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谋求国共两党合作，从1942年10月起，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谈判，中共中央反复研究，认为林彪上过黄埔军校，与国民党高官好沟通，决定派林彪代表毛泽东参加谈判，实际操作中由周恩来领导，主要协调共同抗日问题。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平型关战役后不久，被国民党军队误伤，去苏联治疗。1941年12月19日乘飞机从苏联飞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新疆军阀盛世才发电报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命令：兰州到西安一路上不许刁难林彪，他大概考虑到大敌当前，还需要这个黄埔将领。1942年1月5日，林彪乘飞机抵达兰州，受到国民党要人的欢迎和宴请。1月31日，专门从前线赶来的胡宗南与林彪长谈，主要是想拉拢这个同学。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胡宗南谈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并谈了两党的分歧。胡宗南率重兵驻扎在陕甘，自然明白林彪劝和的意思。同时，胡宗南在陕甘的重兵，也明显感到了日军的压力。他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边区的关系，可以为八路军补充弹药，并让八路军干部到西安医院去看病。他的中心意思还是让八路军去和日军打仗，以便保存自己的实力。林彪赞扬了他的抗日精神，胡宗南很高兴。以后，胡宗南还专门派军医去西安办事处为林彪出诊，还给林彪送了大批书籍。

7月间，也就是在这次谈判开始之前，周恩来做了许多准备调查工作，他向张治中提出要面见蒋介石。不久，蒋介石接见了他。在见面时，蒋介石告诉周恩来，此次谈判他已指定张治中（政治部部长）与刘斐（军令部次长）代表他同中共谈判。8月14日蒋介石再次面见了周恩来，在见面时提出，一星期后他将去往西安，想在那里与毛泽东会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

周恩来不想让毛泽东去西安，主要考虑西安是蒋介石的战略要地，从另一方面讲，无疑是虎口。不知道毛泽东一旦去了，蒋介石会搞出什么事情来。权衡再三，他将当时的情况告知了延安中共中央，并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一谈；二是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一起飞往西安，周恩来再从西安飞往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到西安见蒋。总之，周恩来不想让毛泽东见蒋介石。

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回电，同意周恩来第一方法，但没两天，毛泽东突然致电周恩来，表示想前往西安面见蒋介石，但中央尚未对他的要求作出最后的决定。周恩来当即回电毛泽东，提出最好还是由林彪或朱德出面谈判，以现在的形势来看，蒋、毛见面为时过早，待谈判略有眉目，毛泽东再出面，这样比较稳妥。但毛泽东仍然执意要见蒋介石，周恩来则始终坚持“此时不宜见蒋”的意见。9月5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延安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经多番函电往来，周恩来终于说服了毛泽东暂不出面，由林彪出面代表。

1942年9月14日，林彪从延安动身前往西安。因连日大雨导致山洪暴发，路断难行，当林彪到达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林彪一行于9月29日离开西安，10月7日抵达重庆，去找蒋介石。

到重庆不久，周恩来偕林彪到达蒋介石在清寺范庄的宅邸见面。

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带着黄埔四期学生林彪随侍卫引领走进客厅时，蒋介石已经坐在了客厅里，当看到周、林走了进来，便笑吟吟地起身上前迎接。

因林彪是黄埔军校学生，随周恩来进到客厅后，便赶忙立正向蒋介石行军礼：“报告校长，学生林彪到！”

蒋介石连忙回了个军礼，扶起林彪的手说：“里边坐，里边坐！”

蒋介石说着，自己坐在了单人沙发上，也许因为有黄埔军校学生的经历，林彪则显得非常拘谨，毕恭毕敬地站在了周恩来旁边，没有落座。

蒋介石微微躬起身子，笑容可掬地对林彪说：“坐！坐！坐着谈，你是远客，请坐！”

林彪忙说：“谢谢校长。”这才坐在了靠近蒋介石的沙发上。

蒋介石对林彪说：“你近20年部队生活，蛮艰苦的，到了重庆多休息几天。”

林彪说：“谢谢校长。你的侍从室我还有五六位熟人，都是同学、校友。”

