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里弗代尔的孔家别墅，是一座深宅大院，房子隐藏在茂密的树丛中。第二次来美游说、请求援助的宋美龄，从1949年1月16日开始在这里隐居。

她这次的美国之行是碰运气来的，低调而黯淡。这遭遇似乎从她自南京出发时就已经注定了。

1948年11月底的一天，南京总统官邸的室外寒风凄厉，雨雪交加，树叶飘零。

国内战争中四处受挫的蒋介石心境极为悲凉。他停住踱步，呵气暖暖冰凉的手，提笔展纸，写了一副对联。

宋美龄走进来，看着墨迹未干的对联，念道：“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她说：“达令，你未免过于悲观。”

蒋介石说：“达令，内外情势都不容乐观啊！”

宋美龄说：“我就要再次去美国访问了，也许情形会好起来。”

蒋介石握住夫人的手说：“达令，你这次赴美担子不轻，我对你此行寄予很大希望。”

宋美龄反而悲观起来：“这次去美国不比1943年了，那时罗斯福当总统。现在是杜鲁门要当总统了，他竞选时，你支持的又是杜威，他对我们不会热情的。”

蒋介石说：“我不是给他写了信，祝贺他连任总统吗？”

宋美龄撇撇嘴说：“你那封信是我改过的，除了祝贺，还希望杜鲁门总统发表一篇支持你的鲜明的宣言。”

蒋介石抱怨：“这样可以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维持士气和民心。就这么一点精神上的要求，也被杜鲁门当即拒绝了。现在只好寄希望于你了，你既熟谙美国政界，又善于跟他们打交道。”

宋美龄微有苦衷说：“这种艰难时刻去美国，好像去乞求他们施恩，是我不愿意的。但是前线接连的失败，使我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一躺到床上就没完没了做噩梦。只好去美国碰碰运气。”

蒋介石对夫人略有歉意：“国务卿马歇尔奉杜鲁门之命照会我们，你只能以私人资格访问，让你受委屈了。”

宋美龄的表情有些黯然：“风光不再，只好祈求上帝保佑，在逆境中创造奇迹了。”

逆境中难以创造奇迹，宋庆龄在美国受到了冷遇。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的这一天，恰好也是美国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的第二天，上任的总统对下野的总统没有好感，连带下野总统的夫人也受了冷落。美国礼宾司对宋美龄的到来没有表示出特别的热情，迎接蒋夫人的尽是一些二流官员。宋美龄发回国内的第一封电报极为简短、凄凉：“没有人对我们感兴趣。”

蒋介石夫妇在台湾官邸内一起读书，颇有举案齐眉、夫唱妇随之意。（历史图片）

1948年12月3日，马歇尔在弗吉尼亚州住宅会晤受到冷遇的宋美龄，抱歉地对她说：“总统没有邀请你住白宫，也没有邀请你去白宫做客，只好委屈你暂住我家了。”

宋美龄感叹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五年前，贵国对我的访问是旋风般热情，如今却让我感觉掉进冰窖一样寒冷。”

马歇尔故意打岔：“寒冷？现在是冬天嘛。”

宋美龄抱屈说：“一下飞机我就感到冷，没有红地毯，没有欢迎仪式，没有记者招待会。”

马歇尔调侃说：“可是，有我这样的朋友。我事先通知过贵方，您是私人访问，就是让您有思想准备啊。”

宋美龄心犹未平：“我对美国人的冷淡感到难过，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也为此感到难堪。”

马歇尔笑着说：“我还是把您当作在中国的美国女儿，您住在我家里会感到舒适的。共和党、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朋友，还是很愿意帮助您的。”

宋美龄问：“我已经来了几天，杜鲁门总统什么时候见我？”

马歇尔说：“还没有安排，我催促一下。”

由于马歇尔的催促，1948年12月10日，蒋夫人苦等了九天之后，杜鲁门打破沉默，邀请宋美龄参加一次白宫茶话会。在现场，杜鲁门表面上对宋美龄很客气，骨子里却是冷淡。

