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

路过昆明作演讲的林语堂看到这一情景，大为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教育工作作出指示：“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此后，国民政府确立了一边发动抗战、一边兴办教育的救国方针。国民政府丢掉东南沿海的工业基地和重要港口后，失去了最主要的税收来源，财政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就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下，仍然投入巨款到教育当中，免除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甚至提供免费食宿。当时，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八年抗战的艰苦环境中中小学生的总人数不减反增。

蒋介石的教育政策，不仅为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还为战后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复苏保存了元气。就在前线战争非常紧张、财政出现崩溃前兆的1944年，国民政府仍然坚持对外派遣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就在这一时期被派遣出国。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面对日军沿长江的步步相逼，湖南很快成了战斗前沿。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4日正式开课，下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以及两个专修科和一个选修班。同年，蒙自分校成立。

图25–4　西南联大校门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等著名学府组合而成，融汇了各自的独特经历和教学作风，聚集了闻一多、华罗庚、吴晗、梅贻琦、吴宓、费孝通、潘光旦等著名专家、学者担任教授，师资充裕，人才济济。办学8年中，西南联大共培养了2 000余名学生，其中包括汪曾祺、殷海光、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后来各个领域的大师。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其办学条件正配得上这四个字。在这所世界上堪称最简陋的大学里，学生们住的是土墙草顶的茅草屋，窗子用透风的木格堵上。在这种条件下，教授们依然严谨治学，学生们也是“救国不忘读书”。图书馆的座位极其稀少，学生们就去茶馆看书，在那里“泡”出了不少的论文和作品。遇到日机空袭的时候，学生们一边“跑警报”，一边带上书随时随地阅读，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940年初，路过昆明作演讲的林语堂看到这一情景，大为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图25–5　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www.daowen.com)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战时期教育方面的一个缩影，它与中国的历史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岳飞《满江红》里面的那句慷慨激昂抵御外辱的名句，饱含了浓浓的爱国之情：“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西南联大借用《满江红》的曲调，填了一首激荡人心的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祯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身处战乱年代，联大学子心中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站在时代前沿，为争取自由、民主与和平奔走呼喊，还以实际行动参与了爱国运动，显示出独特的精神面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危急，许多国民党要员和文化界人士被困香港，无法脱身。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竟派飞机抢运家人和洋狗，中外舆论一片哗然，联大同学尤感愤恨。于是，一场自发的“倒孔运动”爆发了。

抗战胜利前夕，云南省政府突然宣布改组，与当地驻军发生冲突，昆明市民惊慌不安。联大学子和云南各大学一起宣布罢课，参与反内战、呼吁和平的游行。这就是一二·一民主运动，最终促成了停止内战、协商一致的局面。

图25–6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维、于冠英、王力、沈从文。后排中着西装者为张怀瑾）

令人欣慰的是，在战事不断、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各高校始终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校的重大事情都经过教授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代表则由民主选举产生。

毫不夸张地说，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精神支柱和民族文化薪火相传的象征。西南联大辗转办学八年，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世界胸怀”和“中华情结”，创造了永远值得我们追寻的传统，即尊重学术自由，培育公民意识，坚持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直到今天，这一传统依然在指引和激励着后人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永不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