿的棉衣，布料以土布为主，颜色主要有天然白色、黑色和青藏蓝色几种基本色。

与下层民众这种对襟上下短打扮相配套的装饰，在中国北方许多地区是在头上扎一条白色的羊肚毛巾。这种装饰到了后来被艺术化，其实它最初功能和西装的领带一样，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主要是北方地区气候干燥，常年少雨，到处弥漫着尘土，为了防止尘土弄得到处都是，特别是弄到头发里，因为北方少水，洗澡、洗头都不容易，所以就用这种羊肚毛巾包裹住头发，遮住尘土。同时，天气寒冷时，还能起到保暖御寒的功能。天热时，可以用来擦汗，又具有南方农民草帽、斗笠相等功能，遮蔽阳光，防止日晒。

作为一种文化，到了近代，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女性逐渐走上社会，成为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成员，因而女性服饰逐渐成为服饰文化的主流，引领时尚。

妇女解放运动对服饰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为服饰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空间，随着人们精神的解放，服饰文化所体现的等级制度、性别歧视观念等陈规陋习开始瓦解，消费者的嗜好、大众审美通用尺度，逐渐成为女性服饰走向繁荣的动力。

由于五四后新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她们不再像旧女性缠足，也不再像旧女性那样将自己的身体严密包裹起来，而是大胆运用服装和造型，尽量充分展示女性自然天成的曲线美、凸凹美。同时，新式布料以及西方剪裁方式的传入，西方洋装、电影、戏剧的传入，特别是交谊舞、赛马、网球等公共交往的扩大，都为女性服饰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可能。中国传统女性的装束诸如梳髻簪钗逐渐被新女性所抛弃，短发、烫发，逐渐成为女性发型时尚，手袋、眼镜、手表、洋伞、高跟鞋、丝袜，以及镶金牙套等，逐渐成为女性的新宠。当然，这些时尚主要流行在中心城市，而不包括农村，甚至不包括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后来所谓30年代都市生活记忆，所谓大上海的繁华，其实就是时尚女性在那个年代创造出的城市文化。

图6-2 穿西装和高跟鞋的女子

在三四十年代几个中心城市，时尚女性的基本装束为袄裙。这种袄裙的起源比较早，基本构造是上衣下裙两件组装。到了民国后期，这种款式在基本制式即上衣下裙不变的前提下也有很大改进，长袄为高领、窄袖；短袄为低领、宽袖，袖长齐肘，袖口肥大宽直。下摆有直襟、大襟和偏在右襟自领而下的斜襟等。由于此时都市女性思想解放大胆，因而这款服装的裁剪比较讲究紧体，容易凸显女性身材的曲线美，下身通常配制长套裙，有飘逸潇洒之感，被誉为民国后期的“文明新装”。很显然，这套“文明新装”是从中国传统演化而来，是传统在新时代的重塑与再造。

与袄裙情形相类似的女装是旗袍。旗袍原本是清代旗人女性的日常装束，因而称为旗袍。其基本特征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材料多用绸缎，并尽量绣满花纹，领、袖、襟、裾，一般都滚有宽阔的花边，总是给人一种华丽美、庄重美，具有东方文化柔和美的具象。

进入民国之后，旗袍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结束而消失，反而得到改良和改进，进而被政府确定为官方礼服。在官方倡导下，各大中心城市时尚女性受欧美短裙风潮的影响，在30年代中后期，对旗袍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原来拖地的长旗袍逐步变短，下摆上缩至膝盖，袖口变短变小，并开始出现校服式旗袍，下摆缩至膝盖以上一寸，袖子采用西式。由于生活形态多元化，审美观念多元化，旗袍改良的同时，也有复古倾向，3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中心城市时尚女性将旗袍下摆加长，袍底落地遮住双脚，被称为“扫地旗袍”。但其袖口则从原来能够遮住手腕变得越来越短，先是短至肘部，后则缩至肩下两寸，至30年代末，干脆流行无袖旗袍，引领一时新潮。

清代旗袍下摆一般比较保守，并不开衩。但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随着娱乐业的发达，一些从事娱乐行业的女性将旗袍下摆进行改造，先是悄悄从旗袍的左边开低衩，渐渐越开越高，竟至膝部甚至大腿，因而引起社会舆论非议。

传统旗袍上下一条直线，外加高高硬领，无法体现女性线条美。至30年代中期和整个40年代，随着城市生活日趋现代与开放，随着西方裁剪艺术、裙装艺术传入中国，传统旗袍在形制上发生很大改变，在传统形制基础上汲取西式女装特色，中西合璧，重塑旗袍款式，使旗袍这种传统服装推陈出新，至4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城市时尚女性标准服装。

改良后的旗袍逐渐收缩腰身，逐渐从外形上凸显女性的身材曲线，原本高耸及耳的硬领逐渐变矮，大有越矮越时髦、越矮越摩登的趋势，当旗袍领口低到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变成无领旗袍。当然，改良旗袍中的领口也有一些变种，诸如外翻的荷叶领之类，也曾一度受到一些时尚女性的青睐。

改良后的旗袍在开衩上逐步标准化、规范化，单边开衩、双边开衩，成为流行款式。至于开衩高度，也逐步由过去的极端回归，以露腿至膝为宜，充分展示含蓄美、朦胧美。

在三四十年代，与改良后的旗袍相搭配的是西式大衣、绒线外套、玻璃丝袜、高跟皮鞋、大波浪烫发，以及手袋、手套等装饰。

旗袍的改良体现出中国传统服饰西式化、国际化的趋势，改良后的旗袍，不论比较保守的京派，还是比较开放的海派，其实都充分吸收了西式女装中尽量体现女性身材曲线美的特征，这是现代女装发展的关键，表明中国传统女装的宽松舒适已经过时，服饰的文化功能、审美功能得以更充分展示。改良后的旗袍沿袭了中国传统审美意识，上身大致上依然经典而保守，领口无论怎样低，其实都没有达到西式女装中袒胸露怀，或唐朝那种低胸状态。而且，改良后的旗袍还有一个好处，胸部丰满的女性当然可以更加凸显立体轮廓、优美曲线，即便那些胸部不够丰满的女性，其实也有办法通过旗袍获得若干矫正，部分弥补先天不足。

改良后的旗袍真正开放的地方，主要在于旗袍下摆开衩处。比较保守的，或那些大家闺秀，所穿的旗袍一般不会是大开衩，而青楼女子或那些交际花，则从职业考虑，多穿着大开衩的旗袍，以展示其修长的大腿。这显然是从西方女装中汲取的经验，是以西方现代审美意识调整满人的旗装，将旗袍变得更加合乎现代女性审美需求：合体、窈窕、束身、性感，但又是那样朦胧，那样不露声色。

旗袍主要流行于中心城市时尚女性群体，而对于绝大多数女性特别是一般民众来说，经常性的装束当然还是上衫下裤这种装束。上衫下裤在中国已有久远的历史，但实在说来这种装束并不是汉民族本身所具有的，而是战国后期赵武灵王为了改革，从胡人那里引进的一种简单装束，以短衣紧袖替代先前的宽袖长袍。当然，这种短衣装束在最初阶段主要用于军队和政府官员，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对中国后世服装演变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后的军队标准服装配置差不多都是上衫下裤两件套，至南北朝，随着非汉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逐渐加大，这种上衫下裤的装束渐渐成为民服，逐渐取代先前华夏族“上衣下裳”的服饰定式，成为中国人最为普遍穿着的服装样式。

不过仍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上衫下裤的装束成为民服的主流之后，主要还是下层男性民众，主要的功能还是方便体力劳动，只是到了近代，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女性解放，男女平权，女性越来越多地直接介入社会生活，因而这种上衫下裤的男性装束逐渐演变为女性装束。年轻女性、职业女性、劳动妇女，穿着这种服饰的越来越多，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女性服装款式。这可能也是现代女性服装男性化、中性化的滥觞，是女权主义在女性装束上的反应。

民国中晚期女性装束还有一种为连衫裙。这种连衫裙其实也是从上衫下裤演变而来，上衣下裙连裁连制，或分裁连制，是其主要样式，衣襟的开口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这种装束主要受到青年女性的青睐，流行时间大约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总而言之，1949年之前的十二年，虽然战争连年不断，但由于人口大规模大幅度流动，中外交流加强，因而中国人在服饰文化上也有许多新的创造，旧的传统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有所改进有所创新，其动因其追求的方式主要还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在那新旧交替的年代，在那战火连年苟且偷生的日子里，中国人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生活对美的追求。不过，我们在这里更应该强调的是，如果从服饰文化的层面说，民国中后期也就是十二年战争时期并没有使中国人完全放弃对美的追求，然而这并不是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全部，事实上，战争给中国人带来极大伤害，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口也就是农民中，不要说对服饰美的追求，许多地方其实根本就没有解决取暖、遮羞等服饰文化最低层面的需求。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服装俭朴，原料多为棉或麻织品，料子也都是国产的、粗质的，更多都是农民自己用织布机一点一点织出来的，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美学什么审美，这些土布粗布的颜色，多随季节而变化。在中国许多农村，农民夏天假如穿着衣服的话，大多是白色，次为淡色，其余三个季节，无论男女、老少，多以黑色、蓝色为主。在许多地方，男性农民到了夏天，大多是打赤膊，这当然有凉快的意思，更多还是物质短缺的缘故。稍微讲究的南方，男子在春秋两季穿黑色或蓝色的小夹袄和夹裤，头上缠着一条青布或毛巾。

