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海、空军掩护下，迅速靠近一江山岛登陆点，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

此役震惊了华盛顿，美国总统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鼓作气把台湾也解放了，匆匆忙忙在联合国提出“停火”议案。

1月24日，周恩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美国提出停火一事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提出停火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同蒋介石集团停火。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并未造成国际紧张局势，只是由于美国侵占台湾、庇护蒋介石集团、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造成了国际局势的紧张。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这一地区撤走！

华盛顿见北京的态度如此强硬，进一步认为中国政府马上就要以武力解放台湾了。在周恩来的声明之后，华盛顿立即作出反应，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国会授权在台湾地区动用美国军队。1月26日、28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台湾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及台湾海峡动用美国武装力量。随即美空军第十八战斗机联队从菲律宾调往台湾。29日艾森豪威尔发表讲话，称美国将全力协助台湾抵抗共产党的侵略。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美国总统想搞紧张的时候，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偏要跟他们搞缓和。

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对周恩来、朱德说：“一江山岛、大陈岛打下了，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了。金门、马祖炮轰了一通，弄得美国和蒋介石都很紧张。我们把他们吓了一跳，适可而止吧，不要弄得蒋介石没有了希望，让国民党暂时待在这些岛上吧。我们还是集中精力搞建设，只要国家强大了，美国是无法干涉中国内政的，那时，只要嘘一声，外国人就会脱身。”

朱德笑说：“主席的意思是不是打了他们一巴掌，再揉揉？”

周恩来说：“要集中精力搞建设，就得把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毛泽东说：“缓和下来，发出信息，要求跟美国代表坐下来谈谈。”

过了几个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周恩来对翻着《大参考》的毛泽东说：“主席，由于我们大力争取与美国坐下来谈判，美国政府迫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它作出回应的压力，被迫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于7月13日通过英国政府向我们提出了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谈判的建议。”

毛泽东放下《大参考》说：“这消息我已经看到了，他肯坐下来谈，就谈吧，将中美双方在日内瓦谈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派谁去呢？”

周恩来说：“我提议派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任首席代表。他是老外交了，与美国人打交道，他是轻车熟路，也是谈判老手。”

毛泽东点头：“那就他吧，给他配个谈判班子。”

周恩来说：“外交部拟成立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由副部长章汉夫担任，副组长乔冠华。”

外交部一会议室，在烟雾腾腾的准备会上，王炳南和谈判班子成员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乔冠华和龚澎夫妇、董越千、浦山、王保流等人在开会。王炳南摸了一下自己微秃的脑袋，半开玩笑地说：“诸位仁兄，各位秀才，周总理给咱们的这副担子着实不轻，现蒙各位大力协助，已准备得有些头绪了。”

他转入正题说：“自去年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一年多未和美国人打交道了。这次要不是美国在台湾海峡陷入内外交困、焦头烂额的境地，要不是周总理采取灵活、主动的‘全方位’外交攻势，迫使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谈，他们是不会乖乖地坐到谈判桌前来的。”

潇洒的乔冠华哈哈大笑地插话：“美国佬不是那么容易听话的。主席说过，美国佬是能不讲道理就不讲道理，到了讲点道理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王炳南点头道：“朝鲜战争以来，我们之间是怒目而视，成了死对头。美国帝国主义为了推行仇视新中国的‘遏制’战略，与亚洲的反共国家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条约，包围我们，封锁我们，特别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更是分裂中国，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阴谋。所以，我们在谈判中要特别加以注意。总理对中美谈判寄予希望，不仅希望遣返两国侨民的问题得以合理解决，而且希望能着手解决台湾问题。”

章汉夫分析说：“从目前情况来看，中美关系有所松动，缓解中美紧张关系和解决台湾问题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到底有多少，在目前还无法预测。如果有可能安排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讨论台湾问题，那么，我们的目标就算达到了。假如实质性会谈无结果，我们仍可期望在某些象征性的技术问题上，造成美国外交上承认中国的印象。即使这种成果也得不到，我们还应保持中美之间在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这个渠道的来往，以便于观察对方，与之斗争。”

