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4　关于马可·波罗的争论

“如果……我们写了你们所不知道的任何事物，你们不应该因此就称我们为说谎者。”

——普兰·加尔毕尼：《蒙古史》

七百年前的一天，有三个男子从一艘不很大的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砌码头登岸。他们刚度过许多星期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没有人到码头上迎接；要不是他们衣着褴褛，引人注目，这次归国可能湮灭无闻。他们从神态到口音都带有鞑靼味，几乎把自己的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从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双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钢钮扣扣住。

他们到家后一下子就脱去破烂不堪的皮袍，换上长可拖地的绯红色威尼斯式绸面大袍。接着他们拾起又脏又破的蒙古袍，撕开衬里。那些原先藏放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纷纷掉落在地上。

以上是弗朗西丝·伍德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转述的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二百年后的人们对当时情景的追记。保存到今天的一份1305年的威尼斯城葡萄酒走私案卷宗提到了马可·波罗，因为他是此案中葡萄酒走私商的保证人之一。这份文件称他为“马可斯·波罗·米利恩”，意即“百万先生马可·波罗”。今天，人们都相信，他所以会有这样的别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甚至经常言过其实的人。他“每次谈起蒙古大汗的巨大财富，都说他们拥有数以百万计的金币”。不过，如果没有那本著名的《世界记》（或译《环宇志》），几百年后的人们就很难了解，这个在威尼斯历史档案里偶然露过两三次面的“马可·波罗”，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马可·波罗

大约13世纪末叶，马可·波罗在一次战争或商船间的武装冲突中被热那亚人俘虏监禁。他与一个至少写过几种关于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传奇故事的通俗小说作家鲁思梯切诺关在一起。《世界记》序言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纪元1298年，他（指马可·波罗）因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之中，很想打发空闲时间并向读者提供消遣读物，于是让囚于同狱的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先生将他所述这些内容全部笔录下来。”这部书在欧洲被广为传抄、译介，因此使马可·波罗成为一个声名远扬的传奇式英雄，当然也因此使各种写本或译本的内容及文字之间发生极大的差异。这曾让近代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绞尽脑汁，“为了译出一部条理清楚，又引人入胜的文本而引用了令人分辨不清的多种抄本，以致有些页引用各式文本达四十二种之多”。

根据马可·波罗在《世界记》里的自述，在中国的十七年中，他先留在大汗的朝廷里学习有关礼俗、语言文字等，其后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哈刺章（指前大理国所在地，当时，也用作对云南的泛称），“离开汗八里（蒙语“大汗之城”，指大都），西行整整四个月”。这趟西南之行的时间，据专家推算，大约是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或稍后。以后他又奉使各地，包括在扬州任职二年（不一定是做那里的行政长官），多次到杭州城办事。往返行程，大多是从大都南行到扬州，再到杭州，南至福州、泉州一线的元朝驿站主干线。大体是在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左右，马可·波罗可能曾远行印度，行迹所至主要应是马八儿地区（即印度半岛南端的东岸地区）。1290年春夏之际，他因为熟悉航海西行的情况，被选定陪同伊利汗国的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西域，然后归国。

正像几乎所有的回忆录一样，马可·波罗对自己中国之行的回忆在具体年代、事实（尤其是数目字）、地理状况等方面有不少不准确的和前后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多的地名、人名更因游记文本被辗转传抄变得难以释读。但是其中有很多描述，不是曾经身历其境，或者亲身得之于当时统治层内的口耳相传，是很难讲得像《世界记》中那样详实、具体而准确的。例如，马可·波罗这样描写西湖上的游艇：“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长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船行时不会左右倾斜摇晃。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或携家带眷，或邀请一些朋友，雇上一条画舫，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船舱上铺一块平板或说甲板。船夫站在上面，用长竹竿撑船前进。湖水不过三四米深。他们长篙轻点，直达目的地……船身两侧均有窗户，可以随意开关，便于游人坐在桌边，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

……因为湖面宽阔广大，相当于全城的长度，假如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整个宏伟、瑰丽的城市，它的宫殿、庙宇、寺院、花园，以及长在小道上的参天大树，都可以尽收眼底，同时又可以观赏其他画舫载着游湖行乐的男女，轻轻地在湖上穿梭似的来来往往。”

在讲述位于大运河流入长江处的瓜州镇（在今江苏扬州）时，马可·波罗提到，“在瓜州城对面的大江中心，屹立着一座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有一个大寺院，住着两百名和尚，敬奉偶像”。这里说的“岩石构成的岛屿”和岛上的大寺院，就是镇江的金山和金山寺。

马可·波罗对中国北方的熟悉程度，显然还要远远超过南部中国。他很详细地叙述了发生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王著刺杀当朝宰相阿合马的事件，说：“当上述这一切事件发生的时候，马可·波罗正在那里（指大都）。”他还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元朝平定东北叛王乃颜的战争经过。他说到，忽必烈亲征乃颜时乘坐的是象轿。这一点与汉文史料的记载相符合。他又说，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应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信徒），他把十字架画在自己的战旗上。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汉语文献虽然讲到乃颜“离佛正法”（就是信奉一种有异于佛教的宗教）、“惑于妖言”，却没有留下关于他究竟信奉什么宗教的明确记载。从聂思脱里教派当时的传播情况看，乃颜皈依这一教派是完全可能的。马可·波罗还提到乃颜是按照“不出血死”的方法被处死的。而根据汉语文献，我们只知道乃颜死后被扔进了附近一条名叫失列的河里。他被按照处死蒙古贵族的传统方式执行死刑，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势。马可·波罗的这些讯息，无疑是从元朝官场知情人的口中获得的。乃颜之乱发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马可·波罗大概要从马八儿回到中国以后才能听说这件事。这时候离他南走泉州、航海西归已经没有多久了。