至于鞋袜，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更是奢侈品，在中国大多数地方，不论男女，多赤脚下田劳动，或者赤脚穿草鞋，很少穿布鞋，更少穿袜子。有的地方属于习惯使然，有的地方主要还是经济原因居多。

尽管中国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苦，衣服特别是稍微讲究一点的衣服很少，但他们遇到喜庆事情，或者出门赶集，或者参加别人的婚宴之类的时候，还是比较讲究穿戴的，甚至有许多人家为了这点体面，向朋友借用，当然一回来就要脱下还给人家。^[2]

图6-3 1937年上海市郊的农民在割稻

从文化的层面说，服饰、衣服由于具有附加的文化含量，因而在很多时候比吃饭显得更重要，中国人往往说衣食住行，很少将吃放在最前面。然而从原始形态说，人们在物质层面的第一需求，就是怎样存在下去延续下去，因而最低层面的需求，无疑是吃饱，至少要有的吃。

不论是抗战八年，还是后来的国共内战四年，合起来的十二年战争，无疑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痛苦，这个痛苦最直接的体现，无疑又是物质的短缺，是粮食的不足，是人们吃不饱，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

由于中国地域太过辽阔，所以各地的情形不一。在抗战八年，中国被分割成几个明显不同的区域：伪满洲国、沦陷区、大后方国统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等，这些区域各有各的困难，各有各的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这些不同区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靠天吃饭，大自然给人们什么，人们就吃什么，因而各地主要物品各不相同，各有特色。

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满族、蒙古、朝鲜、达翰尔、鄂温克、赫哲等民族一直在那里生息繁衍。满族为东北地区人数最多的民族，历史悠久，大约两千年前的肃慎人就是他们的祖先，辽宋元明时期被称为女真。他们长期生活在长白山以东，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广阔地区。16世纪后期，努尔哈赤崛起，以女真人为主体融合部分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形成了满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并在随后进入中原，取代汉族人的大明王朝，建立由满族人占主导地位的清朝。东北地区为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在17世纪以后数百年间一直处于比较特殊的地位。

满族文化有着自己的特色，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变迁。在东北地区，满族文化有着更纯正的传承，只是到了晚清，由于对外开放，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及随后的八国联军战争，1904年发生在白山黑水间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等，都在改变着东北地区的文化面貌和文化版图。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人和旅俄中国商人来到东北，主要集中居住在哈尔滨，遂使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三省都深受俄国文化影响，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诸多方面都具有俄国文化的烙印：俄国大餐、伏特加成了上流社会身份象征，盛行数百年的旗袍、马褂逐渐被西服洋装所取代，各式各样欧洲古典式教堂、楼房由哈尔滨逐步向整个东北地区乃至全中国推广。

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各大财团纷纷进入。从此日本文化在吃穿住行各方面深刻改变了东北地区文化面貌，在长春、哈尔滨、沈阳各中心城市，高中低各个档次的日本料理店星罗棋布。

广袤的土地、肥沃的土壤，使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然而由于日本殖民统治下扩大战争的需要，东北的中国人在被殖民统治的十四年中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物质生活水准较战前大幅度下降。待到关东军在卢沟桥事变后实行经济统制法案，竭尽全力维持庞大的战争开支，对东北地区的资源实行抢光、刮光、搜光的三光政策，东北一般民众的生活陷入难以想象的困境，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如大米、白面、烟酒糖茶、油盐酱醋等，一律实行配给，供应量少得可怜，东北人的主食为大碴子和高粱米饭之类的粗粮。

大碴子，有的地方也叫作棒子碴，顾名思义，就是碾碎的玉米粒，但又不是粉碎。这是东北地区的特色食品，也是东北人的基本食物。

比较讲究的人家，还将这些碾碎的大碴子按照颗粒大小分类，因而大碴子又有大小之分。大碴子在食用前要先用清水浸泡小半天，使其充分吸水膨胀后，再下锅煮开，小火慢熬个把小时，直到玉米碴子开花绵软，呈金黄色，汤汁黏稠。有的人在泡大碴子的时候加上一些芸豆，这样煮出来的大碴子粥就更有味道，满屋子都会弥漫着浓郁的玉米香味。一般人家熬大碴子粥时不会加碱，那样虽然省火，但会破坏营养。大碴子粥口感好，是东北人一年四季的主食之一。

冬天当然是吃热乎乎的大碴子粥，到了夏天，许多东北人爱吃大碴子捞饭，也就是将煮熟的大碴子粥倒进凉水里过一遍，捞出来盛在碗里，然后就着鸡蛋酱或酱腌萝卜干等小菜。

小碴子熬粥就比较简单，只要用凉水下锅，开锅后稍微再煮一会就行，主要是因为这些小碴子颗粒小，容易烂。

大碴子不仅是东北人的主要食品，它对中国政治也有很大贡献。据说当年中共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后，许多来自东北的官兵脱离了那块黑土地，水土不服，出现严重的非战斗减员，疟疾、痢疾、中暑等，不仅使许多官兵不战而倒，而且使从东北一路入关的大批骡马口吐白沫，纷纷倒毙。林彪获知这些情况后蓦然心惊，下令从东北紧急调运大批玉米碴子、芸豆等，掺进南方就地取材的大米中和骡马食用的粮草中，以此恢复东北野战军的战斗力。

东北一般民众的主食除了大碴子，还有高粱米饭。这两种粗粮构成了下层民众的主食，之所以如此，当然还是因为这两种粗粮种植面积大，产量高。

漫长的冬季使东北人自古以来就学会了蔬菜保鲜和深加工技术。到了秋天，东北人差不多家家都挖一个地窖，将萝卜、白菜、胡萝卜、土豆等放在地窖中保鲜。到了漫长的冬天，东北人只要有一点可能，就尽量待在炕上不出来，他们的主食，也就是高粱米、大碴子，主菜差不多就是白水煮大白菜，或者将大白菜、萝卜、黄瓜等做成的酸菜、咸菜一类的东西。

水煮大白菜就是后来的东北炖菜。这是东北大众菜的一大特色，有肉就放点肉，没有肉就放点山货或粉条之类的东西。这种炖菜做着方便，在严寒的冬天，一大锅热气腾腾有汤有菜的炖菜，既热乎又解馋，是东北人难以割舍的主菜形式。至于具体内容，视各家条件而定，有猪肉炖粉条、羊肉氽酸菜、牛肉炖土豆、蘑菇炖小鸡等，大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当然，这样的回忆都是事后的想象，在日本人占领东北的当年，中国人之所以以大碴子、高粱米为主食，并不是他们真的喜欢这些东西，而不喜欢大米。其实，他们最喜欢的还是大米，只是根本弄不到，因为日本人的统制经济将大米都作为军事物资搜刮走了，中国人如果弄来一些大米，一旦被发现，就是犯罪，就要被抓去当劳工。

与伪满洲国的情形相类似，在华北、华东等沦陷区，中国人的生活依然非常痛苦。

图6-4 20世纪40年代饥荒

在北平沦陷早期，市民还能吃到一些玉米面、小麦面和小米等。北平人把玉米面叫作棒子面，是北平人平常比较喜欢的食品。棒子面1937年的市场价为一毛钱一斤，到了1944年，随着日本侵华战线越拉越长，战略物资奇缺，北平的棒子面竟然涨到了六七块钱一斤，到了日本投降前夕，上涨了一千倍。北平市民已经很难有条件吃到棒子面了。

物价腾飞主要还是因为物品短缺，大约从1942年开始，普通市民只能吃到伪政府配售的混合面。

所谓混合面，顾名思义，就是将豆饼、高粱、黑豆、红薯干、橡子粉等混合在一起，甚至还夹杂一些糠秕皮壳、树叶、泥沙之类的东西。混合面的颜色是黑的，蒸出来的馒头也是黑的，这种馒头没有黏性，一掰就碎，还有一股酸味。据说从不挑食的狗，如果喂它一个混合面馒头和一个玉米面窝头，它都会抢着吃玉米面的，而对这种混合面的馒头，只是闻闻就够了。

狗可以不吃，人不能不吃，不吃就要饿死。为了不被饿死，北平市民不仅以此为主食，而且还要为弄到这些混合面去操劳。到了40年代初期，北平市面上的混合面也供应不足，人们为了弄到伪政府配售的这种混合面，还要半夜三更到粮店去排队。

