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武装。该部队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兼任政治委员，同时项英还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等要职。

叶挺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岛上的广东陆军小学，比黄埔军校还早一辈。又到保定军校上学，成为蒋介石的学友。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叶挺就是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营长，孙中山蒙难时，他坚守总统府达六个小时，经调停，双方同意停火后，他组织部队掩护孙夫人冲出险境，自己跳墙脱险。北伐中，他率领独立团连战连胜，成为北伐先锋，在北伐军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八一南昌起义时，他代理前敌总指挥；起义失败后，他又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再失败，他再次化装进入香港。因不满广东省委一些人的错误结论，出走苏联，结果留下了“脱党”的罪名……

项英虽然名为副军长，但地位特殊。他资历很老，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月参加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2月，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讲授工人运动等课程。1928年6月，项英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兼军委主席，主持中央局的日常工作。1933年5月，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增补项英为军委委员，并决定在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到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主持军委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中共中央决定项英等人留下坚持游击战争。

1938年1月6日，经蒋介石同意，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此后，项英与叶挺、陈毅等一道，领导新四军，积极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完成了向北发展，建立巩固的苏中、皖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在大江南北收复大片国土，建立苏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从成立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1940年的10万余人，对日作战4000余次，歼日伪军9万余人，奠定了长期坚持华中抗战的基础。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中共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1938～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除了在工作上分歧甚多之外，在生活方式上，两个人也相差很多。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第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在项英看来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叶挺的困难处境，周恩来和叶剑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们当天便向延安发了一个电报，请求中央批准叶挺的建议。

中共中央很重视叶挺的意见，很快作了批复，回电表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但由于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叶挺依然没有发言权。自尊心很强的叶挺感到难于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后在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挽留下留任。

1939年2月，周恩来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为了保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战略方针在新四军中真正得到贯彻，他在军部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为调解叶、项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意义，就由来已久的叶、项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要求项英主动地采取团结叶挺的具体行动，并严肃指出：团结叶挺是新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

对于周恩来这些富于原则性与情感的耐心劝导、批评，项英表示愿意接受。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

7月底，叶挺回到了皖南。这次叶挺回来之后，项英主动向叶挺表示友好，工作上尽量做到多和叶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关照，隔三差五还到叶挺那里，和他一起吃顿小灶，有时饭后还要下几盘象棋。项英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诚，所有电文都送叶挺过目，由两人联合签署，慢慢地，也将自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诉了叶挺。

项英与中央主要的分歧是对于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央曾多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刘少奇、陈毅、粟裕等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项英由于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仍然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不少很长的电报，还是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在军内，项英与陈毅也是一对“冤家”，经常为工作的事情吵得一塌糊涂，如果几天两个人不吵架，大家反而觉得不正常了。两人同在腥风血雨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又坚持了艰苦的南方游击战争，因此还是有感情的。陈毅每次去军部开会或办事，从不到别的地方住宿，每次都是在项英的房间里，靠着项英的床支一块门板凑合着睡。

一天晚上，项英同陈毅在分别快半年之后又睡在了一起，陈毅一边抽烟一边问项英：“你知道军部村头那块大石头叫什么吗？”

“那是块‘簸箕石’嘛，常听老乡说着‘簸箕石’朝村子开，招财进宝能发大财。军部住在这里，也图个吉利。”项英躺在床上看书，头也没抬地说，“哎，你问这个干吗？”

陈毅变得认真起来。“我说同志哥，这种地势，做生意可以发财，但屯兵可就犯了大忌了。”

“此话怎讲？”项英不由得抬起头来。

“我的同志哥，你也不想想看，国民党七个师从三面包围你，像不像一个簸箕？唯一开的一面还向着日军占据的长江，凶多吉少啊！”

项英心里一颤，问道：“依你陈毅之见呢？”

“当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到江南去，打开苏北的局面，可望逢凶化吉。”

“我算看透了，你卖了半天关子，不就是想让我去投奔你嘛。”

