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永安里仁义路54号楼上，吴石与朱枫再次接头，交换情报。

吴石将一卷缩微胶卷交与朱枫说：“这是蒋军在台团以上军官名单，以及各部队兵力、番号、部署情况等，请你通过香港转往上海。”

朱枫接过说：“吴伯伯放心，上次转送的一批绝密军事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了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手里，很安全，对打破国民党军的军事封锁、解放沿海岛屿起了很大作用。”

吴石说：“金门登陆战后，岛内形势一时逆转，一些准备参加反蒋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信心有所动摇。你要小心。”

朱枫说：“我来台的任务已经完成，接受上级指示，准备暂时离台返回大陆。”

吴石关切地问：“你准备什么时候走？要不要我帮忙？”

朱枫说：“我准备明年1月走，需要帮忙时我会找你。我联系的几位高级军官态度有变化，你也要小心。”

这时，台湾岛内的地下工作形势的确严峻。

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刚接任台湾省主席不久的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自5月20日零时起实行全省戒严，除基隆、高雄、马公三个港口在警备司令部监护下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该“戒严令”还严厉宣布有下列行为者处死刑：造谣惑众者，聚众暴动者，扰乱金融者，抢掠财物者，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鼓动学潮、公然煽动他人犯罪者，破坏交通通信器材者，妨害公众之用水及电器煤气事业者，放火决水发生公共危险者，未经允许持有枪弹及爆炸物者。台湾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时期，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间最长的先例。

蒋介石到台湾后，首先建立健全了情治系统，将情报、特务工作交给了儿子蒋经国掌管。1949年7月，蒋氏父子从大陆到台湾高雄后，曾召集各特务机关负责人和嫡系开会，决定秘密成立一个名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核心组织，并指定蒋经国、唐纵、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张镇、毛森、陶一珊、彭孟缉、魏大铭等人为委员。以唐纵为召集人，负责筹组机构。“政治行动委员会”于同年8月20日在台北圆山正式成立，它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充实强化。

1950年8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唐纵出任主任，“政治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一职便由蒋经国接替。该机构到了蒋经国手里，便由秘密的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名字听起来不响亮，它只是“总统府”机要室的一个小小资料组，但因为庙里菩萨大，这个小“庙”的权威也就波及台湾党、政、军、特各部门，没有哪个机关不对它另眼看待。

当时，“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归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中将领导，他虽是黄埔系，但资历浅，无法领导特务工作，便向蒋介石推荐了蒋经国。这正中蒋介石下怀，蒋介石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正式交给儿子掌管。蒋经国接管后，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置于“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之下管理。他向来雷厉风行，对国民党原有的情报机构进行了彻底改造，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以对大陆情报搜集和布建反共工作站为主要任务。蒋经国控制下的情报机构权力无边，国民党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然而，蒋经国主管的特务机构却能指挥国民党。在有限的台湾岛横行着“调查局”“保密局”“军情局”“宪兵”“总政战部”“国防部二厅”“台湾省警务处”等多重特务体系。为了加强控制，特务机构在各阶层、各部门、各团体遍布眼线，并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普遍设立安全室。

蒋氏父子首先对台湾岛内所谓的“匪谍”进行残酷的镇压。在“戒严”体制下，蒋介石抛出了“保密防谍”的口号，对所谓“匪谍”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出现了无数冤案。有“共谍”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丢到海里。翻开1950年台湾的报纸，以“匪谍”案为题的报道，一周出现好几次。据台湾当局官员董显光公布的资料，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三百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如同在国民党大陆时期的南京雨花台，成为大屠杀的刑场，白色恐怖令人发指。

台湾实行五户连保制度，秘密警察和特务机构遍布全岛。台北街头、火车站、汽车站，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电影的第一条字幕就是“通匪者杀”。

据估计，1950年至1954年，台湾有数千名本省和外省优秀青年遭到杀害和监禁。后来一位台湾著名作家在《啊！那个时代，那些人……》一文中写道：“对在台湾的事实和想象的中共地下党恐怖扫荡，集中、全面地从1950年至1953年进行了三年。被枪决的有三千到四千人；长期监禁和有期监禁者八千人到一万人。但在实际上，以‘匪谍’罪遭到形形色色的罗织坐罪的政治性逮捕、拷问和处决、监禁，终三十余年戒严时代未尝中断。”

在台北离七星山西侧不远的竹子湖附近，有许多中西合璧的豪华别墅，其中的一幢是毛人凤在台北的一处秘密官邸。

晚上，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迈着急促的脚步走进来。他虽然经常出入这座秘密官邸，但官邸室内的富丽堂皇还是让他瞠目。