由于混合面夹杂了许多不易消化的东西，特别是由于生产环节混入病菌，因而北平市民在长期食用这种东西之后，不是得了痔疮，整天便血拉稀，就是得了便秘，费多大的劲都拉不出来。

食用混合面并不是北平一个地方，几乎所有沦陷区都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米白面都被日本人搜刮走了，都被作为军事战略物资储存起来了，中国人也就没有资格享用了。

抗战八年和后来四年内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有所不同。

根据地解放区的生活情形一般分成军队、机关和一般民众，仅仅就机关、军队而言，他们的生活尤其是饮食在最初阶段虽然略显简陋简单，但大致还是说得过去的。根据延安当时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学员多年后的回忆，他们当时的生活特征就是有规律，读书、上课、讨论、就餐、睡觉等，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以哨为号，完全的军事化管理。学员吃饭一般都到最下面的一排窑洞也就是伙房中去打饭，一个小组一脸盆烩菜，然后大家就蜷着腿围坐在地上吃饭。

这盆烩菜，在冬天主要是白菜、豆腐、豆芽菜、红萝卜、洋芋、粉条，荤菜只有猪肉及猪身上的一切，羊肉与鸡、牛肉，难得有出售，有的话只是死牛的肉。其含义，牛在边区是农业的主要动力，用于耕作，因而舍不得宰杀。鸡蛋冬天没有，因为天太冷，鸡不下蛋。到了初春，只有菠菜，白菜没有了，其他菜类与冬季的一样，不过荤菜中增加了鸡蛋而已。

至于这些青年学员的伙食标准，他们也有比较精确的回忆，每人每天小米一斤，但其中有不少糠，蔬菜一斤半，油三钱，盐五钱。每周一顿二米饭或馒头，菜汤上漂着几片肉，逢年过节可以吃到一顿大米饭。

延安党政机关及军队中的伙食标准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回忆者说，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每天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发放的菜金各不相同，机关普通人员是三分钱，边区政府人员是四分钱，军队为五分钱，陕北公学、抗大等是七分钱，医院是一毛钱。至于延安女子大学，据说一日三餐都是黄米干饭，有干白菜，菜里面还有肉，每个星期还有机会吃上一顿白面馒头。至于延安自然科学院，条件似乎还要好一些，每个星期都能吃上一两顿白面馒头或者包子，同时由于自己养有猪羊，也不时有机会吃上点肉，一日三餐中有两餐干饭。^[3]只是这些干饭有大米饭，也有二米饭，其间的悬殊和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大米饭顾名思义当然就是大米做的，二米饭，就是大米和小米掺和起来做成的米饭。这当然是因为大米不够，用小米替代的意思，显然不如纯大米饭好吃。二米饭在有的地方也并不单指小米，比如黄米、黑米、香米等，都可以替代小米与大米掺和成二米饭。^[4]

小米，也就是谷子，即古代中国的粟。谷子的生长形态为谷穗，谷穗成熟后一般呈金黄色，它与稻谷不同，稻谷脱壳后叫作大米，谷子脱壳后叫作小米。

谷子在中国已有七千年的种植历史，是节水耐旱作物。江山社稷的稷指的就是谷子，可见谷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古代中国政治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的粮，其实就是指谷子，这是因为谷子种植面积大、种植历史悠久，也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食。到了我们描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谓小米加步枪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这个小米就是谷子，而起点则是从延安开始。

来自延安的革命者、观察者，都对那里的小米和小米饭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根据女作者陈学昭的记载，她曾在1938年访问延安，身份是《国讯》旬刊记者，理所当然在延安受到比较高规格的接待，住在中央交际处招待所，一日三餐中只有中午是稀饭，早晚两顿都是干饭。三顿饭都是小米，只是因为像她这样的外来人不太习惯吃小米，所以招待处食堂每天专门为她煮大米饭，外加一份葱炒蛋，以示区别。

到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因此延安集体生活中除了以小米、烩菜为主外，有时也注意调剂，注意照顾各地饮食习惯。根据鲁艺学员的回忆，他们那时的伙食以小米饭为主，菜就是熬萝卜条，偶尔有个菠菜汤。每星期能够吃上一顿面条，面条里掺杂有猪肉片，因而使面条显得味道鲜美。面条用大木桶盛着，打饭的人围着木桶去盛，大家都是青年学生，人挤人抢面条，怕迟了吃不到，所以后面的人用筷子之类的工具将面条抄起来，因而也就经常有面条散落在前面人的背上、肩头、头发和耳朵上。善于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漫画家华君武就此作了一幅画，抢面条的人看了之后莫不捧腹大笑，在清贫的生活中寻找快乐。^[5]

延安和各根据地幸福生活只是幸存者的美好记忆，其实他们在当年还是非常艰苦的，尤其是在国共摩擦发生之后的40年代初期，边区的生活包括党政机关的生活都有大幅度下降，即便是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的359旅，也不能不勒紧裤腰带，将小米饭改为“豆杂杂”“饸饸”或“和合饭”。所谓“豆杂杂”，顾名思义，大约就是将黄豆、黑豆、绿豆乃至麦子、荞麦等混合在一起磨成面粉，制成馒头。

至于饸饸，也是陕西地区的一种比较有特色的小吃，已有很久远的历史，古代大约叫作“河漏”，关中一带至今流行，人们称赞饸饸是“荞面饸饸黑是黑，筋韧爽口能待客”。很显然，饸饸的主要原料是荞麦面，其制作方法是将荞麦面压制成一种细长的圆条形面食。饸饸冬可热食，夏可凉食，风味独特，具有健胃消暑等功效。当然，这些介绍都是酒足饭饱之后人们的回忆和遐想，在当年，延安军民大约不会这样认为。

至于和合饭，据说就是米或莜麦先煮烂了，然后再下擀好的面条，也就是一种类似于面条的汤饭，只是面条并不是由小麦面制成，而是采用了许多杂粮，这显然是因为主粮不够吃不够用。

为了度过困难，延安军民还调整了每天的开饭时间和进餐次数。根据陈学昭的记载，她在1938年到延安时，延安各个机关都是一天三顿饭，分别是上午八点，中午十一点及下午三点。三顿饭的间隔非常短。后来在困难时期为了节省，许多机关将进餐时间进行了调整，像359旅等从事生产自救的部队，按照农闲农忙和劳动量大小安排进餐时间和进餐次数，农忙时三餐，农闲时两餐。

大生产运动开始后，延安各党政机关都进行了生产自救，种粮种菜养猪，以期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许多单位除了能够供应小米外，还有白面、大米等，人们的饮食逐步多样化、丰富化。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一周食谱就充分反映了这种变化：

星期一：

早饭：羊肉炒萝卜、炖牛肉、豆腐、白菜、粉条、西红柿汤；

午饭：面条；

晚饭：素炒青菜、炖白菜、猪肉丸子汤。

星期二：

早饭：羊肉炒土豆、炒菠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油炸丸子、汤。

星期三：

早饭：猪肉炒白菜、卷心菜汤；

午饭：面条；

晚饭：煎肉丸子、炖南瓜、西红柿汤。

星期四：

早饭：羊肉炒土豆、炒菠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色拉、裹面油炸茄子、卷心菜汤。

星期五：

早饭：牛肉炒白菜、西红柿汤；

午饭：面条；

晚饭：蒸鸡蛋羹、南瓜甘薯泥栗子、萝卜汤；

星期六：

早饭：猪肉炒白菜、白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炖菜、蒸南瓜、醋拌凉菜。^[6]

这个食谱当然并不能反映延安及边区生活的真实情况，因为这个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都是日本战俘，受到了优待，所以能够吃得这样滋润。^[7]至于党政机关特别是军队官兵，其情形肯定要比这个差许多。

大生产运动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根据地党政机关和军队的生活，尤其是359旅在南泥湾的大生产经历，更是延安人津津乐道的一件美谈。359旅官兵披荆斩棘，风餐露宿，以丝毫不亚于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边开荒、边抽出兵力突击打窑洞，自己动手解决住的问题。没有粮食，官兵就上山打猎，下河摸鱼，在漫山遍野摘采野蒜、苦菜、野芹菜等。用最原始的办法解决官兵的吃住问题，河里的鱼鳖，山上的野猪、野羊、野兔等，都成为官兵果腹食物。工具缺乏，他们就自造木锄木犁，就两三个人合用一把镢头，换班休息。他们全部靠人力拉犁开荒，硬是用这种最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将荒山秃岭变成稻谷飘香的良田。

而这里所说的稻谷飘香，其实只是谷子，因为延安作为比较缺水的地区，种植水稻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稻谷飘香，就是谷子获得了大丰收，谷子去壳就成了小米，而小米饭，也就成了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们此后几十年无法磨灭的记忆，也让几代人充满齿颊留香的想象。

