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军事上的颓败，蒋介石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首先是在经济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地步，尤其是国统区的经济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为了消灭共产党部队，打败他那些黄埔校友，蒋介石用于内战的经费，占了全年总支出的80%。巨大的财政赤字，全靠印刷机来弥补。上海两个印刷厂职工约1000人，每日印钞230余亿元，还不够用，又在美国、英国印刷，用飞机、轮船运来。搞得物价飞涨、民怨沸腾，蒋介石管区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美国干涉内政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行宪国大”。代表是由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党员非经提名不得当选”。但有600多位是未经提名而经过贿选当选的，蒋介石叫他们把名额让给提名的。于是，贿选的各路代表有100多人绝食，一位姓赵的抬着棺材放在国大会场门前，要求蒋介石收回成命。蒋介石派宪兵把他拉了出去。会议上有的代表指责蒋介石独裁不民主，此话传到蒋介石耳中，蒋介石勃然大怒：“娘希匹！当初你们唯恐我不独裁，不圈定你们的名字，现在你们自以为是民意代表了，说我独裁不民主了，老实告诉你们，你们不配和我谈民主！”

最后一幕选举大总统时，蒋介石声明放弃竞选，并提议胡适为候选人，胡适高兴得昏昏然，但临选时又换成了居正，有人说，选票上写着“蒋介石胡适”含有“蒋介石哪儿去”的意思不好，改成“蒋介石居正”就吉祥如意了。最终蒋介石当上了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但到1948年6月，国民党军又被歼灭152万余人，美国开始对蒋介石介怀疑起来，认为他是位病态老太婆，必要时去掉他。

蒋介石在会上打气说：“我个人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我仍然要百折不回继续奋斗，毫不灰心，毫不气馁，我不忍放弃这‘剿匪’责任。所以，我不能不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连发动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打击下，使他在天空飞来飞去调兵遣将成为徒劳，东北、华东、华北三个主力集团170万兵力被歼灭得一干二净。他气得大发“神经”，“以手枪向屋顶连放十余枪，并击毙其爱犬”。

此时，蒋介石手下的高级官员们忙于转移家属和财产，预订赴台港飞机票，大有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之势。他的老搭档戴季陶、陈布雷也相继自杀，这使他极度悲哀，连连吐血不止。并“不时以掌击桌，用脚踢人，连宋美龄也不能幸免”。他唯一的办法是乞求美国来救命，叫宋美龄赴美求援。但是，美国看到蒋介石连连失利，中共又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于是准备叫他退休，换一个人出来应付局面。美国坚持，除非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机构改组，否则就不给进一步的援助。

万不得已，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新年文告》宣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他问李宗仁对此文告有何意见，李宗仁知道他永远不会退休，漠无表情斟词酌句地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蒋介石心中暗骂李宗仁是“老狐狸”，但仍装作十分关怀的样子对李宗仁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白崇禧）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表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人心。”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把陈诚、陈仪、汤恩伯分别从台北、杭州、上海召到南京官邸举行午餐会。会后，匆匆拜谒了中山陵，就直奔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抵杭州，第二天一早由陈诚、汤恩伯陪着飞回奉化溪口老家。蒋介石虽然“下野”退居溪口，由李宗仁代总统，充当“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一派领袖”，但仍对江南半壁继续发号施令。1月24日，国民党中央《特别紧急宣传通报》说：“总裁虽暂不行使总统职权，但仍以总裁地位领导本党。”蒋介石还拟订了一项“利用和谈争取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国民党军队”的计划交给李宗仁执行。1月25日，他在奉化会见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开了一个小型的军事会议。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两大战区：湖口以西40个师归白祟禧管，湖口以东75个师归汤恩伯管。制订了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与台湾遥相呼应，以待国际事变。

蒋介石被泄密吓破了胆，命令顾祝同：“会后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令其执行。但不要把湖口以东作战计划告诉他们。”又示意汤恩伯：“秘密地将江宁要塞的大炮拆运上海，不能让李宗仁知道。”并恨恨地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

26日，蒋介石致函南京、上海国民党军、政、党、特各方首领，命令他们“必须作战到底”。3月25日，担任南京郊区曹备的师长王晏清率两个团反戈，引起南京城一片兵荒马乱。蒋介石预感到总崩溃的日子为期不远了。4月1日，蒋介石、李宗仁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六人为和谈代表，到北京与中共谈判。中共中央则派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和林彪为和谈代表。15日，拟定《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