茶话会进行不久，杜鲁门就不耐烦地对宋美龄说：“蒋夫人，你来了许久了，请到我的书房谈话吧。”

他没有称呼“总统夫人”，这不但是对她的轻蔑，也是对蒋介石的轻蔑，让宋美龄感到不快，但也只好起身跟随他去书房。

杜鲁门招待宋美龄在总统书房坐下后，抬腕看看表，冷冷地说：“蒋夫人，我的时间安排很紧，只能给您半个小时。您就为您此行的要求作些说明吧。”

哪有这样不客气的？宋美龄忍住气旧话重提：“我的先生蒋介石总统在给您的信中已经说明，要求总统先生发表一个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的制定；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杜鲁门不客气地说：“中美友谊在历史上是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我感到抱歉，因为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四十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

宋美龄说：“可这笔钱几乎已经耗完了。”

杜鲁门的话说得更难听了：“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政府。”

宋美龄忍着委屈和怨气说：“总统先生，这样说有失公正。中国大陆失败的因素很多，但是致命的打击只有一个。我们知道当时世界的舆论，大多受了俄共及其爪牙的影响，一致运用宣传的灵活，发表攻击政府袒护中共的言论。您一定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多少人相信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而不是凶恶的造反者。”

杜鲁门不耐烦地说：“这类解释我听得太多了。蒋夫人，国务院告诉我，给贵国政府援助的总额已经超过三十八亿美元，离美国承诺的援助总额已经很接近了，只差两亿美元。”

“要是为两亿美元，我何必跨越太平洋跑到这里来！”宋美龄尴尬而不悦地说，“总统先生，您不能眼看着中国变成了赤色中国而不管啊！”

杜鲁门看看手表，耸耸肩，摊摊手。

随后，杜鲁门在白宫草坪的记者招待会上挖苦说：“蒋夫人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

一位记者调侃地问：“请问总统先生，你认为这位在中国的美国女儿喜欢住在哪里呢？”

杜鲁门不屑地说：“不知道，对她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记者们一阵哄笑。

转眼半年过去，宋美龄被晾在弗吉尼亚的郊区别墅了。1949年6月12日，她在客厅召见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均，哀怨地说：“目前的困境应归咎于美国国务院，他们对于援华的许多承诺都打了折扣。”

顾维均说：“夫人，是的。许多人都由赞成援华，变成了反对援华。”

宋美龄又说：“马歇尔曾答应我，他不反对援华，可他的态度也在变化。听说美国要发表什么白皮书，推卸他们在中国失败的责任，你多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顾维均答应道：“好的。据透露的消息，白皮书对我国政府很不利。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可以说降到了冰点。”

虽然宋美龄为“国事”奔走委屈了自己，自己倒因为鼻子长得好又风光了一回。她在美国度过了自己的五十一岁生日，正值华盛顿投票选举“世界十大美人”。美国艺术家公布：蒋夫人宋美龄当选为“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因为她有着世界女人中最美的鼻子。

把对华政策降到冰点的是美国现任总统杜鲁门。他正在总统官邸看着一份调查报告，挖苦地对年轻的助手说：“我对中国政府中那帮贪官和坏蛋，没什么好感。今天肯定有十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了中国私人的银行户头。”

助手笑说：“总统先生太保守了，我听银行界传说，光宋家和孔家就有20亿美元在曼哈顿。”

杜鲁门大为惊诧：“这么多！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认真调查，以便确切了解这些存款的数额和储存地点。”

助手说：“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却充塞了中国贪官的腰包。”

杜鲁门怒不可遏地骂了起来：“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

国务卿艾奇逊走进来对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国务院政策设计司的凯南和戴维斯建议，及早把蒋介石政府的情况告诉美国公众。”

杜鲁门问：“你的意见呢？”

艾奇逊说：“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已濒临崩溃，美国必须从对它的支持中脱身出来。我主张准备一份透彻说明中美关系的实录，以过去五年为重点，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之时公布。”