从延安时代和从延安过来的那一代革命者，在对延安的回忆中，除了小米饭之外，还有南瓜汤。从今天的学术术语说，南瓜算是葫芦科南瓜属的植物，其名称并不是在各地都叫南瓜，而是各地有各地的叫法，诸如麦瓜、番瓜、倭瓜、金冬瓜、金瓜等，都是南瓜的别称。从植物栽培史的角度说，南瓜的原产地在北美洲，但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也说法不一。

南瓜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种植，这主要是南瓜的适应性强，产量比较大，是夏秋季节的主要瓜菜之一，其嫩南瓜味甘适口，老南瓜可作饲料或杂粮。而南瓜汤主要是用老南瓜熬制的，大致做法是将老南瓜切成片，放在锅里煮烂，或者在南瓜汤中放点小米，两者都是金黄色，那真是色香味俱全。

小米饭、南瓜汤，或许只是革命者的记忆与想象，但是延安和各个根据地在抗战期间先后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确实解决了根据地的基本生存问题，359旅在这方面还是给战时中国提供了另外一幅不同的场景。

经过几年努力，南泥湾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正像著名的《南泥湾》中唱的那样，“到处是庄稼呀，遍地是牛羊呀”，“鲜花开满山”，昔日萧条荒凉荆棘遍野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小江南”，九曲十八弯的蟠龙山下，树木繁茂，到处是一片片绿色稻田。“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牛羊成群猪满圈，肥鸭满塘鸡满院”；“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用数字衡量，359旅很快实现了肉、油、菜全部自给，粮食自给率也达到80%。第一年就开出荒地1.1万亩，收获粮食1200石，收获蔬菜160万斤，开挖窑洞1000多孔，建房600多间，为此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基础。1942年，359旅官兵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两斤肉，每天一斤半蔬菜，会餐时还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将士都穿上了新衣服新鞋袜。到1944年底，359旅共开垦出来荒地达26万亩，收获粮食3.5万石，除全部自给外，还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一万石；存栏猪5600头，牛526头，羊8000只，鸡鸭鹅数千只。按照359旅人头平均，差不多折合每人一头羊，两人一头猪，十个人一头牛。制革厂每天生产鞋子300双，肥皂厂每天生产肥皂700条。全旅将士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人每年两套单衣、一套棉衣、两双袜子、一双棉鞋、两双单鞋。

根据地和后来解放区的生活当然说不上幸福惬意，但是相对于伪满洲国、沦陷区，甚至相对于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其幸福指数大约都要高一些。

与党政机关、军队的生活相比，边区老百姓的生活始终比较艰苦。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因素，陕甘宁边区在历史上就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土瘠民贫，灾害频仍，主要农作物为小麦、谷子、糜子，此外还有黄米、荞麦、高粱等。

糜子也是小米的一种，但与谷子产生的小米还是有所区别，糜子生长期比较短，耐旱耐瘠薄，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糜子有软糜子和硬糜子之分。软糜子碾下的米称作软米，著名的陕北米酒就是由软米制成的。软米压成面可以做成糕，陕北的炸糕、枣糕，都是用软米面制成的。硬糜子碾成米，就是黄米，也称作小米。只是这种小米与谷子产出的小米还是略有区别，并不是一回事。

基于这样的农作物构成，陕北民众的主食也就是这样十分简单，大致种类有黑豆糊糊、炒面、窝窝、散面、稀饭、捞饭、馍及豆面条等。

黑豆糊糊，顾名思义，就是以黑豆为主，配上扁豆、小米以及韭菜、食盐等加工而成。大致程序是先将锅里的水烧开，将扁豆等配料倒进去，然后加入适量的黑豆面，进行搅拌，煮熟即可。这显然也是一种稀饭性质的东西，不当饱，但能够填满肚子。

炒面是陕北农村特别常见的一种应急性干粮。当人们一天辛苦劳动结束后，回到家里，窝窝吃光了，光喝稀饭也不行，就拌上些炒面。这大概有点干饭的意思。炒面的一个优点是方便储存，窝窝放久了容易坏，炒面就坏不了，拌上一碗就能顶上一顿饭。不论孩子上学，还是男人外出干活，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差不多都习惯带上一袋子炒面作为干粮。炒面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先把粮食炒熟，磨成面粉就行了。炒面的关键在于配料，最好选用玉米、高粱、黄豆，或者为了节省，也有人家有意识加些米糠。

从今天的立场看，陕北的这些特色小吃似乎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在当年，实在是不得已的简陋，小米饭南瓜汤只是人们美好的记忆，并不意味着那时的人们真的如此幸福。那时的陕甘宁边区农村生活非常简单简陋，老百姓的饮食习惯也就尽可能地简单方便，不是逢年过节遇到什么喜庆的日子，老百姓大多吃点稀的，遇到农忙，吃点稠的，逢年过节或者遇到什么重大喜庆的日子，才能有机会改善改善，老百姓一年吃肉的机会虽然说不准，但大致不超过三五次。

农村中富裕中农当然日子过得稍好些，根据张闻天1942年对神府等县农村生活情形的调查，神府县中农家庭一般在正月初一至十五，正月二十三、二月初二等节日吃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或有点羊肉或猪肉，农忙的时候一日三餐，吃的稠些；农闲季节吃点稀的，也就打发过去了。相比较而言，富裕中农的日子较中农要好些，黑豆糊糊比较稠，散面、炒面吃得也比较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得少，过年还能吃到馍，平常还有炒菜，也能吃点油。贫农的情况较中农还要差，黑豆糊糊也能吃到，但比较稀，捞饭也有，只是次数较少，瓜菜、洋芋等粗粮吃得更多些。尽管如此，到了青黄不接时，这些贫农依然可能会挨饿。^[8]

大后方的物质生活特别是在吃的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物价腾飞，货币不断贬值，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钞票在手，转瞬贬值，睡个午觉，钞票的实际价值就降了一大截；所以拿着钱的就争先恐后地抢购物资。这样更刺激物价上涨，导致恶性循环。有竹枝词以纪其实：

物价一天几十变，扶摇直上九重天；

愁卧草堂午梦醒，青蚨半已化青烟！

根据云南省经济委员会设计处1945年编制的《昆明市四十六种重要物价》不完全统计，大米价格在短短八年竟然上涨了数千倍：

中米每公石（约154市斤）值旧国币价：

1937年为8.3—9.4元，年平均为8.8元；

1941年为82—245元，年平均为134.3元；

1944年为3300—8833元，年平均为6466.3元；

1945年1—8月为7700—55000元，平均为31350元。^[9]

如此价格飞涨，使有产者变成无产者，无产者更加赤贫化，成为流浪者，典卖物品度日者有之，卖儿鬻女熬过一天是一天者有之，当时流行话语有：“朱门狗马厌粱肉，而贫者不能保妻子”；“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薪水薪水，不能买薪买水”。

大后方的困难，当然不是教授和知识分子才有的事情，公平而言，那时不论是公务员还是学生，大概都吃过那永远煮不熟的黑米。这些煮不熟的黑米，是因为那些不法商人在营销过程中“发”过水，并向黑米中掺进1/10的谷子、稗子、砂子、泥巴，由此又被称为“八宝饭”。这种八宝饭，甚至成为西南联大食堂中经年不变的主食。(www.daowen.com)

当然，不愿吃八宝饭的联大学生也可以出去吃小馆子或吃包饭。特别是那些住在校外的联大学生，宁愿出三倍的价钱，也懒得每餐饭跋涉到学校食堂，而是在外面吃包伙或下小馆子，既可以避免老吃八宝饭的腻歪，又可以稍作改善，毕竟小馆子的炒菜里总有几片肉作点缀。

至于早餐，联大学校门口有一排颇惬人意的早点摊，鸡蛋饼、牛奶、面条、包子或是豆浆等，比起在学校食堂排大队吃馒头，显然还是要高级许多。类似这样的学生，实事求是地说，在联大并不算少，特别是那些在外面兼差的同学，无论是做家庭教师，还是在商店里做帮工，在外当师爷，毕竟多少有些收入，因而也时常出入昆明那些比较有名的酒馆饭馆，解解馋，乐和乐和。^[10]

平常年景，城市的生活当然远较农村优越，然而当遇到战争这样的特殊情形，城里人的生活其艰难程度可能比农村人为甚，乡村居民本来的生活水准就比较低，他们在土地上总能找到一些糊口的东西。所以，那时大后方乡村居民尽管有着相当不安定的生活，他们仍能从土地上获取传统食物。根据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1939年的调查，那时湖南新宁一带乡村居民的饮食，与平时似乎并没有太大区别，老百姓所常吃的食物，不外乎萝卜、白菜、红薯、豆腐等几种，这也是他们所视为标准的食物；其中消费量最多的要算是萝卜，因为萝卜是新宁一大特产，可说凡有井水处都有这号产物，它的重量最大的有十四五斤，普通的也有四五斤不等，平均每户每年产量至少也有几百斤。这可以说是当地农民一笔很大的收入。