16日，黄绍竑等飞回南京，请示签字。20日，蒋介石命令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凌晨，百万雄师强渡长江。

3月22日，蒋介石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等商讨“最后一战”。下令：“把南京城下关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不能给共军留下一点东西。我们要在浙赣线以北山地建立第二道防线。”李宗仁知道这是梦话，跑回桂林“休息”去了。次日南京就被解放。

4月底，蒋介石乘“太康”号军舰来到上海黄浦江边的复兴岛。想以亲临指挥尽量多坚持一些时间，以便将剩余的金银和物资全部运往台湾。他在复兴岛上连续三次召集团军军官开会。他讲话时身穿长袍，下面坐的军官却是全副戎装。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炮兵指挥官邵伯昌，装甲兵司令蒋纬国都作了保卫大上海的作战方案报告。蒋介石最后鼓励大家坚持三至六个月，并命令所有在沪团级以上军官家属，一律去台湾，以此作为人质，防止部队阵前倒戈哗变。

此时，以华野和中野领导人陈毅、邓小平组成的总前委，正在丹阳准备和平解放上海，策动国民党军起义投诚。

5月初，粟裕和张震率领部队从常州东移苏州后，便运筹上海战役。各军军长们也纷纷来电话询问，何时可以攻打上海？粟裕则对他们说：“接管上海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现在不能进攻上海，不要惊动了敌人。上海是个繁华的城市，有如瓷器店打老鼠，你们耐心做好准备。”

一天早上，粟裕、唐亮赶到总前委所在地丹阳，向陈毅、邓小平汇报作战方案。会议一开始，陈毅说：“上海是个商业城市，也是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我们想采用北平和平解放的方式解放上海。这方面先由中共上海市委吴克坚同志谈谈策反汤恩伯的事情。”

然而，事情并不如想得那么顺利，吴克坚却说策反汤恩伯的工作没有成功，而且担任策反任务的陈仪也被蒋介石秘密逮捕。和平解放的计划可能流产了。

吴克坚所说的陈仪是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是光复会成员。1926年被军阀孙传芳看中，任浙江省长兼浙江第一师师长。同年7月北伐开始，他投入蒋介石麾下，此后曾任军政部常务次长、福建省主席、陆军大学校长、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等要职。在任台湾省主席时，着手处理1947年“二二八”人民起义，蒋介石派兵镇压时发现陈仪镇压不力，免去了他的职务。他回到上海多伦路35号家中闲居。1948年春，蒋家王朝如黑夜孤舟，蒋介石想起陈仪，认为他治军严格，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决定重新起用他，任命他为浙江省主席。陈仪初时婉言推辞，在中山陵美龄宫的宴会上，宋美龄摇唇鼓舌，大肆吹捧：“陈公是自己人嘛，只有你才可力挽狂澜，对委员长忠心耿耿。”陈仪受宠若惊，经不住蒋介石、宋美龄的吹捧拉拢，答应了蒋介石的任命。

1948年6月30日，陈仪在浙江省政府200多人的高级官员欢迎大会上，宣布就职。当晚，中共华东局便派地下党员胡允恭、夏明钢上门，做他的工作。胡、夏二人与陈仪以前相识，朋友相见，自然十分亲切。他们叙旧谈友情，直到很晚才告别。临走时，胡允恭送上《中国四大家族》及《窃国大盗袁世凯》两本书给陈仪。

送走了胡允恭和夏明钢后，陈仪躺在床上，翻阅着这两本书，越看越想看，当他把两本书一口气看完时，天已大亮。他联系到蒋介石其人的所为，便对蒋介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三日后，当胡允恭笑吟吟地再次登门时，陈仪激动地向他谈起了自己的读后感。他比喻四大家族是当今的秦始皇，一切罪恶之源。他说，四大家族不除，人民无法安宁。他气愤地说：“蒋介石是政治流氓加军阀；现在已病入膏肓，早该送上审判台了。”

胡允恭对他的进步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希望他能认清形势，多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陈仪检讨了自己过去的作为。内疚地说：“过去，我为蒋介石反共打内战推波助澜，对不起国人，是对人民犯下了罪，对不起民族。”

胡允恭安慰他说：“陈公不必过于自责，人无完人，金无赤金。只要正确地认识过去，重新起步也为时不晚。”

