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主要是依农时劳作的节奏。日常休闲除了无须劳作的老幼闲人可无时间限制自由而行之外，一般需为生计奔走劳作之人，每日劳作之余稍事休憩，以恢复体力，休息身心。农闲或年节时，用于休闲娱乐的时间会比平日多些。清人日常休闲活动大多在人们日常活动的范围内，即家庭家族或邻里之间。娱乐方式因社会阶层、身份、性别、年龄和地方风俗等而有所不同，比较普遍的形式是谈天喝茶、下棋打牌、赶集逛街等。除了自家人在家宅庭院之内自行休闲之外，村镇之中的街口庙前、茶馆井边，往往自然形成邻里聚会闲谈的场所。男女一般各自成群，不相混杂，人们来往随意，自由参加。男人相聚谈天往往话题广泛，海阔天空，谈天说地，讲古论今，人们从这里了解信息，获得知识，也往往是男孩子们接受社会教育的第一课堂。妇女则往往亲族姑嫂、邻家姐妹，手拿针线聚在一起，边做女红边谈天，谈论内容也大多限于她们的生活范围，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女孩子也往往从这里获得生活启蒙教育。至于文人乐于诗文会友，官商喜欢人情交际，则各业之人习俗喜好各有不同。赶集逛街，既是购物的消费活动，也往往兼有游览玩赏甚至会见亲友的休闲内容，特别对于缺少公共活动机会的妇女，更是主要的日常生活兼休闲活动。

清代城镇街衢，往往开有茶馆，是附近居民日常休闲的场所。一般都是男人上茶馆，而少有妇女。人们到茶馆喝茶谈天，一方面休息消遣，一方面交流信息，茶馆往往成为街区的信息交流中心。如清代北京内城为旗人居住区，他们皆列军籍，月领俸饷，依例只能训练军事，不能从事工农商贾庶民之业。而清初以后，社会安定，京中旗人少有军事活动，训练逐渐懈怠，多成游手好闲之人。如有记载：“满人之富贵者，养尊处优，娱悦耳目，以消岁月，恒宴如也。下等者月支钱粮，妻孥坐食，不务农，不从商，游手好闲，比比皆是。”他们便成为京城茶馆的常客。“燕京通衢之中，必有茶馆数处。盖旗人晨起，盥漱后则饮茶，富贵者则在家中，闲散者多赴茶馆。以故每晨相见，必问曰：‘喝茶否？’茶馆中有壶茶，有碗茶，有点心，有随意小吃，兼可沽酒。自辰至巳，馆中高朋满座，街谈巷议，殊可听也。”^[94]有时还有说书唱曲的艺人在茶馆演唱，茶客略付小钱即可享此娱乐。

人们平日闲来无事到茶馆休闲消遣之外，有时一些交往事务也往往在茶馆这个街区公共空间进行，如聚会议事、订契立约、谈生意、找活计，甚至调解纠纷、请人说和等。如有的地方民间遇有纠纷，双方即请当地德高望重或双方信任之人一起到茶馆，双方各述理由，最后由所请之人作出公断，理屈之人支付茶钱并依议而行，俗称“吃讲茶”。直至晚清，上海街头茶馆仍沿此俗，失业工人及游手好闲之类，一言不合，辄群聚茶肆中，引类呼朋，纷争不息。甚至掷碎碗盏、毁坏门窗，流血满面扭至捕房者。^[95]可见城镇乡村街头茶馆，往往具有公众休闲和公共活动场所的多种功能。

除了日常休闲娱乐生活之外，人家遇年节喜庆还盛行招请亲友宴饮的习俗。无论城乡居民，逢年过节，或家人寿诞、婚丧嫁娶、建房开业、进学登科等家庭大事，都要尽家庭财力而置办宴席，烹制美食，用以祭祖敬神、招宴亲友，以示庆贺，并联络亲谊。由于人们大多聚族而居，亲友乡邻多需互相扶助，社会关系在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遇事张宴请客、招饮聚餐，就成为人们联系感情、敦睦关系的重要社会交往活动。人们在聚餐共享美味并热烈交谈的过程中，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增进了彼此感情，因而宴饮之风盛行各地，广受人们重视，成为民间最主要的一种群体社会交往和娱乐形式。

