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遥,何日去?
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
青楼者,妓女之家也。妓女一人青楼,便与原来的家庭断绝了联系。以老鸨为父母,以龟奴为兄弟,以嫖客为丈夫,当然也有生了孩子的。如金庸《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便是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扬州丽春院的小杂种。而像沈从文笔下那些卖淫养家,连丈夫也一并包下来的,则与青楼之意远矣。既为妓女,就应“投身青楼即为家,卖笑呈欢无有涯”。所以妓女说到“我家”指的就是青楼,说到“我娘”,指的就是鸨母,嫖客去青楼,去的就是妓女她们家——妓家也。
然而嫖客自己是有家的。家里不但有父母兄弟姊妹,还有妻子。没有妻子的也随时可以娶上一位。除了妻子以外,还可以有妾,有婢。古代社会,妻妾也好,丫环也罢,都是男人的奴隶,家庭中的“第三等级”,男人可以生杀予夺,“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那为什么男人还要竞相奔赴青楼呢?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句俏皮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呢?
这是不是可以说明,青楼有着家庭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青楼有着家庭无法超越的独特魅力?
那么,青楼与家岂不是构成了一对矛盾?青楼的存在不会导致家庭的分崩离析吗?就如今天的哪位丈夫若是明目张胆地去嫖娼,那不是等着被太太解雇吗?如果这样去推想,那就大错特错了。用今天的打野鸡去比附古代的狭邪游,颇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今天的嫖娼,是腐败,是堕落,不论当事者如何沾沾自喜,他总是被鄙视,被批判的;而古代的狭邪游,则被视为风流雅事,起码是很平常的。今天卖淫嫖娼现象的泛滥,是与离婚率不断上升,千万个家庭遭到破坏,千万颗男女老幼的心灵遭到伤害同时出现、同时发展的;而古代的青楼制度延续了千百年,同时家庭制度也延续了千百年,二者并行不悖,宛如平行的钢轨,一同运载着历史的列车滚滚前进。
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的青楼,与西方的妓院和今天的各种卖淫场所,在社会功能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妓院从古希腊、古罗马,直到今天,主要是肉体交易的地方,其本质在于“性”。今天世界各地的妓院,基本上都是西方模式的一统天下。不管巴黎的淫娃,汉堡的浪扭,还是香港的靓妹,曼谷的妖姐,都可一言以蔽之曰“货腰女郎”。客人在她们那里满足性饥渴,寻找性剌激,此外复何求哉!而青楼则大大不然,古人逛青楼,目的不一定是要与妓女同床共枕。他们到那里喝几杯清茶,听几曲音乐,也许坐上片刻就走,也许从早到晚流连,有的包下妓女,长期驻扎下去,而有的虽与妓女无话不谈,但却不曾make love过。他们心中真正渴望的是与妓女建立一种无拘无束、亲密无间的感情联系。这种感情联系是古代家庭中很难找到的。
古代家庭是古代国家体制的缩影。三纲五常,宗法礼教,都以家庭为最基层的普及单位。在男女感情中,双方平等才有真正的乐趣,可家庭中的妻妾,都是男人的奴隶,随时有被抛弃的可能,只能恭恭敬敬遵守着三从四德,像对待神仙一样供奉着丈夫,哪里有什么平等的乐趣可言?《孟子》中讲过一个要饭为生的齐人,家里有一妻一妾。妻妾二人发现她们依靠的“良人”原来每日靠乞讨为生,“相泣于中庭”,可“良人”毕竟还是“良人”,妻妾不能炒他的鱿鱼,齐人仍然以主人自居,这样的男女关系,有什么味道?而《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妇互敬互爱,却被礼法所不容,硬是拆散了鸳鸯,逼得一对爱人,一个“举身赴青池”,一个“自挂东南枝”。可以看出,家庭与爱情是有着本质的冲突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尖锐指出:
妻子自然可以和丈夫同床共枕,但是不能和他同桌就餐,她对丈夫不能直呼其名,而要称“老爷”。她是丈夫的仆役。她绝对不能出现在人前……丈夫可以把她当做奴隶出售。
处在这种地位的妇女,能对丈夫产生发自真情的爱慕吗?更不要提《三国演义》中刘安杀妻来招待刘备的兽行了。
再一点,爱情是男女双方个人的私事,而古代婚姻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往往不由青年男女个人来决定。婚姻首先考虑的不是感情,而是财产、权势、门第的对比,婚姻更多地具有一种政治意义。所以家庭往往是利益集团合纵连横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男女双方没有感情基础,于是,同床异梦、敷衍凑合便是家庭的常情。而感情之外的种种利害关系又使离婚十分困难。古人十分看重家庭的稳固,认为家庭稳固是社会稳固的基础,“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又有“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之说。因此,感情要求越高、越丰富的人,往往就越在家庭里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家庭所匮乏的这种感情功能,哪里能够补偿呢?——青楼。