毛人凤望着毛惕园，示意他坐下。

毛惕园摘下警帽，坐在沙发上。特勤卫士送来两杯咖啡，立即悄然退下。

尽管毛惕园是毛人凤的亲信，但和孙立人也有较深的私交。毛惕园奉命暗中监视孙立人，他两头应付，心中十分为难。

“惕园。”毛人凤直呼其名，他的声音流露出明显的不满，“这段时间，老头子十分关注孙立人的行动，常打电话责问我，说莫非你们这些人也心有异动？”

毛惕园忙说：“这怎么会呢，老头子太多心了。”

毛人凤说：“老头子还说得更狠，说莫非孙立人的铁头和美国人的支持吓破了你们的胆？莫非你们也想置党国利益于不顾？我对老头子说：卑职不敢！我们正在努力加强对孙的控制……可是惕园呀！”毛人凤加重语气，又猛地顿住。

毛惕园望着毛人凤责备的目光，一声不敢吭。

“还有，”毛人凤点燃一支烟说，“叶翔之向我报告，说岛内发现中共台湾工委主要负责人的蛛丝马迹，这更是一种威胁！如今，通过美国这个干爸爸，手握兵权的孙立人已有异动之嫌，再加上个什么中共台湾工委，老头子咋吃得消？你我身为保密局的高级长官，在这些问题上迟迟无所作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毛惕园感到脊背阵阵发凉，放下咖啡，惴惴说：“人凤兄，最近我增加了便衣力量，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目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结果仍是毫无进展，让我失望。”毛人凤打断毛惕园的话，盯视着面前的特勤室主任，一字一句地问，“阳明山那辆可疑汽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真正目标是什么？是无意闯入，还是蓄谋行刺？策划者又是谁？这些你都搞清楚了吗？”

“不知道。”毛惕园低声说，“事后都循线索追查过，但整个台北八辆林肯牌轿车的拥有者，都是些权位显赫的人物，均未发现可疑之处，只是……”

“只是什么？”毛人凤盯着毛惕园问。

毛惕园谨慎回答：“直觉让我感到那个吴石有些问题，但此人身居国防部参谋次长高位，人缘又好，我怕毫无根据地怀疑，弄得不好反而加害自身，不过这个人非同一般……”

毛人凤咬咬牙说：“那就盯住他！”

台北捷安会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玩乐之地。这一日，捷安会馆照例是宾客满座，台湾情报机构的两个重要角色——特别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和保安处处长彭孟缉也夹杂其间。他们正坐在角落里密谈，样子装得很闲在。

小茶几上放着两杯威士忌，两人都叼着哈瓦那上等雪茄，吞云吐雾，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在暗中较劲。

“报告！”叶翔之的副官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叶翔之回头问：“什么事？”

“处座！”副官伸长脖子，小声报告道，“我们的人刚刚在海上抓到一个可疑的女人，有‘匪谍’之嫌。她是从海上前往秘密接头地点时，被我们的巡逻快艇截住的。”

彭孟缉竖起耳朵听，眼睛瞅着叶翔之。

叶翔之大感兴趣：“这个人现在何处？”

副官说：“就在行动处。”

叶翔之在烟灰缸里按着烟头说：“好吧，我马上来。”

副官走后，叶翔之转身对彭孟缉笑道：“你瞧，孟缉兄，买卖来了！”彭孟缉接话说：“干我们这一行，没有买卖就要失业。”

叶翔之拱拱手说：“是呀，那么失陪了。”

彭孟缉口是心非地说：“祝你好运！”

叶翔之优雅地起身，尽量避免刺激同行。

叶翔之的身影刚一消失，彭孟缉就小声骂道：“王八蛋，又让你抢了头功！”

被特别行动处抓住的是台湾工委外围组织发展的成员，当叶翔之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已经被侦讯室的人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

叶翔之瞪着小圆眼睛把这女人前后看了个遍，不说一句话，满面狰狞之色。

令人猝不及防，他一把揪起她湿漉漉的头发，迫使她失神的眼睛面对着自己。他用另一只手卡住她纤细的脖子，吼道：“你到底是什么人？说！”

那女人有气无力地说：“渔民的婆姨。”

叶翔之恶狠狠地说：“你要说半句假话，我马上掐死你！我很快就会搞清楚你到底是谁的婆姨！来人。”

副官应声而至。

叶翔之命令：“你马上带人去棚户区找到她的家，进行搜查，若情况与她的话有出入，就把她的全家都给我弄来！”

副官答应一声：“是！”

这位渔妇的丈夫倒真是个老实巴交的“渔老大”，可是已在半年前的海啸中丧生，丢下她和三个孩子相依为命。不久前，她认识了在基隆河棚户区开展地下工作的一名中共党员，被秘密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现在，叶翔之派人去她家搜查，她预料，自己的谎话马上就要被识破，三个可怜的孩子厄运难逃了。

