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协定”刚刚半年多，蒋介石就再无耐心等待了，到1946年6月，此时蒋介石自觉一天比一天的底气足。总兵力达430万，接收了日军100万人的全部装备，更何况还有美国的援助。此外，美国人还直接为国民党空军装备飞机936架，移交海军舰艇131艘。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6月，由海运、空运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多达54万人。现在蒋介石决心用193个旅约160万人，也就是占国民党全部正规军80%的兵力，包围中原的“共军”，从这里开刀，向中共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对陈诚等人吼道：“协议算个屁！”说完，他将案头《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等文件厌烦地扔到了一边，自负地说：“共产党没有资格同我讨价还价！我已同马歇尔谈妥，通过他向中共发出最后的通牒。中共军队必须立即撤出陇海路、胶济路全线以及东北大部地区……是时候了，拖得越长越不好办！要速战速决，力争在三到六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的共军，然后解决东北问题。”

蒋介石的这番豪言壮语具体落实在军事上，显得很不切合实际，他的得意学生陈诚和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在私下交流时也都这么认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地无数次大小“围剿”都没能消灭红军，现在红军兵力虽不如国民党，但也相当成熟，并且在不断地扩军中，消灭中共，谈何容易！

得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白崇禧立即坐车赶往国防部，白崇禧是蒋介石在保定军校时的同学，后来又成为桂军军阀首领，国民革命军改编时，他的桂军编为第七军。北伐时，蒋介石力荐他担任参谋长。1940年10月，他与何应钦一道策划了“皖南事变”，几年后，他被晋升为一级上将。蒋介石可谓对得起他。

军事会议开过，他立即给胡宗南发了电报，告知了会议内容。

半个小时后，胡宗南捧着国防部这份电令走到参谋长范汉杰跟前，居心叵测地说：“老头子要动手了！我战区对陕北共军负有重责，赶快给刘戡、董钊他们打一声招呼，收缩兵力，严密防堵，决不许中原共军涉足陕南！”

范汉杰是他黄埔一期同学。他会意地轻轻一击道：“高见！别人不用担心，最要命的是王震部，此人一年前从陕北南下，这次十之八九要北窜，而陕南是必经之路！”

胡宗南脸色一阵发紧。经范汉杰这么一点，他突然倍感问题的严重性。凝神良久才慢慢悠悠地说：“如果这个王震仅仅是借道逃跑，我倒不足为虑，怕只怕他一到陕南就卧下来不走了……共产党的拿手好戏就是玩老百姓这张牌，据我所知，王震也是高手。一旦他在陕南立足，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必能经营出一片天地，到时候再与陕甘宁边区对我形成夹击之势，后患无穷啊！”胡宗南越想越放不下：“这样吧，给王、刘、董部打招呼，让熊秘书办，我们坐下来仔细合计一下。”

他们正说着，机要秘书熊向晖拿着电报夹推门而入，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走近胡宗南，双手呈上电报夹，口齿清晰地说：“胡先生，总裁密件，是给您本人的。”

胡宗南象征性地挺挺腰，略显清高地“哦”了一声，接下报夹，又叫住欲离去的熊向晖说：“你去办一下，以我的名义电告各集团军司令官……”

胡宗南与熊向晖说话，范汉杰目不转睛盯着熊向晖，立正、敬礼、向后转起步离开的姿势，他发现这一连贯的动作中几乎没有一个不合《步兵操典》。注视身边人员的军姿，是范汉杰多年戎马生涯自然形成的习惯。

几天后，内战爆发了。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调集30万人马，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国性的内战爆发。中原解放区主力部队2.5万人，分两围路突围。周恩来将一份旨在警告美国的备忘录提交给美国特使马歇尔。他告诉马歇尔：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规模进攻湖北李先念部队，必会引起全国性军事冲突，其责任与后果应完全由国民党政府来负。

