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胡宗南率领着50万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就在陕甘对峙着。他和他的红军校友们都瞪大眼睛，等待机会，一决高低。

非常敏感的是西安以北不足百里的淳耀地区。这里群山连绵，隘口耸立，素称关中门户。驻扎在关中胡宗南军与中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这一带分山设防，因为日寇就在不远的地方，大家大致上相安无事，抗战度过了艰难的八年岁月，日寇的失败眼看不远了。

1945年7月，一个清冷的拂晓，这里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宁静。驻守在爷台山制高点上的关中分区八路军战士们还在梦中，国民党暂编第五师和骑兵第二师数十发炮弹便从天而降。隆隆的炮声使胡宗南近来叫嚣的“反共第一，抗日第二”“进攻边区，杀尽共产党”的喧嚣，得到了结结实实的证明。但是，爷台山阵地上的八路军所接到的命令是：坚守阵地，决不出击。

一连三天，虽然整个爷台山浓烟滚滚，火海一片，胡宗南军的步兵仍旧不得前进半步。胡宗南在他西安的司令部里，轻蔑地盯着前线战报，嘴角牵动一丝嘲讽的笑意。此时距他正式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只有几天时间，他正处在踌躇满志的火候上。他丝毫没把一个“鸡毛山头”放在眼里。

蒋校长已经下令，从河南前线和陕西东部调出九个师归他指挥，凭着这一大把本钱，他轻而易举地在淳化、耀县、三原、泾阳、兴平、乾县、同官、旬邑之线，布下一道长阵。只要愿意，半天就能向北推进百八十公里，还怕破不了小小的爷台山？“两个师不够，再加上一个师，把十六军的预备第三师压上去。”胡宗南不急不忙地对参谋长吩咐说。而后，又加了一句：一个人一只脚，踏也把它踏平。

胡宗南此次真正向共产党进攻，按他说，是“师出有名”。一个月前，屯兵于边区南大门外淳化一带的胡宗南所部，警备营营长刘文华及部分士兵哗变，向陕甘宁边区驻军投诚。胡宗南咬定这是陕甘宁边区一手策划的结果，于是兴师问罪。不管朱德和彭德怀如何要求“调查制止”也无济于事。刚刚当了战区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脾气大得惊人，简直是气冲牛斗。三个师压到爷台山弹丸之地不算，西安、耀县、兴平等周围各国民党军驻防要点，还有大批番号不明的国民党军纷纷赶去参战。

局面已经严重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新华社延安权威人士甚至已把胡宗面这种“从抗日前线调动军队来反对自己同胞”的行为指为“犯了滔天大罪”，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令关中分区自卫反击，正在完成生产任务的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旅、第二旅和准备东渡黄河开赴前线的第三五八旅也奉命增援关中。统一指挥这场自卫战斗的司令员是黄埔同学张宗逊和陕北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习仲勋。战斗打响后，他们二人才策马日夜兼程赶往前线。

爷台山成了陕甘宁边缘的一颗“明星”，引来了全国人民的目光。

胡宗南用人海战术啃了几天不见成效，再次调集大批野炮、山炮、迫击炮及美国制造的火箭炮，把爷台山重重罩入烟火之中。爷台山的八路军不但坚守，有时候还来个反击。

战斗持续了一周，到了7月27日晚，驻守爷台山的八路军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主动撤出阵地。胡宗南终于得手了，他忘了过去的惨痛教训，反而胃口大开。入侵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已达六个师和三个团的兵力。胡宗南开始胡思乱想，占领了爷台山犹嫌不足，他还要一步推进到边区边境，进占黄陵、洛川一带，甚至于把他那些黄埔同学通通赶走。

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认为，爷台山已非一座小山头，它成为共产党软、硬的尺度。要八路军弃它，商量通了可以，但要强占万万办不到的。于是下决心不让胡宗南占到任何便宜，严惩他破坏抗战的挑衅行为。

