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 中美建交错过时机,新中国外交初试牛刀

中美建交错过时机,新中国外交初试牛刀

时间:2024-01-19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中共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初,美国暂时没有承认新中国,但一直在考虑承认的可能性。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向世界各国发出外交承认的请求。10月6日至8日,美国国务院召集大型会议,研讨承认新中国问题。莫斯科派驻中共的顾问指出:应孤立美国外交官,没收电台,将他们作为敌对部队的指挥官对待。

中美建交错过时机,新中国外交初试牛刀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对中国打着如意算盘,竭尽全力试图把中国“调解”成一个稳定、统一、强大而又亲美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建议:国民党交出部分权力,以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的地方权力,进而将共产党融合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里。1945年来华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和后来的魏德迈将军,都是担当这一任务的调停人。

然而,国共两党都不能接受美国人的这种安排。特别是国民党于1946年发动内战,粉碎了美国人的幻想,美国宣告调停失败并转而公开支持蒋介石。至1948年,美国给予数十亿美元,仍然不能挽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颓势,共产党军队仍然所向披靡,其胜利已日趋明朗。

中共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初,美国暂时没有承认新中国,但一直在考虑承认的可能性。

1948年11月,美国政府决定保持美国在南京的大使馆和在主要城市的领事馆,以便观察共产党的动向,随时准备与这个新政权接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向世界各国发出外交承认的请求。10月2日,苏联表示“承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0月3日表示:美国政府在与国会磋商之前,不会承认中国。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个条件:新政权必须有效控制中国;接受前政府的国际义务;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但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马上走,还在想方设法与北京接触。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才“赶跑”了这位美国大使。

10月6日至8日,美国国务院召集大型会议,研讨承认新中国问题。与会者有学者、商人和官员。多数人认为:美国应该尊重国民党垮台的事实,承认新中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甚至认为:“美国不应该去防止台湾落入中共手中。”

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甚至希望毛泽东的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还希望毛泽东的新中国成为“南斯拉夫第二”,与苏美保持等边关系,当然更希望中国能倒向西方。即使毛泽东在6月30日表示了要向苏联“一边倒”,美国方面还是认为有可能争取毛泽东做“铁托第二”。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一边倒”是权宜之计,不能持久的。

的确,对于“一边倒”,当时中国国内也有不同看法。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就直率地当着毛泽东的面反对过。

那是国共和谈即将破裂时,张治中到双清别墅去拜访毛泽东。两人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悠悠吐出烟雾说:“文白先生,国共和谈谈不太拢,恐怕我们两人是能谈拢的。你来北平前去了趟溪口,蒋先生怎么样?”

张治中谨慎地斟酌词句说:“和平是大势所趋。就蒋先生而言,我去溪口与他分手的时候,他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不再担任职务。”

“嗯。”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突然问,“文白先生,你对今后新中国的建国方针有什么考虑吗?”

张治中诚恳地说:“我很愿意向主席贡献一点愚见。我认为将来国家统一后,最要紧的是要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一条是奉行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这是一个致命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灾难。”

碰到钉子上了。毛泽东专注地听着,眉头微蹙,目光低垂,脸上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张治中不顾毛泽东的反应,继续坦率说:“我反对一面倒美,也反对一面倒苏,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

毛泽东明显不赞成,重重地“嗯”了一声。

张治中仍不管不顾地说:“在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是不够的,中国实在太大了,还得要从美英等国取得援助。”

毛泽东把香烟习惯地往烟灰缸里一戳,严肃地说:“文白先生很坦率,我也坦率地讲,我是有不同观点的。蒋介石在他发动的内战中败北,只会增强美帝国主义中国革命的敌视程度,而决不能让它翻然悔悟,立刻向中国人民伸出友好之手。”

张治中要说什么,毛泽东摇手制止了,继续说:“美帝国主义还没有放弃扶蒋反共政策,还在为蒋介石输血打气,企图使国民党在长江一线顶住,同时也在考虑直接出兵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搞美苏并重?怎么往美国脸上贴?我们现在只有一边倒,倒向苏联。”

张治中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老朋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他贡献不小。这是1945年8月28日,重庆谈判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及张治中在延安的合影。张治中曾三到延安,这是第一次。(徐肖冰摄)