美国装聋作哑，内战全面爆发，到处都燃起战火。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打了几个月的内战，简直不堪回首。在华中，那个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陈毅，还有粟裕，率领3万余人，采取了什么“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作战方法，歼灭国民党军5.3万人，还在报纸上宣传为“苏中七战七捷”。在山东，国民党军五个整编师东进淮北，在朝阳集地区受到重创。在陇海战役和定陶战役中，被“共军”刘邓部歼灭3万余人……更为可怕的是斯大林已与中共缔结了牢不可破的同盟，为共产党进入东北大开方便之门。而美国特使马歇尔也在一怒之下返回美国。国民党动用了160万精锐之师向中共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却只占领了105座空城，其他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另外，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更为共产党落下了口实。

这天夜里，蒋介石深夜难眠，便索性起床来到案头，阅读那一堆重要文电。忽然，他被一份由国防部加盖着“绝密”印鉴的文件吸引住了。那是早在1946年5月16日国共谈判尚未完全破裂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亲手拟呈的一本《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胡宗南建议通过“犁庭扫穴”闪击行动，直捣延安、荡平陕北。但在那时就提“攻略陕北”，在蒋介石看来未免操之过急。当时国民党还没有公开放弃国共和谈，而且，那时蒋介石的重心是完全放在了东北战区，如果当时贸然对陕北和延安采取行动，在国际社会舆论方面也会处于不利地位。于是蒋介石斟酌再三，便给这份计划批上“暂缓”二字，这一“缓”就“缓”了半年多。

现在，蒋介石缓缓地翻阅面前这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他起身踱近地图，长久注视万里河山。此时突现在他心中的，不独一个陕北，还有与之相对成翼的山东。对中共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在蒋的脑子里已酝酿许多日子，这一既定方针，放到地图上看，显得越发清晰明了，那便是重点攻取华北与中原的东西两翼。如果在一月至数月之内，调集重兵东击鲁中、西取延安而一举得手的话，无异于砍掉中共左右臂膀。然后，再来个东西夹攻、掩击中原，华北、东北也就不在话下了！蒋介石为自己的玄思妙想兴奋不已，顾不得尚在熟睡的黎明时分，抄起电话便接通远在千里之外的胡宗南：“好好准备一下，我想见见你们……”就在这一瞬间，蒋已经粗粗想定，他要动用近百个旅（实际数字是94个旅计70万人）的兵力，组成东西两线强大的战略兵团，以空前快速在山东与陕北“放两颗卫星”！

《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出笼后的这几个月，胡宗南一直没闲着，先是李先念部突围到陕西，胡宗南派兵堵截，历时两个月，以失败告终。后蒋介石命令他派出主力整编第一军去山西，打通同浦路，结果第一旅被歼。10月间，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共军”有进攻榆林意图，请求从山西调回第一军。蒋介石说：暂缓。胡宗南感到度日如年，就等着老蒋发话。现在，委员长终于同意他的作战计划了。

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后，他立即命令参谋长，召集军事会议。西安绥署总部那几幢小楼立刻乱得鸡飞狗跳。胡宗南一口气把手下那班要人都通知到了，如裴昌会、高桂滋、刘茂恩、李铁军、罗列、董钊、盛文、刘戡等，顿时，一切都进入战争状态。挎姨太太逛大街的、泡戏院子听秦腔的、赖麻将桌打情骂俏的，赶紧返回部队，做对付胡先生的准备……

2月9日清晨，参战各部旅以上军官奉命赶到三原。参加这次“御前会议”。这些吃喝玩乐很久、刚刚换上军装的人，通通站到这个小个子军人面前。胡宗南将武装带很紧地勒在自己身上，双目炯炯逼视着全体部属。他立刻将话音提高八度，尽量把他那浙江味很浓的国语咬得字正腔圆。“如今，有人借口党国的局部失利和美援方面的一些麻烦，指责我们……什么军事上无能、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四伏，纯系无稽之谈，真正令人愤慨！”胡宗南换了口气，忽而有点儿自怨自责，“倒是我们这些前方的军人不能够为领袖分忧，惭愧得很哪！总裁对我等寄予厚望，希望我西北将士振起反共精神，负起攻克延安这个艰苦卓绝的使命，把西北变成反共救国的中心。所以，消灭陕甘的战役就要开始了！”

