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严重局势，战略要地锦州的失守，使蒋介石又想起了杜聿明。

杜聿明此时已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早就拟好了一份以三个兵团主动攻击山东解放军的作战计划。这份计划送到蒋介石手里，被搁置一边，他正被东北的战火烧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山东战场。

蒋介石回到北平，立即召集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和杜聿明开会，讨论收复锦州问题。卫立煌还是老调重弹：“我认为应迅速令廖兵团回师固守沈阳。如果不放弃西进收复锦州的计划，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蒋介石说：“固守沈阳将会使几十万精锐部队陷于共军重围.长春被围的下场没看见吗？只有夺回锦州，进可恢复东北，退可撤往华北。否则，你们都要被共军包围吃掉。”

卫立煌和蒋介石各执己见，争论了四五个小时，卫立煌仍不让步。蒋介石见傅作义一言不发，于是问：“宜生（傅作义的字）兄的意见如何？”

傅作义不是黄埔系的，也明白收复锦州之举是危险之举，但他不想让蒋介石难堪，只好圆滑世故，用一句话搪塞过去。“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考虑。”

蒋介石转而问杜聿明。杜聿明说：“廖兵团收复锦州把握不大，校长如果想将军队撤出东北，不能强攻锦州，唯一的出路是走营口。”

蒋介石见大家都不同意他收复锦州的计划，气得拍打桌椅大骂卫立煌。卫立煌不说话。只要能保证不撤离沈阳，挨骂受气都不在乎。蒋介石又捶着光亮亮的额头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再不向前推进。以后马歇尔让我们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是害死人！”

会议毫无结果，蒋介石与卫立煌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召见杜聿明。杜聿明害怕搅进东北战场，而误了他的徐州战场，当即提出辞行。蒋介石说：“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

杜聿明说：“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想收复锦州，必须先补充整训，再相机行事。”

蒋介石问参军罗泽凯的意见。罗泽凯说：“我们有空军优势，炮兵优势，现在可以同共军决战。”

杜聿明说：“既然罗参军认为目前可与共军决战，请校长重用他去东北对敌。”

罗泽凯吓得连连摆手叫道：“不行，不行！”

杜聿明看僵持住了，问：“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蒋介石说：“六成把握总有。”

学生杜聿明给校长讲了一番道理：“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蒋介石满脸窘态。

学生继续给校长上课：“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敌我兵力比较，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上什么奇兵正兵。相反，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蒋介石提高声调嚷道：“我们失去锦州就会失去美国的援助，这是关系到全局的战略大计。”顿了一会儿，他又尽量显得平静地说：“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去指挥廖耀湘兵团攻打黑山，收复锦州。同时命令第五十二军先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的后路。”

杜聿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跳火坑”的差事。东北内战由他开场，还得由他收场，杜聿明奔赴沈阳，可谓临危受命，他还没有到沈阳时，战略要地长春已经陷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辽沈战役刚一打响，蒋介石就曾电令困守长春的郑洞国相机撤退，向沈阳靠拢。然而，退出长春谈何容易。

自1948年5月30日起，林彪屯兵长春，早已令李天佑的第一纵和黄永胜的第六纵把偌大一座长春城围个水泄不通。6月15日，林彪初战吃力，决意挥师南下，继而对围困长春做了重新部署，令肖劲光和肖华全面负责，改派钟伟第十二纵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师和黄永胜六纵的第十八师担负具体封锁任务。

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带着新七军和第六十军被困城中，处境日益艰难。郑洞国可谓是“忠臣”，陈诚到职后，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郑洞国的职务由副司令改为东北行辕副主任，也是个有职无权的位子。卫立煌到东北成立东北“剿总”后，再次启用郑洞国，任命他为副总司令。四平战役期间，他被派往长春固守，兼任第一兵团司令。他的好多同僚劝他，长春处境险恶，最好不去。但在蒋介石、卫立煌的催促下，他还是飞赴长春上任。郑洞国在黄埔一期学生里算是能打仗的。1938年成立国民党第一个机械化军时，该军军长郑庭瑶、副军长杜聿明就力挺他担任第一师师长。认为他善于练兵打仗，办事稳重。1943年他升任中国驻印度新一军军长。此期间，他同美国、英国、印度各个方面关系都处得很好，在缅甸雨季结束后，参加缅北反攻战役，取得了消灭日军“丛林之王”第十八师团大部的胜利，从此名声大震。