元朝白玉透雕

在汉语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马可·波罗的直接记载。汉文文献中先后提到过好几个“孛罗”或者“孛罗丞相”。但他们都是蒙古人，其名称乃是蒙古语的译音，与马可·波罗的欧洲姓氏Polo也不相干。那么，这个在威尼斯以“百万”先生著称的人，真的到过中国吗？很久以来，总是有人在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提出以下这些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www.daowen.com)

首先，虽然马可·波罗讲述的旅程大体上是自西向东，再从东亚回到西方，但他的行经路线时常中断，突然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重新开始，顺序颠三倒四。所以“虽然现在还有人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继续进行考察，但一些卓越的旅行家在有人向他们详细询问时承认，在波斯地区一步不差地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其次，他在书里谈到的若干情节明显地属于自我吹嘘和作假的性质，例如他说自己是元军攻占襄樊时在前线制造炮的人，又说自己曾做过三年扬州城的长官，等等。

再次，他在中国生活长达十七年，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起关于中国的许多最独特的事物，例如女人的小脚、茶、长城、筷子，还有汉字，而这些本来应当是最能吸引马可·波罗本人以及他的本国读者的好奇心的。

最后，中国的汉语文献汗牛充栋，但居然没有一件直接提到过这个传奇人物。“不见经传，耐人寻味”，因而使人生疑。

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于是把他的《世界记》看作是由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和一个三流的通俗传奇作家合作，根据一本通商指南或导游手册之类的读物编写而成的世界地理概述，而不是真正的具有行程日记风格的个人游记。在他们看来，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与他所宣称的十七年在华体验是根本不相称的。

中国学术传统历来强调“说有容易道无难”的原则。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来，似乎仍不足以排除他本人的说辞。要一个人在事隔十多年后“一步不差地”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这差不多是一种苛求。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除了几次明显的中断和插叙，基本上是可以按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的走向予以复原的。他确实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嘘（如在襄阳造炮），不过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而将他的全部叙述视为不可信吗？

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的马可·波罗，对于这个国家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和习俗，了解得确实很少。不过，它发生在元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就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元代早期，统治上层中间蒙古、色目人的影响仍具有优势。真正受信任的汉人大多会说蒙古语，可以不资“舌人”而与蒙古君臣对话。有些汉人对蒙古语的掌握甚至能精深细微到连蒙古皇帝也深为吃惊的程度。所以元初在上层社会里最重要的交际语言并不是汉语。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圈子里的外国人，对汉语和汉族的文化所知不多，并不见得完全不可思议。

此外，《世界记》中有关当时事件的若干详实叙述，包括最新近发生的平息乃颜之乱的情况，显然不会包括在导游书中间。如果不是在中国当地，就是在西亚却打听得这么细微准确，其实也是很难的。

马可·波罗来华的怀疑论者对现实存在的《世界记》一书充满根本的怀疑，却很愿意假定曾经存在过某种详细记载中国种种事情的“导游手册”，并断定它是《世界记》关于中国知识的来源。虽然关于这本“导游手册”本身，我们至今还一无所知，但它却对怀疑论者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他们就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是从哪里获得这么多有关中国的详细情报的？

不过相信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也面临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个自称具有很高地位，但又“不见经传”的外国人，在元朝到底担任何等的角色？

他自然没有像他所吹嘘的那样做过扬州的总管，或类似的高级行政官职。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马可·波罗主要是用一副敏锐的“商人的眼光”观察他所经历的世界。在他描述各地情况时最经常提到的一项内容，就是那里的特产，尤其是欧洲人感兴趣的宝石、香料、纺织品、瓷器等商品。他对中国的盐税似乎很注意，北方的盐场经常是他的行经之处。他甚至能相当准确地说出至元中期杭州所管地面盐税收入的总额。所以曾经有人怀疑他是元朝地方政府中管理盐政的小官员。还有人推想他出使马八儿，其实是到那里去采买红宝石。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不断地在各地跑来跑去，执行的是做皇帝“听底耳、见底眼”、到处刺探民情的职务。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一种较新颖、也较有趣的推想，认为他是为元朝政府或皇室成员做买卖、替为他提供资本的主人生息的“斡脱”。蒙古人进入汉地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懂得管理财产，“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撒花”即强行敲诈勒索“人事”（即礼物）的意思。他们靠掠夺、搜刮而攫获财产，却不知道怎样经营，怎样利用它生利增值。所以他们特别仰慕从西域来的人，向他们提供资本，让他们贸易生息，称为“斡脱”（突厥语伙伴、合伙人的意思）。马可·波罗比较熟悉的，不是汉语，也不是蒙古语，而可能是突厥语，甚至是波斯语。他经常奔波于国内外各地。因此，他成为皇室斡脱商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西欧世界直接地，而不是通过很多中介环节间接了解中国的角度来观察，马可·波罗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传奇人物。不过无论他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他都不是西欧与元代中国之间直接沟通的唯一见证人。这是一个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直接建立外交联系和互相了解的时代，虽然双方都是带着错位的期望而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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