参谋长盛文亲自拉开地图的遮帘，“哗”的一声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他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埋头沉思。他是个心气颇高的人，对胡宗南那篇大道理，早听得很不耐烦，但他克制了自己。不知为什么，这会儿忽然有股不吐不快的感觉。于是，他缓缓地起身说：“胡长官刚才的话很有气魄。其实，委座不是早就讲得很清楚了吗，对延安作战的关键是消灭共匪的有生力量。既如此，按照我们原来拟订的详细计划办就是。依鄙人之见，就凭中共在延安地区那四五万兵力，还不够咱们一顿飞机大炮！”

这些话虽说狂妄，却不无几分道理。蒋介石为了对付陕北解放区，已经煞费苦心做了大量部署，看一看胡宗南手上空中实力：C-46、C-47、P-51、B-25等多种型号飞机近百架，相当于国民党空军装备飞机总量的五分之三。西安空军是国民党空军较强的第三军区，共辖豫、晋、陕、甘、宁、青、新疆等七个省区。可以指挥的空军部队还有一个隶属于汉口轰炸第一大队B-25轰炸机中队，12架轰炸机、南京空军第十大队和上海空军第二十大队的C-47或C-46空运机12～24架飞机，也在静候调遣。

当然，事实绝不止这些，盛文还知道蒋介石已决定任命胡宗南为这场空前大“围剿”的总指挥。除胡宗南的本部人马之外，宁夏马鸿逵集团、青海马步芳集团和榆林邓宝珊集团共34个旅25万人也一同围攻陕甘宁边区，一举夺取延安，消灭中共党政军首脑机关及边区部队。因此，胡宗南说话才这样强硬。

胡宗南来回踱了几步，冷笑道：“参谋长，你可不要轻敌哟，不错，陕北共军是只有几万，可陕北百姓个个都有舞枪弄刀的习惯。再说，你不要忘了，与陕北一河之隔的晋绥地区，还摆着贺龙的三个纵队呢！”说到这里，他突然话锋一转：“自然啰，兵不厌诈，我们可以动用十个旅，再加上一个装甲团，把陕甘宁地区中共主力吸引到陇东，形成决战的态势，这样一来，袭击延安的机会是不是……”胡宗南注意探究每人的表情，大家都好像恍然大悟，唯第一军军长董钊、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等几个主要将领不以为然。

胡宗南在会上宣布了自己的作战方案，其实是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更是故意敞开口子吸引中共陕甘宁部队注意力。他要牵关中“囊形地带”之一点，而动陕甘宁边区之全身，等到中共把陕北兵力如数押到关中时，他便可乘虚攻占延安，一口气把陕北“共军”赶过黄河去。

胡宗南骄矜地扬一扬下颏，眼里射出横扫千军的光芒，说：“我决定，以整编第二十九军进攻陇东，先取庆阳，再取合水！”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是黄埔一期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作战。1925年春随教导第二团参加东征陈炯明。他奋勇冲杀，初露锋芒，被提拔为排长。随后他参加北伐、蒋冯阎大战等几乎所有大的战役。1931年他率部参加对江西的“围剿”，在枣阳地区，他将当地民众与红军伤病员等一律当作“共党赤色分子”杀掉。当地九室一空，民众几乎被杀绝。从此共产党与他结下了血海深仇。蒋介石对他十分器重，1944年，日军向大西北推进的时候，曾将他调任重庆卫戍副司令，准备迎击日军对陪都的攻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调到陕甘前线，担当第二十九军军长的重任。

开完会议当天，各个司令、军长纷纷返回各自部队，调兵遣将。刘戡立即发布命令，秘密调集其在关中和晋南的部队到陕甘宁边区的洛川至宜川一带。他的调动，似乎预示着悲惨的命运，在部队调动中，该部整编第三十六旅遭遇“共军”，无端伤亡900余人，又让刘戡右眼跳了一天。(www.daowen.com)

刘戡果然骁勇，他率领部队出发五天之后，令胡宗南不敢相信的是，居然轻而易举把关中“囊形地带”占领下来了！那是令胡宗南数年来寝食不安的战略要地啊！虽然手下部队冠冕堂皇呈报上来的文件上，这里是“激战”、那里也是“激战”，而那些秘密的“垂直消息”却证实，驻守该地区的中共陕甘宁部队新第四旅，有组织地主动北撤。除了整编第十二旅个别团与“共军”掩护撤退的小分队，在爷台岭方向偶尔遭遇接火之外，别的地方从没交过锋，更谈不上什么“激战”。胡宗南赶忙发了封电报给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命他率所部火速攻击庆阳、合水。

