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周佛海

根据眼线密报，王安之发现周佛海虽然在官场上权势极大，却长期为一个困扰而苦恼：周想把远在湖南的家人接到南京，又担心重庆方面察觉后提前动手。

1943年3 月中旬，有一个人找到军统局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位于重庆枣子岚娅的“漱庐”，自称是奉命潜入南京汪伪政府的特工程克祥，说有公事向军统负责人汇报。军统方面特地核实了程克祥的身份，他果然是南京失守前潜伏下来的军统情报员，并且一度在汪伪政府出任要职。1941年，他被76号伪特工总部发现真实身份并遭逮捕，就此和军统失去联系。程突然在这个时候现身，难免让人生疑。军统驻在重庆的上海实验区区长王安之跟他会面之后，终于解开了这个疑惑：原来，程克祥是受周佛海的委派前来重庆的。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后来，他先是投降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后又叛蒋投日，出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税警总团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1942年2月，王安之收到策反周佛海的命令后，就在周身边安插下眼线。根据眼线密报，王安之发现周佛海虽然在官场上权势极大，却长期为一个困扰而苦恼，那就是，周想把远在湖南的家人接到南京，又担心重庆方面察觉后提前动手。

收到王安之的汇报后，戴笠迅速派人前往湘潭和沅陵等地，先后找到周的母亲和岳父，将他们送到贵州息烽的军统看守所关押起来。随后，戴笠命人以周母的口吻给周佛海写下劝降信，经周母同意后，派人送到周佛海手中。这封信里还特别交代周佛海，收到信的3天内将回信送往指定地点。但是过了许久，周佛海方面都没有任何回应，这使得军统方面大为失落。

其实，周佛海不是不想跟重庆联络，而是没找到合适的渠道。一方面，他并不确定这封信是不是日本人设下的陷阱；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回信会被日伪方面截获。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周佛海想起了关押在76号中的军统人员程克祥，于是下令将程转移到南京山西路西流湾8号的官邸，给予优厚的待遇，还派专人陪他下棋聊天，却始终不透露真实意图。就这样，时间很快过去了大半年，程克祥忍不住对周佛海的手下表示，愿意为周做任何事情。然而周佛海仍然没有任何表示。

1943年2月下旬，周佛海与程克祥密谈，要求他把一封自己的亲笔信送到重庆，当面交给戴笠转呈蒋介石。得到程的允诺后，周佛海为他准备了去重庆的关卡通行证与沿途费用。

图23–15　周佛海(www.daowen.com)

1943年3月中旬，程克祥历经险阻抵达重庆，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戴笠收到周佛海的亲笔书信后，认识到周佛海的忏悔之意和愿意将功赎罪的决心，喜出望外。

为了坚定周佛海反正的决心，戴笠特别安排程克祥前往贵州息烽军统看守所，查看周母所享受的优厚待遇。周母早上饮牛奶、晚上饮银耳汤的排场，给程克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之后，戴笠又安排他参加四·一纪念会。此举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1932年4月1日是军统前身“中华复兴社”成立的日子，军统局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举办纪念大会。程克祥被邀请出席纪念会，就象征着军统局再次接纳了他，这一安排让他万分激动。不仅如此，戴笠还在晚宴后许给他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一职，命他立刻赶回周佛海处，完成建立电台等几项特殊的任务。

回到南京后，程克祥在周佛海的配合下，先是将电台设在祈齐路的一栋三层小楼上，楼下是一间钟表铺，滴滴答答的钟声刚好可以遮住发电报的声音。不久，日本宪兵队使用监察器，发觉这一带有电台存在。为安全起见，程周二人火速转移，在另外一个地方架起临时电台。

面对无处不在的日伪特工，临时电台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这个时候，周佛海利用汪伪政府高层的身份，找到日本驻上海陆军司令部“重庆工作部”部长，借口对重庆开展诱降工作，要求架设一台专用电台。日军方面考虑再三，最终还是给了他一部电台。于是周佛海在一处公馆中，公然架设了一处可以与军统互通情报的电台，直到日军投降都没有出现意外。

1945年6月，周佛海从电台中收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哀伤之下，又打探丧事的操办情况。他得知戴笠不仅大办佛事，还代替自己披麻戴孝、守灵哭灵，感动得涕泪横流，从此，他在为重庆方面做事时更是死心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