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对中国打着如意算盘，竭尽全力试图把中国“调解”成一个稳定、统一、强大而又亲美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建议：国民党交出部分权力，以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的地方权力，进而将共产党融合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里。1945年来华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和后来的魏德迈将军，都是担当这一任务的调停人。

然而，国共两党都不能接受美国人的这种安排。特别是国民党于1946年发动内战，粉碎了美国人的幻想，美国宣告调停失败并转而公开支持蒋介石。至1948年，美国给予数十亿美元，仍然不能挽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颓势，共产党军队仍然所向披靡，其胜利已日趋明朗。

中共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初，美国暂时没有承认新中国，但一直在考虑承认的可能性。

1948年11月，美国政府决定保持美国在南京的大使馆和在主要城市的领事馆，以便观察共产党的动向，随时准备与这个新政权接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向世界各国发出外交承认的请求。10月2日，苏联表示“承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0月3日表示：美国政府在与国会磋商之前，不会承认中国。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个条件：新政权必须有效控制中国；接受前政府的国际义务；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但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马上走，还在想方设法与北京接触。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才“赶跑”了这位美国大使。

10月6日至8日，美国国务院召集大型会议，研讨承认新中国问题。与会者有学者、商人和官员。多数人认为：美国应该尊重国民党垮台的事实，承认新中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甚至认为：“美国不应该去防止台湾落入中共手中。”

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甚至希望毛泽东的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还希望毛泽东的新中国成为“南斯拉夫第二”，与苏美保持等边关系，当然更希望中国能倒向西方。即使毛泽东在6月30日表示了要向苏联“一边倒”，美国方面还是认为有可能争取毛泽东做“铁托第二”。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一边倒”是权宜之计，不能持久的。

的确，对于“一边倒”，当时中国国内也有不同看法。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就直率地当着毛泽东的面反对过。

那是国共和谈即将破裂时，张治中到双清别墅去拜访毛泽东。两人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悠悠吐出烟雾说：“文白先生，国共和谈谈不太拢，恐怕我们两人是能谈拢的。你来北平前去了趟溪口，蒋先生怎么样？”

张治中谨慎地斟酌词句说：“和平是大势所趋。就蒋先生而言，我去溪口与他分手的时候，他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不再担任职务。”

“嗯。”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突然问，“文白先生，你对今后新中国的建国方针有什么考虑吗？”

张治中诚恳地说：“我很愿意向主席贡献一点愚见。我认为将来国家统一后，最要紧的是要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一条是奉行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这是一个致命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灾难。”

碰到钉子上了。毛泽东专注地听着，眉头微蹙，目光低垂，脸上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张治中不顾毛泽东的反应，继续坦率说：“我反对一面倒美，也反对一面倒苏，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

毛泽东明显不赞成，重重地“嗯”了一声。

张治中仍不管不顾地说：“在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是不够的，中国实在太大了，还得要从美英等国取得援助。”

毛泽东把香烟习惯地往烟灰缸里一戳，严肃地说：“文白先生很坦率，我也坦率地讲，我是有不同观点的。蒋介石在他发动的内战中败北，只会增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敌视程度，而决不能让它翻然悔悟，立刻向中国人民伸出友好之手。”

张治中要说什么，毛泽东摇手制止了，继续说：“美帝国主义还没有放弃扶蒋反共政策，还在为蒋介石输血打气，企图使国民党在长江一线顶住，同时也在考虑直接出兵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搞美苏并重？怎么往美国脸上贴？我们现在只有一边倒，倒向苏联。”

张治中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老朋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他贡献不小。这是1945年8月28日，重庆谈判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及张治中在延安的合影。张治中曾三到延安，这是第一次。（徐肖冰摄）

用心听着的张治中一怔，虽然心里不赞成毛泽东的“一边倒”，嘴上也不好说什么了。

毛泽东又留点门缝说：“当然，如果美国放弃扶蒋反共政策，我并不反对跟它建立外交关系。”