8月8日，八路军开始反攻。经过两天的激战，还没有完全看清爷台山地形的胡宗南军招架不住，连滚带爬地撤出爷台山。这场被视作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摩擦与反摩擦的最后较量，实际上已预示了，胡宗南在未来大西北角逐中难逃劫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刚刚宣布投降，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意旨，给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达一道命令，要他维持占领区秩序，向国民党第三军投降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紧接着在第二天又连续下达两道命令，分别是给国民军和八路军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命令中共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

毛泽东看着这三份命令，许久没有言语。他点燃一支烟，对朱德说：“岂有此理，不稼不穑就想收谷子。不栽树不浇水，倒要摘桃子！”

“不用管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客气不得哟！”朱德说着，放下水杯，挺直腰杆，攥紧拳头，“他蒋介石发三个命令，我就来它六个！”

事实上，接下来的数日内，中央一口气向各解放区发出了七道命令，要各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反攻，消灭日伪军，迫使日伪军投降缴械。

当时国共两党的兵力比较来说，确实相去甚远。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率三军，号令几百万兵力，光是集团军就有40个，还有什么冀察战区、长江上游江防军、中国驻印军、湘鄂川黔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晋陕绥边区司令部等。

就在三道命令发到中共后没几天，毛泽东便两次致电蒋介石，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个命令是错误的，坚决拒绝这个命令。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

三天后，从延安方面又一封电报追了过来，口锋犀利。在电报中，毛泽东曾这样说道：“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率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这封电报，不仅让老百姓觉得有理、有据、有节，就连许多老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也承认这确实为一篇妙文。这时的蒋介石无形中成了“被告”。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职责，蒋介石终于冷静了一些，他意识到，想要完成独裁的统一大业，现在还为时过早。如果这样下去，内战开打，只会让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土地整个落到共产党人手里。无论是战机所需要的时间，还是战争本身所需要的名分，都在要求蒋介石施展政治手腕。

就在毛泽东发第三份电报的第二天，便突然收到了由陪都重庆发来的一份急电：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很显然，蒋介石把球踢了过来，他要请毛泽东去面谈。他压根儿就没有打算真正邀毛泽东前往，只是想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也很清楚，便避实就虚，复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1945年8月16日

其实此时毛泽东心里早已下定决心要赴重庆这场“鸿门宴”，而谈判文书及一切相关的事宜，均由中央军委机关投入悄无声息的实质性操作，他本人专门接见了国民党政府派到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二人，并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他们转告重庆方面。

之后，毛泽东找来分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把关于重庆谈判的保密、调查任务交给了他。李克农作为情报专家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毛泽东决定亲自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主要依据十多天来他提供的情报和分析，稍有偏差，可能会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使党的利益遭受到巨大损失。为此，他又反复核对了收集到的情报并再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现在这场情报战是该收网的时候了。李克农下令封锁消息，不让国民党得知任何关于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消息，同时严密监听国民党重庆方面与延安特务间的电信联系。

蒋介石这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他的黄埔校友叶剑英有极大关系。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从1938年起，国民党在共产党部队派驻联络员，一开始派了三个人，后来这几个人明目张胆搞情报，被共产党有关部门所厌恶，1944年5月，换了国民党精悍人员周励武、罗伯伦来当联络参谋。这两个联络参谋经常通过延安电信局收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是独有的，边区保卫部多次试尝破译，但始终没有成功，又试尝搞到密码本，可是，这两个人外出总是把密码本随身携带，边区保卫部无法得到手。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这两人才稍稍放松了警惕，重要应酬的时候，嫌衣兜太鼓影响军容，就把密码本锁在箱子里面。在交际处负责他们食宿的王再天是边区保卫部的干部，他按照上级指示，布置服务员获取了箱子钥匙，自己暗中配了一把，等待机会。

当时担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一直关注着这件事。这天，经过周密策划，叶剑英设宴邀请周励武、罗伯伦，这两个联络参谋高高兴兴地去了。边区保卫部侦察人员趁机立即进屋，打开箱子，找出了密码本。此时的延安，没有照相器材。密码只得用笔抄，怕时间来不及，又找来了几个专家，其中一人就是黄彬。