锦州之战打响不久，长春外围的第六纵、第十二纵也奉命开往开原前线。长春围城的任务转交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六个独立师手中。

郑洞国见长春周围的正规军纷纷撤离，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成功与否，在此一举”！遂率军于10月4日起奋力突围，经过三天多的激战，突围部队却先后被打回城中。东北野战军的主力走了，非主力部队也很厉害。

郑洞国真正感到回天无力。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可城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这么多的活人，粮食从何而来？为了保证军队的供给，郑洞国在解放军围城之初就颁布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办法》。全面进行市区人口普查和余粮登记，规定市民只准自留三个月的口粮，其余的按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居民粮食被征缴一空。一些奸商乘机勾结不法军人囤积居奇，导致粮价暴涨。从6月至9月，粮价整整上涨了700倍，且有价无市。

国民党的飞机日日出动，靠空投来维持这座城市的喘息。可到了7月以后，解放军配备了高射炮火，控制了长春上空，国民党军飞机再也不敢低飞慢飞，只能在离地2000米以上的高空乱投一气，然后仓皇逃离。空投物资常常随风飘落在城外的阵地上。大米、四川榨菜、猪肉或牛肉罐头，经常成为围城解放军战士的额外美味。

越是物资稀少越是容易发生争端。进入秋季以后，西北风增多，长春空投的物资随风飘落在第六十军防区的比落在新七军防区的机会增大，两军因此经常发生冲突、械斗。郑洞国早就下达命令：凡收集的空投粮食，一律交兵团仓库集存，而后统筹分配。但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会将到了手的粮食再交出去？甚至每当空投飞机到来时，有些部队便立即烧火，粮食落到附近马上捡来倒进锅里，待收集者赶来时，生米已煮成了熟饭。

但缺粮的不仅仅是长春，东北的每一座孤城都缺粮。深秋了，而来长春的飞机也越来越少了，空投由数日一次变为基本停止。国民党军的存粮日趋减少。部队由过去的每人每天一斤粮减到半斤、四两，最后连二两粮也难以分到了。因为缺粮，各种矛盾越来越多地浮出了水面。新七军因为是嫡系部队，而且久驻长春，以前就有大量储备。第六十军却是当初曾泽生带着从吉林撤进来的，毫无根基，粮荒严重。所以，虽然两军同驻市内，但给养供应有着明显的差别。第六十军大米与高粱米供应各半，后来则全是高粱米，到最后大部为黄豆，少量高粱米，数量也减少了一半。而新七军却吃的全是大米白面。第六十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一些杂牌军、地方武装更是牢骚满腹。有些甚至趁机出城投降。仅从6月25日至9月底，城外解放军就接收了投诚官兵1.3万余人，约占长春守军总人数的七分之一。

长春城内军心动荡，投诚之风四起。这股风从地方武装吹到正规部队，从下层士兵吹到高级军官。第六十军的高层也在这股风中动摇了。

第六十军中下层来自云南，原是龙云的部队，1946年被蒋介石调到东北。因其不属于嫡系部队，处处受到歧视。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早年曾在云南讲武堂受训，后在广州黄埔军校三期学习并留校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进入东北以后，转战两年多，看透了蒋军内部的钩心斗角，也受够了非嫡系部队的不公待遇，早已心存不满。如今，长春被困，各种矛盾交织杂乱。曾泽生弃暗投明之心越来越坚决。9月22日的晚上，曾泽生经过多日的思想斗争，决定把手下的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找来做初步的试探。