至于白米，据说一般家庭很难吃到，偶尔用之，亦不过杂在萝卜或红薯中。最可怜的是，有些人家因太穷，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常常采野菜或蕨类以充饥。蔬菜中以白菜、菠菜、萝卜等为最多。那儿的人烹炸煎炒，多喜用菜油、辣椒，至于肉类用得更少，与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吃肉总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总是要安排在逢年过节或者遇到什么喜庆的日子。当然，那些发财的人不受这种束缚。此外，在果实类中，湖南新宁一带的农民以甘蔗为最多。^[11]

这样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为不论战争进展如何，既然抗战是一场持久的战争，那么人民总要活下去，所以在那些年，老百姓的生活虽然比较艰难，但总体上说与平时区别并不真的很大。根据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1936年底和1937年初对衡山县师古乡的调查，那里的情形与新宁一带大致相似，普通农民的食品，除了菜蔬外，一年四季大概没有太大变化。平日以大米为主要食品，有时也尽量多吃些芋头、红薯或各种豆腐。

豆腐一般有鲜豆腐、豆腐干、咸豆腐、霉豆腐。这些豆腐，有的是农民自家生产的，更多的则是以做豆腐为生的家庭手工业者生产的。做豆腐的原料主要为青豆或黄豆。做法全国各地大致相同，就是先将黄豆或青豆放在水中浸泡上八九个小时，将豆泡软。因为豆子里面多有小硬豆子混杂其间，所以有些农家就用烧红了的铁铗放入浸豆的水中，使小硬豆浮上水面。经过两三次，这种小硬豆子便会被淘汰干净。这种小硬豆子在湖南俗称“豆公”。经过这种手续，用石磨将泡好的豆子磨成豆浆。磨眼的容量很小，每次只能容豆一勺，多磨则豆浆就要变粗。磨成豆浆后，即将豆浆倒入锅内沸水中，再继续煮沸。然后将煮沸的豆浆倒在一个白布袋内用力将袋抽紧，将纯粹的豆浆压出，剩下的便是豆腐渣。这种豆腐渣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喂猪。

这些纯粹的豆浆还要放在锅里煮。普通做豆腐用五升豆子，就要用熟石膏一小酒杯，并要将熟石膏磨成粉末。所谓熟石膏，就是生石膏用火烧熟，烧熟后方可研成粉末。再用少许豆浆将熟石膏调和，装在木桶里。待锅里豆浆煮沸了，表面上就会浮一层豆腐皮。这种豆腐皮可加醋、酱油、盐或虾米凉拌着吃，也可以炒着吃。把豆腐皮挑出后，将豆浆倒入桶里，与调拌好的熟石膏均匀溶在一起，这就叫作“冲浆”。冲浆后，用木盖子将木桶盖好，不能漏气，大约四五分钟后，打开盖子，豆浆就变成了豆腐。

做豆腐的关键是把握好熟石膏的分量，不能多，也不能少。放多了，就变成老豆腐了；放少了，便成为浊水。所以做豆腐就非要经验不可。这时再将刻有一分许深的方格子木板取来，上盖以布。再将较木板稍小的一个上无盖下无底的木套子，放在那个木板上。这时将豆浆倒在木套子里，上面盖上布，再盖以木盖，用砖或重物压在上面，经过两个小时即可成为豆腐。然后将上面的砖取下，将豆腐连木套子上下倒转一下，则下板即转至上面，上板即转至下面。此时再将这块板及白布取去，豆腐面上即显出四方的模印，用刀切开，即成一块一块的豆腐。

当天做的豆腐如果不能卖完，或者吃不完，用不完，那么一般人家为了不让这些豆腐坏掉，就将这些豆腐制成腊豆腐。就是将这些剩下的豆腐放到稻草灰水中浸泡，大约经过六七个小时，用水洗净，再将豆腐放到竹筛子里，下面用谷壳或其他引火物燃着熏之，则豆腐变硬，颜色变成金黄，颇为好看。也有用盐水浸豆腐，做成鲜豆腐的。

图6-5 北京市民喜欢喝豆腐脑

当地农民每天吃饭的次数，也与全国各地情形相似，随着季节不同而不同。大致说来，早餐的时间为上午九点，午餐的时间为下午两点，晚餐的时间为晚上七点。在春冬两季每日两餐或三餐，到了夏秋农忙时，除了平常的那两三餐外，还要加上两三顿小食。这些小食主要有炒米、炒黄豆、豆腐干，另外还会有一些水酒。

一般百姓家庭，除晚饭外，差不多都由家人将饭送到田间去吃，显然是为了尽量减少休息时间，尽量多干点活。因此农忙与农闲时候的饭点，也就略有不同。农忙时，普通上午八点吃早饭，十点进小食，午后一点午饭，下午四时再进小食，晚七点吃晚饭。

下饭的菜，多半煮熟，很少生吃的。普通农家大致每餐有两三碗菜，也有多至四五碗的，另外还有霉豆腐和辣椒末。各样菜都少不了放辣椒，煮菜也不过是放水加盐，弄好了再滴几滴浮油，几乎千篇一律，没有什么变化。

湖南衡山师古乡一带的农户一年四季的蔬菜主要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大致上说，春季多吃芥菜、白菜、萝卜、冬苋菜等，夏季多吃南瓜、黄瓜、苋菜、蕻菜、豆荚、丝瓜等，秋冬两季则多吃萝卜、芥菜、白峨眉豆、冬瓜等。

还有那些特别贫困的农民，平常吃的，多是用米粉调水煮成的薄浆，据说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仍有以浮萍和菜根充饥的。

普通农家到了年节，饭菜都比较讲究。根据师古乡的调查，五月节除吃雄黄酒、烘糕、角粽外，普通有田螺炒苏菜、鳝鱼炖黄瓜、清炖鳅鱼、猪肉炖蒜子等。八月节除了吃月饼外，普通有炒花生、糖果、包子、炖猪肉、芋头炖鸭、炖鸡、猪肉炖粉条、炒藕片、煎鱼等。到了新年，人们在吃上更要讲究些，毕竟辛苦了一年。比较有钱的人家，大都讲究八碗一火锅。八碗多为炖猪肉、炖鸡肉、清蒸鱼、冰糖莲子、肉炒鱿鱼丝、清蒸丸子、炖肚片、三鲜汤等。普通人家则多吃鱼、猪、油豆腐、鸡鸭一类的东西。

除了年节，普通人家在每月初一、十五这两天，都要烧香祭神，供肉供菜，到了这两天，农家也就顺便多吃点肉，俗名就叫作“打牙祭”，就是为嘴祭神的意思。除此之外，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三十晚上的团年饭，以及正月里吃的都较平常为佳，多有肉菜。^[12]

衣食住行是人类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其中居住又是人类生活最起码最基本的空间。不论这样的空间是如何简陋，人类从形成之初就必须解决这样的问题。

古代先民最初的居住形式大多为利用大自然形成的洞穴，其居室的功能也是最原始最实际，即遮风避雨，避免其他兽类的侵害。只是到了文明社会，居室的功能开始多样化，除了最基本的遮风避雨防止其他物种的侵害外，又有了审美的要求。

中国古代城市化发育并不充分，都城和一些中心城市的建筑除了宫廷外，似乎也没有与乡村建筑有多大区别。而乡村的建筑，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南北东西自然环境气象条件差别太大，因而也就形成南北东西各不相同的建筑形式。

大致上说，由于北方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干燥，因而北方的民居大都注意防寒和保暖，墙壁和屋顶一般都比较厚实，像东北等一些地方甚至还使用火墙和火炕。在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乡间民居主屋大多坐北朝南，主屋的窗户一般向阳，很少在北面墙壁上开窗，其用意当然也是为了保暖。

在中国许多地区，最典型的民居形式是四合院。所谓四合院，就是用房屋圈成一个四方形，形成一个内置的院子。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四合院可大可小，大的可以占地数亩，院中有院，院中套院，大家族群居，数十户合居；小的不过数丈，单门独户。

四合院在中国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据说在西周时就已形成规模，到了民国后期，随着新材料的创造和使用，四合院又有新的创造和发展，逐渐形成以北京四合院为主要特征的达官贵人、王府式的四合院，以及更加注重防御性、戒备性的山西商贾大户的民居四合院。

山西民居四合院的外墙一般选择灰色清水砖墙，颜色古朴单一，外观高耸封闭。不过，由于造型各异的宅门、脊饰、烟囱帽、风水楼与风水影壁的共同作用，使山西民居四合院建筑沿街轮廓线丰满舒展，古拙而不陈旧，统一而不单调，丰富而不凌乱，细腻而不琐碎。这就是梁思成所说的山西民居“外雄内秀”的基本特征。

在广阔的北方地区，四合院的民居当然还是少数，许多地方，尤其是华北、西北等地，人们更多的是利用黄土层质地坚硬、不易渗水、不易倒塌，又能够节省砖瓦木材等建筑材料等特点，开掘了许多供人们居住的窑洞。这是远古先民的创造，只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创建根据地之后，陕北的窑洞便有了新的特征，有了新的文化记忆。