廖昂一看电报，判断胡宗南企图吸引“共军”西调陇东，然后集中主力袭取延安，因而自己这一行动责任不轻。他当天下午就把团以上军官召集起来认认真真训了一次话，而后兵分两路，以整编第二十一旅进攻庆阳，第四十八旅进攻合水。这个师也是胡宗南的“精锐”，胡宗南从一开始就对这支计有1.5万余人的“精锐”之师抱有很高的期望。现在，好钢正该用在刀刃上啦！胡宗南将一切调理停当，兴致勃勃地吩咐勤务兵送来杯威士忌，尽情呷起来。他准备陇东一有好消息，就专程到南京向蒋介石当面报告一次。谁知廖昂兵马刚刚动作，南京国防部一份急电就到了，蒋介石要召见胡宗南。这让胡宗南惊喜之中又掺杂着一点儿遗憾。

胡宗南乘飞机到南京后，每天都被蒋介石召见，陇东的攻击行动是每日蒋介石都要重复的话题。两人商量来商量去，蒋介石把进攻延安的具体时间定在3月10日。这一天，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将聚集在莫斯科开会。他要用一个响亮的事实，让四个大国的外长们在莫斯科大眼瞪小眼。蒋介石训示胡宗南：“我剿共剿了几十年，有一条重要心得，那就是，与共产党打交道，不但要在军事上动脑筋，还要在政治上动脑筋。此次剿共，必须坚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信条，军事进攻与政治进攻同时进行！”这个主张是陈诚提出的，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胡宗南回到宾馆，和参谋长盛文把蒋介石的话玩味了一整夜，越顺着摸，越觉得滋味绵长。“三分军事”，凭着手下数十万部队，玩出几样花招来倒也不难。只是这“七分政治”该有什么作为呢？他决定下苦工夫从头做篇大文章，拟制一份周密的“政治攻略”计划。左思右想，这件事还得由熊向晖来办。当年熊向晖受到胡宗南的赏识，正是因为他有一副超凡脱俗的政治头脑。能把胡宗南忍辱负重几十年的艰难奋斗，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纲领联系起来的，舍熊向晖其谁？现在，胡宗南所需要的计划，就得“比共产党还要革命”！可惜，熊向晖带着新婚妻子到杭州蜜月旅行，之后还要去美国，目前尚不知下落。胡宗南为此颇伤脑筋。参谋长盛文说：“这有何难，给毛人凤打个招呼不就得啦！堂堂保密局还怕找不出杭州城里一个新郎官来？”

胡宗南一听，茅塞顿开，提起电话就要毛人凤。

这时，熊向晖已经离开西安，准备去美国留学。自从确定留美之行，熊向晖的日程就排得密不透风。半个月前，终于订好“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由上海开往旧金山的班轮舱位，看船期还早，便决定与新婚妻子谌筱华到西子湖畔消磨珍贵的两个星期蜜月时光。然后，两人一同去上海，夫妻送别。

这天是3月1日。近午时分，从灵隐寺返回大华饭店住处的熊向晖夫妻，一进门便被饭店经理拦住了：“请熊太太先回房休息，我找熊先生有点儿小事。”说着手一扬，客客气气道一声“请”。熊向晖不知怎么回事，就跟他到经理室，见一戴墨镜的中年汉子起身抱拳：“兄弟贱姓王，在保密局管点儿事，特来奉看熊先生，请先生到南京走一趟……”

保密局？那不是戴笠特务机构军统局的新牌子吗？戴笠乘飞机摔死不久，郑介民当局长，毛人凤当副局长，他们找我干什么？熊向晖稍微愣了一下，他寻思是不是半年前一宗悬而未决的密案出了事。