他们就这样推心置腹地谈了很久，胡允恭向陈仪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当前的任务，陈仪表示要为共产党办事。中共中央接到胡允恭的报告，急令上海地下党策反陈仪。吴克坚具体指导胡允恭、夏明钢做陈仪的策反工作。此时，福建省也派人进行策反。长期在香港从事反蒋介石的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也到了杭州，与陈仪秘密交谈。中共中央从多方面做陈仪的工作，并向陈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秘密拨给中共地下党一个保安团，由地下党实施领导，为迎接解放军渡江做准备。第二、毗邻福建的江山、泰顺、庆元三县，由中共派县长管理，随带民团副团长、主任、秘书及各科科长。第三，禁止特务继续抓人，改善全省政治犯待遇，有条件的立即释放。

陈仪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中共的三点建议，并主动提出先让出江山，由香港返回的郑文蔚任县长，郑乃之为保安团长。不久，陈仪又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将特务机构“浙江戡乱工作指挥组”撤销；二是释放了军统逮捕的一批浙大进步学生；三是通知各县警察局主官，不得随意抓进步分子；四是下令解散特务头子毛森的“戡乱大队”；五是逼迫特务头子毛森辞职。

1949年2月，解放军饮马长江，中共华东局加强了对陈仪的策反工作，要他尽量多掌握部队，为解放江南作贡献。汤恩伯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掌握着国民党近50万兵力。陈仪向胡允恭提出争取汤恩伯起义的设想，胡允恭担心汤为人阴险狡诈，不可轻易信任他。可是，陈仪却信心十足，向胡允恭讲述了他与汤恩伯的关系。

汤恩伯虽不是黄埔毕业，但一直以来都被蒋介石视为黄埔系中人。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比陈仪小16岁，家境贫寒，一直是陈仪接济他，从小学一直接济到中学，后又送他去了日本留学。汤到日本后，陈仪也没有断了对他的接济，每月仍资助他50元大洋。汤在给陈的信中表示，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公也。为此，他更名为恩伯，意思是永远不忘陈仪的恩德。对陈仪的女儿陈文瑛，汤恩伯一直以妹妹相称。陈仪出游西湖或上街，总是一手挽着汤恩伯，一手挽着陈文瑛。

汤恩伯从日本留学归来后，陈仪托人将他安排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中校参谋，以后当过团长、师长、军长。汤恩伯平步青云，一步也没能离开陈仪这根藤。汤恩伯常打败仗，蒋介石多次要处理他，都是陈仪从中周旋，最后不了了之。1947年5月，时任兵团司令的汤恩伯指挥六个整编师，向山东解放区进攻。结果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张灵甫被击毙，蒋介石认定汤恩伯指挥失误，撤了他的职。汤回到上海，向陈仪哭诉，准备好上吊的绳索，准备自杀。幸被陈文瑛发现，才免于一死。陈仪出面在蒋介石面前讲了许多好话，汤才又被重新安排职务，担任了衙州绥靖公署主任。1948年7月，陈仪为浙江省主席，举荐汤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陈仪说罢与汤恩伯的这段情缘，信心百倍地说：“我可以用生命担保，汤恩伯绝对听我的。”为了进一步证明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他还笑着说：“你知道吗？恩伯在公开场合称我伯伯，可是，一到家中，他总是称我爸爸。”

话已至此，胡允恭觉得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便笑着说：“既然你有如此把握，我就同意你的意见，你就尽量做做他的工作吧。”不久，陈仪便对胡允恭说，汤恩伯同意率部起义。胡允恭立即向组织上汇报了这一情况。邓小平、陈毅得知此事，兴奋不已。1949年1月21日上午，蒋介石发表了“引退”文告，陈仪早一天到南京接蒋介石回溪口。为尽地主之谊。下午，陈仪又陪着蒋介石一行坐飞机抵杭州，还在西湖边的楼外楼饭店设下宴席，为蒋介石接风洗尘。蒋介石当时神情沮丧，食不甘味。在陈仪的多次劝说下，才夹了一块西湖醋鱼，送到嘴里。陈仪由于受共产党影响，立场观点有了很大改变，他劝蒋介石说：“总裁，时局不同了，你要拿得起，放得下。”