果然，一小时后，两个幼小的孩子被抓来，只有十五岁的大儿子阿松没被抓到。

两个幼小的孩子见母亲被打成这样，哭叫着呼喊着：“妈妈！妈妈！”

母子相见，抱头痛哭。

眼看孩子落入虎口，这位渔妇受不住了，梦呓般地说出了接头暗语：“蒙山茶……蒙山茶……”

中共台湾省工委被破获、捣毁，“蒙山茶”是一条线索，《光明报》是另一条线索。1949年7月，有人拾到一份共产党的宣传刊物《光明报》，转交给台湾省主席陈诚。蒋介石获悉后大发雷霆，立即召集三大情治机关重要干部开会，并限期破案。高雄警备队抓到四名持有《光明报》的台大学生，学生供出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是共产党员，同时担任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被捕后，虽然坚贞不屈，却在不经意间问了一句“老郑怎么样了”。特务机关又抓到了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从他嘴里套出了“老郑”的地址，“老郑”被捕。这个“老郑”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1950年1月，中共台湾工委领导人蔡孝乾被保密局抓获。五花大绑的他被特务推搡着，走出小巷。

蔡孝乾被捕后乘隙脱逃，保密局知道他好色，必然会同其姘居的小姨子马雯娟会合后再离台。于是，侦防组凭借蔡孝乾身上搜得的马雯娟照片，到警务处梳理所有申请离台者的照片，结果在一大堆已批准离台者的照片中，筛出了马雯娟，她欲离台赴定海。在文件角上还留着一张托办出境者的名片，那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的，而马雯娟的住址填的是杭州南路。

三个月后，蔡孝乾再次被抓后就扛不住了，投降招供了。他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国民党当局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台湾工委高雄市工委会”被侦破，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10月5日至7日，“高雄市工委会”所属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火、庄识宰等十八名，蔡国智、于开雄等八人，梁清泉、何玉麟等九名地下工作者也先后被捕入狱。12月，“台湾省工会”的张志忠、李法夫妇及谢富被捕并判死刑。共产党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变节，导致岛内四百多名共产党员被捕，与中共有关系的一千八百多人被捕，多数遭枪决。中共在台力量基本瓦解。这个重创显示，当时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发展太快，成员复杂，而且缺乏严格的党纪约束，往往是一人被捕，便提线般地把联络人一一供出，最后导致一条联络线的多人被捕。

由“中共台湾省工委案”，又牵出中共在台湾的最大潜伏者吴石，制造了惊动台湾全岛的“吴石案”。

原来，蔡孝乾小姨子马雯娟住址填写的杭州南路，是台湾电力公司的招待所。这所住宅是吴石初来台湾时向电力公司借住的。查到聂曦名下，又发现聂曦是吴石旧部，过去在国防部史料局任总务组长，赴台后由吴石安插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交际科长。聂曦交代出境证是吴石太太托办的，杭州南路地址也是吴太太填报的。就是说，吴石的部下聂曦帮蔡孝乾签发了特别通行证。吴石被保密局紧紧盯上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蔡孝乾被捕时，公文包里的记事本上一串名单有“吴次长”三字。保密局长毛人凤判断，“吴次长”者，“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也。保密局还发现，蔡孝乾身上一张十元的新台币上，写着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便是他直接联系的朱小姐——朱谌之。于是，黑手伸向了朱枫！

夜晚，凄厉悠长的警笛声，不时从吴石官邸窗前响过。

吴石一惊，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他踱到窗前，眺望着漆黑的夜幕，警惕着，思索着。

吴石清晨早早起来，对副官王正均说：“昨夜警车响了一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你悄悄出去看看。”

王正均悄悄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来说：“长官，大街上警车很多，乱糟糟的，好像在抓人。”

吴石心中一沉，没有说什么。

当晚10点左右，吴石从办公室回来，刚一进门，就听到电话铃大响。

他一惊，一把抓起话筒，听到一阵急促的喘息。

话筒那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喂！吴伯伯吗？”那是朱枫的声音。

吴石对着话筒说：“是我，表侄女有什么事吗？”

话筒那边急促地说：“表叔！是我，有急事……”

朱枫是乘夜深人静、家人都熟睡了的机会，穿着睡衣摸到客厅给吴石打的电话。

她有些惊惶，用明语急急地说道：“吴伯伯，组织暴露了，有人叛变！蔡书记也叛变了，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表叔，我请求您帮助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迅速撤离台湾。”

接着她镇静下来又用暗语告知自己情况危急，并说想到“府上”求见参谋次长，有要事汇报。

一会儿，朱枫来到吴石家，见到了吴石，焦急地说：“我们的小组已被破坏，现在他们（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你要注意安全。我想尽快离开台湾。”