半年多前，正是共产党军队中原突围的紧要阶段，在南京卫巷32号家中准备赴美深造的熊向晖，突然被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接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在会客室里关上门，小声对熊向晖说，他将记有“熊”和地址的一个小本本，不慎丢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里。当天美国特使马歇尔派人把小本子送还了。这件事也许会留下漏洞，周恩来一方面努力去弥补，同时，也让熊向晖做些准备。熊向晖万分不安地做好多种准备。其间，他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的入学许可证，并据此向外交部申请护照，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申请签证。他遵照周恩来的面示，办好留美手续之后专程飞往西安看望了一次胡宗南，察言观色。而胡宗南除了为陕南堵不住王震、李先念，晋南损失心肝宝贝第一旅而懊丧不已外，看不出有任何异样反应。可是今天，保密局突如其来追到杭州，莫不是一记闷棍？

3月2日晨，熊向晖在南京临时办公室中，见到了胡宗南，胡宗南一见面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他对身边的徐处长说：“你说杭州人员杂，寻人难。我要你去找毛人凤，他有办法，不会误事，还是我说对了吧。”说完，他很关心地问了熊向晖结婚和妻子的情况，随即话头一转说正事：“你去美国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写信给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别提打延安的事。”然后，胡宗南交代任务：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说完，胡宗南带熊向晖到参谋长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熊向晖端来早餐和茶水。他说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他递给熊向晖一个公文包，要他倒锁房门，谁也不许进，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说着，便赶去国防部开会。熊向晖打开公文包，取出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经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份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详细情况。这是怎样的两份情报啊！熊向晖恨不能张开大口把那两沓厚厚的图表和文字，通通嚼烂后吞到肚子里去。但，他必须首先完成胡宗南交给自己的使命。他要在一个上午时间内，根据文件精神勾勒出一份草图，并拉出全部“政治攻略”纲目，以便下午胡宗南送给蒋介石参阅。

胡宗南给熊向晖布置了工作，立即去蒋介石的官邸，在宽大森严的会议室里，蒋介石召开各个绥靖公署和方面军司令会议。他用浙江口音，详细地阐述了自己“重点进攻”的方略。各位手握重兵的司令和他们的主要随从人员都在规规矩矩地记录。胡宗南把绝密计划留给了共产党员熊向晖。在会议室聚精会神听“校长”训话，他万万没有想到，对面坐着的保定绥靖公署司令官孙连仲后面，还有一个共产党员，他就是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处长谢士炎。

谢士炎是湖南省衡山县人，黄埔军校三期，与胡宗南也很熟悉。他虽官至少将，得到孙连仲信任，但对国民党官员的政治腐败深恶痛绝，思想上十分苦闷。内战爆发后，谢士炎与好友陈融生（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任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外事处副处长）交往甚密，陈融生经常送给谢士炎一些进步书籍和报刊，使谢士炎思想上逐步发生了变化。1946年9月，谢士炎参与拟订第十一战区和第十二战区共同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28日深夜，他拿着这个重要计划找到陈融生，要求陈迅速将这份重要情报转交军调部中共方面代表。陈融生当即与北平共产党员徐冰联系，将此情报送到他当年的黄埔教官叶剑英的手中。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为监督双方落实协议，由美军和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组成了军调部。当年的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叶，已经是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他作为共产党方面军调部的代表，在北平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为准确掌握敌人动态，叶剑英领导成立了北平情报领导小组。叶剑英过去在黄埔军校时就认识谢士炎，他认为送来的情报可靠，立即命令秘密电台把它发往陕北党中央。为此，中央特电叶剑英传令嘉奖提供情报的谢士炎。从此谢被吸收为秘密情报员，由陈融生负责联络。1946年11月一天晚上，叶剑英亲自接见谢士炎，对他进行启发教育，师生多年未见，使谢士炎十分激动，他说：“我走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如今才认识了革命的真理。我决心革命到底，争取做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不久，谢士炎将他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交给陈融生，请他转送党组织。谢在自传中写道：“经历既久，始知人世间不平之事，多半由于社会制度不良。近阅《辩证唯物论》《资本论》及《唯物史观》等书，始知以前所学皆非真理，受骗已非一日。幸余少壮，愿竭尽所能，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类社会求进化。岂能终生为少数人谋利益，为寡头政治做走狗耶？”此后，谢士炎利用他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经常将国民党军的军事会议，将兵力部署、工作计划等重要情报送交地下党。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考验，1947年2月4日，谢士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在入党后不久，随孙连仲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各战区、绥署高级军官军事会议。蒋介石确定1947年的战略部署是：对解放区进攻的重点是延安和山东。一改过去全面进攻、兵力分散的做法。了解这一情报后，谢士炎心急如焚。想来想去，决定借口到西安，找熟悉的黄埔校友、西安绥署参谋处处长贾贵英去。参加完蒋介石的军事会议，谢士炎匆匆到陕北洛川，找到了贾贵英。正好，11日胡宗南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这天晚上，谢士炎在贾贵英居住的窑洞里，从公文包偷看了《侍天字第七十号密令》（蒋介石的内战密令），然后翻开一份会议记录，只见上面写有共产党在陕甘宁的总兵力和分布情况，还有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作战企图、兵力部署和进攻路线等情况，便很快地把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主要作战计划抄录下来。3月12日上午10时，谢士炎辞别了贾贵英，搭乘汽车到了西安，并通过中共西安地下电台，于12时30分将这份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发到了延安。