由于宴饮聚会具有这种明显的社会交往意义，其仪式性也就特别彰显。所以宴会陈设、席间座次以及宴饮程式等，皆需遵行一定礼数，体现亲疏、尊卑、长幼等身份等级秩序。宴席丰俭视主家财力而量力置办，富裕之家宴席丰盛，也更讲究礼仪程式，即使贫穷小户，也往往竭尽所有，尽力置办，以求彰显家庭名誉，增进亲友情谊。在这种宴饮习俗风行之下，一般贫穷人家遇到宴客之时，往往倾其所有而勉力置办，一宴可耗费家人数月之食。由于宴饮习俗具有重要的社交意义，尽管人们生活普遍贫穷，但宴饮之风一直盛行各地，富贵之家甚至宴席务求丰盛、排场竞逐奢华，以博得美誉、提高声望。而对于贫穷之家，迫于习俗而置办宴席常常成为生活的负担。^[96]此外，城市集镇之中，往往开有饭馆、酒楼，可供官绅客商等聚餐宴客，特别是一些商业繁盛的大城市，商街之中往往有一些装潢豪华的饭店、酒楼，成为官宦富商的社交场所。但一般市民很少光顾，市井舆论视上饭馆、入酒楼为奢侈靡费。

清代前期城乡居民日常休闲活动比较简单，世代相沿，少有变化。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休闲活动的空间范围较小，主要是在家庭街邻、村社乡里之间，基本上与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相同。二是人们的休闲活动主要在相对固定的熟人圈内，如家庭亲族和街坊邻居之间，是相对稳定、固定的人际圈。这种休闲方式，使人们的日常休闲活动往往与生计活动及社会交往等混合一体，共同构成相对封闭的日常生活圈。

清代人们超出日常生活圈的公众娱乐活动，主要是逢年过节村社或寺庙举行的赛会、庙会等。清沿前俗，依农时历法而有年节，如元旦、立春、上元、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祭灶等。特别是新年元旦、端午、中秋，民间称为三大节，最为人们所重视。届时城镇乡村，往往民间集资举办迎神赛会，酬神祈福，庆贺娱乐。一些寺庙除年节贺仪之外，也在一些固定的神诞庙祝的节日举行法会、庙会，如不少地方每于秋间举行土地社、关帝社、城隍社等，祭祀神灵，举办庆典，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及驱除灾疫等。

各地举办赛会、庙会的形式，比较普遍的活动有祭神烧香、抬着神像周游乡境，有的装扮成各种神灵鬼怪、传说戏曲人物等游行街市，并有舞龙耍狮、踩高跷、跑旱船、演杂技、玩杂耍、鼓乐唢呐、吹奏弹唱，以及搭台演戏等各种表演，还有买卖吃食、玩物、用品等商摊。届时附近乡人皆停工歇业，男女老幼，联袂而往，祭神上香、看会观剧、品尝吃食、购买物品、会亲见友等，现场往往男女聚集、熙熙攘攘、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一片热闹景象，既是乡里盛事，也是人们欢聚共享的娱乐、社交、消费、休闲等公众活动。

图1-15 耍猴艺人

图1-16 踩高跷

各地年节庙会的形式、规模有所不同，大多习俗相沿，有一定的传统模式。如江苏“每称神诞，灯彩演剧……技巧、百戏、清歌、十番轮流叠进。更有投身神庙，名为执役，首戴枷锁，名为赦罪，拉神游市。炉亭旗伞，备极鲜妍，抬阁杂剧，极力装扮。今日某神出游，明日某庙胜会，男女奔赴，数千百里之内，人人若狂，一会之费，动以千计，一年常至数会”。^[97]河北新河县庙会的传统形式：“各村庙宇多有年会。届期，商贩咸集，游人如织，丰收之年，辄演剧助盛。庙会者，实农村一大交易场及娱乐场也。医卜星相之流，及说书、幻术、技击、西洋镜、大兴棚等杂技，亦搭棚献艺。善男信女，执乐送经进驾（纸糊之宅第），或祝福、或求子、或求寿、或还愿。又有大开赌场者。”^[98]各地举办庙会，有的要持续两三天，有的时间更长。如广西平乐的赛会：“酬神赛会，昔年城市乡村每届秋冬二季多有举行。设坛建醮，五昼夜或七昼夜，演剧则十昼夜，尤以赴各庙进香之日为最热烈。”^[99]