蒋介石当即紧皱起眉头。认为从来都唯命是从的陈仪竟教训他，竟然鼻子哼了一声，满心不悦地起身拂袖而去，命令轿车直驶溪口。(www.daowen.com)

陈仪一愣，方知自己言多必失，口不择言，得罪了老蒋。但是，这时陈、汤起义工作正在悄悄地加速进行，汤恩伯接受了共产党的五项协议：一、释放政治犯；二、停止修筑保卫上海的工事；三、保证上海市完整交给共产党；四、按照民主原则改变所属部队；五、取消战犯罪名，给予相当职务。

可是，隔墙有耳，中共联络员频繁来往于汤、陈之间，引起了特务头子毛森的注意。他秘密派人打入汤部，窃取了汤、陈将要起义的特大情报，连夜开车赶到溪口，向蒋介石告发了陈、汤。但是，毛森当时不知道汤恩伯对起义的态度，因此在蒋介石面前不便多说。蒋介石得到这个重要情报，急电召见汤恩伯到溪口。汤恩伯接到蒋介石电报赶到溪口，在蒋介石的严厉追问下，为了保住自己，出卖了陈仪。他“扑通”一声，跪在蒋介石的面前，一五一十地说出了真情。为了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一连打了自己几十个耳光，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上了陈仪的当。蒋介石恶从胆边生，恨从心中起。不动声色地设想了对付陈仪的办法。

此时的陈仪，对汤恩伯在蒋介石面前的举止全然不知，一直蒙在鼓里。为了策划起义，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他召开各种会议，动员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官员，听候起义命令。这时，汤恩伯总部的中共地下党，将汤出卖陈仪的情况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市委立即火速通知陈仪，叫他任何地方都不能去，最好是迅速乘飞机到苏北去。没有飞机就迅速开车向江北跑，过江后便可保证安全。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此时，陈仪仍坚信汤恩伯不会背叛自己，所以不肯动身离开浙江。

危险的信号一个接着一个，1949年2月17日，各报纸公开刊登了陈仪被免职，由周岩接任的消息。17号晚，蒋介石急电陈仪，要他去溪口一趟，陈未加理睬。18日一早，陈仪回到上海寓所，“恭候”了多时的毛森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陈主席，卑人奉委员长之命，来保护你的安全。”他的话音一落，几个彪形大汉一拥而上，将陈仪五花大绑，架上了一辆吉普车。从此，陈仪失去了自由。大陆解放后，陈仪被押送台湾。何应钦、张群、陈诚、俞大维都替陈仪说情。蒋介石也表示，只要陈仪当面认错就原谅他。谁知陈仪在蒋介石面前将头昂得高高的，痛斥蒋介石说：“我没有错，你独裁专制22年，杀害了无数军民，应当认错的是你而不是我。我已70有余，也该归天了，我一生做错不少事，只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准备起义。可惜，我错将恶狼当绵羊，老马失途，吃了大亏。你蒋介石杀人再多，也要归天。”

蒋介石下台后，为稳住阵脚，进行“肃整”，磨刀霍霍，决定杀陈立威，杀一儆百。汤恩伯听说蒋介石要杀陈，用陈的头来镇住台湾人民，急忙请出毛人凤，向蒋介石求情。毛人凤说：“不行，天威难测，老头子要杀人立威，我求他无用。”6月18日10点钟，收音机传来了一条消息：通共罪犯浙江省主席、二级上将陈仪，已在凌晨1时，在马场町处决。

就在这段时间，另一位策划起义的张权也功亏一篑，张权是河北武强人，曾到日本士官学校深造。1923年学成回国后，先后在孙传芳部、程潜部任职。1938年，张权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兵团，后又组建了八个炮兵团，在缅甸会战中，他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张权为此提升为中将总队长。1944年，张权带着战车防御炮部队，住在重庆曾家岩附近。当时的八路军办事处就设在那里。周恩来十分看重张权，派中共党员王亚文打入张部，担任张权的秘书，从事发展党员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张权多次上书蒋介石，希望他走和平道路，不要和共产党斗下去。蒋介石一气之下，撤了他的总队长职务，给他在国防部挂了个高参的虚名。渡江战役前后，张权亲自从上海沿江跑到芜湖，绘制国民党长江防务图，派人送到苏北。上海战役前，他设想先捉蒋介石、后起义的重大行动。5月1日前后，他两次派人到复兴岛刺杀蒋介石，因筹划不周而流产。张权策动一个军和三个师，准备在5月16日上午10时举行起义。后因组织不严，被特务逮捕。