再说熊向晖在胡宗南去开会期间，急速转动脑子，将成堆成堆的革命字眼尽情垒起来，什么“实行民主政治，穷人当家做主”，什么“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什么“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什么“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等，胡宗南看过很满意，交代拿去秘密印刷，待进攻时散发。

胡宗南和盛文从蒋介石官邸开会回来，熊向晖主动与盛文聊天，打听情况。他问：“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就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么久吗？”

盛文苦笑了一下，说：“先生前天到南京始知总裁的意图，临时同国防部商定攻略延安的方案，昨晚总裁核准后，才电告西安薛副参谋长调集部队。现第一军在陕只有一个旅，其余均在山西。整编二十九军正在陇东同共军作战。总裁规定在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开始时的3月10日发起进攻，参战部队在九天之内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困难虽多，尚可克服。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次日大清早，胡宗南一边修面一边对熊向晖说：“你干得很出色，‘总裁’昨晚足足夸了你十分钟！现在，你跟我和盛参谋长一块儿回西安，再帮我办三件事：其一，置备一台收音机，我要每天收听延安电台广播；其二，找几个人专门给我抄延安新华社播发的陕北战况消息以及评论之类，随时送我参阅；其三，准备几部小说，什么《水浒传》啦、《三国演义》啦、《西游记》啦、《说岳全传》啦等，仗打起来之后，我得有点儿事干。”熊向晖连连点头，心中却想，到西安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与中共地下电台联系。

熊向晖3月3日陪同胡宗南和盛文到达西安。当晚，熊向晖找到地下党组织，将情报转送到延安。

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各个方面的情报，知道了胡宗南的进攻部署，立即开始调整兵力，准备迎敌。

胡宗南怎么会想到，他的军长、师长们对所谓攻略延安的大计还都蒙在鼓里哩，而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已对照报文在地图上不慌不忙地画箭头了。

很多投奔共产党的黄埔师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宝贵的代价。1947年9月，国民党特务在北平交道口东大街一个四合院里破获了地下党的秘密电台，搜出了谢士炎等打入敌人高层指挥机关共产党员的情报底稿，最终导致中共打入保定绥靖公署内的地下情报人员谢士炎（作战处少将处长）、丁行（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石淳（情报处少校参谋）、朱建国（少校参谋代理作战科长）、赵良璋（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情报科中尉参谋）等人先后被捕。

1947年10月上旬，蒋介石飞抵北平，名义上是视察华北战场，实际上是处理保定绥署“共党谍报案”及了解孙连仲与中共和谈的真实情况。蒋到北平当天，就急忙召集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等人询问搜捕情况，他说：“怎么？孙连仲身边竟有那么多共产党谍报员，怎么能不打败仗呢？真想不到，像谢士炎这样的人也反对我，我培养出的军校学生和陆大学生也参加了共产党！这是背叛！造反！非杀不可！你们一定要逼出孙连仲与共产党勾结的口供来！”

因为没有找到孙连仲“通共”的证据，蒋介石回南京后，将孙连仲撤职，调往南京当了卫戍司令。

1948年10月谢士炎等黄埔精英，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