年节庙会是超越家庭宗族，而以乡里村社、区域寺庙为范围的公众活动，相对于前者的家庭家族生活共同体，后者则是更大范围的乡里社会共同体。通过年节庙会活动，区域内分散的家庭、家族、街区之间有了横向交往，人们在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也得以扩大到同里乡亲关系。乡里成员通过组织和参与这些村社性的年节庙会活动，共享庆贺娱乐体验，加强了合作与联系，增进了交往和感情，获得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共同参与各种仪式和娱乐中，分享共同的文化传统、信仰崇拜、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感情喜好及快乐情绪等。

清代前期承平日久，各地年节庙会多相沿举行，规模大小往往视年景丰歉、地方盛衰及集资多少而定。这种主要依农时季节而间歇性举办的公众娱乐活动，对于单调的日常生活是一种调剂，对于平日局限于家庭街坊、零散人员之间小范围交往娱乐活动是一种补充。

说书唱曲，古来有之，后在此基础上演进为戏曲，以人装饰扮演各种人物，说唱舞动，琴鼓伴奏，加以故事情节，模拟表演，供人观看，即为“演戏”。戏曲在元明时期即已流行，成为一种民间文化娱乐形式。清代前期长期安定升平，滋养了人们的娱乐兴趣，各地民间小戏更加发展繁荣，各地多有民间戏班流动演出。一般都是以当地方言、民歌曲调及民间故事等为基础形成地方戏。逢年过节，春祈秋报，举办赛会及神诞庙会时，乡民往往集资招请戏班，搭台演戏，酬神娱人，乡民群聚观看，以为娱乐，称为“社戏”。有的地方演戏几乎成为敬神赛会的主要形式。有记云：“嘉道之际，海内宴安，士绅宴会，非音不樽。而郡邑城乡，岁时祭赛，亦无不有剧。”^[100]城乡民人凡遇年节庙祝、迎神赛会、祈雨驱疫等，往往招请戏班演戏，许多地方常年定期举办庙会，并招演社戏。如山东莱阳演剧：“庙会皆有定期，村庄多于农隙，大率由于水旱虫疫祈祷。”^[101]乡村社戏大多是临时搭台，招请戏班搬演，附近乡里民人，男女老少，群趋往观。“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102]这是乡村民人看社戏消闲的情形。

除这种年节社戏之外，人家遇有婚丧嫁娶、庆生祝寿、进学登科、升官发财、建房起屋等喜庆之时，也有招请戏班演戏助兴，以招待宾客，酬谢乡邻，称为“堂会戏”。如福建同安演戏：“昔人演戏，只在神庙……凡人家有喜庆事，如生子、作寿、登科、出贡、入泮，往往搬演，则又不止酬神也。”^[103]由于堂会戏往往是主家因事而请，因此所演内容也往往与主家庆贺的事项相配合，如喜庆戏、寿诞戏、婚庆戏、登科戏、升官戏等。如山东莱阳民家演剧：“一人一家因疾病灾难，谓之‘愿戏’；庆贺丰年，生子祝寿，谓之‘欢乐戏’。”^[104]在清代，公私庆贺时请戏班演戏，已经成为城乡各地普遍流行的一项主要的群体娱乐活动。