杜鲁门赞成说：“应该搞个对华政策白皮书。只有这样，我国人民及其在国会的代表，才能对我们远东政策的健康演变有一个必要的了解。”

艾奇逊说：“蒋介石怕是扶不起来了，我们正在做台湾陈诚、孙立人的工作，他们是有实力和开明的。”

过了些日子，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拿着一厚本纸稿走进白宫总统办公室，向杜鲁门报告说：“总统先生，遵照您的要求，我编写了一份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纪要，重点在最后五年。这是一个坦率的报告，包含了批评我国政策的言论，或今后有可能成为批评我国政策而具有论据性的资料。”

杜鲁门说：“这本叫作白皮书的东西，还没有出版，就遭到不少议员的非议和责难，我不知国务卿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艾奇逊说：“我认为，这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的经历中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中国早就和美国有着友好联系。在编写报告的过程中，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有必要发表一些事实，以揭示那个国家令人失望的局势，这必然引起一些当事者不满，然而，我认为不能因此而阻止它出版。”

杜鲁门又问：“艾奇逊先生，你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究竟怎么看？有人批评是我们援助不够。”

艾奇逊坦率地说：“那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往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从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己瓦解的。”

杜鲁门问：“那个‘花生豆’有什么责任呢？”

艾奇逊问：“花生豆？花生豆是谁呀？”

杜鲁门笑说：“花生豆就是蒋介石嘛，你看他那颗秃脑袋像不像花生豆？”

“像，太像了。”艾奇逊笑了，抱怨说，“责任全在他身上。我们曾希望蒋介石引进美国式的议会民主制，为了保住他的政权，他应该对其专制而腐败的统治进行‘美国式’的改革。但他专制惯了，他应该对其专制而腐败的统治负责。”

杜鲁门点头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看来，对一个失去其军队和人民支持的政府，我们不应该继续大规模地介入和援助了。”

艾奇逊强调说：“总统先生，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援助是无意义的。”

杜鲁门在纸稿上签了字，说：“那就出版吧！”

在台北阳明山官邸，蒋介石正在接宋美龄从美国纽约打来的紧急电话：“嗯嗯……白皮书已经在美国公开……嗯，目前仅限上层机构，8月5日才会正式发表……我在听着呢，只是我还不明白，这白皮书到底是写给谁看的？”

他换只手拿听筒：“对，我担心狡猾的美国佬又玩双刃剑的把戏，又对我落井下石。赶快搞到一份白皮书……什么？派黄仁霖去美国取回，好的，我就派他去。”

蒋介石放下电话，愁眉不展。(www.daowen.com)

已担任侍卫长的俞济时劝说：“先生，听说白皮书不光是对我们的，据说主要是骂共产党的。”

蒋介石摇头说：“不能这么说，我们目前与共产党的处境不同。他们挨骂不要紧，我挨骂就很是要紧。”

1949年7月25日，国民党军的联合特勤总司令黄仁霖突然奉召去高雄谒见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夫人有电话来，要你立即前往纽约，接受她的指示。”

黄仁霖第二天赶到纽约，宋美龄对他说：“美国的白皮书马上要发表了，你去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设法取得第一手的誊本，因为蒋先生急切需要知道文件的内容。如果你能够疏通各方的关系，把这件事拖延些时日，或者予以搁置，停止发表，那自然是更好了。”

黄仁霖次日就赶到华盛顿，拜访他在白宫里的朋友。他的朋友很直率很权威地告诉他，杜鲁门总统已经批准把这项白皮书发表了，再无法使它拖延或者搁置。至于文件内容他也只看到一部分，但是他收到一份校对样本，可以将这份样本送给黄仁霖。29日下午4时，黄仁霖收到了这份样本，便立即送给了宋美龄。宋美龄要他次日即返台，将样本送给蒋介石。

黄仁霖8月2日到达台北，当即把白皮书样本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接过厚厚的白皮书，掂了掂说：“比砖头还厚，该死的美国人，存心不想让人看懂！”