曾泽生详细分析了形势和部队的危险处境，说：“现在，突围和坚守都是死路一条，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反蒋起义！”

陇耀一听到“反蒋起义”，激动得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早想军座会这样决定的。我们六十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叹口气。“我少年从军，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一直是自相残杀。我早就厌倦战争了，我可以反蒋出城，然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

曾泽生见两人都同意反蒋，终于放下心来。相互间又进一步交流了意见。时间转眼到了23日凌晨的2点钟。

从这天起，他们三人经常接触，研究起义的准备和组织问题。10月4日，郑洞国命令曾泽生配合新七军突围出城，他们一度想利用这个机会起义。但再三考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几个人磋商多日，却一直未能正式与城外的解放军取得联系。他们顾虑的是下属军官和人员绝大多数目前对此事尚一无所知。配属第六十军的暂编五十二师态度不明。新七军内部情况如何也不知道。另外，如果能动员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同意起义，事情就好办多了。

在郑洞国的命令下，长春守军突围连战四日未能成功。曾泽生借机找到新七军军长李鸿，趁机探探口风，他问：“目前我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贵军如何？”

李鸿面带憔悴地说：“士气低落，大概都差不多吧。”

曾泽生试探着问：“我们现在已没有突出去的希望了，估计最后能突围的只有贵军了。”

李鸿一肚子牢骚突然爆发出来，激动地说：“我们？现在全军之中，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哪还有突出去的可能？”

第七军也灰心丧气了。曾泽生看明白形势，更加坚定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0月10日，一架国民党飞机突然出现在长春上空，盘旋不久投下一份信件来。郑洞国打开一看，是蒋介石写给他和李鸿、曾泽生二军长的亲笔信。信中说：“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要立即突围。”

新七军军长李鸿当时突感伤寒，郑洞国找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新七军副军长史锐来商议。三人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因为谁都知道，城外解放军兵力雄厚，城内国民党军兵无斗志，如何突围？

曾泽生说：“突围必然被共军全歼。”

郑洞国挥了挥手说：“你们先回去吧，容我再仔细想想。”

曾泽生回到第六十军后，深感事情紧急，蒋介石不断催促长春突围。如果不能尽早起义，恐怕都会被郑洞国赶上突围战场，那样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3日晚上，他找来白、陇两位师长，经过商议，决定派出手下曾跟解放军有过来往的两个团长，迅速与城外取得联系，定于16日夜里正式起义。

这两个团长穿小街，爬城墙，几经辛苦终于将曾泽生的起义信送到了解放军手中。由于事出意外，解放军中对曾泽生是否为真起义意见不一，几经争论，最后肖劲光拍了板：欢迎曾泽生起义。待两个送信的团长返回第六十军时，已是16日的下午。他们不知道这几天中又发生了多少事情。

曾泽生原本让二人15日返回，但由于至夜尚无消息，他内心中感到非常不安。16日10时，曾泽生正吃早饭，突然郑洞国来电话叫他马上到司令部，有紧急事情。曾泽生以为起义之事泄密，顿时紧张起来，迟迟不敢动身。后经郑洞国再三催促，才勉强前往。一见曾泽生神色异常，郑洞国忙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曾泽生结结巴巴地说：“没，没什么。”

郑洞国边说边拿出刚收到的蒋介石手令：“现共军各纵队均被吸引于辽西方面，你部应通令即刻开始行动。如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

此时，曾泽生才如释重负，坦然问道：“司令准备怎么办？”

郑洞国说：“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按命令突围。我决定今晚开始行动，明天出击，后天即18日就突围。你们看如何？”

曾泽生用低沉的声调说：“我没有意见，不过部队士气非常低落。突围，第六十军没有希望。”

一旁的史锐也接过话来说：“新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但如果总司令决定突围，我们服从。”