“老同学几时聚聚吧。”周恩来微笑着转头说。

“好，好！”林彪谦恭地回答道，不安的心情也变得愉悦了一些。

蒋介石看到他们提到黄埔军校，脸上露出笑容。

随后，林彪按照周恩来的授意向蒋介石作了简单的报告，大意是：毛泽东甚愿见蒋介石，唯适患伤风未能来。

蒋介石则马上表示，请林彪代问毛泽东好。之后，周恩来、林彪同蒋介石、张治中开始了新的谈判。林彪在谈判开始时，先对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五届十中全会的宣言草案等，表示了肯定，表示中共仍然愿意拥护蒋委员长为民族领袖，也谈了一些对国共关系的看法。基于时有国民党对八路军和边区还搞袭击、捉人、封锁等情况，林彪要求国民党对以上三方面彻底兑现承诺，即停止袭击、捉人、封锁；并兑现过去说过的要“三发”，即继续给八路军发薪、发弹药、发药品。

蒋介石听林彪说完之后，讲道：“我看你提的这些是可以办到的。林彪同学，我对团结统一是有诚意的。绝不是政治手段，我希望大家在统一政令下工作。国内问题，我早希望整体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不零零碎碎，不拖拖拉拉。只要我活一天，我就会为此努力，不会让你们吃亏的。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有许多人才。像周恩来啊，像你们啊！国家也爱惜人才，并一视同仁。过去十年内战，时光白白过去了，这是教训。若国共问题解决，国家必能一日千里。像你们刚才说的药品问题，那该解决，马上解决，立即解决。今天就谈这些吧，你什么时候回延安？行前最好再谈一次。”

“是。”林彪说，“校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四军问题没解决呢。”

蒋介石突然打断了林彪说话，有些面红耳赤地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拥护委员长，却又提新四军！你们的报纸、文章中都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就等于不承认政府，你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提新四军我是不要听的！不要听的！就这样。林彪同学啊，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说这个话，我对别人还不说呢。”

周恩来、林彪看到蒋介石有些急，只好谈到这里。

与蒋介石见面过后，林彪与黄埔的同学宣铁吾、萧赞育、俞济时、项传远等人见面。他们都是侍从室高官，特设宴招待了林彪，意在饮酒叙旧。后来，除谈判外，林彪也曾多次与老教官何应钦、钱大钧等人会谈，主要是要求扩大编制和增加武器、军需的问题。何应钦、钱大钧分别通知兵工署尽量满足林彪的要求。但最后真正落实的不多。

后来进行的谈判，都是张治中同周恩来、林彪进行的具体的谈判。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时任代理总教育长，在周恩来之下、林彪之上。大家曾在一起共事，也较熟悉，有利于沟通。

林彪的谈判内容均为周恩来授意部署。对于这次谈判，毛泽东是抱了很大的希望的，希望国共关系可以趋于好转。谈判开始时，周恩来也向中共中央提出林彪此次前往重庆谈判，可以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双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谈判之门。这是周恩来对此次谈判寄予的希望，也可以说是周恩来为此次重庆谈判定下的目标。国民党参加谈判的主要人物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代言人，一切听从蒋介石的决定。这样看来，谈判成了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谈判，也就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校长之间的谈判。

就在周恩来、林彪同蒋介石、张治中谈判的同时，国民党也派出代表郑延卓等访问了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郑延卓，同他谈判了两次，广议天下事，使国民党消除了一些顾虑。郑延卓由延安返渝时，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分别给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馈赠礼品数件，另也分别写有信件。

在林彪与张治中的多次接触中，中共主要强调的是四个问题：中共应取得真正的合法地位。在此前提下，国民党可以在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八路军扩大为四个军，十二个师；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改为行政区，直属（国民党）中央，人员及地境均不动，华北敌后政权进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中共黄河以南部队，战后一直准备转移黄河以北抗敌，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际移动，如因战事特殊形势需要，如反攻，亦可部分移动。

就这样，谈判断断续续谈到了1943年1月，在中共方面作出了一些让步后，最终形成了四条意见，主要是涉及军需、政党等方面的问题。三个黄埔校友张治中、周恩来、林彪谈好了，张治中去向蒋介石汇报情况，蒋介石却说：“再说吧！”黄埔校长一句话，将三个黄埔校友的谈判结果泡了汤。