清代戏曲发展、看戏盛行，超过前代。一些人口众多的繁华城市，常有多家戏班聚集，或应人招请，或撂地为摊，随处搬演。城市里，外地客商仕宦多建有会馆，常在年节祭祀时定期聚会演戏。如北京一个工商行会在道光十七年议定条规中记载道：“年例正月初五日，三月十五日，六月二十四日，九月十七日，一年四次演戏敬神。”^[105]此外，人家年节婚丧喜庆，也往往招请戏班进宅演戏。

有的城市还发展为设立营业性戏园，日常演出，供人随时观看。如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官宦旗人聚居，文人商贾云集，社交活动繁多，娱乐消闲业发达，文化生活活跃，年节赛会的季节间隔性演戏活动，不能满足人们日常娱乐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固定戏园作日常演出。前三门以外，多为汉人居住，清初即有关于戏馆的记载。如康熙十年（1671）曾发布谕令：“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城外戏馆，如有恶棍借端生事，该司坊官查拿。”^[106]清中叶戏园业更为发达，乾隆二十七年（1762）有记云：“前门外戏园酒馆，倍多于前。”^[107]据道光四年（1824）有御史奏：“外城戏园戏庄，不下十余处。”^[108]

但清中叶以前，清廷明令禁止旗人看戏，认为戏曲乃优人之事，本属下流，旗人为军籍，除当差服役之外，应终日习满语、练骑射，或读经科举，至于士农工商，皆非其事，看戏演戏更是严加禁止。因此，在旗人聚居的京城九门之内，禁止开办戏园。所以，虽然自清初以来，满族贵族和八旗子弟私下看戏之风一直未断，但由于上有例禁，毕竟有所约束，故而北京的戏剧业还主要限于在汉人居住的外城发展。

图1-17 万寿庆典上的演戏

嘉庆以后，由于八旗子弟日渐骄奢，无事正业，而在上者又查禁不力，旗人看戏听戏之风遂日渐兴盛，京城九门之内也出现了戏馆。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查禁内城戏园的上谕说：“向来京城九门以内，从无开设戏园之事，嗣因查禁不力，夤缘开设，以致城内戏馆，日渐增多。”^[109]虽屡经查禁，但内城戏馆仍然存在，晚清以后，此风更盛。

满族旗人上下看戏之风的兴盛，及北京市民社会的发展，促使了北京戏剧业的兴旺，南北戏班纷纷入京，各种流派相互影响，遂使民间戏剧获得发展，融合徽、汉二调并汇集其他声腔之长的北京皮黄戏，即京剧，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熟并兴盛起来的。京剧的最初形成可追溯至乾隆、嘉庆年间，彼时徽班和楚调（汉班）相继进京，为北京皮黄戏形成的前奏。道光以后，又经过以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为代表的徽、汉、京三派皮黄艺人的共同努力，使二黄、西皮两种声腔的融合更加谐调，并与北京方言相结合，成为既以皮黄声腔为主体，又脱离对徽、汉二调的依附，在音乐唱腔、表演艺术方面都具有自己特定风格的独立剧种——京剧。这一时期，京剧首先在北京迅速流行，特别受到满族上层人物的喜爱，上行下效，后在民间也风行开来。

图1-18 戏台

江南地区的苏州，是商业繁盛、人文昌达之地，评书戏曲也发展兴旺。清初苏州演戏多在船上，雍正以后开始在商街中开设营业性戏园。有记苏州戏馆来历谓，苏州原来在船头演戏，观者另坐小船环列其旁观看。后来或因常遇风雨而中断，或因观者多而致船倾覆，“种种周章，殊多未便，至雍正年间始创开戏馆，既而增至一二馆，人皆称便”。^[110]由于戏馆颇受商人市民欢迎，生意兴旺，戏馆数量也随之增多，有记雍正、乾隆时，苏州“城内城外，遍开戏园”，戏剧演出“昼夜不绝”。^[111]至乾隆中后期，苏州集中了70余个戏班，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域。戏园多由商家会馆宴客而产生，因而分布在商业繁荣区。据记乾嘉之际，“盖金、阊戏园，不下十余处，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击牲烹鲜，宾朋满座”。^[112]人称“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113]

