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介石退守台湾的第一天起，在其演讲和文章中，就开始增加了一条新的政治口号：“反攻大陆”。他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每逢新年、“青年节”和“双十节”都要发表文告，重弹“今年是反攻大陆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老调，却不见有任何像样的实际行动。“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蒋介石最早开出“反攻大陆”空头支票的时间是1949年6月26日。此时国民党在大陆还有些资本，虽已基本遭到失败，但其军队及权力中枢尚未全部退台。下野总统蒋介石不甘于就此失败，遂于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并发表《本党革命的经过与失败的因果关系》的讲话，提出经过整顿党政军各部门，不出三年，就可以消灭中共，先开了一张为期三年的空头支票。

作为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蒋介石不怕失言地在会上高喊，确也够辛苦。在会上，他一再高呼：“湔雪耻辱，报复国仇！誓灭共匪，完成革命！”“精兵简政，缩小单位！自动降级，充实战力！”“半年整训，革新精神，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蒋介石还宣称这是国民党“最艰苦的阶段”，但也是“成功立业，千载一时的机会”，希望全体国民党员汲取历史教训，“坚定必胜的信心，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充实我们反攻准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的使命”。

在这里，蒋介石打的三年算盘是“反攻”准备为半年，一年后开始“反攻”，三年内完成。

1950年元旦，蒋介石以“在野”的国民党总裁身份，发表了一个《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救国复国”“反共抗俄”，要求大陆同胞“接应”“国军的反攻”，台湾同胞“努力生产，增加反攻的力量”。

时隔一个半月，蒋介石又利用春节的机会，专门发表了一个告大陆同胞书。在这一文件中，他梦呓般地要求大陆同胞帮助他反攻：“希望你们坚强地站立起来，绝对不同共匪合作，个别的或有组织的去参加游击队，使共匪要人无人，要钱无钱，要粮无粮，使他们在你们有组织的封锁与消极的反抗下，加速地崩溃灭亡，以迎接我们光明的日子，和我们革命的胜利。”

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还自欺欺人，不断地提出修正其反攻的具体日程表。

蒋介石在复任“总统”后的《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中，再度抛出“反攻”时间表，改“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完成”为“一年整训，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就是说，从他复职总统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完成“反攻复国”的使命。

如此算来，反攻的准备应在1950年至1951年间完成，并于1951年至1952年间发动反攻。然而，自提出这个日程表后，原为国民党军控制的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又相继被解放，蒋介石不但没反攻成，还蚀了已经可怜的老本。短短的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蒋家军的“反攻”仍毫无动静，只有一点小打小闹的动作，仅限于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渗透和展开政治、心理和经济等攻势。

他在答记者问时，嘴上一不留神，还提出过“三月反攻论”。

当时有记者问蒋介石何时开始“反攻大陆”，他立即回答说：“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反攻了。”

又有记者问：“如果中共始终不敢来攻台湾，我们何时反攻呢？”

蒋介石答：“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对于蒋介石的“三月反攻论”，李敖评论道：“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力能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人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者不合的。”

就在蒋介石讲话“三个月”左右，解放军在海南和舟山等地发动进攻，国民党军在海南是先打后逃，在舟山是不打就逃，蒋介石的“三个月反攻论”又破产了。

朝鲜战争打起来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拜见蒋介石时，曾劝说：“总统，我特地从花莲视察赶回来，向总统建议，乘中共出兵朝鲜之机，向大陆开展军事行动，派兵登陆海南岛。”

蒋介石说：“原准备派兵去朝鲜，美国不让，现在我准备进军汕头。”

吴国桢说：“登陆海南比进军汕头意义大得多，把海南变成第二个台湾，反攻大陆就有了两块大跳板。”

蒋介石敷衍说：“好，让我想一想再说。”

过了些日子，吴国桢又来拜见蒋介石，催问：“总统，我登陆海南的建议，考虑得怎么样了？”

蒋介石瞥了吴国桢一眼说：“你不是军人，不懂军事，还是把台湾省的事搞好吧。”

吴国桢很失望地告辞了。

这证明蒋介石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弄两块“反攻大陆”的跳板，当然比只有一块好，但是弄得到手吗？“反攻大陆”只能供嘴上叫喊，行动起来还是要慎之又慎。