蒋介石也就先看了两天，8月4日，这份白皮书就在美国发表了。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对幕僚说：“美国政府口里总说中国重要，不能落入中共之手，援华时又小气得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的经援、军援得力一点，我们就不会输得那么惨。事情到了这一步，将责任全往我们身上推，太不道德！”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台灯光下伏案撰文，稿纸上可见醒目的标题：《别了，司徒雷登》。

一开头他就嘲讽：“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蒋介石在官邸问蒋经国：“共产党方面有什么反应？”

蒋经国说：“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时评，听口气像是毛泽东的手笔，极尽嘲讽谩骂之能事，措辞强硬，不把美国人放在眼里。”

蒋介石说：“噢，找来我看看，这个时候要特别留意大陆的动向。共产党为什么对美国不买账？美国有原子弹，他们为什么不怕这个？”

蒋经国想了想，斟酌着说：“他们的看法不同。三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就讲过，原子弹只是一只美国人用来吓人的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他大概现在还这么看。”

蒋介石不以为然：“纸老虎的说法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我在黄埔的辰光，经常听到广东人讲纸老虎这个词。外国人还讲过广东军阀是纸老虎。不管毛泽东讲什么硬话，如果美国真的动起手来，共产党绝非对手。我看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局面会好转过来。”

蒋经国说：“不过共产党的看法还是特殊。毛泽东去年有过一篇文章，说代替德意日法西斯地位，而疯狂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美国，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极端腐败和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

蒋介石皱起眉头说：“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你讲讲你的看法。”

蒋经国解释说：“毛泽东的意思是要中国人不必怕美国，恰巧是美国人应该怕中国人。我倒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我们也可以找到对付美国人的办法，美国人对付好了，再回头对付中共就容易了。”

蒋介石轻微地点点头，又问：“外国人有什么批评？”

蒋经国回答：“英国最积极，意思是要在外交上承认新的中国，并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与它建立全面的商务关系。”

蒋介石咬牙骂道：“投机！”

蒋经国说：“阿爸，依我看，白皮书可以成为掩护美国继续援华的反共计划书。”

蒋介石高兴地说：“你提醒得好，要让美国人继续把美援给我们，而不是李宗仁。请陈诚他们来议议吧。”

蒋介石记日记的习惯是在第二天早上追记昨天的日记，记“隔日账”。8月10日晨，祈祷之后，他在书房里记8月9日的日记：“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第二天，在台北国防部总政战部会议室，蒋经国受命举行记者招待会。

他谴责美国说：“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美国痛惜，不能不认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

在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杜鲁门小口喝着咖啡，看着已经翻译成英文的新华社评论文章。

国务卿艾奇逊说：“毛泽东果然厉害，借用新华社的社论方式还击我们的白皮书，分明是瞧不起我们！他还把我们美国当作纸老虎。”

杜鲁门骄横地说：“纸老虎，奇怪的比喻！要让他把那个‘纸’字去掉，用不着动用联合国会员的兵力，我们便可以把他们逼回延安！”

陆军司令说：“把毛泽东逼回延安，谈何容易！我上个月去台湾，陈诚还说长沙没有事，可现在湖南省主席程潜已经投降共军。”

艾奇逊说：“长沙的坏消息，再一次证实了蒋介石不是我们理想的朋友。”

陆军司令又说：“我在台北目击蒋介石的军队有两大危机。恐怕不但长沙之战他要吃亏，西北西南之战，他将继续吃亏，连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湾海峡之战，他都会吃亏。”

杜鲁门说：“无论如何不能等待中共攻台湾，我们必须对台湾先入为主，最好在‘花生豆’立脚未稳，在中共尚难预料到台湾的情形下，守住台湾，待机反击。在目前要挽回中国局势是不可能的，要不我们不会发表白皮书。”

杜鲁门问陆军司令：“你刚才讲‘花生豆’的部队有两大危机，有哪两大危机？”

陆军司令回答：“已经退到台北的部队普遍害思乡病，如果没仗打养而不用，眼看会超过兵役年龄，变成胡子兵，打不了仗啦，这是一；兵源大缺，台湾人对国民党没有向心力，不愿为国民党保台效力，这是二。我担心我们对台湾观望不前，‘花生豆’扛不住。一旦台湾宣布同北平合为一体，我们就很难办。”