至此，谈判进入了搁浅状态。就在搁浅期中，国际上一件大事的发生，结束了这场黄埔校友的谈判。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其原意是解散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促使英美等国家投入对德寇的战争，但这无形中就对中国政局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5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身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党中央将讨论中国的政策，速回延安。5月26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国民党将在三天内就共产国际解散事发表宣言，要我交出军权和政权。估计国民党对边区的挑衅有扩大可能，建议中央立即发表决定，“以免国民党抢先”。当天，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1943年6月7日，经蒋介石同意，周恩来、林彪返回延安。当天，张治中约见周恩来。寒暄之后，张治中对周恩来说：前几日得到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我党研究了一下对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主要是两种意见：一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以合法化；二是中共与国民党合并。现在只等你们的意见了。

6月28日，周恩来、林彪等一行100余人返回延安。

周恩来刚走，蒋介石就密电他的黄埔得意门生胡宗南，称：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

1943年6月底，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绝密件向总司令长官胡宗南及该战区所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等军阀，下达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伺机“转取攻势”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他指挥的三个集团军，除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三个军）担负自潼关至宜川的黄河防务，抵御日军外。第三十七集团军总部移至三原，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移至平凉，各辖三个军，对“陕北地区”和“囊形地带”作攻势防御。

囊形地带主要指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早在1939年，蒋介石即令当时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进攻关中分区。蒋鼎文在黄埔成立初期就是中尉区队长，资格可谓老矣。他在陕甘指挥的部队，全部属于胡宗南德第一军、第十六军、第三十六军。胡宗南虽然口头上“老师长，老师短”的，但军事上另搞一套。结果，军事行动雷声大、雨点小，只是侵占了淳化、构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借口是，这五县不属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但上述五县大部地区仍由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掌握。蒋介石、胡宗南都认为，共产党控制的关中地区，位于洛川侧后，形成插入国统区的囊形地带，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是必争的战略要地。

胡宗南为了“收复陕北地区”于6月初乘车到三原、耀县视察部队，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内定由第三十八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第三十七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蒋介石唯恐战斗失利，遂令胡宗南改编计划，抽调中央军嫡系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共同攻占囊形地带。为避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恰逢6月下旬，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100余人由重庆返回，于7月9日到达西安，而这天又恰好是胡宗南预定的进攻日期。这时，西安、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正处于紧急状态。

这时，一个重要人物的作用，改变了整件事的发展方向。这个人就是熊向晖。

熊向晖为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熊向晖除了平时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不能被别人代替的工作，就是为他起草讲话稿，在这方面，熊向晖甚受胡宗南青睐。

然而，谁又曾想到，胡宗南身边这样一位重要的亲信，早在1936年在清华大学时，就已秘密加入共产党，而进入湖南战地服务团这一步重要的棋，也是周恩来和董必武早已安排好的。

因为熊向晖一直在胡宗南的身边，所以总是能得到国民党第一手情报，有时命令还没下到各部队，周恩来已经拿到了从熊向晖手里传来的国民党的作战计划。这次也是如此，熊向晖拿到蒋介石密令之后，便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他的上线接头人、地下党员王石坚，王石坚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密电台迅报延安。

1943年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www.daowen.com)

收到这份电报，熊向晖心里先是一惊，没明白中共中央是什么意思。想了片刻，他将电报送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看了两遍，又让熊向晖念了一遍。他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他提出两个问题：“到底是谁泄的密？这一仗还打不打？”

之后，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照常让熊向晖出席。

会上，胡宗南果然按照熊向晖提出的意见，未提“是谁泄密”的问题，只提“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第三五九旅一个旅，且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剿’近月，尚未报捷，对陕北之敌更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军机败露，如日军闻讯，乘机渡河，则会两面作战，导致局面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作结论，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

之后，胡宗南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电报，他核发时，还参照熊向晖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1943年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事情。不久，特务刘大军报告胡宗南，事情正在调查，泄密事可能有两件：一是，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知要西安劳动营内共产党组织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二是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

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浑蛋。事后，刘大军经胡宗南批准，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6月底，当胡宗南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立刻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约谈周恩来，应矢口否认他有进攻边区意图；二是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30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恩来灌醉，以泄心中的愤恨。

胡宗南还规定，在酒会上，对周恩来称周先生，对邓颖超称周夫人，对蒋不称总裁而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

王超凡问：“对林彪怎么称呼？”

