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4日夜,在美国哈伍德农场度周末的国务卿艾奇逊,正和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家里度周末的总统杜鲁门通电话。
艾奇逊急促地报告说:“总统先生,我刚接到报告,北朝鲜已经进攻南朝鲜,南朝鲜军队正在迅速溃退。”
那边杜鲁门惊奇地问:“怎么局势坏得这样快?”
艾奇逊说:“我们也未料到,正在进一步了解详情。”
杜鲁门有点生气地说:“怎么搞的,吉布尼不是说,拥有十万之众的韩国陆军的规模,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一夜之间怎么变成如此不堪一击?”
艾奇逊解释说:“还没有不堪一击,目前局势还不太严重。”
杜鲁门不以为然:“它很快会酿成奇灾大祸,需要赶快寻求对策。我要连夜返回白宫,召集国家安全会议。”
艾奇逊劝说:“我建议你等一等确切消息,以免夜间飞行危险和引起外界恐慌。现在,请你批准将朝鲜问题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
杜鲁门在电话里说:“我批准!”
1950年6月25日,农历庚寅年五月十一日,星期天,雨。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书房的灯光依旧亮着,书桌上的两个烟灰缸早已堆满了小山似的烟蒂,桌上批阅过的文件摞得高高的。
又熬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把手中的烟蒂揿灭,站起身来,伸展一下坐得麻木的腰肢,捶几下后背,又抬起双臂左右晃悠一阵。他走到窗前,聆听窗外的雨声。风卷着雨,滴滴答答地敲打着玻璃窗,把屋外的一片小树林吹打得哗哗作响,摇摆不止。
毛泽东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风雨声抚慰着他疲倦的神经,他转身退到沙发旁边,抽过一块毛毯,盖在身上,和衣蜷卧在沙发里打盹。
已是清晨。一个矫健的身影,匆匆朝中南海菊香书屋走去。
站在书屋门前的卫士立正说:“总理,您早!”
周恩来点点头,轻声问:“主席睡了吗?”
卫士回答:“刚刚睡着。”
周恩来又问:“几点休息的?”
卫士说:“将近凌晨4点才睡下。”
周恩来说:“你马上进去叫醒主席,就说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卫士蹑手蹑脚朝里间走去。
一会儿,卫士走出来对周恩来说:“总理,主席请你到办公室去。”
周恩来刚跨进毛泽东办公室的门槛,穿着睡衣的毛泽东就急急问:“恩来,是越南有事,还是朝鲜方面有事?”
“是朝鲜方面,机要室刚刚收到平壤发布的一条新闻。”周恩来边说边将手中的电文递过去。
周恩来说:“是祸躲不过,早来晚来反正要来。”
毛泽东抬起头,站起身,打个长长的哈欠说:“恩来,我们马上到颐年堂召集会议,宣布一下这个消息,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周恩来关心地问:“主席,你要不要再休息一会?”