吴石镇定下来，安慰朱枫说：“你不要太着急，我尽快给你办理一张通行证，但要千万注意保密。明天晚上9点你来拿通行证。”

朱枫说：“我们需要四张特别通行证，否则，我就走不了啦！”

吴石说：“好吧，让我想想办法。”

朱枫急促地说：“吴伯伯，要快，再晚就来不及了！”

吴石说：“我明白，在什么地方交给你？”

朱枫说：“老地方。”随即她告辞走了。

朱枫走后，吴石大声叫道：“王副官！”

“到！”王正均匆匆跑进来，“什么事，长官？”

尖利的警笛声从窗前响过。

吴石没有说话，在一张“国防部”便笺上匆匆写了几行字。写完之后，他又认真看了一遍，然后神色严峻地交给王正均说：“把这个带好，明天一早立刻去找李处长办理，愈快愈好，不得耽误，更不能出错！明白吗？”

王正均答应：“是！”

王正均被吴石严肃的脸色吓住了，当他看到手中的条子是写给“国防部”特检处处长李伯年，要求速办四张特别通行证时，心中更是惊诧不已。他不敢多问，转身离去。

办完这一切，吴石像瘫了似的坐在书房那把棕色皮沙发里，仰着头，双目微闭，似睡非睡。

整个官邸静悄悄的，尖厉的警笛声时断时续。吴石迷迷糊糊歪在沙发上，睡不踏实。

凌晨，吴石睁开眼睛，只见王副官笔直地立在门边，一动不动，神情坚定而从容。

“你怎么起得这样早？”吴石惊讶地问。

王正均关切地说：“长官，你不是也一夜未眠吗？”

吴石心中一颤，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站起来，伸了伸筋骨。王副官默默地看着吴石，吴石发现他有话要说的样子，就招呼他：“有什么话，坐下说吧。”

王正均坐下了，宅后山顶上观音寺的灯光，照着他那张刚毅的脸，那双深沉的眼睛。

“长官，”王正均嗫嚅道，“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问吧。”吴石点燃一支烟，眼中射出犀利的目光。

王正均问：“您是共产党的人？”

吴石点头。

王正均又问：“您这是为什么？”

吴石说：“因为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做一个对得起祖宗的炎黄子孙。”

吴石见王正均眼里涌出泪水，伸出手去，在他敦厚结实的脊梁上轻轻拍了拍，然后慢慢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帷，望着曙光下的新店溪和灯海般的台北市，沉默了瞬间。

吴石缓缓地说：“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的确是拿着脑袋去冒险，如果我有其他的办法，决不会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你是我的随从副官，只有你才能办到我想办的事情。”

“不，长官！”王正均激动地站起来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早就决定，我也要像长官一样，做一个堂堂正正、对得起祖宗的炎黄子孙。”

“你还年轻，”吴石慢慢转身说，“办完这件事，你也要尽早离开这里，我会安排的。”

“不，长官！我死也不会离开您，在您身边，我愿意粉身碎骨。”王正均说着泪如泉涌，“二十四年前，我母亲在紫竹溪地主庄园的狼狗窝里，生下了我和弟弟，后来你救了我。自从来到您身边以后，我知道了什么叫正义的事业，也懂得了我该为谁而死。”

吴石慈祥地望着副官说：“好了，你的心意我理解了，快去睡一会儿吧，一会儿还要去办证。”

王正均挺挺胸说：“您放心吧，长官，我一定办到！”

上午10点钟左右，王正均拿着吴石写的条子走进“国防部”特检处处长李伯年办公室。

李伯年见是参谋次长亲自开的条子，很痛快地答应了，并按照吴石的要求发放了四张通行证。交给王副官时，他问道：“是吴次长的亲属要回大陆？要不要我派几个弟兄护送？近来海上可不太平。”

王正均接过通行证说：“感谢处长好意，吴次长的亲属路上已有人关照。今后有什么事，请来找我。”

李伯年说：“好说，好说。王副官，再会！”

李伯年热情地把王正均送到特检处门外。

回到吴宅，王正均将四张通行证交给吴石，吴石看了一眼，又交回王正均说：“王副官，你马上将证件送给李碧云。”

王正均放好证件说：“是！”

临行前，吴石吩咐道：“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尽量搞清楚她到底出了什么事。”

王副官郑重地点了点头说：“长官，您放心，我一定将此事办妥。”

此刻，台北全市戒严，警车呼啸，警笛凄厉，保密局全体特工人员一齐出动，展开追捕。

傍晚6时许，王副官匆匆回到官邸，满身热汗，神情略显紧张。

他一进书房，吴石就急忙站起来，迫不及待地问：“情况怎么样？李女士他们安全离岛了吗？”