和平解放上海失败后，解放军随即展开了解放上海的强攻。首先，第九兵团在黄埔学生宋时轮、郭化若的率领下，对浦东展开进攻，如锋利的刀刃直插浦东，进军金家桥、庆宁寺一线。

第十兵团于5月22日在叶飞率领下，从西线发起总攻，24日便攻占了宿家弄东南、正南子母堡，切断了杨宝公路，与第九兵团会师。

5月22日，第三野战军指挥部向各军下达总攻命令，23日各军同时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海市区，5月25日，汤恩伯见解放军第九、第十兵团炮火猛烈，虹桥、徐家汇、川沙阵地失守，大势已去，便一面将第七十五军第六师从高桥调往月浦增援，以保障吴淞的安全，一面指挥苏州河以北主力，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撤退。汤恩伯的撤退命令一下，上海守军乱成一锅粥，那些不叫撤退的部队也纷纷向江边溃逃，兵败如山倒，出现了无可挽回的大逃亡大崩溃。

第三野战军各军士气高昂，大胆追击，很多部队不待命令，便插入守军纵深，分别截歼溃逃之敌。敌人开始自找生路了。公路两侧树干上挂满了表示投降的白毛巾、白被单等物。有一个连的敌人，见解放军攻上来后，由于一时找不到白色被单等，只好齐齐跪在路边，举着枪，等解放军来接收。

5月26日上午，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三军与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占领宝山、吴淞口，切断了敌人海上退路。此时，宋时轮指挥的第九兵团三个军，分别从徐家汇高昌庙、龙华进入市区，全部控制了苏州河以南地区。接着他们又利用夜色，强渡苏州河，迅速占领了苏州河北市区。临时负责指挥上海国民党余部的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接受解放军劝告，当机立断，率部4万人投降。27日，上海全部解放。

蒋介石在上海召开完防务会议后，就回到家乡溪口，开始告别故里，做撤离大陆的准备。他每日或扶杖携孙，临溪过桥，遍游溪口十景，或乘坐竹轿，对外婆的墓地和少年时代游历过的地方一一叩别。5月24日下午，带领儿子、媳妇、孙子一行到母亲墓前，撩起衣襟，颤巍巍地跪下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喃喃地祷告：“不肖子孙，此刻辞别您老人家，不知何日再来重扫您的陵墓。”26日晨，蒋介石乘坐的“太康”号军舰驶到吴淞口外，此时，解放军攻打上海的战役已经到尾声，蒋介石急忙到指挥台瞭望，只见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他连忙对俞济时说：“赶快发电汤恩伯、石觉，把部队赶快撤出来。”“叫他们把装备投入黄浦江中，决不留给共军。”望着茫茫大海，他咬牙切齿地说：“我还要回来的。”

1949年12月20日，第一野战军的先头部队沿成渝公路已逼近简阳、仁寿附近，与胡宗南的第五兵团隔河炮战，第一野战军部队已解放绵阳，挥戈南下，胡宗南感到成都危急，决定将长官部撤离到西昌。23日，他同参谋长罗列等人由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去西昌，起飞后，说西昌气候不好，改飞海南岛三亚机场降落。胡宗南飞往海南岛后，所部群龙无首，更加混乱。当天晚上，裴昌会在德阳宜布起义，第三天，李振兵团移驻成都向第二野战军总部联系，也宣布起义，只剩下李文的第五兵团。

这时，第一军军长陈鞠旅、学生总队长王应尊、兵团参谋长吴文烈一起做李文的工作，并派副参谋长袁致中等人和第二野战军部队联系。刘伯承、邓小平致电欢迎他们起义。李文的第五兵团便投入人民的怀抱。至此，胡宗南的三个兵团，除少数部队逃往西昌外，均归向人民。

胡宗南飞往海南岛，未得到蒋介石的允许，蒋介石便派顾祝同去查办。顾祝同碍于情面，从中周旋，要胡宗南立即飞回西昌，收容川西突围部队，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美苏开战，胡宗南没有办法，率领部分亲信又于12月28日由海南岛飞回西昌。胡宗南回西昌后，得知自己最信得过的李文和最大的本钱第五兵团都投靠了共产党，心情很坏，老毛病再犯：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点上红烛，绕室徘徊。时而抱头痛哭：“完啦！我的40万人马，三个兵团，全完啦！”时而面壁狂喊：“校长你害得我好苦哇！部队让你整光，还硬要我飞回西昌干什么？这西昌是兵家绝地！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死在这一带呀……”