窑洞大致分为土窑洞、石窑洞、砖窑洞、土基子窑洞、柳椽柳巴子窑洞及接口子窑洞等多种形式。其建筑布局、结构形式，大致可分为靠崖式、下沉式和独立式等。各种形式当然都是环境的产物。这些窑洞的共同特征是冬暖夏凉。

图6-6 西北地区的窑洞

靠崖式窑洞有靠山式和沿沟式等各种，窑洞往往呈曲线或折线型排列，在山坡高度允许的情况下往往有三四层台梯式的窑洞均衡或非均衡倚坡重叠排列。入夜，各个窑洞灯火齐明，远远望去犹如现代西式楼房，颇为壮观。

下沉式窑洞，也称地坑式窑洞，其实就是地窑。其主要做法就是先挖一个方形地坑，然后再向三面或四面凿出窑洞，形成一个四合院，有斜坡道供出入。这样的窑洞，常常是整个村庄和街道都在地平线以下，远远望去，只能看到村庄的树冠和地面的树木，以及地窑之上的庄稼，看不见房屋。这种地下窑洞组合，既保留了北方四合院的格局，又不破坏自然，无形中开拓了人类生存的空间。这类窑洞在甘肃东部、河南巩县等地都有不同发现。

在南方地区，大致可分为江南水乡和南方山区两种不同形式的民居。江南水乡所处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水网地区，气候温和，季节分明，雨量充沛，这是江南水乡民居赖以产生的前提。

江南水乡在近代以来是中国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才荟萃，诗书传家，因而这些人家精心营造房舍，形成一些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在布局、建构、用料等方面，都充分吸收时代精华，有所创造。而对于更多的下层社会来说，他们差不多继续延续千百年来的建筑传统，以木结构为主，营建规模较小的住宅，或沿街，或沿河，平面布局较为随意，但日积月累形成错落有致的水乡村镇特有的小巷和水巷景观，虚实相间，色彩淡雅，因地制宜，临河贴水，空间轮廓柔和且富有美感，因而常被形容为“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人家”。

南方大部分山区气候炎热潮湿，阴雾多雨，因而其民居的建筑，以干栏式为其主要特征，即用竹子、茅草等为原料，建筑两层居室，上层住人，下层饲养家畜家禽。这种干栏式建筑大多选址在地势较高的坡地上，充分利用山区自然地貌，因而创造了灵活多变的建筑形式和风格独具的美观造型。位于湖南西南，毗连广西的湖南新宁，全境皆山，森林茂盛，根据1939年的调查，其民居大都体裁矮小，结构粗糙。中产人家的住宅，大都砖墙瓦盖，室内光线、空气还算适宜；而贫民的住宅则土墙草盖，空间狭小，光线不足，空气恶浊，地面潮湿不堪，秽物丛集，茅茨土阶，六畜同居。^[13]这才是一般农村居民的居住情形。

与农村居民居住情形显著不同的，在民国后期主要体现在城市，那时的城乡二元分立已经相当明显，城市生活的舒适方便，远非农村居民能够想象。只是城市居民中，由于贫富悬殊差距非常大，各个阶层的居住情形当然也就非常不一样。

根据抗战前夕的社会调查，在北平社会下层人口中，拥有自己房子的人非常少，1200户人家中，只占80户，其余1120户人家都靠租房。

他们租的房子，只求栖身，只求能够遮风避雨，并不讲究，不计房间大小，不计新旧高低，更不追求富丽美观。至于空气是否流通，光线是否充足等，更是不会讲究，唯一讲究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租金低廉，因而无论在偏远的郊区，还是简陋的僻巷，他们都乐于接受，无关乎交通方便或交通要冲，一切以价格为转移。在这一千多户中，租用一间的多达九百多家，而这九百多家，非尽一口或两口，亦有多至四五口者，其勉强忍受的情形，至堪怜悯。所以，北平所谓大杂院，其实就是都市中的贫民窟，是下层民众的聚居地。

这些贫民窟当然不会有什么讲究，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和公共设施。正像当年谚语所说，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不下了，里面照样下。由于这些贫民窟的建筑材料多为砖瓦，因而一旦遇到夏季多雨季节，贫民窟中的老百姓日子就更加难过，阴雨连绵，人们更多房屋倒塌之虞。^[14]

社会下层居住条件极端恶劣，不独北平，即便是贵为国都的南京也是如此。根据抗战爆发前夕的调查，金陵女子大学四邻有棚户145家，其住屋总共有202间，窗户只有87个，换句话说，两间房只有一个窗户。而在这202间房子中居住的人口共有655人，平均每间房子居住三人还要多。至于床铺，总共有234个，平均每个床睡差不多三人。^[15]可见其居住条件之恶劣。

棚户区建筑有草棚、滚地龙、水上阁楼等形式。其普遍特征是低矮、破烂、阴暗、潮湿。

草棚，就是用几根毛竹做柱子，竹子做的篱笆作墙，或再抹上泥巴。

滚地龙，就是用几张芦苇弯成半圆形的窝棚。

水上阁楼，就是架设在岸边的水上棚舍，一般用几根毛竹或木头插入河底以为支柱，墙壁用木板拼成，或者用竹子做成篱笆，或者再抹上泥巴，水上阁楼的屋顶，大多用稻草。

与下层社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达官贵人的豪华住宅。随着西方社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西式建筑到了民国中后期在中国许多城市中普遍流行，这类新式建筑有独院式的高级住宅，有花园式的洋房，这些房子的主人大多是富贵人家、达官贵人。

独院式高级住宅多为两层小楼，其基本建筑材料为砖瓦和木料，一般室内拥有多间卧室，另有餐厅、厨房、卫生间、客厅，还有火墙及壁炉。这些独院式高级住宅面积宽敞，功能齐全，院落空旷，内外装饰比较讲究，绿化度高，大者占地百余亩，小者也有数亩不等。这些具有西洋特色的花园式洋房，起先大部是来华外国人兴建居住，遍布各大中心城市和风景名胜度假之地，后来中国官绅也逐渐爱上这样的建筑，并在西式基础上有所调整有所改良，极大丰富了现代中国的城市面貌。

能够居住花园洋房的当然还是少数，伴随着城市化的步伐，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特别是因为新建筑材料的发现和使用，至民国中晚期，多层的公寓式住宅逐渐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

所谓公寓式住宅，主要相对于独院独户的西式别墅、花园洋房而言，其基本特征是楼层较多，标准较高，每一层都有不同间数的套房，包括卧室、起居室、客厅、浴室、厕所、厨房、阳台等，以供一些常常往来的商人及其家眷中短期租用，1937年修建的天津茂根大楼就是这样的性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茂根大楼由徐世昌的女婿许大纯于1935年以“茂根堂”的名义投资14万现大洋兴建，聘请国内著名建筑设计师闫子亨和陈炎仲设计。由于许大纯有过留学经历，去过许多国家，所以这幢大楼的设计理念也蕴含着其智慧。经过两年施工，茂根大楼正式落成。同时完工的，还有与这所大楼相距不远的“茂根别墅”。茂根大楼用于出租，而茂根别墅为他自己居住。茂根大楼为混合结构，局部用截面钢筋混凝土柱承重。中部四层，两翼三层，带有半地下室。建筑外部运用大面积的深色琉缸砖墙面和浅色的阳台，矩形窗、角窗和圆窗相互辉映，既简洁明快，又充分体现了现代建筑的结构美，具有典型的现代建筑特征。茂根大楼整个建筑的面积为两千四百多平方米，一至四层为公寓，每层两套，以楼梯间中心分布，共计八个单元。每个单元又以起居室中心进行布局，每套都有带卫生间的卧室两间，另有工作间、厨房、备餐室、佣人房、公共卫生间等。茂根大楼的门厅居中，为大理石高台阶，大理石墙裙，主楼梯为水磨石地面，室内为美国松条木地板，写字间有壁炉，厨房、厕所、卫生间为磨石或马赛克地面，白色的瓷砖墙裙。大楼所附半地下室前面是汽车间，两侧是夜间值班室，后面是锅炉房、存煤间和储藏室。^[16]这类建筑在民国中后期各中心城市越来越多，是最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形态和居住形态，极大改变了城市居民特别是那些富裕阶层、在华外国人的生活形态。

图6-7 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茂根大楼

居住舒适当然是人们的幸福追求，但在抗战和国内战争背景下，更多的人过的还是比较艰苦的生活，居住条件还是非常差。当然居住条件并不从根本上决定人们的幸福指数，更不与贡献成正比。抗战时期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西南联大，这所没有大楼只有大师的大学，其办学条件与常态根本无法相比。

联大学生的宿舍非常简陋，茅草顶，土墙，透明而又绝对通风的木格子窗户。大一点的宿舍，差不多要住上四十人，拥挤不堪。学生们再依照四个人或六个人一组的组合，用油布或者用破被单将这个大房间分隔成若干小房间。每个小房间大约六尺见方，摆放两张或三张双人床，住四个或六个人。这就是联大学生一天中大部分活动的天地。