王副官点点头说：“老长官，外面检查很严，但由于有特别通行证，一切还算顺利，没有出什么纰漏。李女士他们已经坐下午4点1刻的舟山客轮离开本岛了，我一直把他们送到了船上的客舱里，您放心吧。”

“好，坐下休息一会吧！”吴石听罢，闭上双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李女士还说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走得这样匆忙？”

王正均说：“李女士说蔡先生出事了，跟他一起的一些先生也都被捕。还有，成功中学、台大法学院和基隆中学等处的组织相继被保密局破获，情况很惨，大多数工委成员失踪。他们也被特务发现，要不是李女士事先听到风声躲起来，怕也难逃特务们的魔爪。”

这些情况，吴石大致已经知道了，但他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他抬眼看了看王正均，目光中充满了慈爱和真诚，说：“正均，你跟了我这么久，想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出事？

“想到过。”王正均异常冷静地回答道。

吴石又说：“我有可能牵连你，你怕不怕？”

“不怕！自我跟您的那天起，我就是您的人了。”王副官一双眼睛真诚地注视着吴石，“我说过，能为长官死，正均死而无怨！”

吴石忍不住一把抓住他的手，用力捏了捏，喃喃地说：“可是你还年轻，如果我真连累了你，岂不耽误了你的前程？”

王正均动情地说：“长官，人活百年终有一死，快别说了。我跟随您多年，深为长官的品行感动，更钦佩长官为理想所进行的苦苦追求。正均虽至今不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主张有哪些，但以长官您的人品来推测您所奉行的主义，正均完全相信，您的信仰一定是崇高的。能和长官一样为理想殉道，正均无悔无憾！”

这番肺腑之言，令吴石感动得眼涌热泪。

吴石揩揩眼角说：“正均，好孩子，不枉你跟我这么久！既然你如此深明大义，我也就没什么可牵挂的了。走，咱们赶快把东西都毁掉，做好对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工作。”

傍晚，两人走进地下室，开始清理文件。王正均在一个小泥瓦盆里燃起了火，吴石将一页页他舍生忘死搜集到的、已及时拍发回大陆的重要情报文稿，从容地投进了火盆。

火舌跳跃，时明时暗。

万籁俱寂，火光映红了两张坚毅的脸。

此时，在竹子湖附近毛人凤官邸里，毛惕园报告：“毛局长，李碧云等人失踪了。”

毛人凤闻报大惊，气急败坏地咆哮：“李碧云乃大陆共党派来的重要红色特工，从她嘴里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情报，挖出一批至今隐藏在党国内部的高级匪谍，叫她跑了，这还了得！老头子若怪罪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好果子吃！”

毛惕园问：“现在怎么办？”

毛人凤说：“快！立即封锁金山、舟山一带，决不能让这个女匪谍逃回大陆！”(www.daowen.com)

朱枫等四人拿到通行证后混在旅客里，经过几天几夜的海上漂泊，终于安全抵达舟山。与三百多海里外的台湾比，这里距祖国大陆的浙江省更近，近在咫尺。

为以防万一，朱枫和三位同志分散行动，到舟山后她没有直接去熟悉的关系户落脚，而是躲进了一家医院。但是舟山岛上的国民党军也早已接到上司的搜捕命令，朱枫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她终于找到一条小渔船，驶向近在咫尺的祖国。

晨曦中，一条小渔船上蹲着两个男人，他们是负责海面搜索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工。那个高大魁梧、一语不发的家伙是刚从高雄调来的少校，他希望一出场就在上司面前露一手，因此格外认真。海面上狂风大作，浊浪排空，顷刻间平稳行驶的小渔船就像一片树叶般在波峰浪谷间颠簸。

他们的小渔船漫无目的地漂荡着。

晨曦中，另一条小渔船也在海面上漂荡，驶向近在咫尺的大陆。船上坐着的是逃出来的朱枫。

一特工惊呼：“嗨，少校！你看！”

波峰浪谷间，大雾弥漫，船体晃动。二人伸长脖子看了老半天，终于看清左舷一百米处好像有一只与他们一样的小渔船。

少校：“走，过去看看！”

二人用力打舵，小渔船慢慢调过船体，并迅速向前面的渔船靠近。

国民党特务的船急速向渔船划去。随着两船的距离越来越近，他们已能清晰地分辨出前面小船上的一切，一个老渔工，一个身穿粗布衣的渔女。

少校说：“会不会是我们要抓的那个女人？”他拔枪在手，伏在船舱里。

特务的船靠近了，少校拔枪向空射击，啪！啪！

枪声在海面上异常清脆刺耳。

少校厉声喝道：“喂！快停住，接受检查！”

