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背后的故事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蒋介石已经做出公开发表《应战宣言》的决定，日记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日宣战的决心：“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关于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也要从1928年5月3日的“济南惨案”说起。当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率军北伐，一路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了山东济南。

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根据“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派出第6师团5 000余人登陆青岛，侵占济南，企图威慑北上的国民革命军，阻挠北伐统一大业。

1928年5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入济南。

5月3日上午，日方借口中国士兵抢劫日本侨民并殴打日本巡察，主动挑起事端。

日军无视国际公法，擅自软禁中国外交部长黄郛，遭到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的严厉痛斥后，竟将蔡公时挖眼、割鼻后残杀。之后，又屠杀了所有外交署员工，制造了“济南惨案”。

中国军队依约撤出济南后，遭到日军的伏击。城内百姓财物被抢劫者，房屋被焚毁者，女性遭强奸者，更是不计其数。此外，丧心病狂的日军还大肆屠杀无辜百姓以及留在医院治疗的国民革命军伤员。事后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一事件中中国军民共有6 123人惨死，1 700余人受伤。日军在济南毫无人性的兽行，令人发指！

蒋介石深感愤怒和屈辱，在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

重读这一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从1928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坚定了抗日雪耻的决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要求抗日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

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为向政府施压、要求对日宣战，发动4 000多名学生集体罢课游行。群情激愤之下，游行队伍还将出来与他们对话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伤。

进入12月，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全国各地赶赴南京，向政府请愿的人数一度达到7万之多。为安抚学生情绪，蒋介石亲自接见学生代表，并发表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讲话：

图16–4　济南惨案

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方法可以使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再也无法忍受被日本凌侮的耻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呼声直冲蒋介石在庐山的办公地牯岭。事变次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下午，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人以红军代表名义致电蒋介石：“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面对各界群众的呼声，蒋介石再三思考是否对日作战，依然举棋不定，因为他的抉择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

20多年前，当时中国的掌权者袁世凯也曾遭遇到同样的考验。他在日本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不平等的《二十一条》时，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对日作战。他问段祺瑞：如果对日作战，我们能坚持多久？段不假思索地回答：三个月。袁又问：三个月之后呢？段答道：听从总统安排。于是，袁世凯放弃了对日作战的念头。

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几乎每天都与各方面人士探讨对日作战的可行性及前景，问题与“中国能坚持多久”类似。不同的是，袁世凯可以选择在谈判中与日方玩文字游戏，但留给蒋介石的时间却不多了，他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即将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

此时，国民政府没有其他退路。东北三省已经尽失，如果再不奋起抵抗，平津就会重蹈东北的覆辙，接着就可能是首都南京。到时沦丧的就不仅仅是国土了，还有民心。

当时政府与民间也有一些反对开战的呼声，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认为，至少需要备战6个月才能与日本开战。北大校长蒋梦麟同样反对开战，他主张“忍痛求和”。学者界代表人物胡适和陶希圣联名向蒋介石上书，认为中国和日本打仗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开战，中国艰难得来的统一局面和十年来的发展成果均将灰飞烟灭，再也无法恢复。胡、陶二人甚至向蒋介石建议，通过承认“满洲国”的主权地位，换取中日间的相安无事以及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厉兵秣马，准备战事。

图16–5　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中美友好万人签名书”

听到这一言论，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忍不住在国民政府高层的一次会议上大骂胡适，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国民党元老、时任立法院长的居正也表示应该把惑乱民心的胡适关进监狱。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蒋介石并没有对胡适加以惩罚，后来反而派他担任驻美大使一职，让他去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而这位著名的“主和派”做起事来也毫不含糊，为中国的抗日事业赢得了许多国际方面的支持。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各方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认为做出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多次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并在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防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对日作战这一重大决策。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何应钦提交了军事备战报告，计划第一步先动员100万兵力投入到抗日前线：冀、鲁、豫三省筹备约60万人，热、察、绥三省筹备约15万人，闽粤两省约15万人，江浙两省约10万人。

在这一报告中，何应钦充分考虑到抗战面临的各种困难，如国家财政预算不足，枪械弹药储备有限（可供6个月），防御工事尚未完成，空军、装甲兵数量太少等。此时，国民政府还没有将上海地区视为中日决战的前沿阵地。

庐山会议·庐山抗战宣言

1937年7月19日，《告全国军民书》通过电讯广播传送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一份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抗战的宣言。从此，全面抗战的大幕正式拉开！

1937年7月15日上午，在位于庐山东谷的仙岩饭店，全国各界知名人士汇聚一堂，畅谈国事。胡适像以往一样先声夺人，但此次他一改往日消极抗日的观点，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

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图16–6　见证中国诸多历史事件的仙岩饭店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还未开口，就已经泪湿眼眶，一番铿锵有力之语令满座动容：“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www.daowen.com)

多愁善感的梁实秋喜欢掉书袋，他提到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的抗日诗：

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抗日诗，壮怀激烈。诗是四年前写的，可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插了一句：“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士达成共识，一致表态拥护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气氛热烈而慷慨激昂。

第二天，蒋介石邀请包括这些人士在内的158人在庐山举行会谈，讨论《应战宣言》的具体内容便是此次会议的议题。大家看过宣言草案之后，对内容完全认同。但是，在是否公开发表、何时发表等问题上，争持不下。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一时期内心的挣扎。

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下了自己的犹豫不定：“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7月17日，蒋介石信心更为坚定，在日记中写道：“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

7月19日，蒋介石已经做出公开发表《应战宣言》的决定，日记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日宣战的决心：“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随即，蒋介石决定制订对日作战计划，同时他意识到“应战宣言”这几个字可能会对日方产生刺激，经过再三考虑，改为“庐山谈话”，并对之前激烈的措辞做出调整。即便如此，《庐山谈话》仍然彰显出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的坚定决心。

此时，蒋介石对和平解决中日问题还抱有一丝希望，所以他在谈话中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之后时局的发展，彻底打碎了蒋介石的残存希望，这从他这一时期的话语间可以看出。蒋介石先是认为“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后来又觉得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族之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

蒋介石比较乐观地判断对日作战比内战好打，甚至预计即将爆发的中日之战会在一年内以中方胜利结束。

图16–7　蒋介石号召全民英勇抗敌

1937年7月17日上午，蒋介石身着戎装，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题为《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的讲话，史称“庐山抗战宣言”。

蒋介石《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演讲全文如下：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

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2月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该《宣言》表现出来的态度空前坚决，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激奋人心，坚定了全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鼓舞群众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浪潮中去。

这份抗战宣言是由蒋介石口述、《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执笔，仅花三小时写成。宣言里很多句子流传甚广，包括蒋介石之前在演讲中使用的原句，如“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等。蒋介石讲话结束后，整个会场情绪热烈，很多人更是热泪盈眶。

7月19日，该文稿稍加改动后成为《告全国军民书》，通过电讯广播传送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抗战的宣言。

图16–8　蒋介石在庐山视察高级军官训练团

在这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事实上已经被国民党承认，并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7月31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做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12月17日，蒋介石再次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在这一重要讲话中表示：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情势之下，不能徒顾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之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庐山宣言》发表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艰苦、最英勇的一次卫国战争拉开帷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战争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从此，中国军民不分种族、党派，不分阶级、职业，不分男女、老幼，用鲜血和生命投入到捍卫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抗战大潮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