杜鲁门呶呶地说：“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台湾对日和约还没签订，现在还不能说是中国的，这一点我们倒有办法。”

艾奇逊说：“从北平的评论看，似乎对我们如果要踢开蒋介石也有准备，并不在意。他们认为我们的目的就是继续干涉和侵略，岂有此理！我们是在帮助一个国家，怎么能叫侵略呢？”

杜鲁门烦躁地说：“我们不跟毛泽东咬文嚼字，打笔墨官司。他的目的是用抨击白皮书的办法，引起中国人民对我们的仇恨。我们不上他的当。至于蒋介石，不出兵也能让他滚蛋。但是，我们当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是领导红色中国的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所以还是要适度援助‘花生豆’。”

艾奇逊说：“维持规模适中的援助的同时，我们要明白无误地告诉蒋介石，美国将来的对台政策，取决于他的表现。”

蒋介石“表现不好”，正在召集陈诚、蒋经国、桂永清、周至柔等人在官邸训话。他痛心地说：“美国竟至于不知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落井下石，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之污点。”

海军司令桂永清说道：“不少人建议，针对美国的白皮书，应该发表一篇署名的抗议声明，以表示蒋总裁的愤慨。”

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撕破脸皮，说道：“不可造次，以后还需仰仗美国。让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个声明，对美方诬陷国府表示抗议，就行了。”

陈诚等劝说道：“中华民国要自立自强，只有蒋总裁恢复总统，才有希望。”

下野后一直憋着劲要再起的蒋介石说：“个人的出处事小，国家的存亡事大，此时我们应研究应不应该再起，不能问再起之后的利害得失。只要对人民、军队与国家有再起之必要，即不研究其他关系问题，一切只有自强、自立，才能获得外援。倘自己内部无药可救，即有外援，亦无能为力。”

在座的鼓掌支持他的话。

逃到台湾后蒋介石才明白，他和国民党的命运，已经进入历史上最危难的时刻。确保台湾安全的当务之急是争取美国援助。有了美国的援助，还可望卷土重来，再和毛泽东较量；失去了美国的援助和保护，则必将走向绝路。

当时失败的阴影笼罩，美国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坚持一年以上。而杜鲁门总统所采取的“袖手政策”，已公开表明了抛弃蒋介石的意向。

早在1948年间，杜鲁门总统就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1949年1月，在美国支持下，李宗仁逼迫蒋介石下野，月底，美军顾问团撤离中国，美国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也告中止。

杜鲁门总统曾郑重征求艾奇逊对台湾的政策。

艾奇逊说：“国务院的意见是，对台湾的最后处置，要等缔结对日和约后再定。我的意见是，由美国施加压力，逼国民党政权把军队全部调到海南岛，台湾则交盟军总部或联合国托管。”

杜鲁门摇头说：“不行，蒋介石不会接受的。这等于是跟‘花生豆’彻底翻脸，可能逼迫他投向共产党。”

艾奇逊又说：“参议员史密斯等人提出联合政权的主张，由美方、蒋方和台湾人共组一个联合政权，达到友好地、和平地占领台湾的目的，又可避免美国走上没有止境地与中共军事对抗的道路。”

杜鲁门又拒绝：“这是一厢情愿，美国应该从中国脱身，而不是更深地卷进去。由白宫召集会议，专门讨论几次对华政策问题。”

艾奇逊一口答应：“好，我来组织。”

此前，艾奇逊在会晤共和党一批主张援蒋的议员时曾表示：“森林初崩，尘埃未定，对华政策，尚宜稍待。”

在等待尘埃落定期间，美国国会“台湾帮”的主要代表诺兰参议员就曾飞到重庆会晤蒋介石。据《宋希濂自述》中记述：诺兰向蒋介石表示，“希望国军能在大陆上支持六个月”，美国的亲蒋势力就会促使杜鲁门总统及国务院改变对华政策，出兵援助蒋介石。诺兰声称：“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国共产党，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是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仗的。”

