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那些事

事变前传

多年后张学良忆起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以玩笑的口吻说：“我真怒了，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冲我发脾气），我要教训教训你。”

1936年，近现代中国又一关键性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处局势非常微妙，史书上很少提及，这里引用一段《徐向前回忆录》里的表述：

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数万红军，在敌人的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作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

图16–1　张学良与杨虎城

当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但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一直如影随形跟着他们。随后，红军先后取得了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与国民党军队的“默契”也是与日俱增。不过，在“西安事变”爆发前，红军的处境一直堪忧，面临着再次转移的被动局面。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调集十几万中央精锐部队，并亲自赶赴西安“指挥最后的战斗”，企图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为了实现与中共的停战，达成联共抗日的目的，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进行面谏、笔谏甚至哭谏。

张学良再一次苦劝蒋介石时，遭到蒋的严加痛斥。他拍案而起，说道：“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12月12日夜，抗日心切的张学良于一时激愤之下，决然联合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多年后张学良忆起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以玩笑的口吻说：“我真怒了，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冲我发脾气），我要教训教训你。”

后来有人曾这样评价：“西安事变”是由蒋介石的火暴脾气和张学良的率性单纯造成的。当然，是否如此也值得探讨。

一时间，“西安事变”震动了全国人民，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没有蒋介石的中国，一定会重新陷入分裂和混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自然成为当时的人心所向。

12月13日，清华大学的学生们正准备上课，只见闻一多怒气冲冲地走上讲台，却没有带授课讲义，而是隔空向张杨二人严词声讨：

图16–2　《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被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

“西安事变”爆发后，许多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朱自清也是其中的一位。他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

当时，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不仅仅有文化人士，广大国民也同样担心事态恶化。2011年，著名国学家叶曼女士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西安事变”后老百姓的普遍心态，都是害怕回到军阀割据的状态。叶曼还记得，她母亲那一段时间每天都会烧香拜佛，乞求上苍。

胆小的原因

蒋介石在被扣期间，置生死于度外，不失威仪风度，居然动辄当众斥责张学良。张学良却表现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任凭蒋介石斥骂，常面露愧色，无语而退。(www.daowen.com)

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翻阅他的随身日记，无意间发现蒋早已下定与日本势不两立的决心。此外，张还发现了蒋的长期计划：德国为发动战争，急需我国的钨矿资源，作为交换，德国将会帮中国装备80个德械师。到了那个时候，蒋介石会立刻发兵收复东三省——张学良的老家。

张学良看后一时惊讶无语， 并为之前扣押蒋介石的举动专门前去负荆请罪，后来还主动提出护送蒋回南京。蒋介石劝他留守西安，但张学良仍一再坚持要送。

据蒋介石和张学良共同的朋友美国人端纳回忆：

蒋介石在被扣期间，置生死于度外，不失威仪风度，居然动辄当众斥责张学良。张学良却表现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任凭蒋介石斥骂，常面露愧色，无语而退。

图16–3　上海市民游行，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5日，蒋介石在失去人身自由十多天之后，平安返回南京。

因为在对日问题上的一再妥协，蒋介石常被主战派骂成胆小鬼。不过在国民政府高层看来，蒋的胆量、见识、勇猛、善战无可置疑，当时甚至有舆论这样“拍马屁”：“蒋介石真的是胆小吗？当年他参加东征时，身上挂满手榴弹，每役都在前线指挥，甚至带头冲锋。”如此骁勇好战的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愿对日宣战呢？

从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日记来看，他之所以忍受骂名、消极抗日，是出于对当时国家现实情况的考虑。他深知如果仓促应战，很可能很快会国破家亡。抵抗，还是媾和，蒋介石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备受煎熬，而内心的痛苦，只有在日记中才有表露。

1933年6月3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客观地说，这份协议确实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推迟了4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备战时间。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都极为赞许蒋介石忍辱负重、争取备战时间的做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向国民党元老张钫申明心迹：

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由此可见，蒋介石迟迟不愿对日作战，除了考虑到中国综合实力不济的原因，同时也并不掩饰自己消灭共产党、成就国民党独裁专政的私心。

淞沪会战期间，日本的主战派曾以“西安事变”中传出的蒋介石日记为依据力压主和派，最终日本大本营决定增援上海，扩大侵华战争。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了一系列挽救中国于日寇铁蹄之下的计划，包括修订陆军法典、制定武器标准、建立兵工厂、扩充空军部队、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修建公路铁路，等等。他还希望派人到世界各国去争取外交支持，同时用6年时间训练60个师，这样就可以跟日本抗衡了。

“西安事变”之前的十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最为迅速的“黄金十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位居世界前列。

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他的理由是：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直是孤军奋战，基本上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和认可，牺牲巨大。如果推迟两年抗战的话，彼此实力差距不会有那么大，中国很有可能迅速战胜日本，最起码不会陷入苦战八年几乎亡国的地步。

事实上，后来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付出的惨重代价已经证明了许倬云的观点。当时中国各个方面都准备不足，短短两年就沦陷了大半个中国。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获得了国际支持，那么中国付出的代价还要更加惨重。

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都认可提前抗日对日本人有利的说法。但是他们无法否认“西安事变”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事变后，蒋介石暂时放下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建立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史没有如果，无论抗战时机是否成熟，最终胜利都属于中国，民族灭亡的悲剧也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