郑洞国看到大家愁眉苦脸，也很无奈地说：“好吧，突围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你们先回去准备一下，下午开会拟定突围计划。”

曾泽生无意在此滞留，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听从司令官决定。”说完匆匆离去。

曾泽生感到时间紧迫，他坐立不安地等着出外联系的两个团长回来。直到天将黄昏，才终于接到了好消息。

曾泽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精神振奋。他立刻派两位副师长作为他的正式代表出城去与解放军接洽起义的具体行动，然后，他赶到暂编二十一师师部地下室，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正式宣布起义的决心。并命令暂编二十一师马上行动，对新七军布防。同时令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带所属三个团长夜里11时到军部开会，如果他们不同意起义，准备强迫他们就范。

李嵩一直蒙在鼓里，还以为要突围，等到了军部才知道第六十军的其他两个师都已决定起义了。他知道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服从命令。暂编五十二师的问题轻松解决了。

肖劲光已调动各路兵力，在城外做好了接应准备，同时派出解放军代表夜赴第六十军商议下一步的工作。(www.daowen.com)

16日这一夜，郑洞国也没有睡好。他布置完突围行动计划后，不仅没有一点高兴的心情，反而觉得空虚和沉重。他明白，突围是凶多吉少，明天很可能就是他们全军覆灭的日子。

夜色已深，郑洞国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说：“司令官吗？不好了！第六十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夜就行动！”

“什么？”郑洞国大吃一惊。他立即通知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马上调查第六十军的动向。随后，他又给曾泽生打电话，但整个第六十军的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没人接。

郑洞国无力地放下了电话。

这时，突然一阵敲门声，新七军副军长史锐、参谋长龙国钧等都跑来了，紧张地报告：“刚才新七军军部附近遭到乱枪射击，第六十军防区对新七军加强了警戒。”

郑洞国摆了摆手，长叹一声：“算了，他们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干去吧。”

曾泽生的起义完全打乱了郑洞国的安排，突围是不可能的了。他只能向卫立煌请示下一步的行动。众人面面相觑，然后惶惶不安地散去了。

17日早晨，新七军的几个官长和长春市市长等人都跑到兵团司令官郑洞国这里来探听消息。正说话间，第六十军一位军官送来了曾泽生的亲笔信，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劝说郑洞国断然起义。

郑洞国看后，冷冷地对来人说道：“信，我留下，请恕我不能回复。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是不会的。”

他把曾泽生的信递给在场几个人轮流传看，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们回去把重要的档案文件全部销毁，然后跟我前往中央银行地下室。我要与长春共存亡！”

曾泽生率领第六十军在10月17日上午向全国宣告起义，这一事件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与第六十军毗邻而居的新七军更是人心大乱。

副军长史锐、参谋长龙国钧等回到军部，马上召集军官会议。他们必须得为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确定自己的计划了。

会议在一片激动的气氛中开始。当有人站出来力主突围之时，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声。一些军官激愤地说道：“我们的部队已饿了将近半年，体力太弱，就是徒手行军，一天也走不了二三十公里，何况是在战斗中的急行军呢？再者，我们退往沈阳，沈阳部队又退往山海关，我们仍然成了沈阳退兵的后卫，这不明明是当替死鬼吗？还有3000多伤员和1000多户家属，他们怎么办？”

吵吵嚷嚷地争论了两个多小时，会上还是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史锐与龙国钧只好宣布散会。会后，二人反复商量：现在，突围已没有任何希望，要起义，也必须靠郑洞国领导才行，因为新七军不同于第六十军，这个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想形成一个反蒋的统一意见，简直是难上加难。

随后，两人与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通了电话，说明了新七军的打算。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焦急地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劝说郑洞国。只要司令官同意了这么办，就什么事情都好说了。”

当日下午，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来到中央广场西北角的兵团总部大楼。这里已是一片紧张气氛，大楼前堆着大大小小的沙包，每个楼窗里都架上了枪。