听书、看戏是清代城乡民众最主要的视听文化娱乐形式，其内容大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题材，以忠孝节义、善恶果报为主题，以劝善惩恶为主旨，符合人们受儒家、佛教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期待，因而广受人们欢迎。此外还有一些夫妻斗嘴、男女调笑等迎合人们世俗口味和感官刺激的内容，以及造反聚义、侠义恩仇等内容，这些常被官府定为诲淫诲盗而时予查禁。人们在共同看戏听书过程中，既享受着文化艺术的娱乐，也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戏曲内容所承载的忠孝节义、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等思想观念也随着戏曲的传播而传承。特别对于广大无力读书识字的中下层百姓及妇女儿童，看戏听书不仅是文化娱乐，也往往是最普及的文化启蒙和知识传承方式。人们在娱乐的同时，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教育与熏陶，可以说看戏听书是最为普及、也最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和启蒙教育形式。

清代沿行前代，民众宗教信仰多元庞杂，主要有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佛教、道教及种种民间信仰，如社神、土地、财神、关公、妈祖、王母及地方神灵，还有行业神、风水、算命乃至石头、树木等万物有灵信仰等。有的彼此混杂，一般民众也往往不加分辨，只按乡土习俗，奉神祭拜，是一种多神信仰及泛信仰状态。

清人最为普遍及最为日常的信仰是祖先崇拜，几乎家家都在房屋正位设有祖先神主牌位，有的还有祖先画像，一般每月朔望及年节都要祭祀祖先，上供、上香、行礼，感谢祖先的庇佑，祈求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子孙后代幸福，是为家祭。此外还有年节祠祭、清明墓祭，礼仪更为隆重。贵州方志记当地祭祖习俗谓：“神龛供祖先，祠堂、坟墓祭祖先，中元接祖先。各家多以祖宗嘉言懿行作教训。子孙多以不肖祖宗为警惕，以荣宗耀祖为大孝，甚至有向祖宗位前盟誓或乞子作迷信之举动者。”这种祖先崇拜虽有一定的迷信和形式化成分，但也具有维持家人亲情、维系家庭家族关系、强化家庭伦理道德、利于保持社会和谐的社会功能。民国时人评论这种祭祖习俗的意义道：“皆一种木本水源、慎终追远之思想，非以祖宗果尚在也，以忍死其亲也。由此一念，扩充而为弟、为友、为忠、为爱诸美德，为家族之密切组织，为维持社会之强有力。”^[114]因此崇祖祭祖习俗，无论社会上下皆所奉行，即使那些鄙视其他鬼神信仰为“淫祀”的官僚士大夫也无例外。

其他佛、道或巫祝等，人们信仰多出于实用功利目的。如观音信仰最为普遍，汉传佛教观音化为女身，常以观音普度众生和送子形象而广受人们喜爱，特别是妇女信奉更为普遍。此外，孔子、关公、土地、财神、城隍等信仰也遍及全国。还有一些地域信仰神灵，如沿海地区的妈祖信仰，各地的山神、河神及地方保护神等。还有信道家法术能消灾祛病，看相算命占卜吉凶，阴阳风水选地建宅等，各地民众多有信奉。此外各业多有本行的行业神，一般为传说中本业的开创者。如湖南祭礼：“外祀，如塾师率生徒祭先圣，农民祭社，工祭公输，商祭财神，以及各行祭所祖师，礼不尽同，要皆致其诚敬。”^[115]至于风水、算命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起屋造坟多讲究风水，逢事临灾又往往求于算命。有的虽疑信参半，但求心安而已。虽各地民人信仰神灵不一，但一般皆为多神信仰，甚至近于万物有灵。如后人所说：“天地有神，门、井、霤、灶有神，社稷、城隍有神，马、蚕有神，以及先圣先贤种种诸神，似乎多神教之民族矣。”^[116]人们往往遇神即拜，见庙烧香，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神灵各异却并行不悖，是一种泛神、多神信仰，由此形成了人们对于信仰多元、开放、包容、涣散、实用的态度。这种泛神信仰，除了一些人偏执迷信而造成一定损害之外，对于养成民众道德、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也起着一定的有益作用。故民国时人对这种多神信仰对于人们的文化意义评论道：“所以神之者之权，操之于我之崇德报功，初非我之听命于彼，普施慈悲也，故非出发于迷信之观念也。由此思想，衍成报酬及摹效英哲诸美德（惟行之既久，盲从者随声附和，有时似乎迷信）。”^[117]