胡宗南回答：“不请林彪！”他自己是黄埔一期，而林彪是黄埔四期。可现在林彪在全国的声誉比胡宗南高多了，这让他好不舒服。

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经事先联系，邓颖超因身体不适不来参加。胡宗南要熊向晖乘坐他的专用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

周恩来见到，问熊向晖：“贵姓？”

熊向晖通报了姓名，周恩来紧握一下熊向晖的手，心照不宣地跟熊向晖向门口走。走了两步，他忽然停住，让熊向晖稍等，他转身返回里院。不一会儿他出来，熊向晖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

周恩来能听懂英语，点点头。

车到小雁塔。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见周恩来的车到来，他赶忙向前，恭敬地帮助拉开车门，首先向周恩来敬礼。以示师生关系。随后，陪周恩来进会场。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向环坐在四周的作陪者下令：“起立！”周恩来挥手致意。胡宗南陪周恩来在东侧中间的双人沙发上就座。王超凡向作陪者下令：“坐下！”周恩来同胡宗南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

王超凡致欢迎词，在临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宗南谈话。

隔一会儿，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虽然没进过黄埔军校，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恩来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

几位官太太哪里答得上来，顿时张口结舌。酒也没有喝成。

胡宗南赶紧圆场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

周恩来转向这些夫人说：“我们就谈点别的。”他同她们分别寒暄几句，把她们送回原座。她们不感尴尬，反而笑逐颜开，感到周恩来尊重女士。

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刚才胡宗南同志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周恩来笑着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不该让他们喝？”

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周恩来记忆非凡，同他们一一握手时，几乎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他问了他们的职务。他们转身回座时，个个面露喜色，十分高兴。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酒席过后，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他对周恩来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熊向晖上车，坐在周恩来的左侧。车启动，胡注目敬礼，周向他招招手。

途中，周恩来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我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儿，顺便带给胡副长官。”他朝司机的背影看着，这些话，分明是给司机听的。说完，他用左手握了一下熊向晖的右手。熊向晖明白，他有话同熊向晖谈。

周恩来领熊向晖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熊向晖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蒋胡会不会进攻苏区？”

熊向晖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让胡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蒋要胡用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固守。如日军过河，进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国统区保不住，蒋即使想和，也无本钱。前年，蒋派次子纬国到胡的第一师当排长，现升连长，一直驻潼关附近，表明蒋对胡的信任和对这段河防的重视。珍珠港事件后，美要借助中国牵制日军。蒋军常败，使美失望。蒋怕美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去年，罗斯福派特使威尔基来华考察，蒋专门安排他巡视潼关守军和工事，检阅胡的精锐部队第一军的一个师，借此显示蒋有力量、有决心抗日。蒋标榜抗日，这可提高他的地位，取得美援，更需胡宗南固守河防，‘东御日寇’。蒋、胡早想侵占边区，但因既要‘东御’，又要‘内慑’，无力北进，这次蒋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击中要害，蒋、胡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

周恩来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

熊向晖说：“我一度认为胡可能成为‘夏伯阳’，但这是幻想。胡受蒋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效忠、服从。蒋抗日，他拥护；蒋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自宜川沿黄龙山北麓经洛川至甘肃环县长达1300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切，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着，给我看过，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致函张学良。日美开战后，他请求过河反攻，蒋未准。黄埔杜聿明等率远征军出国作战，他很羡慕。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这次蒋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情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聪明；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又紧握熊向晖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之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几位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熊向晖坐的汽车，另给熊向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熊向晖才意识到，熊向晖接周恩来时，他问熊向晖姓名后，叫熊向晖稍等，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熊向晖在七贤庄逗留提供借口。熊向晖还意识到，把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给熊向晖，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问熊向晖：你在七贤庄等的那一会儿，“八路”同你谈些什么？熊向晖可以说，他们忙着找书报、打捆，让我看杂志。

周恩来一行于7月13日离西安去延安。军统西安站为了表明恪尽职守，送来综合报告。其中提到有一人坐胡宗南的专用汽车到七贤庄，接送周恩来。去接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去送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带走几大捆东西，看不出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此人拿走几本反动刊物。熊向晖送给胡宗南，他看后哈哈大笑，高兴地说：“周恩来在西安，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周恩来与胡宗南对决，胡宗南在情报战中败得不明不白，在酒场上也没有占上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