毛泽东揉揉红肿的眼睛说:“睡不着啦,战火都在身边烧起来了!”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生活相当规律,每天早晨6时整悄悄起床。朦朦胧胧中,他打着一支钢笔粗细的手电筒,蹑手蹑脚地摸索着走进盥洗室洗脸。他这样做,是为了不惊醒还在睡梦中的“夜猫子”宋美龄。
盥洗完毕,蒋介石便习惯地喝上两杯白开水,其中一杯是五六十度左右的温开水,另一杯则是近100度滚烫的开水。他所喜欢的便是对二者进行相互调节,但凉开水他是绝对不喝的。他这个习惯相当科学,可以防止血液黏稠和突发脑梗。
然后,蒋介石便开始了他一天中固定的约二十分钟的柔体体操和唱圣诗活动。在唱圣诗时,他在唱到“天父”或“圣哉、圣哉”时,便会自动地脱帽向东方行礼。虽然当年他为了取得与宋美龄结婚的资格,很勉强地信奉了基督教,但现在已经很虔诚了,唱拜如仪。
接下来便回书房静坐祈祷,他先是用毛毯把自己的膝盖盖好,然后开始按摩双眼,并用特制的眼药水点眼睛,闭上眼静静地坐上约摸四十分钟。
蒋介石早上的功课比较多,要到八九点钟左右才进早餐。此时,夫人宋美龄总是两眼惺忪而又准时地出现在饭厅里。
她的习惯是每天夜里一两点才睡,先睡几个钟头,爬起来陪蒋介石吃早饭,吃完早饭,等到夫君上了班,再回去补睡两三个钟头,这就是官邸里人所共知的“回笼觉”。
早餐的食品非常精致但较简单,通常是一些点心之类。蒋介石对特制的腌盐笋和芝麻酱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这是他家乡的菜。此外,他还非常喜欢喝鸡汤,这几乎成为士林官邸饮食的基本特色。中餐和晚餐一般定在五道菜左右,菜色是二荤三素或是三荤二素,兼顾了风味和营养。蒋介石吃东西从不挑拣,厨房做啥他吃啥,但他始终对西餐提不起兴趣来,这是他与夫人又一个截然不同之处。宋美龄则是典型“洋式”,一般以牛奶、面包为早餐。
6月25日早上8点过后,卫士长推过来一辆带轱辘的餐车,蒋介石和宋美龄正要吃早餐,窗外是电闪雷鸣,山雨欲来。
蒋介石像往常一样边翻阅报纸边用早餐,负责情报工作的蒋经国急匆匆拿着两份材料走进来,急促地说:“父亲……父亲!”
蒋介石瞥了他一眼:“什么事,这样慌里慌张?”
蒋经国几乎喊了起来:“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一直念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蒋介石兴奋地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
蒋经国说:“不,是南北朝鲜之间发生了战争,在三八线打起来了!这是刚收到的情报。”
蒋介石大惊,放下碗筷,赶快接过材料扫了一眼,上面列着通过国际电讯零星收到的消息:“金日成部队乘星期天跨过三十八度线”,“李承晚守军与北韩斯大林战车在三八线激战”。蒋介石为之一震,脸色有些涨红,眼睛都亮了,说:“好!打起来就好!这可是上帝保佑我们啊!经国,命令所有情报部门,加紧对韩战的情报搜集。立即与驻汉城的邵大使联系。通知驻美国和日本大使馆密切注意美国政府和远东美军动向!”
窗外已下起雷雨,密密的雨点啪啪地敲击着窗户玻璃,从窗户外飘洒进来。
宋美龄起身关窗户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达令,上帝保佑,你朝思暮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拉开了序幕!”(www.daowen.com)
蒋经国跟上说:“阿爸一再讲,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反攻复国就有希望。现在,希望来了!”
蒋介石用手绢细细地擦着手,兴奋地笔直站立说:“韩战爆发必能引发世界大战!美国搞的是联合国军,我们要出兵!”
宋美龄说:“美国该改变态度啦,我通过美国的朋友给杜鲁门烧把火。”
蒋介石兴奋不已:“打到鸭绿江去,明年回南京过圣诞!”
宋美龄大口地吃着生菜沙拉,蒋介石非常高兴,开她的玩笑:“达令,你大概是羊投胎的吧,这么喜欢吃草。”说完,他拿起一根卤笋蘸芝麻酱吃。
宋美龄反唇相讥:“你爱吃这卤笋蘸芝麻酱,你是笋投胎的还是芝麻投胎的?”
两人哈哈大笑。官邸的人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他们这样开心的笑声了。
蒋介石突然严肃起来说:“立即告诉外交部,要他们急电汉城邵大使,查实情况,了解美国动态,马上报告。”
蒋经国道:“是!”