渔船被追上了，两个特务跳上小船，把两船连在一起，少校用枪逼住朱枫喝道：“你是什么人？快说！”

“你又是什么人？竟敢如此无礼，快把枪收起来！”朱枫柳眉倒竖，急中生智，拿出少奶奶派头斥责道。

少校一愣，不知这位衣着普通、风韵却不凡的“渔家女”是何背景，但随即想起自己的身份又恶狠狠地说：“对不起，兄弟是奉命搜捕女共党，请出示证件！”

朱枫从容地从内衣袋中摸出证件，虽然胸口怦怦直跳，眼里却满是鄙夷之色：“看吧！”

那是一个蓝封面的小本子，国民党党徽下印着“特别通行证”几个字。

少校接过，满腹狐疑地翻看，没有什么异样之处，上面记载着持证人的姓名、年龄、职业、籍贯、有效期限等，还盖了一方“国防部”大印。

“对不起，太太。”少校说，“我相信您的证件没有问题，但请跟我们走一趟。现在是非常时期，恕我无礼了。”

“我要是不去呢？”朱枫怒目而视。

少校强硬地说：“那兄弟只好强制了！”

5月23日上午，吴石在地下室拟了份电稿：“情况十分危急，但我有决心坚持到底，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现将一份重要情报传送……”

1950年6月，朱枫于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历史图片）

他将电报交给王正均说：“发往大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情报处。”

当日深夜11点，吴石又把一份情报交与王正均说：“这是刚刚收集的十分详细的万山群岛国民党军防御情报，你迅速发出去。”

王正均道：“是，老长官放心。”

次日，吴石随“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等到前沿阵地东引岛视察。

东引是个孤悬海外的小荒岛，面对大陆，位于台湾海峡的中间。

吴石用自己的高倍望远镜静静地观看着，内心却翻江倒海，激动不已。望远镜中，大陆清晰可见。

这时，他听到身边有人争抢着望远镜问：“能看见鼓浪屿吗？能看到厦门吗？”

“能看到他们的人吗？”

“那是什么？很像大炮！”

一名士兵笑道：“大炮是看不到的。”

孙立人问手持望远镜凝然不动的吴石：“吴次长，你在看什么呢？”

吴石说：“我在看大陆呢。”

孙立人感慨：“大陆在望啊。”

吴石更感慨：“可望不可即呀。”

孙立人怪异地望了他一眼。

此时，特勤室主任毛惕园正在看台北地图，负责监听的特务来向毛惕园报告：“报告主任，可疑电台的位置可以确定在台北东南角一带。”

东南角？站在偌大的地图前，毛惕园托肘审视，自言自语：“吴石官邸，不正地处东南角吗？”

他命令道：“立即去监视吴石的住宅，出动侦听车，悄悄在台北东南角吴石官邸附近的街区进行无线电波搜索！”

特务道：“是！”

1950年2月27日午夜12时，保密局特工头子谷正文率领特工坐着吉普车和侦防车抵达新生南路吴石宅外。

“你们是哪里来的？”吴石在睡梦中被惊醒，来不及穿戴整齐，穿着睡衣质问眼前的不速之客。

“国防部技术总队。”谷正文搪塞道。他还不能肯定吴石是“共谍”，不愿贸然暴露自己的身份，临时把臭名昭著的技术总队的招牌打出来。“有人说你是共产党。”他又补了一句。

“胡说！”吴石冷静地抗议道，“如果随便一个人告了密，你们就可以任意骚扰被控告者的生活，天下岂不要大乱！”

谷正文没有回应，只是示意组员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柜，却没有半点收获。

“能不能请吴太太跟我们一起到队上走一趟？”谷正文从吴太太的眼神中看出惊慌和心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这是什么话？不可以！”吴石态度强硬地回绝。

谷正文耍起心眼来：“既然有人检举，我只好带队搜查，如今既无结果，按道理吴次长是冤枉的。只是办案有办案的程序，我们还得做个笔录。可是吴次长您是中华民国的中将，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找您去做笔录实在说不过去……”

吴石吸起一支烟，在室内踱起步来。他巧妙地将步子滑向客厅左边角落一张小桌子旁边，借着背影的掩饰，悄悄地从桌上拿起一件小东西，说：“我先上个厕所。”

这个小动作引起了特务的怀疑，一名特务尾随他前往厕所，并趁吴石欲吞服安眠药自杀的刹那，将他制伏。

“好吧。”吴石被带回客厅之后，终于勉强答应谷正文将他的妻子带走。她的招供与后来被逮捕的朱枫的口供完全吻合。

3月1日晚6时，一名特务跑进来向毛惕园报告：“报告主任，台湾工委的四位潜逃人员已全部抓获，三名在香港，一名在舟山，明日即可押回本岛。”