宿舍的墙上，白粉大部分都相继脱落了，天花板上也到处都是布满灰尘的蜘蛛网。联大学生在如此条件下依然保持着生活的情趣，在宿舍的墙上贴上两张罗斯福的肖像，或者是自己欣赏的明星，或者贴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画报，床上照例是东一堆西一堆，臭袜子和笔记本揉成一团，似乎从来没有整齐清爽的时光。

学校当局对于学生宿舍，每年都会进行一次修补，因为风季一刮，雨季一淋，屋漏墙倒的事情实在是难以避免。在每年修补之前，一碰上倾盆大雨，半夜里床上就可能成为泽国，就可能水漫金山，油布、脸盆，都成为防御的工具，打伞睡觉的事情，对联大学生来说，似乎也并不稀奇。

联大的教室，也是搭建的茅草房，或者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绝于耳。教室里的地面，也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下来，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将糊窗户的纸压住，否则就会被风吹掉。教室里的课桌也是用土坯搭成，最多上面铺上一块木板。

学校食堂和图书馆，如果遇到下雨的天气，最好不站在门窗所在处。就在屋子的正中央，雨点滴在桌子上，滴滴答答，也就形成了四面楚歌。这就是联大每年雨季必遇的风景。

雨季一过，等不上一两个月就是风季。在风季的日子里，从上午九点至太阳落山，整天都是呼呼的大风，地上的草根都有被拔起的模样。风季来了，城里人或许还能欣赏清风徐来的滋味和浪漫，但对位于城外位于乡下的联大师生来说，便是真的遭了殃。教室、寝室、图书馆，所有桌子上、被盖上，到处都是一层黄土。

当然，有钱的同学，不必一定住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学校宿舍，不必在六尺见方的宿舍中拥挤。在联大附近，文林街、文化巷、先生坡、钱局街等，有的是房子供出租，花钱每月一万至两万，就可以单独有一间既清静又舒服的住室。漏雨塌墙之类的事情，就用不着焦虑了。据说，这样的同学在西南联大并不太少，这只要看当年联大附近的民房，哪一幢没有联大同学在租住，就一切都很明白了。贫富有别，即便是在战争年代，金钱依然将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17]

人们在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就要开始社会活动，就要有相互之间的交往，于是也就相应有了交往的形式和工具，有了交通，有了行。

人类最早的交通工具，大约是陆路交通，其次是水路交通，再者是空中交通。这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陆路交通，自古以来除了步行之外，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也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动力，从动力上说，大约在蒸汽机发明以来，主要的动力还是各种各样的动物，诸如马、驴、骡、牛、骆驼等，都曾长时期成为人类交通的动力源，这些动力源即便到了今天，到了航天时代，依然得到非常广泛的运用，所以在民国中晚期的交通形态中，以动物为动力源的交通方式，应该说还是主要形态。

在车辆使用方面，民国中晚期已有汽车，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在政府系统，汽车的运用已经相当广泛，但是主要的车辆，可能还是以动物为动力源的，诸如马车、驴车、牛车，乃至完全凭借人力的手推车、独轮车等，可能还是各地主要的交通工具。

独轮车俗称手推车，这大约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交通方式，也是现代交通运输工具普及之前，一种中国人最常用的便捷性载物载人运输交通工具，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几乎与畜力运输工具具有同等价值。独轮车的发明使用应该有很早的历史，形成于西汉晚期的画像砖，就有这种交通工具，又被称为“鹿车”或“辘轳车”。到了东汉晚期特别是三国时代，这种交通工具被广泛运用于战争，特别是运用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西南边陲交通不是那么太方便的地区，当时将这种工具称为“木牛流马”，并将这项发明创造归功于诸葛亮。

战争从来都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三国之后，独轮车技术获得广泛推广，根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的记载，独轮车有南北两种不同形式，北方独轮车，人推其后，驴曳其前，大约主要的动力源还是畜力。而南方的独轮车，仅视一人之力而推之。很显然，南北方独轮车的这些差别，主要与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关。

独轮车有着其他交通工具不可比拟的优势，即便在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广泛使用之后，独轮车这种交通运输工具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在狭窄的道路上，独轮车的运输量比人力负荷、畜力载驮的重量都要大出许多，这种交通工具既可以在乡村田野劳作，又方便在崎岖的山路和山峦丘陵中行走。著名诗人艾青于1938年初曾写作一首题为《手推车》的诗，深情讴歌这种在北方广大地区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

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

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

穿过寒冷与静寂

从这一个山脚

到那一个山脚

彻响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在冰雪凝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手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

从这一条路

到那一条路

交织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18]

陈毅曾富有深情地表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由此可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独轮车依然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工具。

独轮车、手推车主要流行于南北各地山区丘陵地带，在更广大的平原地区，独轮车和手推车的变种，大约就是“架子车”。架子车比起独轮车、手推车多出一个轮子，但比起马车、驴车等，又少了两个轮子。架子车的前头是两个长长的把手，大致是运用了力学原理进行设计，头轻尾重，比较省力。车子往地下一放，后尾巴卧在地上，前面的两个把手就高高翘起。在河南、安徽北部等平原地区，架子车的运用非常广泛，而且其负重量也大得惊人，两个细细的轮子，不知道为何有那样大的力量，后来使用橡胶轮胎之后，一台架子车差不多可以装上一吨的重量。

架子车的动力原理与马车、驴车等相似，用人力或畜力都可以。当人拉车时，人位于前面两个把手中间，并用绳子或其他带子系在肩上，作为助力，方便人弓腰屈腿向前使劲。如果车上装的东西比较轻，也可以掉过头来推着走。如果使用畜力，那就是将马、驴、牛、骡等牲口套在前面两个把手中间，与使用它们驾驶四个轮子的马车相似。

在没有橡胶轮胎的时候，架子车的轮子与马车、驴车等一样，都是外镶铁箍的实心木轮。车轴由比较坚硬的枣木制成，坚实如铁。车把处或车板的下方，往往挂着一瓶老油，用来随时润滑车轴。架子车不用时，主人往往会把它的轱辘取下来，放进屋里，然后将车身竖起来，靠在墙上。这样做的目的，有防盗和防止孩子用来做跷跷板双重意义。

架子车大约还是一种过渡形态，是手推车、独轮车的发展，但又不是借用畜力的马车、驴车、骡车。畜力车最常见的有大车、小车、轿车和西式马车等。

大车在中国许多地方流行，是非常普遍的交通运输工具。按照习惯，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大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用马或骡子牵引的马车，一是用牛或以牛为主再加上驴为牵引的牛车，三是以驴为牵引的驴车。毫无疑问，马车拉的东西多，跑得快；牛车拉的东西也不少，负重能力强，但速度比较慢；驴车拉的东西少，重量轻，但速度比较快。相比较而言，马车最贵重，驴车最轻便。

图6-8 1949年上海市郊路上的运货车

大车车体由辕、车身、车尾等几部分构成。车身两边竖起固定木板，前后用可抽动挡板的；也有四面都是固定木板的。车体结构主要看车子平时的用途。

马车有四个轮子的，也有两个轮子的。车轮和车轴在橡胶轮胎使用前，就是用比较坚硬的木头如枣木制作。比较常见的是“花轱辘车”，一般有十五六根辐条。由于轮子的中心部分的毂呈放射状连接到车辋，也就是车轮周围的框子。辋外加装铁瓦，车轮朝外的面可以看到许多用以加固的“蘑菇钉”。

牛车的负重比较大，速度比较慢，因而牛车的轮子就更加笨重，牛车一般是四个轮子，不像马车用两个轮子。牛车的四个轮子都是用铁箍包起来的木轮子，许多牛车的木轮子多为实心，也有用两横两竖相交的“井”字形。牛车的车轴一般也比较粗，大多使用坚硬的黑桦或枣木制作，与车轮相交部位安装有铁制的“葫芦头儿”，其功能就是增加抗磨性。

驴车的结构与马车大致相似，更为轻便，更为灵活。

马车、牛车和驴车是中国最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但对于农村人来说，这都是大件，不是一般人家购置得起的。过去能够“拴”得起马车、牛车或驴车的，总是小康以上的人家，因为牲口和车子工料所需要的钱，从来就不是一个小数字。

在北方许多地方，赶大车的驭手被称为车把式、车伙子，或称为车老板子，在许多地方也都被视为技术人才，或比较有能耐的人，因为他们驾驶着这些大车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遇到过惊涛骇浪，有决断有韧性，是那个时代的专职驾驶员。

马车、牛车和驴车，都是中国人在汽车时代之前最基本的交通运输工具，它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过重要改良，就是随着橡胶轮胎的广泛运用，相当一部分马车、驴车的木轮子改用橡胶，或者在木轮子外敷上一层厚厚的橡胶，以减轻轮子与地面的摩擦系数。