图1-19 家庙祭祀

图1-20 寺庙祭拜

清代各种信仰风行各地民间，在人们对自然认识浅薄、生活范围狭窄、命运较多受到自然外力支配的生存状况下，这些信仰给软弱的个体，带来了一定的精神依靠和心理慰藉，也使人们获得群体认同和一体感。但与此同时，宗教信仰易使人形成盲目的迷信，因而对于人们的精神和心理具有一定的束缚和限制作用。近代以来，在新事物、新知识的引入传播过程中，这些信仰迷信往往成为阻碍传播的力量，而且由于其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而有时表现得十分顽固。开口通商以后，西方基督教开始借强势进入中国，对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和社会造成了强力冲击，中国人的信仰世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传统信仰及迷信也开始有所消退。

[1] 章谦存：《备荒通论》，《皇朝经世文编》卷39《户政·仓储·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

[2] 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6。

[3] 章谦存：《备荒通论》，《皇朝经世文编》卷39《户政·仓储·上》。

[4] 任启运：《经筵讲义》，《皇朝经世文编》卷10。

[5]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庚辰杂著》。

[6] 参见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7] 《清圣祖实录》卷215，四十三年正月辛酉条。

[8] 章谦存：《备荒通论》，《皇朝经世文编》卷39。参看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7页；张研：《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209页。

[9]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78、甲表85。参看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7—102页。

[10] 《熙朝纪政》，转引自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页。

[11] 据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2] 参看张研《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13]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7。

[14] 光绪《永兴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页。

[15] 同治《保靖志稿辑要》，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44页。

[16] 光绪《龙山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47页。

[17] 道光《广宁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861页。

[18] 雍正《泰顺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13页。

[19] 乾隆《直隶遵化州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页；乾隆《河间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362页。

[20] 乾隆《海阳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252页；道光《文登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253页。

[21] 康熙《巨野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306页。

[22] 乾隆《孝义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604页。

[23] 《李熙奏折》，转引自张研《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24] 参看张研《清代社会的慢变量》，第210—211页。

[25] 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7《食货考》，转引自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26]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83页；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转引自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下），第411页。

[27]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道光二年（1822）刻本，转引自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下），第411页。

[28] 《续云南通志稿》卷44《矿务》引王崧《矿厂采炼篇》，转引自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下），第411页。

[29] 《清世祖实录》卷5，元年五月庚寅条。

[30] 七峰道人：《海角遗编》，转引自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31] 于塘：《金沙细唾》，见《清史资料》2辑，第156页，转引自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175页。

[32] 韩葵：《江阳城守记》，《亡国惨记》本，转引自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175页。

[33] 民国《灵宝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271页。

[34] 光绪《清会典事例》第328卷，第9471、9469页；《清史稿》卷103《舆服志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08页。

[35] 同治《洪洞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670页。

[36] 嘉庆《宁远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583页。

[37] 同治《保靖志稿辑要》，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44页。

[38] 同治《长阳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430页。

[39] 光绪《永兴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518页。

[40] 嘉庆《宁远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583页。

[41] 同治《保靖志稿辑要》，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44页。(www.daowen.com)

[42] 同治《铅山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093页。

[43] 同治《余干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097页。

[44] 道光《广宁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861页。

[45] 光绪《潮阳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783页。

[46] 乾隆《平阳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912页。

[47] 光绪《泰顺分疆录》，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915页。

[48] 雍正《庐江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952页。

[49] 乾隆《直隶遵化州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246页。

[50] 乾隆《河间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362页。

[51] 康熙《巨野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306页。

[52] 道光《临邑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127页。

[53] 乾隆《孝义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604页。

[54] 乾隆《临晋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718页。

[55] 道光《德阳县新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122页。

[56] 道光《廉州府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南卷下，第1079页。

[57]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清法规大全》（光绪辛丑迄宣统己酉）卷3“宪政部·地方自治”，（清）政学社印行，第2页。