在青楼里,男女双方都不承担道德伦理的责任,没有门第高低的顾虑,不受贞节操守的束缚,虽然有金钱的因素使人反感,但比起家庭中主奴式的服从关系来,毕竟可让人感到更自由、更平等、更能发挥和体现出个人本身的魅力和价值,因此就更加显得浪漫多姿。家庭里所欠缺的一切,在这里都得到了补偿。补偿之后,回到家里,依然是正襟危坐的良夫、贤父、孝子,依然是吆三喝四的主人,依然承担着对家庭所应尽的一切义务,同时享有着一切该享的家庭权利。所以,青楼的存在,不但没有干扰破坏家庭结构,反而大大促使家庭保持稳定,促使社会保持稳定。井水与河水,互不相犯,而青楼与家,不但不相犯,而且恰好耦合为一个完整的性文化系统,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步的发展。
林语堂先生在《妓女与妾》一文中写道:
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能与妻室团聚。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守节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妓女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当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闳之中。
这段话把妓女相对于妻子的重要性分析得颇为透辟。任何时代的男人女人,除了顺应该时代的潮流而生活之外,其优秀者必然追求许多超越该时代的东西。古代社会的人要遵从古代社会的伦理、规范,但他们也向往着能够超越这些羁縻。追求超越感是人类文明前行的最大动力。于是青楼就成了比家庭美丽得多、绚烂得多的理想福地了。
从家庭这一方面来讲,妻妾虽然希望能够得到丈夫更多的爱抚,但她们未尝不知道自己无法像妓女那样给丈夫以无边放纵的满足。假如她们表现得与妓女一样,那立刻就要被视为不贞、淫荡、败坏,立刻就会被逐出家门。所以,即使她们有妓女的情趣,有妓女的本事,也要深藏不露,也要装得贤淑端庄,特别是对那种事不感兴趣,更不要提吹拉弹唱了,这样才像个规矩女人,受到人们赞扬,被容纳于家庭。今人所理想的“在客厅里像贵妇,在厨房里像仆妇,在卧室里像荡妇”的十全十美的妻子,纯粹是无耻男人阴暗心理的大暴露,是妇女地位丝毫没有提高,反而在伪装形式下有所下降的绝对明证。古代的妻子不追求做一个“全能玩偶”,她们只做妻子应该做的,其余的则心安理得地让给了妓女。她们知道,妓女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反而是客观上的一个好帮手。英国的伯特兰罗素说过:“娼妓有好的一面,她不但可以招之即来,而且极易掩饰自己,因为除了这门职业,她并没有别的生活,而且那些曾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仍可不失尊严地回到妻子、家庭和教会中去。”看着寻花问柳归来的男人,妻妾们要说没有一点醋意可能是不对的,但多数情况下是并不当一回事的,仿佛看见淘气的孩子归来一样,即使有些责备和规劝,也是说不可玩物丧志,不可上了坏女人的当,不可把身子搞坏了等,而并不否定和批判这种行业的本身。就像今天的妻子劝丈夫少打麻将、少玩游戏机、少看足球一样。(www.daowen.com)
所以,漫长的古代社会,尽管多数朝代都有过禁娼、禁狎的法令、措施,但青楼业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关键就在于青楼是那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它既然有利于男性社会从家庭到朝廷的整套统治秩序的稳固,所以,不但士大夫、社会上对它采取赞赏、默许的态度,就连皇帝老儿也经常以身作则,频频前往青楼探花,青楼哪里能禁得住呢?前文提到的宋徽宗嫖李师师,还算是文雅的,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则有时连虚伪的外衣也不要了。清朝的同治皇帝,据说就是私逛窑子,染上性病死去的。皇帝和一些高级官员,身边美女无数,也不乏艺术欣赏的条件,为什么也对青楼怀着浓厚的兴趣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份限制了他与女性的平等性爱交流,得不到一种类似市民村夫平等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浪漫情调。例如明朝前期著名的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主持朝政时,有一天让妓女陪酒,在场有一名叫齐雅秀的妓女,非常机敏聪慧。众人将她一军说:“你能让三位老首长开怀大笑吗?”她成竹在胸地说:“我一进去就能逗笑他们!”然后,她进去拜见三杨。三杨问她怎么姗姗来迟,她说:“我看书来着。”三杨都是读书人出身,一听此话,不禁颇感兴趣,忙问她读的是什么书。她说:“《烈女传》。”三杨一听,捧腹大笑,一个人尽可夫的妓女,竟然捧读提倡贞节操守的《烈女传》,实在妙不可言,这不是对烈女的亵渎、对伦理道德的讽刺吗?