艾奇逊虽然不可能知道张治中与毛泽东的这番对话，但他还是有远见的。他曾说：“国务院愿意考虑承认中国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像是苏联的傀儡，而且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关系很小，考虑到莫斯科对中国东北、西北的野心，我断言，少则六年，多则十二年，中苏关系一定破裂，而美国一旦撤出中国，大概需要二十二年才能在中国重新站稳脚跟。”

杜鲁门回答：“不是我不愿意，主要是有国会和其他组织的压力。”由于“援蒋院外集团”势力强大，杜鲁门不愿意承担蒋介石政权灭亡的历史责任。

艾奇逊随后向杜鲁门报告说：“从10月6日到8日，国务院公共事务局邀请部分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讨论承认中国问题，与会者分为两组，结果一组赞成，一组反对。”

杜鲁门问：“公众舆论呢？”(www.daowen.com)

艾奇逊说：“公众舆论莫衷一是，国务院难以作出决定。”

杜鲁门又问：“你的倾向性意见呢？”

艾奇逊说：“我建议采取静待尘埃落定的静观策略。”

毛泽东早就料到美国会采取“静观”策略。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表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承认，不应去急于争取，就是全国胜利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不必急于争取。因为“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苏、南决裂后，毛泽东曾派出陆定一和刘宁一赴南斯拉夫考察，了解南斯拉夫是如何与美国、英国改善关系的。获知这一消息，早对中共有疑虑的斯大林更不“放心”，他担心毛泽东是又一个铁托。1948年11月，中共致电莫斯科，询问如何处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和馆内电台。莫斯科派驻中共的顾问指出：应孤立美国外交官，没收电台，将他们作为敌对部队的指挥官对待。斯大林甚至批评了中共对待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太谨慎”，是害怕美国人的表现。为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东北局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宽容，指示高岗和陈云应该征求在东北的苏联同志的意见，对美国人强硬起来。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苏联提出中共应该“牵头”成立“东亚共产党联盟”。刘少奇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不感兴趣”。当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中共解放台湾，苏联老大哥可否提供海、空军支援时，斯大林也一口回绝。

由于苏联驻华顾问多次指责中共试图在苏联“背后”与帝国主义建立关系，于是中共指示解放军官兵闯进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没收了美国在北京总领事馆的财产，对沈阳总领事馆的态度也格外强硬起来。

1949年10月24日，沈阳市公安局以打人罪传讯、审问并正式拘禁了美国总领事华德。美国舆论对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惯例的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尽管艾奇逊试图淡化这些事件，但他既不能说服国会，也很难“统一”一个意见分歧的国务院，当然也无法平息美国公众的愤怒。

尽管美国受到了羞辱，1949年11月7日，杜鲁门总统仍然会见了两位中国问题专家。在听取了专家意见后，总统告诉艾奇逊，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他说，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反对共产党政权，骚扰它，刺激它，在机会允许时便试图推翻它”，另一种是“将它从莫斯科的隶属地位上分离下来，而且鼓励那些可以促成分离发生的力量”。

艾奇逊告诉杜鲁门，他和专家都倾向于第二种选择。他甚至劝说杜鲁门：即使苏联在中国一时得势，也不要紧，因为苏联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中国的泥潭。

如果毛泽东当时知道艾奇逊的想法，中美关系可能会发展成另一个样子。

不过，当时的五角大楼却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铁托主义”，认为那只是一部分人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向白宫提交了报告，建议“收复”被苏联占领的亚洲阵地。艾奇逊坚决反对鹰派的这一提议。

1949年底和1950年初，杜鲁门政府对台湾采取了彻底的“撒手不管”政策。与此同时，艾奇逊向中国新政府暗示：美国有意考虑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2月23日，也就是蒋介石从炮火连天即将被解放的成都刚刚逃亡到台湾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出第28号密令——《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文中确定了美国官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同时文件确定了任何支持台湾的做法都是对美国利益不利的，都会使美国卷入一场危险的战争，都会使美国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文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强调了一个至今依旧十分敏感的重要观点，即台湾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不能够分割的一个整体的国家。美国的态度十分明确，在暂不承认新中国的同时，也不再支持已经没有希望的蒋介石。