蒋介石又说:“还有,立即下令三军进入一级戒备,严防中共趁机攻台。”
1950年6月25日中午,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紧急军政会议,出席人员有“行政院长”陈诚、“国防部长”俞大维、“外交部长”叶公超、“参谋总长”周至柔、“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应钦,以及蒋经国、彭孟缉、桂永清等。会议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自6月26日零时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加强台湾海峡和大陆沿海的海空巡逻。
当晚10点钟,台北接到驻汉城大使邵毓麟发来的第一封电报,报告北朝鲜三军越过三八线南下的战况。半个小时后,又接到第二封电报,报告使馆应变情况及新的战况。这封电报的精辟分析,让蒋介石看了特过瘾:“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绝不致令中共渡海进攻台湾了。”
邵毓麟对朝鲜战争的分析,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
过了午夜,又接到第三封电报,报告邵毓麟与南韩政府及美国使馆联系的情况,并反映了南韩急需外援的情势。
6月26日中午,从休假地返回华盛顿白宫的杜鲁门,对艾奇逊分析说:“我敢肯定,朝鲜战争是俄国人推动的,必须以牙还牙。我的结论是,唯独实力才是俄国独裁者懂得的语言。我们必须以实力为基础,给予迎头痛击!”
艾奇逊问:“总统,什么时候开会?”
杜鲁门说:“今天晚上,通知负责军事的高级军官和外交顾问,在布莱尔大厦参加战略会议。”
当晚,杜鲁门与十三位负责全国军事、外交的高级官员,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紧急磋商会议。
参加会议者充分表达意见后,杜鲁门总统最后总结说:“根据大家的建议,我作出三条决策:一,授权麦克阿瑟向南朝鲜运送军援计划以外的武器和其他装备;二,动用空军掩护美国妇女和儿童撤退,对企图阻挠撤退的一切北朝鲜飞机和坦克进行还击;三,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阻止中共进攻台湾,同时劝阻国民党当局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行动,并告诫麦克阿瑟不要和台湾搞得过于亲热。”
艾奇逊说:“对于台湾前途,应该由联合国来决定。”
杜鲁门插话说:“或者由对日和约来决定。”
出乎毛泽东所料,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的第一个反应是:武装封锁台湾海峡。杜鲁门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来了个180度的转变。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说台湾是“二战”时对日作战的盟国从日本手里接收过来的领土,“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和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同时命令在世界战舰编队中具有霸主地位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称此举是为了保护朝鲜战场侧翼的安全,同时阻隔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
美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对台湾问题如此敏感?反应如此之快?杜鲁门为什么对他之前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如此迅速地反悔?这一直是历史学家想彻底弄清的谜。朝鲜战争战后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在战争爆发前十天,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从远东地区视察回来,带回了美国驻远东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备忘录。备忘录详细阐述了台湾目前的危机,阐明了不让中国共产党占领台湾对美国具有的重大战略利益。
麦克阿瑟在备忘录里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用我们和我们的盟友所有的从阿留申群岛到马利亚纳群岛形成的一条弧形的岛屿锁链,把太平洋直到亚洲海岸加以控制;从这条岛屿的锁链,我们可以用空军控制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的海港,并可防止任何进入太平洋的敌对行动。如果台湾落在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手里,那么它就成了插入这防御圈正中央的一个敌性的凸角。它比亚洲大陆上任何一点距离对我友好的地方——冲绳和菲律宾——都更接近了一百至一百五十英里。目前在台湾有许多密集的空军和海军作战基地,它的潜力比黄海至马六甲海峡之间亚洲大陆上任何类似的集中地都更大,它可容纳十个到二十个航空大队,包括喷气式飞机至B-29型轰炸机在内的各式不同的飞机,并可给予短程海岸潜水艇以前方作战的供应。短程海岸潜水艇因有台湾作为它的供应基地,将使其活动范围扩大而加强,以至可威胁整个从南方来的海运并切断西太平洋的所有海上通路。”
他说了那么多蛊惑性的论据,最后的结论是:台湾是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保卫美国西太平洋安全的屏障,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如果失去对台湾的控制,这将把任何未来战区向东移动五千英里,达于美洲大陆海岸,等于把美国和友邦置于东方共产主义势力直接威胁之下。”
东西方两大阵营已经进入冷战时期,麦克阿瑟的这番话,必然在杜鲁门心中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使杜鲁门重新认识台湾在国际战略地理上的作用,使他的立场迅速从“弃台弃蒋”转变到“扶蒋反共”,要确保“远东地区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上来。
