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大隧道惨案

六五惨案后国民政府发表惨案《审查报告》称，共造成992人死亡，151人重伤。但社会各界一致怀疑政府瞒报死亡人数，认为这一数字不可靠，甚至有幸存者称遇难人数达2 500人之多。

1941年，日军开始实施“第三次战略轰炸”。正是在这次轰炸期间，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发生了。

6月5日下午6时左右，市民们吃过晚饭，正在庆幸一天平安之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人们仓促之间全部涌向防空隧道，慌乱中拥挤不堪。实际上，此次来袭的日本轰炸机只有几架，而且并未进入市区，只是在城郊投下几颗炸弹就匆匆返航了。不明敌情的防空当局没有及时解除警报，民众急剧恐慌之下，继续往隧道进发，大大超过了安全限度。

随着涌入隧道的市民数量越来越多，防空隧道内的空气流通开始出现不畅，隧道深处的人感到胸闷，便开始往洞口处移动；洞里的人并不知隧道内氧气不足的情况，只是跟随人群向外移动。正在此时，在洞口外观望的人发现设在较场口的辅助报警红绿灯突然熄灭，错误地判断为敌机再次前来轰炸，纷纷向隧道深处挤去。两股人流挤在一起，造成很多人被踩踏而死；而在防空洞隧道深处的人，则由于氧气稀薄而纷纷倒地。等到抢救人员赶到的时候，隧道内的尸体竟然堆到了洞顶。

六五惨案发生后，中外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日军的残忍，还把矛头指向了国民政府的防空管理混乱和应急措施不力。事后国民政府发表惨案《审查报告》称，六五大隧道惨案共造成992人死亡， 151人重伤。但社会各界一致怀疑政府瞒报死亡人数，认为这一数字不可靠，甚至有幸存者称遇难人数达2 500人之多。

此次惨案死难民众到底有多少人？政府在惨案发生前，有没有采取足够的防空措施？一系列的问题压在人们的心头，却自始至终没有得到答案。

日机轰炸重庆引发多起重大火灾，有一次火灾，竟然将市内房屋烧毁九成。原因首先是日军投放的燃烧弹威力巨大，其次是防空部队贻误了救火良机。

当时，驻郊区的部队有六个师，还有一些独立的营团，而在重庆办公的达官贵人相当多，许多人把家眷也安排在那里。

重庆国民政府没有设置统一的消防灭火部门，只能由防空司令部临时代替。火灾发生后，这些达官贵人直接打电话到防空司令部，要调派救火车前去灭火。防空司令部下达救火命令，但苦于没有救火器材等设备，一筹莫展。国防部司令刘峙在电话里向手下的师长和团长们下达死命令：“你们如果不把火扑灭，我就杀你们的头。”

面对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这些军官们把困难列了一大堆，却无实际的办法。到了第二天下午，终于有人想出一条颇具效果的办法，不论是谁，担一挑水就给一元钱，这才调动数万官兵参与救火。(www.daowen.com)

起初，全城只有20多处火势，因为没有及时扑灭，加之很多达官贵人拿着刘峙的手令，调动正在救火的车辆先救自己的宅第，导致火势蔓延至全城，市民损失极为惨重。

在这场全城性的灾难中，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的现象随处可见。

在重庆卫戍部队下辖的劳动总队里面，一些军官大肆贪污经费和军粮，还以改造流氓扒手为名，抓了一大批盗窃犯，强迫他们拴着铁链子劳动，并瓜分他们的劳动所得。实际上，这些被锁着劳动的犯人都比较安分守己，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政治犯。那些真正的扒手都被负责看管的军官私自放出，偷回来的东西由双方分赃。

当防空司令部成立担架营时，劳动总队也挑选了一部分身体强壮的惯偷去当担架兵。他们平时流窜在街上作案，警报响起的时候就到指定地点集合，准备到轰炸现场进行“救护”。他们在灾难现场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有些侥幸未亡的伤者，被活活拖死；有时候这些担架兵非但没对伤者展开急救，还在受伤者身上堆压尸体，将他们活活压死，最后从这些尸体上搜走首饰和财物，甚至剥掉死者的衣裤。

就在火灾当晚，重庆的一些散兵游勇也开始大肆抢夺财物，甚至连军政部下辖的监护大队也放弃菜园坝一带的警卫任务，加入趁乱抢劫的行列。面对群众的举报，卫戍总部居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例行公事地打电话询问了一下。而当时全城的电话线路在大火中破坏殆尽，电话没有打通几个，就这样不了了之。火灾发生时，守城部队将城内居民疏散到城外，然后把没被烧完的东西抢劫一空，那些烧剩的木头积存起来当作干柴，甚至将烧剩的房子略加修缮后据为己有。种种行径，大大破坏了抗战部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为了报告敌机情况，重庆防空司令部建立了拥有先进设备和专业人员的防空情报所，专门负责向各大机关以及达官贵人所在的防空洞报告最新敌情。面对这一重要资源，防空情报所动了歪脑筋，私自架设通信网，利用公共资源和设施替有钱人服务。

当时，重庆一些银行、大企业的老板都拥有私人的防空洞，其中一些专门对外兜售防空证，有以月票形式每张10元的，也有零售的，躲一次警报2元。这些防空洞开通了与防空情报所相连的专用电话线，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敌机情况。为此，他们每月都要向防空情报所交纳一定金额的费用。此外，许多防空情报所官兵利用公共资源结识了一些有钱人，参与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在重庆购置了相当豪华的房产，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这样一来，没有人愿意负责公共防空洞的敌机情报。重庆有800多个公共防空洞，各防空洞门口都有防护大队成员，但他们总共只有10部电话机，因此很少能够得到准确及时的防空消息。而且一轮轰炸过后，通信线路破坏严重，重要部门或富贵人家的电话线总是先修，而公共防空洞的电话线排在最后。

为了解决重庆市内通信线路屡遭破坏、市民群众无法及时得到防空情报的问题，中央大学等团体倡议开设专门用来传递空袭情报的有线广播。这个利国利民的提议，从1940年开始筹划实施，直至抗战结束都没有完成。为了抢占这块肥肉，许多政府部门参与到有线广播控制权的争夺之中，而政府忙于协调关系，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好不容易确定下来由重庆防空司令部掌握控制权，他们拿到经费后不是急着开工，而是借口解决技术和器材问题，把钱挪用到贩卖烟叶牟取利益上去。后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防空司令部这才买了一些器材开展初步试验，却没有在上面花费精力，最终又是不了了之。

重庆防空部队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遭到社会舆论一致谴责。军委会震怒之下，命吴铁城等人主持军事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最后宣布由贺国光继任刘峙防空司令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