用心听着的张治中一怔,虽然心里不赞成毛泽东的“一边倒”,嘴上也不好说什么了。

毛泽东又留点门缝说:“当然,如果美国放弃扶蒋反共政策,我并不反对跟它建立外交关系。”

艾奇逊虽然不可能知道张治中与毛泽东的这番对话,但他还是有远见的。他曾说:“国务院愿意考虑承认中国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像是苏联的傀儡,而且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关系很小,考虑到莫斯科对中国东北、西北的野心,我断言,少则六年,多则十二年,中苏关系一定破裂,而美国一旦撤出中国,大概需要二十二年才能在中国重新站稳脚跟。”

杜鲁门回答:“不是我不愿意,主要是有国会和其他组织的压力。”由于“援蒋院外集团”势力强大,杜鲁门不愿意承担蒋介石政权灭亡的历史责任。

艾奇逊随后向杜鲁门报告说:“从10月6日到8日,国务院公共事务局邀请部分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讨论承认中国问题,与会者分为两组,结果一组赞成,一组反对。”

杜鲁门问:“公众舆论呢?”(www.daowen.com)

艾奇逊说:“公众舆论莫衷一是,国务院难以作出决定。”

杜鲁门又问:“你的倾向性意见呢?”

艾奇逊说:“我建议采取静待尘埃落定的静观策略。”

毛泽东早就料到美国会采取“静观”策略。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表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承认,不应去急于争取,就是全国胜利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不必急于争取。因为“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苏、南决裂后,毛泽东曾派出陆定一和刘宁一赴南斯拉夫考察,了解南斯拉夫是如何与美国、英国改善关系的。获知这一消息,早对中共有疑虑的斯大林更不“放心”,他担心毛泽东是又一个铁托。1948年11月,中共致电莫斯科,询问如何处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和馆内电台。莫斯科派驻中共的顾问指出:应孤立美国外交官,没收电台,将他们作为敌对部队的指挥官对待。斯大林甚至批评了中共对待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太谨慎”,是害怕美国人的表现。为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东北局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宽容,指示高岗和陈云应该征求在东北的苏联同志的意见,对美国人强硬起来。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苏联提出中共应该“牵头”成立“东亚共产党联盟”。刘少奇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不感兴趣”。当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中共解放台湾,苏联老大哥可否提供海、空军支援时,斯大林也一口回绝。

由于苏联驻华顾问多次指责中共试图在苏联“背后”与帝国主义建立关系,于是中共指示解放军官兵闯进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没收了美国在北京总领事馆的财产,对沈阳总领事馆的态度也格外强硬起来。

1949年10月24日,沈阳市公安局以打人罪传讯、审问并正式拘禁了美国总领事华德。美国舆论对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惯例的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尽管艾奇逊试图淡化这些事件,但他既不能说服国会,也很难“统一”一个意见分歧的国务院,当然也无法平息美国公众的愤怒。

尽管美国受到了羞辱,1949年11月7日,杜鲁门总统仍然会见了两位中国问题专家。在听取了专家意见后,总统告诉艾奇逊,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他说,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反对共产党政权,骚扰它,刺激它,在机会允许时便试图推翻它”,另一种是“将它从莫斯科的隶属地位上分离下来,而且鼓励那些可以促成分离发生的力量”。

艾奇逊告诉杜鲁门,他和专家都倾向于第二种选择。他甚至劝说杜鲁门:即使苏联在中国一时得势,也不要紧,因为苏联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中国的泥潭。

如果毛泽东当时知道艾奇逊的想法,中美关系可能会发展成另一个样子。

不过,当时的五角大楼却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铁托主义”,认为那只是一部分人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向白宫提交了报告,建议“收复”被苏联占领的亚洲阵地。艾奇逊坚决反对鹰派的这一提议。

1949年底和1950年初,杜鲁门政府对台湾采取了彻底的“撒手不管”政策。与此同时,艾奇逊向中国新政府暗示:美国有意考虑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2月23日,也就是蒋介石从炮火连天即将被解放的成都刚刚逃亡到台湾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出第28号密令——《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文中确定了美国官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同时文件确定了任何支持台湾的做法都是对美国利益不利的,都会使美国卷入一场危险的战争,都会使美国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文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强调了一个至今依旧十分敏感的重要观点,即台湾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不能够分割的一个整体的国家。美国的态度十分明确,在暂不承认新中国的同时,也不再支持已经没有希望的蒋介石。

