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是与这一学科中几代大宗师级的学者的披沥垦拓分不。开的。如果不揣片面地概括一下，可以说创业一代的王瑶先生多表现出一种名士风度，唐先生多表现出一种诗人风骨，而承后一代的严家炎先生，则多表现出一种儒者风范。

严家炎先生1933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海宝山。早在吴淞中学时期，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950年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后到安徽做过四期土改工作，曾发动农民建立互助组，开展生产救灾。对农民生活和农村工作的实际体会和深切了解，为他日后在农民题材文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宽厚的基础。严先生曾任职安徽省委组织部，1952年任安徽铜官山矿务局秘书和办公室副主任。—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已经涉足了社会生活的几大重要领域，这也许是他日后“最倾心”于小说研究的根基之一吧。他说：“在各种文学样式里，小说最便于表现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复杂内容。而要评论小说作品，最紧要也是最困难之处，便是体察人情，体察生活。”

带着这种丰富的体察积累，严家炎先生1956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留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从最初的评论文章起，严先生就坚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原则，对陈腔滥调、空洞无物的文风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即便在为《文艺报》做业余评论员，需要写一些“命题作文”时，他仍然“坚持先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在心情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将作品欣赏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基础”。西方的美学理论称此为所谓用“奥卡姆剃刀”剔除了一切先入之见的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纯阅读”，而严家炎先生则是怀着严肃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样做的。从I960年任讲师，到1978年任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他始终坚持“从艺术欣赏入手，在鉴赏的基础上评论，将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在情感上的“趁热打铁”与理智上的“冷处理”之间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而历史主义的标准则是确定这个平衡点的“唯一正确的标准”？由于捍卫这一标准，严家炎先生的学术道路既是坚实的，也是坎坷的。60年代初，在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中，严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充满卓越史识的独立见解，遭到全国百余篇文章的围攻，余波延续多年。

而今那些围攻已然“曲终人不见”，只有严先生历经岁月考验的不易之论“江上数峰青”。想一想严先生初人学苑的那个时代，应该感受到，他不动声色的文笔中蕴涵着多么巨大的真理的力量。他60年代与唐锼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曾获首届国家优秀教材奖，至今仍是各大专院校的权威教学蓝本。要说著作，严先生并不算多，厚厚薄薄的也就十余种，离那些“著作等身”的出书大腕远着呢。但学术成就是不能用著述数量来评价的，著述的生命力才是根本。

严先生除任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玲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兼分支副主编、北京文联副主席。1986年曾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访问教授一年，小传被收入美国《世界五千名人录》第二版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词典》第21卷。这样的知名度，不是时间的流逝自然堆积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扎实的学术创见上的。例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从20年代至50年代，一直并存着资产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性质两种观点，严家炎先生深人研究了大量原始材料，经过细密考辨，得出五四文学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见解。当时的严先生只有二十三岁。他那种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和敢讲真话的学术勇气一直持续至今。著名作家萧乾在读过严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后赞赏道：“我感觉除了作为史家的全面性，作为鉴赏家的客观性之外，这里还有一腔侠胆义肠。”的确，严先生是最早冲破樊篱，从流派角度研究现代小说的。他还提出现代文学的性质是文学的现代化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相对于过去的反帝反封建说，大大深化了人们从学术本身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认识。

此外，严先生的主要创见还有：

鲁迅小说开辟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是多元的，其现代性在于现代的思想主题获得了现代的存在形式；解放区文学贡献与弱点并存；文学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融合形成的；文艺批评要切忌“跨元批评”；金庸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等。

这些创见不断推动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更新更高的境界，并使之成为整个文学研究格局的中坚。而严先生本人的学术境界，则“看似寻常最奇崛”，越玩味越觉得不易概括。一位北大学生赠言给严先生道：“我真正懂得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两个成语的含义，是从您的评论文章中”。但除了“三老四严”式的平凡朴实之外，严先生的文章还具有一种“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的浩然之气。若比之于酒，它不是二锅头般的刚辣猛烈，不是竹叶青般的绵雅幽深，更不是什么XO般的人不人鬼不鬼，而是好像茅台一般的温厚而纯正，饮之但觉神畅而不觉体软。若比之于棋，它不是武宫正树“宇宙流”式的天马行空，不是赵治勋“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般英雄欺人，也不是桥本宇太郎“流水不争先”的一味好脾气，而是好像小林光一，着着朴素，步步无华，但着着没有漏洞，步步充满伟力，“开头的切中题旨，中段的严密充实，结尾的戛然有力二构成一盘气韵沉雄的佳局。若比之于武功，它不是降龙十八掌般的威猛无俦，不是太极拳般的阴柔流转，更不屑使用五花八门的暗器，而只是一套再简明不过的少林长拳，不潇洒，不飘逸，不插科打浑玩花样，但却底气充沛，力道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达到了学术与人格凝为一体的“刚健笃实辉光”的大儒境界。只有心中充满对真理的信仰，对历史的关切和对生活的热爱，才能做到这样的有傲骨而无傲气，举轻若重，处变不惊。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正是这种朴实美与刚正美的统一。

