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到台湾后，一直住在台北的士林官邸。以士林官邸为中心，包括阳明山和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邸”在内的蒋氏家族官邸，是集军政指挥和安全保障系统为一体的要塞地点，部署有最忠诚最精锐的卫戍部队和一个快速反应的宪兵营。

另一个次中心则是日月潭。在日月潭四周有许多宾馆和旅游区，最出名的要数涵碧楼宾馆。宾馆临水而起，顺坡势往上而筑。在新接待楼上方，有一座规模有限、式样普通、设备一般的建筑，这是蒋介石父子的别墅之一。

居住和生活挺安全，可是蒋氏父子的心理却极不安全，时时处于恐惧和忧愤之中。

尤其是蒋经国还处于陈诚的监视之中，连自由都不保。蒋经国来台大约一年的时间，一切行动皆被自家特务秘密掌控，处于“被保护的时期”。严密掌控蒋经国在台行动的时间，大约是1949年8月起，至1950年他担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以后，还延续了将近半年时间，到了1950年八九月间始告结束。

严密监控蒋经国的事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干的，它的司令正是陈诚，此时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无所不管，已管得头昏脑涨，应接不暇。可是还特别设立一个谍报组，负责对蒋经国在台湾境内的一切，做24小时全天候的严密注意，随时将所得情况研判后，最机密、最快速地呈报。

那时的蒋经国，在1949年6月左右来台至1950年3月以前无官无职，仅以蒋公子的身份，为蒋介石奔走，居处又不和蒋介石在一起，出入自宅与官邸的行动更加频繁。陈诚给随从者的任务是详细地记录下蒋经国在台期间，每一天有些什么人到他的寓所看他，他曾与什么人一道同行出入寓所，他有没有带领什么人到官邸谒见蒋介石，透过他的关系与蒋介石见面的人背景是什么、意图是什么等，甚至通过秘密的接线监听电话监听到蒋介石头上。

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蒋经国这位在台湾长期掌控情治系统的铁腕人物，也有过被台湾情治系统掣肘的时候。

1949年的圣诞节之夜，官邸室外的圣诞树上灯光闪烁。室内，蒋介石伏在桌上，心情凄凉地在写日记。

蒋介石爱写日记，爱在日记里作“自我批评”，丢失山河，自责难已，甚至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这一段时间的日记多有反思内容，不讳言失败，直面失败：“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提出问题是不行的，光慨叹也是无济于事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曾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

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

写于1949年3月底的《上月反省录》，蒋介石全面详尽地反省了自己和国民党执政失败的十三条原因。蒋介石日记研究专家杨天石在研究中，以《反省十三条》代称并以此为主干，参考其他时间的日记，分八个方面向人们作了介绍：一，外交上，联美拒苏失衡。二，军事上，战将未战思逃。三，党务上，纪纲松弛而斗；四，经济上，抛售黄金误国。五，对共政策，误与“共匪”谈民主。六，轻浮躁急，刚愎自用独断。七，干部自私，制度性腐化。八，民生主义，未着力宣传和实施。

蒋介石在1949年的反省，是真诚实在的，也是痛彻心扉的，足以看出他反思的彻底和全面。以“信义”亲美（英）远俄（苏），没有善用美苏矛盾以制衡，以致美国马歇尔“冥顽不灵”致使革命“剿匪”大业功亏一篑；战将未战乱想，谋划逃亡，政训完全失败；党纪松弛，派斗不断，党事委人，李宗仁、白崇禧害国；误用宋子文，以抛售黄金挽救通货膨胀，害国败党；在“共匪”未灭之前搞民主宪政，是硬行民主，自毁党国基业；个人主观浮躁，用人掺杂私情，疑李济深、白宗禧、李宗仁等人“背党叛国”，却依然重用，等于自杀；干部制度不立，致使干部腐化自私，抗战接收之际为“五子登科”之利折腾，惹得民怨沸腾；未能大力宣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民生主义经济政策，以致被“共匪”用来煽动乱国。