王炳南点点头说：“老章说得对，谈判的主动权我们掌握着，但我们也应考虑到谈判的复杂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完成好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1955年7月底，王炳南及其率领的代表团抵达日内瓦车站的时候，抢新闻的记者们蜂拥到车站，把他们团团围住了。

王炳南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演说：“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中，早已经提到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谈，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可以得到合理解决，而且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也会有所贡献。”

1955年8月1日下午，双方代表会聚日内瓦国联大厦一小型会议厅，厅中央放着一张很大的椭圆形会议桌，陈设简单，气氛庄严。

中方首席代表是王炳南，美方首席代表是约翰逊。当王炳南一行步入会议厅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友好地向他们招手致意。约翰逊迟到了几分钟，陪同他的有美国国务院事务专家克劳。

双方坐定后，镁光灯不停闪烁。记者退出后，会谈正式开始。

王炳南首先宣读了中国政府释放美国十一名间谍的声明。约翰逊向王炳南表示了谢意。

开始的会谈气氛显得轻松愉快。

记者们在酒吧喝酒，交换新闻。

一名记者说：“中国代表在第一次会谈开始，就宣布释放十一名美国间谍，好兆头啊！”

一名美国记者说：“呵，中国又抢去了主动！”

在旁的一些外国记者不无嘲讽地对他说：“美国何尝不可采取主动，比如美国国务院紧跟着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撤退保护蒋介石的第七舰队，对远东国家采取友好态度。这样不就把谈判的主动权抢过来了吗？”

这也就是调侃罢了，他们知道美国不会这样抢主动权的。

在第一次就平民归国问题讨论时，双方的交锋就已经开始。会后向记者发表声明时，美国代表约翰逊建议在“联合声明”中去掉“联合”两字，美国会谈后单方面称会谈“在原则上取得协议”，中国随后对这种提法提出了异议。

坐在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艾森豪威尔，轻松地转动着转椅，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中美代表坐下来谈判，改变了对他不利的世界舆论。

他对杜勒斯说：“前一段，由于我提出‘战争边缘说’‘大规模报复计划’，又不知怎么把我要给中共扔原子弹的话也传了出去，西方盟国说东道西，国内也是怨声载道，我的日子很不好过。现在美中代表坐在那里谈判，国内外的吵吵声就小多了。”

杜勒斯说：“我们派出的首席代表约翰逊不错，是位中国问题专家，曾多次与中共代表交手，谈判技巧得心应手，能对付中共代表王炳南。”

艾森豪威尔得意地说：“最近收到报告，共产党的舰艇减少了对国民党船只的攻击，共产党的米格飞机停止了对国民党巡逻机的攻击，对金门、马祖的炮击也大大减弱了。因此，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利和被动，艾伦，你也要更多地过问美中会谈。”

“是的，总统。”杜勒斯答应说，“赤色中国正为自己在国际上创造良好的形象，我们将在会谈时避免这一结果，不让中共风头过劲。我们与他们的会谈目的，有很大的距离和分歧。我们谋求的是台湾地区停火，要求中共保证对台湾不实行武力；另外，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其释放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www.daowen.com)

艾森豪威尔赞赏道：“很好！但我提醒你注意，为保证以后不出现双方错误的认识，这种与中共的联系要保持。”

杜勒斯自负地说：“我已经考虑到了。我已指示美方代表约翰逊，在会谈中要忍耐，避免出现板门店谈判时那种硬碰硬的局面。要想办法维持住和北京的这种联系，会谈不能破裂，要使这扇门半开半掩。”

“半开半掩，好好！比喻很形象。”艾森豪威尔哈哈大笑。

杜勒斯又说：“如果中美代表能谈上三个月，我将很高兴。但在关于释放被监禁的美国人和中共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些主要的分歧解决前，决不允许有哪怕稍微改善气氛的协议进行讨论。”

蒋介石对中美会谈自然是大为不满的。他在接见美国合众社社长时说：“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日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我认为，在亚洲赢得冷战的主要措施，应该是美国有一坚定的反共政策，而不是跟中共谈判、妥协。”

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一小会议厅，8月2日，中美大使进行第二次会谈，双方提出了遣返侨民的名单，在中方提出的名单中有钱学森的名字。