6月27日,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当天,美海军第七舰队的十余艘军舰先后进入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7月27日,杜鲁门批准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
美国武装封锁台湾海峡,阴谋制造“两个中国”,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从此,中国为实现自己的领土和主权的统一,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开始了长期的斗争。
杜鲁门态度的转变,乐坏了蒋介石。
在台北阳明山官邸,蒋介石喜形于色地对左右说道:“韩战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极大,苏俄与美国势不两立,冲突在所难免。韩战只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但这根导火索势将点燃东亚的全面战火。”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蒋介石与杜鲁门的意见虽有分歧,并没有影响蒋介石成为朝鲜战争的最大获益者。
1950年8月4日,麦克阿瑟的副参谋长福克斯将军自东京飞抵台北,担任麦克阿瑟总部驻台北军事联络组长,和他同来的军官有二十六人之多。这天,美国第十三航空队司令滕纳也率领其喷气式飞机大队抵达台北。8月5日,十三航空队的喷气式机群以强烈刺耳的呼啸声飞过台北上空。那是台湾人头一次见到先进的喷气式飞机。
8月10日,美国新任命的“驻华公使”兰登抵达台北,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代办”。在“民国政府”迁台以后,司徒雷登大使已经飞回美国休养。华盛顿方面迟迟不任命大使,而让一位默默无闻的一等秘书史枢安代理馆务,很明显地表明了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的冷落态度。直至1953年4月,兰登才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结束了五年来美国没有“驻华大使”的时代。
与蒋介石誓不两立的毛泽东,此时的眼光已经从一个小小的台湾岛移开,他从一开始就没把美国干涉台湾仅当作干涉中国内政来考虑,他在言论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本质”这个概念,指出了美国在亚洲及至全球的侵略野心。毛泽东说:“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而坚决的抵抗。”
面临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毛泽东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由中国东南,转向工业中心地位更为重要的东北,密切注视着朝鲜战争的局势。
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书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研究出兵朝鲜和解放台湾问题。
毛泽东说:“顾得了东北,就顾不了东南啦,把东南的战略预备队抽到东北去吧,粟裕也调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
朱德说:“这要跟华东军区和粟裕本人商量一下再定。”
周恩来说:“陈毅来电,提出1951年不打台湾,1952年打不打,视情况再定。”
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救了蒋介石哟。复电陈毅,同意他的意见,金门也暂时不打,集中力量对付朝鲜战争。”
1950年6月30日,朝鲜开战的第五天,中共中央作出新决定:“我们的态度是,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拖延。”
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自己没有与美国现代化海空军进行海上作战的可能,形势的变化给打台湾添了大麻烦,只好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拖延”。考虑到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东北的安全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毛泽东果断决策,暂停粟裕主持的台湾战役计划,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粟裕等人花了一年多时间策划的攻台作战方案,只好束之高阁了。
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迟解放台湾。”9月29日,毛泽东指示胡乔木,以后不要再提何时解放台湾了。
美国军事力量进驻台湾,使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了,而且一直绵延至今未获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即确定的解放台湾的方针,不得不搁置起来,从而使中国统一的日程表无限期地向后推移。中国大陆地区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台湾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隔岸对峙局面由此形成,这种对峙的国际背景也变得更加牢固和持久,蒋介石政权也由此得到一份苟延残喘的“人寿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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