蒋介石确实需要美国出兵支援，需要第三次世界大战，需要将美国与自己捆在一起。为此，他拒绝了胡宗南和宋希濂提出的将主力撤往西昌、云南甚至退往滇缅边境的建议，急令胡宗南调其骨干第一军来守重庆，接着又要胡宗南死守成都。结果不到一个月，胡宗南集团就全军覆没了。

和诺兰参议员在重庆的会晤，使蒋介石的幻想更固执了，强烈地寄希望于美国出兵援助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2月10日从成都逃回台北后，他除了在台北遥控指挥胡宗南死守成都外，还于13日和14日分别与台湾省主席陈诚、“行政院长”阎锡山商讨调整对美政策。他叫陈诚将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让给受美国人青睐的吴国桢。吴国桢曾留学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民主先生”的雅号。蒋介石后来还不得不准备将美国人最欣赏的将军孙立人提升为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曾留学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与弗吉尼亚军校，被美国报刊称为“最西方式的军事首脑”，是“台湾陆军中亲美派的首脑”。蒋介石是想以吴国桢、孙立人作台湾的“门面”来讨好美国人。

白宫多次召集会议，讨论对华政策，三种意见争论不下。杜鲁门总结说：“一是援蒋派，以塔夫托·诺兰等议员为代表的共和党反对派人士，力主出兵保台；二是象征性援蒋派，反对武力介入，这是以美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代表的意见，认为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目标是对付苏联，台湾在亚太战线战略地位虽重要，但与欧洲比要差。”

艾奇逊接过说：“第三种意见以我为代表，反对任何形式的援蒋。因为蒋政策已无可救药，美国不能再花冤枉钱了。美国再援蒋，只能加重中共仇美亲苏的砝码。何况在全球战略上，台湾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现在的对华政策应坐等静观，眼光放长远些。”

杜鲁门下决心说：“我同意你的意见，美国对台湾不应承担责任和义务。”

艾奇逊说：“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台湾如没有美国公开出兵支持，将在1950年底落入共产党手里。因此，美国必须尽早公开表态，以定取舍。”

杜鲁门说：“取舍已定，可以对外发表了。”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在白宫草坪向记者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再次确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宣布美国无条件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掠夺的野心。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也不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途径，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意见。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回到白宫总统办公室，杜鲁门对艾奇逊说：“我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了美国新的对华政策，下面怎么走，是你的事啦。”

艾奇逊说：“我已经采取措施，一是宣布从台湾撤离美侨，降低驻台美国总领事馆的级别，最高长官是一位中校武官；二是命令留在北京的美国总领事柯乐博，将此文件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让他们知道美国与蒋政权已拉开距离。”

杜鲁门叮嘱：“这要做得极隐秘，反共援蒋的声音太强烈了，以至于我不得不在声明中强调，弃台弃蒋只是目前政策。”

杜鲁门发表的这个“弃蒋弃台”的声明，把蒋介石气坏了。他把刊载杜鲁门记者招待会消息的报纸掷于地下，忿忿地说：“又开记者招待会，又撤走侨民，只留一位领事级代表，这个杜鲁门是存心坐视我自生自灭啦。”

蒋经国说：“人家都说，这个脾气倔强的来自密苏里的老农，还在记恨美国两党选举时，阿爸以金钱支持了他的对手杜威，现在他在泄私愤。”

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说：“要严令台湾报刊，不许透露半点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消息。夫人待在美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通知她回来吧。”

宋美龄的访问，目的有三个：让美国方面明确表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得到一大批物质援助；请一位高级军事家赴华考察中国局势，人选最好是麦克阿瑟将军。

争取到的一点援助经费，早已被蒋夫人一年的游说花费一空，只是经过“中央银行”转手后又重新流入美国。请麦克阿瑟将军赴华考察的意见被否决。但蒋夫人不负众望，说动美国政府表示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实现了这个重要的政治目的。

蒋介石当然应感到欣慰了，尽管日子终究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