[58] 参看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135—141页。

[59] 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60] 范金民：《清代苏州城市繁盛的写照——〈姑苏繁华图〉》，载陈锋等主编《传统·文化·生活》2011年第1卷，（香港）中华国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当时的所谓“洋货”，指外洋来的珠玑、象犀、苏木等舶来品，主要是奢侈品、玩货，经营者主要是闽粤商人。

[61] 参看《清史稿》（上）102卷《舆服志一》，第403—404页。

[62] 参看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208—209页。

[63] 《清史稿》（上）102卷《舆服志一》，第404页。

[64] 参看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209页。

[65] 参看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138—141页；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66] 参见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67] 石成金：《传家宝》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278页。

[68] 道光《广顺州志》、民国《贵州通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423页。

[69] 石成金：《传家宝》上册，第27页。

[70] 光绪《福安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第1281页。

[71] 托津撰：《大清会典》卷23《礼部》，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第14页。

[72] 《清宣宗实录》卷246、卷249、卷250。

[73] 道光《休宁县志》卷20《氏族志》，转引自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99页。

[74] 咸丰《顺德县志》卷3《风俗》，转引自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99页。

[75] 同治《番禺县志》卷6《风俗》，转引自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99页。

[76] 民国《于潜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615页。

[77] 民国《南昌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055页。

[78] 民国《昭萍志略》，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069页。

[79] 同治《新城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135页。

[80] 民国《钟山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1027页。

[81] 光绪《乐亭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257页。

[82] 民国《广安州新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313—314页。

[83]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6页。

[84] 托津撰：《大清会典》卷11《户部》。参看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3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38页。

[85] 《大清会典》自清初至清末共修撰了五次，计有康熙二十九年（1690）、雍正十一年（1733）、乾隆二十八年（1763）、嘉庆二十三年（1818）、光绪二十五年（1899）。

[86] 托津撰：《大清会典》卷11《户部》，第4页。

[87] 即便是已被豁除了“贱籍”的原“乐户”“丐户”“惰民”等，虽本人已不再从事“贱业”，身份上已同于良人，但对其应考出仕仍有苛刻的限制。参见托津撰《大清会典》卷11《户部》，第4页。

[88] 托津撰：《大清会典》卷22《礼部》，第9—10页。

[89] 光绪《衢州府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884页。

[90] 乾隆《建德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045页。

[91] 光绪《乐亭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256页。

[92] 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84页。

[93] 道光《广顺州志》，民国《贵州通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423页。

[94] 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京师茶馆》，载《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9年版。

[95]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96] 参看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191—192页。

[97] 《培远堂偶存稿》卷45《风俗条约》，参看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262页。

[98] 民国《新河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516页。

[99] 民国《平乐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1015页。

[100] 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昆曲戏》，第5014页。

[101] 民国《莱阳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241页。

[102] 焦循：《花部农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八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第225页。

[103] 民国《同安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第1234页。

[104] 民国《莱阳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241页。

[105] 彭泽益选编：《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106] 王晓传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

[107] 同上书，第42页

[108] 同上书，第66页。

[109] 王晓传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110] 瞿宣颖纂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730页。

[111] 乾隆《长洲县志》卷11《风俗》。

[112] 顾禄：《清嘉录》卷7《青龙戏》。

[113]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参看范金民《清代苏州城市繁盛的写照——〈姑苏繁华图〉》，载陈锋等主编《传统·文化·生活》2011年第1卷，（香港）中华国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114] 民国《平坝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587页。

[115] 同治《续修永定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26页。

[116] 民国《平坝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587页。

[117] 民国《平坝县志》，载《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第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