杨友梅把龙国钧一直领进郑洞国的卧室。

郑洞国正在蒙着被子睡觉。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问龙国钧：“有什么事吗？”

龙国钧犹犹豫豫地说：“请司令官去新七军军部主持军官会议。”

郑洞国略一思考，反问道：“李鸿军长和史副军长为什么不来呀？”

龙国钧道：“军长正病着，起不来。副军长在主持会议，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司令官去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

郑洞国立即明白过来了，高声痛斥道：“你们想挟持我？龙国钧，你和史锐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

龙国钧一声不吭，见郑洞国都到这种形势下了还如此顽固，肺都气炸了，伤心地立了几分钟，扭头就走。走过中央广场，他不禁向第六十军的防守区望了几眼，那里已经被解放军接管了。

曾泽生带着第六十军2.6万多官兵扛着枪、拉着火炮，秩序井然地开出长春城。到18日天亮时，赶到了兴隆山的解放军驻地。

这一天，肖华带着曾泽生以前起义的部下潘朔端等人来到村中，热情地慰问第六十军的官兵们。肖华握着曾泽生的手说：“你率部起义，我代表党和人民热烈欢迎你们。你抗日时打过日本人，那时候是国共合作。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要亲如手足兄弟。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就坦率提出，大家研究，不要顾虑。”

当天晚上，曾泽生笑着对部下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17日17时，林彪、罗荣桓电告中央：“长春的第六十军已经举义，曾泽生本人已到我军。我们正在派人奉劝郑洞国投降。现长春城中尚有新七军在，若其不降，我时刻准备将其消灭。”

毛泽东在西柏坡看了林彪发来的电报，很是高兴。“现在长春已剩半壁。我看这个郑洞国，可以争取嘛。”

周恩来连忙介绍道：“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争取其起义，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

当夜，周恩来在油灯下专门给郑洞国写了一封信，用电报发往长春前线。

此时的长春，自第六十军的防守区交接给解放军后，各围城部队已纷纷逼近，进入战前状态。

新七军越来越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但郑洞国依然顽固，拒不投降，他放出话来说：“既然我已经失败了，那么，除了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让我放下武器，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新七军将领听了郑洞国的话，人人不满，但谁也不敢挑起起义之事。这时，一个年轻的记者却突然间打破了这个僵局。这个记者名叫杨治兴，他与郑洞国私交很好，经常出入于郑洞国的住所。见郑洞国如此顽固，就假借他的名义找到了新七军副军长史锐。杨治兴说：“我从司令官那儿来，目前突围和死守都已经没有前途了，您是否有意率部退出，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呢？”

史锐忙问：“我早有此心，可不知司令官意下如何？”

杨治兴立即撒了一个大谎：“你怎么这样糊涂，停战现在是最好的选择，谁人不知呀？司令官早有此意，可是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

史锐以为杨治兴是郑洞国专门派来暗传信息的，立即大喜过望。

18日早晨，史锐匆匆派出使者去与解放军联络。解放军方面很快有了回应。史锐忙去找卧病在床的李鸿军长商议，二人决定于当晚派出两名师长前往解放军指挥部，进行正式谈判。

新七军的代表很客气地向解放军提出：如果像第六十军那样起义，存在很多困难，但只要解放军答复了新七军提出的条件后，放下武器是可以的。双方经过一夜会谈，顺利达成了协议。19日早晨，新七军谈判代表返回军部，向李鸿军长、史锐副军长汇报了情况。史锐听后异常高兴，当即下令将军官和家属都集中到军部地下室，各部队则以连为单位，在原地等待解放军来接收。

新七军2.2万人也放下了武器。

郑洞国的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得知新七军放下武器的消息，赶紧向司令官报告。他也早就不想打了，当史锐与他商量劝郑洞国起义时，他就表示赞成。可由于郑洞国的态度，到了此时，只剩下这个光杆司令还守在银行大楼里。