黄彬是陕北榆林吴堡人，在边区保卫部便衣队工作，担任驻电信局的邮电检查员，专门检查国民党的来往电报。国民党在延安的邮政局、电信局都安插了特务，边区保卫部发现后并不驱赶他们，而是积极争取。电信局的王乐是国民党中统特务，被边区保卫部策反后，他把密码悄悄交给黄彬，积极配合边区保卫工作。但是掌握了中统密码的黄彬还是未能译出联络参谋的密码。而这两个联络参谋，是国民党中统最信任的人，重要机密大多通过这两人的密电传送。

看看盼望已久的联络参谋密码就放在手边，黄彬十分兴奋，抄写的时候手都发抖。密码太长，一次抄不完，又要及时恢复原样，下次再抄。叶剑英继续配合，每次会见尽量谈得长一些，给黄彬留下更多的抄写时间，搞了几次，终于抄到全部密码。

联络参谋与重庆电报往来必经延安电信局。边区保卫部在电信局中安排的情报人员把电报稿子秘密抄写下来，送到边区保卫部机要股，按照手头的密码将其全部破译。从此，延安就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与重庆的全部秘密通信情报。

李克农把注意力放在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身上。他相信，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定会密令周励武、罗伯伦加紧活动，收集延安方面的情况，从他们的来往密电中可以洞悉蒋介石此举的心态和目的。

毛泽东接见周励武、罗伯伦二人后，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急匆匆地向重庆汇报了自己会见毛泽东的经过，明确指出：毛泽东绝不会去重庆。

特务头子康泽（黄埔三期）得到“第一手”确切情报后，赶忙将其送呈蒋介石，并马上复电嘉奖周励武、罗伯伦，命令他们随时注意毛泽东的动向。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铣电”和康泽送达的周励武的“第一手”情报后，忍不住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绝不敢来重庆。”

8月15日晚，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重庆各报已被告知，明天一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电报。李克农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告知已获取了蒋介石和周励武之间发送电报的密电码，可以完全破译重庆与延安间国民党特务的电信联络。(www.daowen.com)

毛泽东高兴地说：“蒋介石看我沉默，便展开了舆论攻势。我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

由此，重庆与延安之间围绕着毛泽东来不来重庆展开了一场斗智的较量。

李克农坐镇枣园社会部，调集精兵强将，指挥情报系统，严密监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动向。当周励武将延安所谓“情报”发给重庆，送到蒋介石手中时，照例会有同样一份“情报”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李克农随时可以截获重庆与延安间国民党的联络密电，及时准确地洞悉蒋介石的意图和心态，并可以巧妙用计，利用周励武向蒋介石提供所谓第一手可靠“情报”将蒋介石调动起来。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发出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哿电”，电文很长，口气强硬。李克农在拿到“哿电”后断定，蒋介石这是假戏真唱，其实他绝不希望毛泽东去重庆与他谈判，而是估计毛泽东不敢去重庆才故意逞强。蒋介石想通过假戏真唱，获得舆论上的优势。毛泽东不去，他则可以把拒绝和平的责任全推在共产党的头上。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分析后，毛泽东决定再给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增加他的错误判断。

8月22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了第二封电报。接着，依照李克农的意见，毛泽东再次接见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一见面，毛泽东就“开诚布公”地对周、罗说：“蒋委员长电报已收到，本日已复蒋委员长，因自己工作繁忙，无法脱身，为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庆会晤蒋，待恰当时机再相机赴渝。”

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心中暗喜：果真不出所料，毛泽东被逼无奈表态了，要派周恩来到重庆来与我周旋，自己仍然躲在延安不敢露面。数小时后，康泽又送来了周励武、罗伯伦的情报，该电报详细报告了见到毛泽东的情况，断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蒋介石更是相信毛泽东不敢到重庆来了。

8月23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去了第三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收到电报，大笑不止：“蒋介石要把假戏唱到底喽！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这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表示：美国政府担保毛泽东的人身安全。苏联大元帅斯大林居然也站在所谓“中立”立场上，劝告毛泽东为民族利益、为维护团结一定要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8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毅然决定亲自率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迅速调派干部赶赴前线，抢占有利地形，在军事上采取行动。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在高度保密下进行着，而国民党派驻延安的特务周励武、罗伯伦却浑然不知，在重庆的蒋介石更是自作聪明，等着全国各民主人士的好评和赞扬。8月26日，蒋介石在得到周励武密电，报告毛泽东不会来重庆的情报后，得意地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派一大员乘飞机去延安接周恩来，同时再次当面邀请毛泽东来渝，并同意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同去，以此表示自己“渴望和平”的诚意。