毛惕园喜形于色：“好，我立即亲自审讯！”

毛惕园审讯“共谍”后，带人驱车前往“国防部”大楼，闯进特检处处长李伯年办公室。

李伯年见毛惕园凶神恶煞一般，还带着人，早已慌了神，恭恭敬敬站了起来。

毛惕园把四份“特别通行证”往李伯年的桌上一摔，问道，“伯年兄，这些‘救命符’是你核发的吧？”

李伯年一见这些东西，惊得脸色陡变，不知所措。在特勤室主任严厉目光的威慑下，李伯年如同一根木桩，僵直站立着。

“李处长，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毛惕园阴沉沉地问。

他吞吞吐吐地说：“是参谋次长写的条……”

毛惕园厉声喝问：“条在哪儿？！”

李伯年从保险柜中找到那天的记录和吴石的亲笔便条。

返回保密局，毛惕园立即向毛人凤汇报：共谍逃跑的四张特别通行证，是吴石开的条。

毛人凤闻听大吃一惊：“是吴石吗？国防部参谋次长居然通共，这可是前所未有的通天大案！”

毛惕园又说：“我们的特工还从蔡孝乾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的名字。蔡孝乾已投诚，他也供出了吴石。”

毛人凤立刻向蒋经国汇报，蒋经国听了十分沉得住气，问：“吴石次长通共，是否有确凿证据？”

毛人凤说：“证据确凿！”

蒋经国说：“此案关系重大，可先将吴石中将由保密局暂时收押起来，等其他事实调查清楚后再交请军事法庭审判。”

毛人凤又跑到阳明山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闻讯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确是吴石？”

毛人凤立正说：“是吴石！”

蒋介石又问一遍：“的确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毛人凤肯定回答：“是参谋次长吴石！”

“唉！”蒋介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抓吧。”

毛人凤道：“是！”

蒋介石震怒之余，站起踱步，稍微冷静后说：“对吴石和朱枫，都要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他们。尽可能不杀，留为己用。”

毛人凤说：“总统用心，人凤明白。”

蒋介石狠狠地说：“你不明白！他们的能量和所起到的作用，是一千名高级特工也无法完成的。”

3月1日晚7时许，几十名便衣特务和军警包围了吴石家。

杂乱的脚步声惊动了王正均，他飞步冲上楼去向吴石报告。

早有心理准备的吴石十分泰然、镇静，他拿出备下的药物吞进口中，然后拔枪在手，安祥地对副官说：“正均，夫人已经被抓走了，从家里搜走不少文件。我是难于逃脱啦。大丈夫生而何欢，死又何惧？有生之年能为中国人民做点事，我死而无憾！我死后，你也许会受牵连……”说着他就要扣动扳机。

王正均发疯般扑过去死死扳住那只紧握着柯尔特重型手枪的手，声泪俱下地喊道：“长官！你不能这样啊！”

“砰”一声巨响，书房门被人撞开。

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一马当先，率十多人闯进来。

吴石显得异常冷静和威严，他慢慢放下握枪的手，眼睛死死盯住对手，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毛惕园也笑了，笑得奸诈而得意：“没想到吧，吴次长？”

随即，特务们在官邸地下室起获安格利-9型美制大功率收发报机一部，但没有搜到任何文件和纸片。

毛惕园望着美式电台，严厉地问：“你到底在为谁工作？”

吴石威严地回答：“无可奉告！”

毛惕园咬牙说：“好呀，会让你开口奉告的。带走！”

吴石及随从副官王正均等四人被捕，被押上警车。

1950年3月1日，吴石被捕了。“国防部”参谋次长成了“匪谍’，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在台湾当即引起舆论哗然，台湾各大报纸大事刊登“破获中共间谍网”的重大消息。受该案牵连而被逮捕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联络人朱谌之（朱枫）、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及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

中将陈宝仓也是位著名人物，1939年，年仅三十九岁的他，已经官至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中将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宝仓被派往青岛，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特派员身份，负责主持中美盟军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大陆解放前夕，他奉老上司李济深委派由大陆前往台湾潜伏。这次也在“吴石案”中被捕。

国民党逃台初期，制造了许多“共谍案”，随便给人戴“红帽子”，把许多所谓的“共谍”送上了刑场。有一则电讯称：“国民党当局经常一车车地屠杀匪谍”，仅1950年3月22日，一次就枪毙了三百多人。1952年12月17日，一家外国通讯社说，最近两周来已先后枪毙“共特”八十多人。《台湾历史纲要》中记载，1950年4月2日的一家外国报纸说，在3月23日就有数名“高级军事人员被枪决，内有中将6名，少将13名，彼等均有共党嫌疑”。“据不完全统计，1949－1952年，被台湾当局以‘匪谍’、共党人员枪毙的达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处有期、无期徒刑者有8000－10000人，至于被秘密处决者则无从统计。1953年，在台北六张犁公墓附近，就发现163座当年在白色恐怖下被杀害者的坟墓，其中既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

