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令妙破讹诈案

传说，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8年），担任监察御史的洛阳人程颢，在当山西晋城县令时，曾以寥寥数语破了一件讹诈案。

当时，有一张姓财主得急病死，棺木埋葬后的第二天，有一老者到他家门口，对着财主唯一的儿子说：“我是你父亲，现在我年纪大了，无依无靠，来和你一起生活。”接着，老者一五一十向财主的儿子说明了来由。财主的儿子非常惊讶，于是两人一起到县府，请县令程颢判决。老者先说，“我是个郎中，因家中贫困，四处流浪，为人治病，一年中很少回家。妻子生下儿子，无力抚养，只得狠狠心肠把儿子送给张财主。某年某月某日，由村上的李某抱去，邻居阿毛亲眼看见。”事隔多年，怎么还能记得这样详细。老者说：“我是从远地方行医回村后才听说的，当时记在处方册的背后。”并从怀里掏出处方册递给程颢，上面用毛笔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把小儿抱走，给了张三翁。

程颢问知财主的儿子才36岁，而死去的财主已经76岁，于是判定真伪，程颢对老者说：“财主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才40岁，这样的年纪，别人怎么会称作张三翁呢？”老者听罢无法狡辩，不得不承认自己冒认儿子，只想讹诈财主家的钱物的事实。案子遂破。

天下事非一家私议

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www.daowen.com)

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公著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对王安石，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也对程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十一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一遇思想不通处，王安石必声色俱厉，暴跳如雷，重者贬人官帽。某次，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王安石见是程颢所言，又道理俱在，因此“安石为之愧屈”。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他认为（变法的）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这倒与其他士大夫或批评王安石的长相或贬低王安石的品格不同，不过程颢这一反对的理由，最终也确实一语成谶。变法的对错好坏姑且不论，程颢在变法中的表现的温柔敦厚，颇具君子之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对他也存尊敬。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提拔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是言官，其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纠察百官好说，但规劝皇帝却非易事。因此，很多监察御史履职，或碍于情面，或担心权威，或害怕打击，往往形式重于内容，走走过场，不过让皇帝表现一下纳谏的姿态而已，至于纳不纳、纳什么、怎么纳，不予深究。

程颢任御史，却比较执拗、较真，他常常像以诲人不倦的态度，直言数落宋神宗，不厌其烦。然而他不厌其烦，有些侍从却大厌其烦，某日午餐时间已过，程颢仍旧絮叨述说，宋神宗饥肠辘辘，又不好明言。侍从便正色对程颢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还没吃午饭呢！程颢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来。一时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