蒋介石最看重《反省十三条》的最后一条，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并认为这是“唯一之致命伤”，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真可谓用丢掉大陆政权，才换来了一个觉悟：民生经济应当先行于民主宪政。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的实施方案。在毛泽东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前后，他真正明白了，民权就是“反共的最后、有效的武器”，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民生主义”。在蒋介石大败后凄凉反思时，终于在他下野回乡的时候通过耳闻目睹家乡农民的困苦，明白了政权稳定的基业是民生。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真正成了蒋中正，坚决实行民生主义，为蒋经国开民权宪政奠基。

却说圣诞节前的夜晚，在台湾一角的台北阳明山士林官邸，蒋介石沮丧地对儿子说：“看来，这个杜鲁门，这个艾奇逊，竟想抛弃我们，从台湾脱身，休想！”

蒋经国劝道：“阿爸，这些日子您太操劳，太忧心，明天就是圣诞节，何不带全家外出过节，观赏观赏台湾美丽风景？”

蒋介石答应说：“好吧，先把烦人的美国佬放一边，我们先亲近大自然，亲近上帝。”

12月24日的午后，台湾中部南投县丛山中的日月潭，群峰环绕，林木扶疏，湖光山色，相映成趣。

蒋氏父子来到风光秀丽的日月潭，午饭后，父子游玩光华岛，见潭水涟漪，环山幽碧。坐对眼底浮云，蒋介石郁结的心情稍稍缓释，竟致流连忘返。

12月25日，圣诞节早晨，蒋经国陪同父亲散步涵碧楼附近林中，观赏朝日。

下午，蒋经国陪蒋介石泛舟日月潭，将鱼竿放在父亲手里，让他垂钓解愁。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历史图片）

夜晚，丛山中的涵碧楼，四周寂静，林壑无声。

从今天钓鱼中得到愉悦得到灵感的蒋介石，又以沉痛、凝重的心情写日记反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着志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

“近日独思党政军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顿军队，以求内部精纯、团结一致。”

他要彻底改造国民党，彻底整顿“国军”，他要创造新事业、新历史，而这一切必须从反思失败开始。

蒋介石虽然毛病不少，也常犯错误，但他性格中有条优点，就是爱反思反省。他的日记中，每月每周每日都有反省内容，尤其在大陆失败后那些日子，大有“吾日三省吾身”之慨。(www.daowen.com)

比如，他在1949年最后一天的日记里，就毫不讳疾忌医地检讨了“国军”为什么会“稀里哗啦”地土崩瓦解：“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分之一而已。”

蒋介石根据他研究反思的失败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他对国民党的失败有深刻但并不全面的总结。

首先，蒋介石把国民党失败的责任推到“国人”身上。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剖析，既把自己择出来了，又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责怪国民尤其荒谬。“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就是不讲这个党这个军、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这还靠谱，总结到了点子上。

他痛心疾首地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国民党和三青团“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这话讲得深刻，讲得不留情面，只有他才敢这样讲。蒋介石自己把国民党骂得狗血喷头，这的确不同寻常。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而且批评得像模像样，刻骨铭心。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的进步，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

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

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甚至说起了“共军”“纪律严肃”的优点，来衬托“国军”的“军纪废弛”。要是别人这样说，他非得给人家扣上“通共”的帽子不可。

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倒戈投共，一直是插在蒋介石心头的尖刀。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

接着，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

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

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

蒋介石居然骂起美国人来了，这反映了他反思的彻底和无所顾忌。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他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遗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蒋介石在骂党骂军骂美国佬，怨天尤人一番之后，也表现了他少有的自我批评精神。

他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工夫。”

蒋介石给自己扣的帽子挺大——“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敢这样“骂”自己也属难能可贵。但他的“反省忏悔”，却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而且常常表现得责人严、责己宽。他说：“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

绕来绕去，“失败的根本原因”“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大家不争气不努力”。

蒋介石的反思，他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还算是虚心诚恳，也基本及格，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不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

为了“补牢”，他对民生重视起来了，亲自指导蒋经国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也是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在大陆搞不成土改，是由于当时在大陆的执政者绝大多数出身大地主家庭，在平均地权问题上不可能采取果断措施。到台湾进行土改，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无亲友阻挠，故能施行其政。这也是蒋介石对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的结果。

蒋介石反思了一通，又在《军人魂》的文章里向台湾军民表了个大决心：“我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

反思是蒋介石重新收拾民心、走活台湾这盘棋的关键招数、必备前提，这步棋他走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