蒋介石虽然谨慎，他还是行动了。

1951年初，朝鲜半岛激战正酣。蒋介石认为共军主力深陷其中，东南沿海兵力空虚，正是反攻大陆的极好时机。为配合美军在朝鲜战场向中朝人民军队发动攻势，国民党当局积极密谋对大陆进行大规模窜犯。蒋介石的计划是依托其盘踞的沿海岛屿作为反攻大陆的前进阵地，同大陆残存的土匪特务遥相呼应，“内外夹击”新中国。他形象地称之为：过去共产党用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要用海岛包围大陆。他就战略战术问题征询诸将领的意见。诸将领也煞有介事，贡献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战略模式：郑成功的复国模式，太平天国的起义模式，清朝中叶捻军的起义模式，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流寇模式。

蒋介石听晕了头，干脆简单化：在美国政府的指使下，首先积极策划对厦门、汕头等地的大举进犯。

1月13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电示华东、中南军区领导人，要他们迅速研究对策。两个军区按照中央军委关于“确保要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原则，及时调整了兵力部署，在重点岛屿和地段及时修筑防御工事。

蒋介石见厦门、汕头等地解放军防范严密，只得将窜犯的主要目标由沿海地区转向内陆地区，并在台湾成立起“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举办了“游击首领训练班”。

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台湾当局装备和训练了一万名土匪武装，准备分头潜入大陆，待机配合国民党军反攻大陆。从6月至9月，他们先后派遣约八百人的武装，从海南岛的琼东县、浙江象山、乐清县和福建省惠安县等地登陆内窜，企图重建“游击区”。

这时，解放军将许多剿匪部队转移到海防前线，以野战军控制要点，担负机动作战任务，以地方武装和边防公安军警戒封锁海岸，以民兵积极承担海防任务；同时以海军部队组成海上突击力量，从而构成了海上、岸上和纵深三道防线。这种新的海防力量配置，使内窜的国民党军无法渗透内地，登陆不久即被歼灭。

窜犯活动屡屡受挫，迫使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反攻时间表。

为什么要反复修改时间表？蒋介石总有话说：

“我去年来到台湾以后，7月间，在台北介寿馆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检讨过去剿匪失败的原因，并厘定我们今后反攻的计划和期限。在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提‘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结论。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以及陕南，都还在我们国军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一年之内开始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战局变化太快，整个的西北和西南，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全部陷落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当时大不相同了，我们要重新来拟订计划，徐图恢复，决不能好高骛远，只求速效。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在会稽失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灭吴。今天我们要恢复整个大陆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彻底消灭毒辣阴险的国际共匪，当然是需要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才能有效。”

蒋介石以“战局变化太快”为借口，推翻了他原订的时间表。

到了1952年6月，蒋介石宣布这一年的“总目标”，仍为要“继续以全力推行总动员运动，完成反攻大陆的一切准备”。

虽然还是没有什么大动作，蒋介石采取“小股偷袭，以开展游击战”“大股进攻，以占领部分地区”“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等战术，仅限于骚扰袭击东南沿海岛屿，但因为次数频繁，给大陆造成的威胁和损失不可小看。

1950年2月中旬，蒋介石派遣的飞机十三次轰炸上海，居民死伤千余人；

2月19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南京市。在此期间，先后轰炸了广州、福州、南昌、青岛、蚌埠等城市；

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5年9月，国民党飞机共出动三千五百多批、六千二百多架次，袭击和骚扰大陆地区；

国民党海军在台湾海峡共劫持祖国大陆各类船只470艘；

自1950年至1954年8月间，台湾当局对祖国大陆沿海地区多次进行军事偷袭，其中较大规模的有四十一次，动用总兵力达十三万人次。

1949年底金门战役之后，解放军受限于海、空军力不足，在东南沿海岛屿的战事中大体上处于守势。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军委暂停攻台计划，将主力部队调往朝鲜半岛，国民党借机加紧在沿海岛屿进行游击战，通常是集中优势兵力，突然登陆目标岛屿，以大吃小，并在解放军增援部队赶到之前迅速撤离，弄得沿海解放军也很被动。

1950年7月底，福建军区错误判断国民党金门守军有撤退迹象，派遣了一个营的精锐部队渡海登陆金门外围据点大担岛，进行武装侦察，结果登陆后遇上七级强风，既撤不回又无法增援。在停泊待返的船只被国民党炮兵击毁之后，一部分解放军战死于滩头；另一部分突围至大担沙滩北小高地的西北角，藏身在一个机枪掩体内，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在国民党部队四面合击之下放下武器。这次战斗导致三百名左右的解放军官兵阵亡，包括营长、教导员在内的二百人被俘。(www.daowen.com)