这时候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正当斯大林对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要求疑虑重重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抢先采取了行动。美国国务院紧急召开了远东圆桌会议,会议确定了一个共识:蒋介石已经永远地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军队很快会占领台湾。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要尽快从中国脱身,结束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还主张,至少暂时不向国民党政权提供军事援助,而且也不应该试图把台湾和中国大陆分离开;否则,只会有利于苏联,使毛泽东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美国的远东利益。

这时,在美国朝野以费正清教授为代表的在“二战”中与中共人士有过交往的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再度推动美国承认新中国。他们很有见地,眼光独到。他们认为新中国绝非由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东欧共产党政权,中共的领导人物也绝非一帮亡命的阴谋反叛者,而是中国一批很有才干的精英人物。他们早在十年前就拥有政权、军队。中共有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不会对克里姆林宫百依百顺;中共没有理由去感谢苏联,它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因为有了莫斯科,而是由于无视莫斯科的结果,中共与苏共迟早会分手。再从历史上看,早在共产主义以前,俄国就推行统治中国北部的政策,苏联继续实行这种政策,甚至想使外蒙、内蒙新疆和满洲脱离中国,美国不应该看不清这一最为重要的史实。美国不应该因台湾问题让中国人把仇恨转到美国身上。美国应明智地从台湾脱身出来,这样中国人就会看到是谁在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从而美国很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朋友,这对美国的远东利益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具有政治战略眼光的明智观点,影响了美国政府。

为了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弃蒋弃台”的决心,国务卿艾奇逊干脆公开了美国在远东的防线。他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面对记者展开了一幅远东地图,用讲解棒边指边说:美国东西太平洋的军事防线确定为北起阿留申群岛,经过琉球群岛,南至菲律宾;台湾岛和朝鲜在美国的防卫圈之外。换句话说,凡是在美国的防卫圈之外的事情,美国不会去管。

杜鲁门的声明和艾奇逊的讲话对蒋介石是当头一棒,而对于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安全的信号。这促使斯大林警觉起来了,似乎美国在拉拢毛泽东,他对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的态度立即由冷转暖。

后来的史学家们认为,杜鲁门的“弃蒋弃台”声明是一份让斯大林“解放思想”的声明。既然美国人主动放弃了雅尔塔会议上划定的势力范围,那么苏联干什么还要小心翼翼地遵守呢?再说,当初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即将崩溃的时候,美国都没有武力干涉,那么现在他们还会在乎那个小小的台湾吗?于是斯大林原来不想与毛泽东签订的条约签订了,名字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但由于缺乏沟通和固有的成见,新中国政权与美国的关系却在恶化。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将征用外国在“不平等条约”下建立的兵营,征用那些没有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的大使馆、领事馆的房产时,艾奇逊提出了一个妥协建议:美国房产的大部分可以被征用,但应当保留一所房子作办公用。这清楚表明,美国想与中国新政权藕断丝连,仍不想撤出中国大陆。艾奇逊并且警告,如果美国房产被全部征用,美国将从中国撤回全部外交人员。

也许是因为中国遭受屈辱的历史太长,也许是共产党官兵对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蒋介石特别反感,也许是中国新政权并不全部了解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内情,也许是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决心不向美国示弱,也许是宣布了“一边倒”的毛泽东此时不愿得罪苏联,因此那段时间对美国的态度特别强硬。1949年11月,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和全体工作人员因“间谍罪”被驱逐出境。1950年元旦刚过,中共新政权没收了美国领事馆在华的所有财产。1月14日,艾奇逊只好电令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馆工作的全体人员“打道回府”。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艾奇逊曾经希望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主意。中美关系的大门关上之后,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说:“我们原来认为他们会停下来……我们该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拿走这些房产,我们就从中国所有地区撤走。这些信息已经传达给了他们,可他们非但不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从1月6日到我们最后提出这些建议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对此严格保密,因为我们不愿减少中共可能回心转意的机会。我们认为,此事一旦公之于众,所有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

建立中美良好关系的“可能性”,曾在1949年与中美两国人民擦肩而过。遗憾也好,惋惜也好,这都是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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