于是三杨笑骂她道:“你这个混账的小母狗,不许如此无礼。”没想到她应声答曰:“是呀,我是母狗,您几位是公猴!”借“公侯大臣”之音巧妙反击,众人无不佩服,一时传遍京城。试想,这种智慧的交锋,这种刺激的场面,这种绝对放松的情调,在家庭里能享受到吗?
那么,如此说来,青楼与家的好处永远是不同的,青楼给人的享受永远要比家里更新鲜、更剌激、更浪漫。当然,家有家的好处,家里的温馨、真诚、安全、慰藉等等天伦之乐也是青楼所无法取代的。二者不能够统一吗?能不能鱼和熊掌兼得呢?这个问题聪明的古人自然会想到。怎么办呢?当然不能把家改造为青楼,把妻子“逼良为娼”,让她当妓女,那么,就只有以青楼为家,把妓女改造成妻了。
所以,青楼与家也有相通的一面。
有不少嫖客,把看中的妓女包下来,长期住在青楼。在此期间,其他嫖客对此妓女不得问津。该妓女的一切消费均由该嫖客开销。这显然需要比较雄厚的财力,有的嫖客就因此而耗尽积蓄,由挥金如土变得一钱不名。《李娃传》中的某生,就有过这个下场。当然,也有的妓女甘愿倒贴钱财,长期供养嫖客。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真正的主人都不是嫖客,而是鸨母。拿钱在手,鸨母可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一旦床头金尽,嫖客就不能再充大少爷,颐指气使了。因此,无论嫖客还是妓女,一旦产生了确实十分亲密的感情,都还是希望走出青楼,结为真正的夫妻的。李娃与某生的最后结局如此,霍小玉和杜十娘所希望的也是如此。
娶妓女为妻,在古代并不算如何不光彩的事。如果娶得名妓,还要算是光彩,反被人羡慕,就如今日娶了名歌星、名影星一般轰动。不但一般官商爱娶名妓,连皇家也不例外。明代崇祯帝的田皇后就是扬州的妓女出身。
妓女成为妻子后,一方面保留了她色艺双全的魅力,能够与主人诗文唱和,调笑欢娱;另一方面又以良家女子的形象处世,孝敬公婆,抚育子女,管理家务,结束了卖笑呈欢、生张熟魏的色相生涯,把全部身心奉献给自己的家庭。应该说,这是一条理想的道路。问题在于,一是多数妓女做不到这一点,长期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巳经使她们不能正常地做一名良家妇女,“感觉”总是错位;二是社会舆论也给她们以巨大的心理压力。她们必须做得比普通家庭妇女出色十倍,才能得到道德上的认可。有时连娶她回来的丈夫可能也由于其历史的“不清白”而对她疑神疑鬼,再加上家庭内部其他女性的排挤、陷构,常使妓女觉得家庭毕竟不如青楼自在快活。有的妓女经过一段不适应的努力后,干脆又回到青楼去了。
在这方面为人称道的是明代名妓董小宛。她被名士冒辟疆娶为侧室后,二人相亲相爱:
日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闲吟得句与采辑诗史,必捧砚席为书之。意欲所得与意所未及,必控弦迫箭以赴之……相得之乐,两人恒云天樣间未之有也。
不但如此,董小宛对全家人都亲爱有加,赢得了全家人的尊敬爱戴。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道:
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携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行举止,均异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碎仆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屬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署,必拱立坐隔,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
董小宛与冒辟疆的正妻及其他人相处得这么好,并不出自虚伪或迫不得已,而是出自对冒辟疆的爱。冒辟疆有次大病了将近半年,小宛的精心服侍真是感人肺腑:
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权粝一餐,吁天稽首外,唯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之至,色不稍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
这一方面表现了冒、董二人的深挚爱情,同时也说明董小宛是多么珍视、热爱家庭生活。她没有把青楼中唯利是图、趋炎附势那一套东西带到家庭中来,而是带来了卓越的才华、高尚品德和金子一般的感情。可惜像董小宛这样天使般的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倘若多数家庭能够达到一半近似于此的幸福程度,社会上也就不会有青楼的存身之地了。大概是董小宛的杰出行为破坏了青楼与家并存不悖的天意吧,她呕心沥血辛劳了九年,就在二十八岁的美好年华离开了人世。四十一岁的冒辟疆痛不欲生,写下了《亡妾董小宛哀辞》及《影梅庵忆语》,自叹“一生清福,九年占尽”。看来,良缘美眷,实在是太难得了!
更为可叹的是,今日青楼的风光已不存焉,而家庭却并未因此更加稳固、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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