民国中晚期交通运输工具是一个多元共存古今共荣的特殊时代，几千年的传统运输工具依然在发挥着作用，而新的交通运输工具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也在发明着推广着运用着，手推车、独轮车、马车、牛车、驴车等原始交通工具与现代化的火车、汽车、电车，乃至飞机、轮船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火车是西方人的发明，但在鸦片战争前后有关火车和铁路的知识就开始在中国传播，林则徐、魏源及稍后的徐继畲等人都对火车与铁路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在洪仁玕1859年所著《资政新篇》中，更有详细的规划与建议。1865年，也就是洋务运动开始五年后，英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简便的铁路，其用意是向中国人展示其技术，当然希望能够以此进入中国这个庞大市场。

西方的好意并不被中国人所接受，这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中国的发展尚不足以容纳或者说需要铁路这种快捷且容量如此大的工具。随着五口通商，随着外国投资份额在中国的不断扩大，铁路建设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终于提上议事日程，到了1881年，中国人自主修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开始修建，标志着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终于轰隆隆地开进了中国，古老的东方伴随着这条铁龙的延伸而急剧变化着。

中国铁路建设有几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被迫向列强开放了中国的部分市场，东西方各大国纷纷向这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投资，它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合作方式瓜分了一万多公里的铁路修筑权或经营权、管理权，大致形成了后来甚至直至今日的中国铁路网，铁路运输逐渐取代其他工具成为最主要的运输方式，至抗战爆发，中国的铁路网基本构成，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直至广东，一个庞大的铁路网将中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逐渐沦为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在此后的14年中，日本人在东北总共修建了五千七百多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境内密度最高的区域。

抗战爆发后，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被打断，先前有计划的铁路修建被迫中断，在此后十几年，中国政府在大陆修建的铁路约一万三千公里，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等大后方，其中有湘桂线、黔桂线、滇缅线、陇海线等。这些铁路有的并没有在1949年之前完全建成，但是这些规划和建设使中国的铁路网更趋合理更加均衡。特别是粤汉、广九铁路迅速接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日军对中国的封锁，英美及其他各国军需物资经由香港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对于抗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至于其他铁路线路，在运送兵员、军事物资等方面，都曾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通过铁路运送的兵员达两千七百多万人次，军事物资达五百多万吨。

抗战胜利，有铁路运输的功劳，而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的内迁，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内迁，如果没有铁路运输，是根本不可想象的，那么中国在战争的损失将会更大，战后恢复将更加困难。抗战爆发后，在日本强势进攻下，铁路一方面承担着繁重的军事运输任务，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兼顾官商在东部、北部即将沦陷地区经营的工厂，抢运设备、物质、器材及人口难民等一切公私财物，从而使大后方战时生产不致受到严重影响。

铁路的引进和使用，极大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方式，极大压缩了中国人的交往空间，然而从后来的眼光看，民国中后期的铁路出行依然有很多困难，一是铁路总长度太少，每百万人口仅拥有四十三公里，只是美国人均的十分之一；二是设备简陋陈旧，严重限制了铁路的运输效能；三是许多重要干线均是单线或单轨，路轨规格也缺乏统一标准，沿途让车、换轨费时费力，运输效能低下。据说从广州至武汉的直达车，现在仅需几个小时的路程，当年却要五十六个小时；从广州开往南京的列车，往往要走五六天。^[20]

在民国中晚期，铁路运输的载重量当然非常大，但受制于战争环境，受制于铁路线路，铁路运输远远不能满足那时的需要，而且其灵活性也很成问题，所以当年最重要也是使用最广泛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可能还是汽车。

图6-9 20世纪40年代火车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

与火车、铁路一样，汽车也是西方人的发明与创造，据说，1901年由匈牙利人李恩时将两辆汽车带入中国，中国从此开始进入汽车时代，中国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也试图对汽车技术进行移植或改造，1932年，清华大学组建工学院，机械系内设汽车工程组；1934年，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动力机械部，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汽车人才；1936年，湖南机械厂制成二十五座客车一辆；同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奉命筹办汽车生产，三年后出资购买美国斯图尔特汽车厂全部器材、设备，在昆明成立中央机器厂，开始自主研发汽车的历史。然而在整个民国时代，行驶在中国公路上的汽车，几乎全部都是进口货，最流行的就是美国通用公司的“雪佛兰”，克莱斯勒的“道济”，以及福特公司的产品。至20世纪40年代，据说福特产品在中国市场销量第一，稳居榜首。

在民国中晚期，除了汽车外，城市交通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的引进和发展。1905年，英国商人在上海成立第一家电车公司，三年后开通第一条运营路线。紧接着，法国商人也在上海投资有轨电车。有轨与无轨电车逐步成为各中心城市内部交通的主要工具之一。截至1949年，上海市区共有公共汽车运营线路23条，总长度达138公里。中外三家企业经营的电车、汽车连接着市区公共交通网络，营运车辆近千台，行驶线路总长度达三百五十多公里，线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5公里，全年客运量2.4亿人次，日均客运量达65万人次。^[21]在天津，20世纪初年开始有了电车，至30年代，天津电车运行线路总长度25公里，至1940年，电车年总乘客数为八千多万人，日均乘客人数22万人，年人均乘电车次数为54次。电车显然成为天津人出行的一个重要工具。^[22]

汽车、电车的广泛使用极大提高了人们出行效率，但由于汽车、电车在民国中晚期的发展并不充分，城市人口中出行的一个重要补充甚至可以说重要方式，大约还是人力车。根据日本人房福安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当时北平共有人力车夫5.5万人，而当时北平总人口为80万。也就是说，人力车夫约占当时北平人口总数的7%，占成年男子的11%，平均每九个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个是靠拉人力车为生的，而靠他们的收入养活的家属子女、老人，大约有25万人。换言之，当时北平城里，约有1/3的人是靠人力车生存。根据1939年的一份统计，北平人力车夫占当时人口总数的1.5%，那时北平每条胡同口或十字路口差不多都有三五位穿着车行坎儿的“骆驼祥子”在那里趴活儿，从早到晚都是如此。

图6-10 1949年上海的汽车

在上海，人力车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成为市区客运的主力，后因三轮车和出租车的竞争导致人力车有所减少，至1947年仍有1.2万辆，至1949年仅剩下不到4000辆。1945年，上海注册的三轮车有6000辆，至1949年飙升至2.6万辆^[23]，极大挤占了人力车夫的生存空间。由此亦可概见城市交通工具在那短短几年的迅速发展和改变。

中国是一个江河湖泊密布的国家，水利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在南方，许多城市村镇都是沿水而建，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水路交通，重视对水资源的利用。六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就发现有船桨，可见至少在那时中国人就知道了水上交通的便利和技术。至宋代，各种类型的船只在结构上已经非常完备，此后就没有明显的创新或改造，至明代郑和下西洋，其所用的船只只是在载重量上有所加大，在技术上并没有很大长进。直至近代，随着西方机械和动力技术设备的传入，中国造船工业才发生一次根本性的革命，中国轮船航运才作为一个产业发挥作用。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随后又在天津、牛庄等地开设分号，至19世纪末，上海、广州等重要口岸，又陆续出现不少小型轮船公司，轮船航运缓慢成为中国人的另一个重要出行工具。

图6-11 上海江面上的船只

民国中晚期在出行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一项变化，当然是航空业的兴起和初步发展。航空业虽然还不是多数中国人能够享受能够利用的行业，但在那时已经显现出其独特的优长之处，一些重要航线正在缓慢开辟，一些重要军事行动已经离不开空中支援，航空业正在成为一个新兴产业，也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中国人的出行方式。^[24]

在西南，中国的航空线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已有上万公里，由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及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所主办，重庆、昆明、成都、西安、兰州、宜昌、桂林、贵阳、香港、河内及宁夏间的航空网也在抗战中期大致完成，每天或每周都有定期航班往来其间。邮件、商品及旅客的转运，过去需要数周或数月的时间，现在则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完成。

至于国际航空线路，也因抗战而得到快速发展，与各大国都通过它们的殖民地或者中国边境城市建立了直接或间接联系，与法国，通过重庆—河内建立空中通道；与英国，通过其殖民地缅甸建立重庆—仰光航线；与苏联，建立重庆—哈密，然后转苏联境内的航线；与美国则经由菲律宾直达美国本土的空中联系。这些国际航线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联。^[25]

中国的空军也在这次战争中从小到大，获得很大发展和宝贵经验，证明空军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使民众认识到空军具有保卫祖国领空领土的伟大力量，这种认识毫无疑问成为空军获得空前发展的原动力。^[26]

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邮电通信建设力度，在战争前三年时间就新设105条电报线联络各省，共长一万公里。长途电话则增加67条新线，总长接近9000公里。在后方诸省新设电报或电话局凡一百多所，新设立的无线电台有四十多个，另外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无线电台沟通中国与欧美各大城市的电讯。^[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