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戏剧能否成功，要看它的冲突；而能否永垂，则要看他的人物。这可说是除现代派以外所有戏剧的命运法则。莫里哀的杰作“成为欧洲各国的喜剧作家衡量自己创作的尺度”，能够跨越漫长的时空，经久不衰地上演于全球的大小剧场——仅《伪君子》一剧就在法兰西喜剧院三百年间上演了两千多场一一其关键因素就在于他创造出了一系列让人们没齿难忘的不朽的人物，而且一一几乎全部是扁平人物。

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这两个概念，自从被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提出以后，尽管受到不同的毁誉，但一直为人们所沿用，而且扩大到小说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

福斯特说：“17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做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莫里哀笔下出现的男女老少，无论贵族官僚、教士学者，还是商人掮客、工匠听差，差不多都是这种“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的漫画式人物。他们出现在剧里，只是为了“表现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甚至简直就是为了某一个固定念头而生活在种种的矛盾冲突之中。如《太太学堂》中的阿尔诺尔弗，就是一心要培养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无才便是德的老婆，他的乐善好施、自高自大，以及对付阿涅丝的种种“亡羊补牢”的戏剧动作，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用金钱换来的封建荣誉——在剧本里主要体现为夫权思想。而阿涅丝则是一个天真得如同她的名字（“AGNES羔羊”的意思是）一般的姑娘，以至十七岁了，还要问人“小孩子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司卡班的诡计》中的司卡班，其所有“阴谋诡计”都是体现他的见义勇为和睚眦必报，如同北京剪纸一样简单明快。他的朋友卡尔的两次出场，都只不过证明了他是司卡班的一个传声筒。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把情节作为戏剧的首要因素，直到文艺复兴，才开始了人的觉醒，在作品中人的地位提高了，作家们以写人的性格为自己的天职。如莫里哀认为“喜剧的责任既然是一般地表现人们的缺点，主要是本世纪人们的缺点，莫里哀随便写一个性格，就会在社会上遇到，而且也不可能不遇到”（《凡尔赛即兴》）。可见，那是个发掘人物性格、整理人物性格的时代。所以，突出地表现人的某一类品性，可说是当时文学的最有价值、最有历史意义的任务。莫里哀出色地担负了这一任务，于是，他随着他的人物和作品一直活到了今天。(www.daowen.com)

福斯特认为扁平人物有两大长处：一是容易辨认，二是容易记忆，并且说：“我们大家都在追求永恒的东西，即使阅历很深的人也如此，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是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因，我们都希望看到经久不衰的、人物始终如一的作品，以作为逃避现实的寄托，这就是扁平人物受到青睞的原因。”莫里哀的人物确实体现了这两大长处。他的人物一出场，很快就会被观众富于情感的眼睛看出是个怎样的人。这类让人一眼看透的人物对于古典主义戏剧的结构严整是十分有用的。莫里哀的人物在易辨的同时在观众脑海中涂上了鲜明夺目的色彩，使人铭心镂骨。一提到莫里哀的喜剧，人们自然要想到阿尔诺尔弗、奥尔贡、汝尔丹、阿尔巴贡等一系列姿态万千的人物。

莫里哀的人物是以扁平取胜的，他采用了三种并列而又关联的艺术手段：集中、夸张、巧合。他要塑造某一性格的人物，便把这种性格的一切特征都浓缩在这个人物身上。以《吝啬鬼》中的阿尔巴贡为例，钱财是他的上帝、是他的命根。他甚至在儿女面前也装穷叫屈。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他考虑的只是不拿陪嫁。至于趁火打劫，把废物折价卖给人家，最后却报应在自己儿子身上，凡此种种，把一切吝啬鬼的不要脸行径尽揭于此了。为了使性格突出，夸张是他常用的手段。巧合最能造成讽刺的效果。阿尔巴贡的情敌是儿子，而债户也是儿子。《司卡班的诡计》中两对意中人原来就正是他们的父母所选定的。这就进一步集中了情节，突出了人物。

这一切产生了极强的讽刺效果，剧中出现了许多“滑稽人”。之所以要如此夸张显扬，莫里哀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也往往不及讽剌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把恶习变成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打击：责备两句，人容易受下去。可是人受不了揶揄。人宁可做恶人，也不要做滑稽人。”（《达尔杜弗》序言）鲁迅说“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莫里哀的人物塑造技巧是完全符合戏剧艺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