国民党军方面尝到甜头，在随后的两年内积极在闽浙沿海岛屿进行游击战，包括1952年10月间十五天内连续袭击南澎、中澎、玉环和南日等四岛，其中尤以突袭南日岛的成功影响为大。

南日岛位于浙江海域，岛上遍布丘陵，主峰为洪雁山。解放军只有一个连的兵力驻守此地。10月11日，国民党先头部队先由南日岛北部登陆，随即转往洪雁山。到了15日凌晨，国民党军再以两艘驱逐舰、四艘登陆艇组成的混合舰队，总计约九千人的兵力进行登陆。解放军虽然奋力阻击，但因双方火力差距悬殊，解放军大多牺牲。虽然当晚解放军的增援部队亦由海上登陆，但因事先不知敌情，仓促应战，援军面对七八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无法支援下去，国民党部队实已控制全岛。15日晚间，国民党军悉数撤离。

这一役解放军共损失一千余人，其中数百人被俘往台湾，被国民党当局借题大事宣传。

此时朝鲜战争中美两军在进行拉锯战，战况惨烈，解放军无暇他顾，蒋介石手舞足蹈，乘机在闽浙沿海岛屿大举“反攻”，突袭中频频得手，很得美国待见，因为这不但可以牵制新中国在朝鲜的作战，也可增加美方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三个月以后，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一改杜鲁门约束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政策，甚至一度宣称不会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目的无非是再向新中国施压。

至于新中国方面，中共中央对于南日岛战役的失利曾作出认真的检讨，尤其是过去两年多解放军在沿海岛屿战事中输多赢少，几乎是处处被动挨打，这与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无坚不摧、国民党军望风披靡的情况，不啻天壤之别。南日岛战役的失利，中央军委认为原因在于“轻敌麻痹”，事先虽已发现国民党有登陆的企图，却没有积极准备，等到国民党军大举登陆以后，对其来犯兵力又未充分估计，仅仓促派出少量部队增援，等于是送羊入虎口。此外，客观上沿海海岸线绵长，岛屿众多，机动部队所需的道路、车辆、船只等条件很差，而且没有制海权、制空权；反之，国民党军有三军协同，可迅速集中兵力攻击一点，解放军机动性不足，沿海只有少数木船，地方武装和民兵装备更差，自然很容易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因此，在吸取南日岛的教训后，沿海各军区根据总参的指示，加强了反袭击的准备。1952年冬，沿海省、地、县三级迅速建立海防对敌斗争委员会，统一部署海防工作，加强军民联防，多次给予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

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岛屿的被动情形，一直到1953年7月的东山岛战役后始为改观，蒋介石游击战式的“反攻”也是从这时候起受到遏止的。

1953年7月15日，蒋介石动用陆海空三军对福建南部的东山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袭击行动。

东山岛为福建第二大岛。国民党袭击行动的指挥官是金门防卫司令胡琏。在胡琏的部署下，国民党方面先是出动空军对福建沿海桥梁进行轰炸。因解放军主力位于泉州，国民党空军炸毁了泉州乘汽车通往东山岛的必经之路九龙江桥，并估计桥梁未修复前，泉州增援部队三天时间也赶不过来，因此在胡琏看来可实现快打快跑的策略。

7月15日，金门国民党第十九军第四十五师等部队一万多人搭乘数艘驱逐舰与登陆艇南驶。截获情报之后，经过半年准备的解放军迅速迎战，下令各部做好战斗准备。次日拂晓，国民党军登陆闽南东山岛，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即令机动部队第二七二团火速增援东山，并根据军民联防预演程序，福州到泉州、漳州的客货车立刻让乘客下车，卸下货物，集中起来载运部队。被炸毁的九龙江桥经地方党政机关组织民工也于当天修复，汽车又可通行。

16日凌晨，国民党军登上东山岛后傻了眼，解放军严阵以待，顽强抗击。解放军原本的作战方案是留一个营死守，其余部队退至大陆保持机动，等主力赶到后再一起反攻。但是国民党登陆部队规模太大，又有坦克等重武器，守军撤出不及，只好向岛内纵深后撤，并且步步阻击。16日上午，解放军守军退至具有坚固坑道与土木工事的公云山制高点，抵挡住了国民党军猛烈的炮火攻势。