据台湾《中国时报》1995年2月27日报道，根据由判决书、“国安局”“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的机密文件、证人指认，六张犁公墓所找出的尸骨，当时因“叛乱罪”被捕的有3504人，其中死亡者有1437人，死亡者中有1008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该报在《回顾50年代白色恐怖》一文中说：“这一持续10年之久的政治肃清风暴，历史学者估计约为5万人被捕，被定罪的约在1万人以上，被枪决的合计在4000人左右。”

在台北新店近郊的明德监狱，吴石被单独关在一处特殊的房间里。这是一个独处的院落，被称为大监狱中的小监狱，条件优裕。一个高墙围着的小花园，可供放风散步用，卧室、卫生间内设施一应俱全，每天都可以读到几份当日的报纸。

吴石经常对着窗户诵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明德监狱审讯室，朱枫正在接受审讯。她已被提审了四十多次，遭受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

面对敌人虚伪的嘴脸和残酷的刑罚，朱枫只有一句话：“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祖国的事情。”

这一次，毛人凤亲自审讯朱枫，说：“对你的优待政策，是蒋总统亲自制定的，说你是他的小老乡……”

朱枫反唇相讥：“我不认他这个老乡！你们还是回去告诉蒋介石，让他放弃独裁统治，还自由于人民，早日结束分裂祖国的活动，回归大陆，勿与人民为敌，不要再倚仗外国人的势力，穷兵黩武，继续置台湾人民于水火之中了。”

毛人凤一拍桌子：“放肆！”

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捕入狱已经是110天了。上午，在密嵌着钢栅栏的窗前，她神情庄重而沉凝，手握毛笔，在一叠十行纸上挥洒笔锋，写出一行端丽的小楷。她书写的是陈毅的诗篇《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

在台北阳明山官邸，蒋介石铁青着脸耐着性子听毛人凤汇报，听完半晌未语。

良久，他咬牙切齿地吐出一个字：“杀！”

“哐啷！”一声，牢门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

身着美式军装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特勤处”副主官章开觉的陪同下，跨进了这间“特别优待室”。

朱枫缓缓转身，朝这两个特务头目冷冷扫视，嘴角浮起一抹轻蔑的笑。

“够了！”气急败坏的毛人凤一拳擂响桌面，朝眼前这位女共产党员厉声叫道，“朱枫，实话对你说，奉总统面谕，给予你最高的礼遇、优待……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你的口供，不需要你提供任何材料……只想换你个回心转意，共赴国难。可你……”

朱枫冷笑地说：“我怎么样？……使你们失望了？”

毛人凤恶狠狠地说：“你不要视礼遇、优待为我们的仁慈、软弱。等待、忍耐，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我想，你也许会猜到，固执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不就是判我死刑嘛。”朱枫哈哈笑了，“我个人的死算得了什么？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你？”毛人凤脸色骤变，朝身后的“特勤处”副主官做了个手势。章开觉立正回应，忙向前跨上两步，打开手中黑色公文包，抽出一份文件开始宣读。

宣读完毕，毛人凤声嘶喝力地喝道：“将共党女匪谍朱枫押出去！”

朱枫轻蔑地笑了笑，然后便昂首阔步，走出了这间“陆军监狱”里的牢房——“特别优待室”。

同一天上午，在台湾“陆军监狱”特别优待室，吴石整装完毕，望着大陆方向久久伫立。他不禁吟哦起刚写下的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掏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临刑前，他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台北上空黑云翻滚，阴霾重重。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警车鸣叫，宪兵林立，警戒森严。

站在第一辆刑车上的朱枫虽被五花大绑，但神态依然端庄，气质大方，许多老百姓前来围观大陆来的“女共党”，他们不明白这样优秀的女性怎么会被杀头？朱枫从容地向他们致意，许多人站在马路两旁落泪。

吴石、陈宝仓挺立在第二辆车、第三辆车上，他们目视前方，大义凛然。

路边许多熟悉他们或认识他们的人纷纷向他们挥手、抹泪，他们回以真诚的致意……

1973年10月29日，中央有关部门给烈士所在籍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发函证明“吴石同志为革命光荣牺牲”。河南省民政局于1973年11月15日批准吴石为革命烈士。

陈宝仓牺牲两年后，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1953年举行隆重公祭，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悼文《悼念陈宝仓同志》，骨灰（其骨灰从台湾通过教会人士运往香港再运至北京）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