从蒋介石逃到台湾起，他的黄埔师生不断到台湾集合。薛岳从海南炮火中逃到台湾；在广州“组阁”的何应钦从香港转道到台湾；陈诚早已借“疗养”从上海提前来到了台湾。周至柔是空军司令，借转移飞机，也提前到了台湾。黄埔将军们在台湾集合了。

1950年3月初，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和蒋经国秘密飞到西昌，召开在大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替胡宗南鼓气，胡的情绪才好了一些。3月26日，人民解放军突然逼近西昌的飞机场，胡宗南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以送秘书长越龙文去台北汇报军情为名，将西昌的防务和收容的6万余名官兵，在机场悄悄交给参谋长罗列指挥，神不知鬼不觉地乘飞机逃到了台湾。他逃走后，残部均被围歼、除罗列化装潜逃外，包括副参谋长沈策在内的一批将领，均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胡宗南苦心经营的40万大军灰飞烟灭了。

就在这时，台湾各大报纸都登载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李梦彪弹劾胡宗南》。文章叙述了胡宗南领兵入川后，不为党国尽力，守牢西南半壁江山，而是临阵脱逃，致使40万军队和西南疆土尽失。转战西昌后，危难关头，又只身飞往海南，全不顾部属生命……后来，由于蒋介石袒护，顾祝同信任，蒋经国帮忙，罗列、罗泽阁等人的积极活动，“行政院长”陈诚将弹劾一案移交给国防部处理。国防部就采取“拖”的策略，几个月过去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答复是四个大字：应免议处。

辗转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的黄埔师生有：行政院院长何应钦，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空军司令周至柔，参谋总长顾祝同，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台湾省警备区总司令彭孟缉，湖南绥靖司令黄杰，国防部联合后勤总司令黄镇球，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胡琏，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总统府战略顾问蒋鼎文，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淞沪警备副司令罗奇，武汉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袁守谦，舟山群岛防卫司令石觉，陆军副总司令袁朴……以上人员皆为上将。中将、少将更是不计其数。

总之，国民党中的黄埔师生，在台湾来了个大集合。1952年10月，蒋介石曾经召开过一个以黄埔师生为主的“反省”会，沉痛检讨在大陆30余年奋斗、失败的教训。很多人痛定思痛，痛哭流涕。

1955年9月27日，则是红军中黄埔师生的集合日。下午，那些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久经战火考验的师生们，高兴地进入中南海怀仁堂。大家坐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仪式开始。

毛泽东主席首先授予元帅军衔，十大元帅中，黄埔师生有五位，他们是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

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总理参加了授衔仪式，他将大将衔授予黄埔师生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将上将军衔授予张宗逊、周士第、郭天民、杨至诚、陈奇涵、陈伯钧、宋时轮、陈明仁；获得中将军衔的有黄埔学生阎揆要、唐天际、谭希林、郭化若、王诤、倪志亮、彭明治、常乾坤、曾泽生。

在各地参加授衔，获得少将军衔的黄埔师生有曹光化、洪水、袁也烈、廖运周、李逸民、周文在、方之中、张开荆，另外，还有很多黄埔学生没有参加授衔，在党和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授衔后，傍晚，中南海的草坪上，微风轻拂、草木无尘，月光、灯光、闪闪烁烁；一弯银墨色的天，一片光明如昼的地；中南海的湖水里，碧波荡漾，荷叶亭亭，映衬着远处的红墙绿瓦、近处的亭台楼榭……几十桌丰盛的酒席摆在草坪上，摆在煌煌的灯光下，元帅们和他们的夫人来了，将军们和他们的夫人来了……晚7时整，周恩来健步走上讲台，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元帅，将军们的健康，为了他们夫人的健康，干杯！

宴会结束，大家步入怀仁堂看戏，在锣鼓点中，开演了京剧《甘露寺》。

时间飞逝，如白驹过隙，但黄埔师生的影响力，没有减弱。1994年8月经中央军委审议，确定了在史诗般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36位军事家，其中，出自黄埔之门的就有16位。他们是：周恩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黄公略、刘志丹。

一座黄埔军校，竟然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