这时候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正当斯大林对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要求疑虑重重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抢先采取了行动。美国国务院紧急召开了远东圆桌会议，会议确定了一个共识：蒋介石已经永远地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军队很快会占领台湾。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要尽快从中国脱身，结束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还主张，至少暂时不向国民党政权提供军事援助，而且也不应该试图把台湾和中国大陆分离开；否则，只会有利于苏联，使毛泽东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美国的远东利益。

这时，在美国朝野以费正清教授为代表的在“二战”中与中共人士有过交往的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再度推动美国承认新中国。他们很有见地，眼光独到。他们认为新中国绝非由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东欧共产党政权，中共的领导人物也绝非一帮亡命的阴谋反叛者，而是中国一批很有才干的精英人物。他们早在十年前就拥有政权、军队。中共有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不会对克里姆林宫百依百顺；中共没有理由去感谢苏联，它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因为有了莫斯科，而是由于无视莫斯科的结果，中共与苏共迟早会分手。再从历史上看，早在共产主义以前，俄国就推行统治中国北部的政策，苏联继续实行这种政策，甚至想使外蒙、内蒙、新疆和满洲脱离中国，美国不应该看不清这一最为重要的史实。美国不应该因台湾问题让中国人把仇恨转到美国身上。美国应明智地从台湾脱身出来，这样中国人就会看到是谁在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从而美国很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朋友，这对美国的远东利益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具有政治战略眼光的明智观点，影响了美国政府。

为了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弃蒋弃台”的决心，国务卿艾奇逊干脆公开了美国在远东的防线。他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面对记者展开了一幅远东地图，用讲解棒边指边说：美国东西太平洋的军事防线确定为北起阿留申群岛，经过琉球群岛，南至菲律宾；台湾岛和朝鲜在美国的防卫圈之外。换句话说，凡是在美国的防卫圈之外的事情，美国不会去管。

杜鲁门的声明和艾奇逊的讲话对蒋介石是当头一棒，而对于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安全的信号。这促使斯大林警觉起来了，似乎美国在拉拢毛泽东，他对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的态度立即由冷转暖。

后来的史学家们认为，杜鲁门的“弃蒋弃台”声明是一份让斯大林“解放思想”的声明。既然美国人主动放弃了雅尔塔会议上划定的势力范围，那么苏联干什么还要小心翼翼地遵守呢？再说，当初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即将崩溃的时候，美国都没有武力干涉，那么现在他们还会在乎那个小小的台湾吗？于是斯大林原来不想与毛泽东签订的条约签订了，名字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但由于缺乏沟通和固有的成见，新中国政权与美国的关系却在恶化。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将征用外国在“不平等条约”下建立的兵营，征用那些没有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的大使馆、领事馆的房产时，艾奇逊提出了一个妥协建议：美国房产的大部分可以被征用，但应当保留一所房子作办公用。这清楚表明，美国想与中国新政权藕断丝连，仍不想撤出中国大陆。艾奇逊并且警告，如果美国房产被全部征用，美国将从中国撤回全部外交人员。

也许是因为中国遭受屈辱的历史太长，也许是共产党官兵对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蒋介石特别反感，也许是中国新政权并不全部了解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内情，也许是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决心不向美国示弱，也许是宣布了“一边倒”的毛泽东此时不愿得罪苏联，因此那段时间对美国的态度特别强硬。1949年11月，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和全体工作人员因“间谍罪”被驱逐出境。1950年元旦刚过，中共新政权没收了美国领事馆在华的所有财产。1月14日，艾奇逊只好电令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馆工作的全体人员“打道回府”。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艾奇逊曾经希望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主意。中美关系的大门关上之后，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说：“我们原来认为他们会停下来……我们该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拿走这些房产，我们就从中国所有地区撤走。这些信息已经传达给了他们，可他们非但不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从1月6日到我们最后提出这些建议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对此严格保密，因为我们不愿减少中共可能回心转意的机会。我们认为，此事一旦公之于众，所有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

建立中美良好关系的“可能性”，曾在1949年与中美两国人民擦肩而过。遗憾也好，惋惜也好，这都是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