约翰逊狡辩说：“贵方代表在提出的名单中，有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国籍科学家，比如钱学森，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

“不，约翰逊先生，我有证据！”王炳南举着一封信说，“这是华裔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写给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要求中国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

原来，回国受阻的钱学森躲开美国特务的盯梢，与夫人蒋英溜进一家咖啡馆，钱学森以香烟盒作纸，用中文写了封信“恳请祖国助我还乡”。这封短信辗转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手里，他迅速转呈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用手拍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他把王炳南召来，严肃地说：“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旅美华人和留学生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能早日回国。”

在日内瓦谈判厅，王炳南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盒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在了桌上，理直气壮地质问：“你说没有证据证明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国，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今年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情况并不像大使先生介绍的那样。”

略显尴尬的约翰逊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好半天才说：“我提议休会一天，以便我请示国务院。”

美国政府不得不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四天，即8月4日，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长达五年的禁令终于解除。后来周恩来曾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休会一天之后，8月4日，中美大使进行第三次会谈。

一开始，约翰逊避开了前一天的问题，直接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进入第二项议程——其他实质性问题的讨论。

王炳南反驳说：“我方不赞成！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绝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我郑重重申中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同时要求美国必须立即释放所有被无辜监禁的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

随后双方首席代表面无表情，各说各的。

约翰逊不停地抽烟，他的烟灰缸里已经塞满了烟蒂。

中美双方代表一走出会场，焦急等待的记者们就围拢过来，但一看到王炳南、约翰逊板着的脸，就泄了气，冷淡地退到一边，议论开了：

“一看两位首席代表阴天般的脸，就知道今日无新闻！”

“又谈僵了，谈崩了！”

“也没有僵，也没有崩，只是各谈各的，两股道上各跑各的车。”

“这样能谈出什么名堂？会不会中断？”

会谈没有中断，只是两国大使老在会谈桌上打嘴仗，大量引用民谚俗语斗智。在一次会谈中，美国大使约翰逊引用美国谚语“把车置于马前”，意思是应该一件一件讨论问题，实质上不愿跟中国谈禁运问题，而想先谈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问题。王炳南大使即以中国俗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来回敬美国插手台湾问题的行为。

周恩来是不会让会谈中断的，他与王炳南隔着千山万水在通电话。

王炳南汇报说，会谈已经程序化了，我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有趣的是，约翰逊在辩论中彬彬有礼，从不用尖刻语言说话。在最难受和尴尬时，他也不过就是红一红脸，多抽几支香烟罢了。

周恩来从王炳南对约翰逊性格的描述中获得了某些信息。看来，杜勒斯改变策略了。周恩来笑了，指示说：“炳南，要大胆地与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请他们吃中国饭。”

王炳南在电话里说：“杜勒斯真的改变策略了，我已经接到了约翰逊请我吃饭的邀请。去不去吃？”

周恩来说：“有人请吃饭还不去？那你就去吃，吃完再回请他。”

在日内瓦僻静山上的一座别墅，约翰逊悄悄邀请中方代表在这里吃饭。

“王先生，请！”他举起酒杯敬王炳南，说道，“我想跟您商量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又不想让记者们发现，这个地方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王炳南哈哈一笑：“这个地方不错。明天我请你吃中国饭。”

第二天，还是在这座别墅，王炳南请约翰逊一行吃中国风味的饭菜。

双方敬过酒后，王炳南说：“约翰逊先生，我国的京剧团到日内瓦来演出了，我请您和您的助手看戏。”

约翰逊高兴地说：“我知道中国的京剧OK，是美国没有的。我高兴地接受邀请，但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

从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断断续续进行着，历时十五年，会谈了一百三十六次。有人形容说，马拉松式的中美会谈，就好像两个手搭在一起的人，却都板着脸。板着脸的谈判也是有收获的，两国代表经过十四次会谈，历时四十天，就遣返侨民问题达成了唯一一份百十来字的外交史上的奇特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继续采取适当磋商，使他们能够尽快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台湾问题的谈判，虽然一直毫无进展，但长时间的会谈对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相互了解起了积极作用。正像王炳南大使后来回忆的：“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