国民党军在这场战役中首次动用了伞兵部队，空投了四百八十名伞兵至岛北渡口附近，以切断东山岛与大陆的联系。不过渡口的解放军抵抗激烈，国民党伞兵死伤惨重，始终未能占领渡口。上午10时左右，解放军增援部队的先头营登岛，当即歼灭渡口的国民党军余部，接着解放军增援部队源源通过渡口进入岛内。至17日凌晨，解放军二七二团已全部上岛，第二十八军和驻广东的第四十一军先头部队也已经上岛，其速度之快大出胡琏所料。国民党军出现动摇迹象，陷入被反包围的困境。中午，解放军各部发动全面攻击。由于解放军后续部队仍陆续赶来，胡琏为避免全军覆没，只好以一部掩护，主力则登舰撤走。

这场历时一天一夜的东山岛战役，解放军包括死伤被俘者计一千二百五十余人，国民党死伤被俘者则高达3379人。尽管国民党方面在台湾仍宣传“东山岛大捷”，但军方却心知肚明，这是一场重大的失败，不但损伤惨重，还证明了解放军沿海的布防与机动能力已大为改观，可以在一天之间迅速运送大批增援部队，“打了就走”式突袭的戏不好演了。

东山岛战役是沿海战事中重要的一役，对解放军而言具有转折意义，从此国共两军攻守易位。过去三年国民党军利用海空军优势以及解放军的弱点，在闽浙沿海岛屿以大吃小、肆意进出的局势宣告结束。

袭击沿海岛屿游击战式的“反攻”也受挫，1955年11月，蒋介石不得不全面修正五年前所提出的“反攻”日程表。他说：“反攻复国的使命，自今天算起，政府确信多则七年，少则五年以内，必定可以完全达成这一任务。”

记者又问他，为何原订的五年反攻计划没有能实现呢？蒋介石并不避讳，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自1950年夏季以来，由于苏联大肆装备中共陆军部队，并积极建立其海、空军，尤其是空军方面，中共部队“飞机数量与质量，竟超过我方数倍以上”，“这是当时意料所不及的”；“如此形势，我们如照原来计划，仍旧冒险反攻，则不啻为孤注之一掷”。

在这里，蒋介石的“反攻”时间表又由三年变为五年到七年。这种翻来覆去的变化，实在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台湾的党政军人员也学乖了，他们明白“反攻大陆”是一个无法兑现的“太虚幻境”，干脆也嘴上叫叫，心里不当回事。

按照最初的估计，最迟应当在1955年春天最后完成反攻“大业”，可是，伴随1955年的到来，倒霉的事接踵而来：1月江山岛被解放，2月国民党军自大陈岛撤退。形势的发展，恰恰与“反攻”的要求背道而驰。

蒋介石虽然不断修改“反攻时间表”，但他对“反攻大陆”还是认真负责的。他设立了专门机构，来设计反攻“成功”后的大陆“重建”工作。

1951年1月16日，成立了“行政院设计委员会”，由“行政院长”陈诚兼任“主任委员”，专司设计反攻大陆后的各项“建设”方案。

蒋介石亲自出席了“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成立大会，并作训话。他指出：“在反共抗俄的今日，筹划将来建国大业的设计工作，比抗战时期筹划战后复员的工作困难得多。”他要求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他自己写的《中国之命运》作为“张本”，并指出“设计委员会”工作的重点：“一为收复后一般青年学生如何重新教育，二为经济金融如何稳定，三为粮食土地如何调查改革。”

这个隶属于“行政院”的“设计委员会”，在陈诚的主持下，依据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设计出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各种“复国”方案。这都是“牛皮方案”，“反攻”成功的前提都不存在，何谈“复国”方案。

1954年3月，陈诚“当选”为“副总统”，并辞去“行政院长”一职。陈诚地位的这一变化，当然使他不好再兼任隶属于“行政院”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是，“反攻复国”的设计重任，又非陈诚莫属。

于是，蒋介石将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改组为隶属于“总统府”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由“副总统”陈诚兼任这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委员”由“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和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组成，共1883人。