不过，严家炎先生的成功是靠勤修苦炼达到的，对“恰如其分”境界的追求有时难免显露出“从心所欲”与“不逾矩”之间的矛盾，而且似乎有一点“老来渐于诗律细”的倾向，这也许是学生们有时觉得他要求过于严格，以至盛传他是“严加严”的原因吧。下面还是让我们从严先生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中，去领略一下他沉稳而昂扬的风采。

《知春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副题为&中国现代文学散论”。这虽是作者的第一部论文集，但已鲜明展示出一位成熟学者的大家风范。结集文章二十一篇，三分之二写于文化大革命前，三分之一写于新时期初，文革十年一跳而过——可以视为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否定吧。经历了严冬的磨炼和积淀，在知春之际，自有一股蓬勃奋跃的炎炎之势，这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严加严”的力量。

集内文章按论述对象的年代编排。前十篇对象为现代文学，其中写于文革前的五篇就已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和鉴赏力。除了对《女神》、《故乡》、《社戏》和“讲话”的深入分析与阐释外，在《5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文中，力排众说，“把文学革命看成一个发展过程，并将五四时期作为新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分水岭”。写于新时期的五篇则具有显著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特色，梳理澄清了一些学术界长期纷争困惑的问题。

后十一篇对象为当代文学，其中前五篇分别评论《蔡文姬》、《潘虎》、《我的第一个上级》、《人望幸福树望春》和《多浪河边》，表现出五六十年代特有的激情和气势。接下来是四篇轰动一时的《创业史》评论，熠熠生辉。最后两篇写于新时期，分别评论《创业史》的第二部和《李自成》，笔法谨严。该书作为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早论文集，犹如一枝报春花，预示并引导着这一学科取得累累的果实。(www.daowen.com)

《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系《知春集》之姊妹编，表面似取“春华秋实”之意，内中“最主要的，还因为集子中的文章乃是求实精神的产物”。收文章十八篇。第一组五篇，综合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方向、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问题，对该学科在新时期的繁荣兴盛具有高瞻远瞩的指导意义。第二组六篇，是有关鲁迅的研究和考据文章，视野阔，开掘深，提出了若干历史性的理论命题。第三组七篇，分别论述徐志摩、郭沫若、茅盾、丁玲等重要作家作品及现代文学中的有关创作问题，其“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的精神对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示范意义。

本书获北京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李何林先生称其为“针对多年来‘左’的看法作总结，并提出了许多创见的第一本书”。书前有唐搜序，书后有作者跋。

《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全书分三组，第一组围绕现代小说流派展开系列论述。在用三篇文章勾勒现代小说全貌之后，用五篇文章进行流派专论。按现代小说发展轨迹，着重从流派、风格方面作分析介绍，其中尤以对现代派小说的分析见长。这些论述是在开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专题课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该专题为海内外学者共同瞩目，听课者奔走相告，盛况空前。

第二组是作家作品论。两篇介绍早期乡土派小说重要作家彭家煌，引起了对该作家的重新重视。论述新感觉派、《现代》杂志和施蛰存的几篇文章，是对第一组的一点补充。在介绍了社会分析派作家吴组缃之后，用三篇文章评价了姚雪垠及其力作《李自成》。由于是在“阅读了百余万字的近二十种史籍，做了大量笔记”的基础上进行的扎实研究，见解深入，功力厚实，在学术界赢得了相当高的评价。

第三组六篇文章结合各时期文艺论争，表现了对各种文艺思潮的态度，并在历史和美学统一的基础上对作家作品作出价值判断。最后一篇《回忆·感想·希望》及作者跋对了解作者有一定帮助。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除绪论和结束语外，分八章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八大小说流派——鲁迅、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创造社影响下的自我小说，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的“革命小说”，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社会剖析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以及后期浪漫派小说。书和附录论文一篇，对“跨元批评”现象进行了反思。

在绪论中，作者从时间和性质两方面对“现代”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由此将中国现代小说分为十大流派、三大思潮。认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思潮、三条线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相互扭结、对抗又相互渗透、组合，构成了许多小说流派的变迁发展。

本书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由于取得了大面积的突破性成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199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精装本。

《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系“本世纪中国小说的一本论文集”。共收文章二十四篇，前十六篇侧重论述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主体色调、发展趋向、创作方法、思潮流派及一些重要的小说现象，后八篇则通过学科状况的回顾，集中探讨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者认为，文学只有优劣之分，无所谓“过时”或“不过时”，不能认为现代主义的东西一定比现实主义的好，“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那种与真知灼见融合在一起的真切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独特过人的文学才华”。对文学上的各种主义，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反对“跨元批评”。在相当于后记的《文学前途之我见》中，面对90年代以来文学所面临的商品化和政治化这两大话题，作者强调，文学要保持独立，提倡献身，拿出精品。一以贯之的质朴文风中显露出一股“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浩然气概。

（此文尚未全部写完，姑且“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