8月28日上午，在延安的周励武、罗伯伦又提出会见毛泽东的要求，受到婉言回绝：毛泽东正与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谈话，周恩来下午将乘飞机与赫尔利、张治中去重庆。得此“情报”的周励武、罗伯伦，又一次向重庆发出密电，称毛泽东无意去重庆，下午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将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封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中时，毛泽东已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登上了赴重庆的飞机。

李克农看到破译出的周励武发给重庆的密电时，不由得开怀大笑。

当毛泽东与赫尔利等同机来重庆的消息传到重庆时，蒋介石如同雷击似的惊呆了，半晌才恍然醒悟上了共产党、毛泽东的圈套！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37分，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还有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人们有不少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不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飞机门打开，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在重庆的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随后，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一出现在门口时，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一共来了九个人。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因此，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9月2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1）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2）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3）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4）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5）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6）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7）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8）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9月2日晚、4日、12日、17日和10月9日、10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始终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搁了浅。

9月21日晚，美国代表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10月8日，毛泽东、蒋介石就协议基本上达成一致。按计划，一两天后就会签订，然后，毛泽东就回延安。这天晚上，张治中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军事委员会礼堂，为欢送毛泽东回延安举行鸡尾酒会。

1945年10月11日也就是“双十协定”签字的第二天，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官邸约请毛泽东共进早餐，这也是两位历史巨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虽然是早餐，亦不失奢华。席间双方频频举杯，尽是溢美之词。气氛之热烈丝毫看不出这是一对不共戴天的冤家仇人。毛泽东兴致颇高，发了一通感慨，说他一生过的净是清贫的日子，在重庆才开了眼界，体会到什么叫“天上人间”。

蒋介石很敏感，笑问：“润之兄是批评重庆有奢侈之风吗？”

“哪里是批评？”毛泽东朝周恩来暗暗使了一个眼色，引用了一句古诗词对蒋介石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张治中害怕话不投机，坏了“席间不言政治的”的规矩，连忙举杯敬酒，岔开话题。于是宴会又回到了“祝蒋先生健康”“祝毛先生一路顺风”的话题上。

餐后，蒋介石脸上洋洋喜气荡然无存，又恢复了谈判桌前的尊容。他最后一次警告：“中共必须取消‘解放区’，否则国家统一便成了空话。这一问题，政府绝不能迁就！”

毛泽东捧着茶杯，笑容可掬地说：“此问题争论了一个多月了，双方意见相距遥远，未达成协议，本人深表遗憾。但是，谈判是有收获的，双方都确认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

张治中插话道：“特别是中共决心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建设自由民主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这是此次谈判的最大收获。”

毛泽东听闻此言，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距离毛泽东离开重庆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周恩来不时地看表，想尽快结束这次会谈，9点刚到，便提醒张治中：“机场还有很多人等在那里。”

张治中连忙道：“时间不早了，据机场方面报告，10点后天气转阴，有带电云层影响起飞。”

这天，陪同左右，坐卧不安的还有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自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他不止一次建议，趁机会把毛泽东、周恩来杀掉，都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警告他：“不许胡来！”

蒋介石之所以不对毛泽东、周恩来动手，主要是怕得罪了美国和苏联。他认为，得罪了美国，就没了美元；得罪了苏联，东北三省就可能得不到了。

在最后时刻，戴笠还找机会对蒋介石说：“校长，再不动手就没有机会了。”

蒋介石严肃地制止说：“不可！”

在毛泽东、周恩来登上去飞机场的汽车后，汽车开动，留下一路烟尘。戴笠哀叹：今后夺得中国的人，必定是他们。

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从桂园取了行李，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1时30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黄埔师生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大忠大奸，大爱大恨，尔虞我诈与肝胆相照争雄；黑脸、白脸苟且偷生与视死如归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