7月16日.蒋介石将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聘书，颁发给陈诚。11月1日，蒋介石出席该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提出要“两手抓”：“我们一方面要设计光复大陆，一方面不要忘记巩固台湾。这是多年来我全国军民奉行的最高国策，今后依然是本会的工作重心。”我们要“明白地告诉大陆上的同胞们，我们正在同心一德，研究如何打倒共匪的各种暴行，解除大陆人民的痛苦，并为他们复仇雪恨，争取真正的自由”。

该会研制“反攻”方案的原则是：“根据我们固有的文化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全部国父遗教，一致而彻底地重新研拟合理的方案。”其工作重心是：“将来我们光复大陆以后，面对着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存续问题，就是我们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最大的工作和最重要的任务。”

根据蒋介石多次讲话的主旨，研究设计人员为“反攻大陆”设计出三种方式：

第一，迫不及待，不管美国同意与否，我们自由地、单独地来反攻大陆；第二，等到俄共全面侵略战争发动之时，与美国并肩作战；

第三，在获得美国的同情与支援下，对大陆发动反攻。

这一方案是在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不久的中国国民党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方案将“反攻”的重心放在“美国的同情与支援”上，与美国联合作战，完成反攻。然而美国人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最初是不情愿的，其后虽同意签订协防台湾协议，但目的不是想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而是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甚至是束缚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手脚。这一点蒋介石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在此方案公布半年之后，蒋介石就在1955年10月国民党七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修订，提出“今后军事反攻行动的三个方法”是：

第一，“国军”首先单独地反攻，而后大陆同胞群起响应；

第二，大陆同胞发动的起义发难，而后“国军”反攻登陆接应；

第三，我们台湾“国军”反攻，与大陆“抗暴运动”的发展，彼此呼应，内外夹攻。

如果将蒋介石的两个“反攻”方案进行比较，后一方案已由寄希望于美国的“同情与支援”，转变为寄希望于大陆同胞的“起义发难”。蒋介石之所以有此转变，除了美国不配合他的“反攻”之外，重要原因在于蒋介石对大陆形势的主观臆测和错误分析。

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战略指导原则看，他是以大陆同胞的“揭竿而起”为其前提条件的。而这一前提条件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正如著名记者曹聚仁考察大陆后所说：“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不管“反攻”能否实现，蒋介石的新方案继续出台。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蒋介石又抛出了“建设台湾、策进反攻”的新战略。他在开幕式上的致词中提出，中心议题是“商讨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消灭匪寇，完成革命大计”。

国民党副总裁陈诚根据蒋介石为大会定下的基调，在其《政治报告》中提出：“在这五年之中，世界局势有很大变化，我们的革命事业在这中间也有非常显著的进步，我们由保卫台湾进而建设台湾，并由建设台湾更进而策进反攻大陆了。”陈诚将“反共复国”工作分为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台湾，二是海外，三是国际，四是大陆。

此后，该会每半年开大会一次，“设计”了数以千计的“重建国家”方案。只可惜，这些方案不是建立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基点上，而是以“反攻大陆”、推翻人民政权为基点。因此，它们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嘴皮文章。许多人对“反攻”方案的研究设计失去兴趣，只是每半年出席一次大会，领取干薪。

蒋介石也知道老糊弄不灵，于是安慰道：“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成立迄今，不断研拟有关“反攻复国”方案，备见贤劳。诸君赞襄“政府”，筹策中兴，必能益励前修，深入研究“匪情”，以造破敌之势，修订原有方案，以策无缺之谋。

美国协防台湾之前，蒋介石深知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反攻大陆”不过是政治宣传，没有实力基础，没有社会基础，只能纸上谈兵。

曾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为了维持蒋家小朝廷偏安孤岛的局面，还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要一路唱下去，不唱不行。在每年例行发表的“新年、青年节、双十节、台湾光复节”四次文告中，蒋介石总是说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关键年”，明年是“反攻大陆的胜利年”，旧调重弹，弹个没完。

蒋介石不停地喊“反攻大陆”也有好处，证明他一直坚持“一个中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要从这一部分出发去“收复”整个中国。就像毛泽东讲的，我们从不放弃用武力统一台湾，蒋介石也想用武力反攻大陆。我们喊“一边倒”，夸苏联，可是决不听他的指挥棒。蒋介石靠美国反共，夸美国，可是他也决不放弃“独立国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