杨友梅急匆匆地叫醒正在睡觉的郑洞国，怯生生地说：“刚才接到新七军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电话，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放下武器了，解放军同意保证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李军长和史副军长都希望由您来率领大家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再三表示了这个意思，您看我们……”说到这里，他不再往下说了，语气里充满期待。

郑洞国的眼眶慢慢地湿润起来，他彻底绝望了。在长春苦苦支撑了半年，没有人来救他，也没有像在四平那样拼个你死我活，10万大军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失败了。对一个将军来说，这比在战场上被打死还要难受。他无力地摆了摆手。“我与长春同在！”说完，转身又躺到床上去了，却无法入睡。窗外没有枪声，没有炮声，也没有喊杀声，但长春城在一片一片地陷落。

过了一会儿，郑洞国忽然爬起身，迅速将所有情况向沈阳卫立煌作了汇报。

时间不长，卫立煌从沈阳发来了回电：“蒋委员长拟派飞机前来营救司令官，请告知降落地点。”

在解放军围城之时，蒋军飞机即已无处可降，如今城近全破，还哪有降落地点？郑洞国看着这份充满虚情假意的电文，却忽然生出无限感激。他摇了摇头，以沉痛的心情答复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

10月20日的白天，银行大楼一带非常平静，解放军没有向郑洞国驻地发起攻击。实际上，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也决定不再顽抗下去了，他瞒着郑洞国正在与解放军联系放下武器的事情。

杨友梅是左右为难。顽固的郑洞国死活不愿背上投降的罪名，必须给他一个体面的结局。他对解放军代表说：“我请求贵军给我们一点面子！21日早晨，就让我们象征性地抵抗一阵子，然后再让卫队投降。在此之后，贵军可向外界公布郑洞国受伤被俘。”

这一天的夜是一个最漫长的夜，郑洞国彻夜未眠。他在给蒋介石发出最后的诀别电报：“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等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蹿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现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职当凛遵训诲，恪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

要面子的郑洞国，居然在如此静寂的夜晚，挥墨编造了一副绝境苦战的悲壮场景！

21日凌晨4点，银行大楼内外突然枪声大作，仿佛东北野战军正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最后的“战斗”。岂不知这全是杨友梅一手导演的闹剧。他带着卫兵不断地向天上打空枪，在场之人毫发未伤，其枪支流弹反倒伤了正从远处赶来的肖劲光的司机。

此时，肖劲光的司机正送潘朔端前来迎接郑洞国，不意却被流弹伤了腿。大楼里的郑洞国以为解放军就要冲进来了，转来转去地找武器准备自杀，却被卫士紧紧抱住，一直拥到一楼大厅。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早已在那里恭候。没有别的选择，郑洞国放弃挣扎，被推上车送出了城外。

长春完全解放了！

蒋介石在南京得知长春失守，自言自语地说：“长春的丢掉是迟早的事情！”他却不禁又拿起了郑洞国的电报。告诉副官，让各大报刊转载，宣传。23日起，国民党各大报刊纷纷报道，郑洞国在长春“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在后来的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手持电文，声泪俱下地号召全军将士，都要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

但就在此时，郑洞国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已安全抵达解放区。肖劲光、肖华等特意摆下丰盛的宴席招待郑洞国。郑洞国初上餐桌，神情沮丧，闷头喝酒，一言不发。二人见他稍显拘谨，连连为他夹菜斟酒。席间，郑洞国知道了周恩来的劝降电报，感慨地说道：“周主任还惦记着我，非常感谢。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

肖华说：“这个放心，这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

郑洞国点了点头。

肖劲光接着问道：“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郑将军今后打算如何？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

“我还有什么打算？只想当个老百姓。”郑洞国摇了摇头，“我有两个请求，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

“好！好！好！”二肖爽快地答应了。

宴会结束时，两人建议郑洞国到哈尔滨去休息学习一个时期。郑洞国满口答应，并感激地说道：“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新中国建立后，郑洞国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先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为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很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