“岂敢，岂敢，我陈毅是欢迎军部首长的。”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其实项英早就意识到云岭非久留之地，但他的开拔计划不是东进，而是南下。他认为苏南、苏北沿江临海，自古以来就是商家云集之地，工业厂矿密集，发达富庶，既是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又是日军入侵重地。新四军掺在这其中捞不到什么好处，说不定还会被一点点蚕食掉。而南边的形势就截然不同了，日军为了扩大控制范围，必须打通浙赣铁路，向上饶、金华入侵，国民党的部队届时自然撤走。新四军可以趁机开过来，在那里发展根据地。项英的目光始终盯在天目山、黄山、四明山，甚至希望能在那里重新恢复当年的中央苏区。他给自己的这个宏大的构想起了个名为“三山计划”。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项英虽未向任何人进行过论证和探讨，却一直在暗中做必要的准备，他把众多的主力部队和军政干部留在身边，不愿撤出去，用意也正在于此。但是，国民党则把反攻的黑手悄然伸向华中。新四军七个团的主力部队被项英留在皖南军部附近，处于国民党重重包围之中，难以有所作为，陈毅、粟裕在皖南掌握的部队不过3000人马，留在苏北的苏皖支队和挺进纵队也不过三个团。兵力分散，各自为战，实在难以御敌。而顾祝同纠集了五个正规师和一个旅，大举向新四军逼近……

陈毅曾几次忧心忡忡地向项英进言，请他率军部和主力到苏南来，进而打开苏北的局面。而项英却在东南局军分会联席会议上，大谈就地挫败敌军进攻，然后向浙闽发展，并把自己的设想报告中央。

1940年1月14日，远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收到项英的电文，五天后复电指出，新四军应向北发展，至于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活动要由今后的形势来决定。皖南军部处于国民党五个师的包围之中，应向陈毅靠拢。

陈毅看到中央的电报后，深受鼓舞。他趁热打铁，再次奉劝项英移兵江南。这时，项英一度放弃了自己的念头。陈毅心里总算踏实了，回到江南指挥部后，立即着手准备，欢迎军部机关及新四军主力东移，同时布置江南部队北渡。他还专门命令作战科科长吴肃组建一个侦察小组，军部也组成了由作战科科长李志高带领的调查组，双方在军部东移的160公里地段上周密勘察，设想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测，相互约定了电台和联络办法，制订出应急方案，以确保军部安全。

可谁知，不久项英就变卦了。

1940年3月，项英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去苏南传达中央2月1日发布的《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同时向陈毅解释军部一直迟迟未动的缘由。袁国平是黄埔四期学生，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期间在叶剑英教导团任参谋。先后担任过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代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袁国平留守陕甘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委。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国掀起抗日高潮。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成立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任命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非常合适。

陈毅一听说军部东移计划搁浅，自己的一片苦心付诸流水，顿时火冒三丈，哪里容得进去袁国平的解释，当场发起了脾气。袁国平招架不住陈毅的“政治脾气”。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如坐针毡。

“中央对此有什么指示？”陈毅余怒未消地问。

“中央的指示与你思考的大致相同，已经批评了军部的做法。”袁国平如实相告。没想到这下更捅开马蜂窝，陈毅腾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大叫：“中央有指示，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军分会副书记白当啦！”

“是……是项英的意思。”

“简直是无法无天，愿意传达的指示就传达，不愿意传达的指示就压下，这是共产党的干部吗？你回去让项英转告中央，我陈毅的电台要直接同中央联系！”

不久，中央来电批准了陈毅的请求。项英对此大为不满，这不是将新四军一分为二吗？但迫于中央的压力，他表面上又不好发作。

1940年4月21日，陈毅与粟裕联名致电中央，希望能通过中央向军部施加压力。5月4日，毛泽东发来了决定新四军命运，也是裁决项、陈之争的回电：不应强调华中特殊而坐失发展时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并有步骤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毛泽东还以党中央的名义规定此电报，苏南由陈毅传达，项英只负责传达皖南。这是项英万万不能接受的，他暗暗后悔不该让陈毅直接同中央联系，一连几天，项英的脸色极其难看，脾气也大得吓人，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搞得大家都远远避着他，生怕因什么事撞到他的枪口上。“事已至此，经过几天的思索还不如撂挑子算了，让毛泽东另请高明去吧。”项英打出了最后一张牌。5月11日深夜，他悲愤地坐在灯下撰写给中央的辞职电文。

1940年5月23日，中央对项英要求辞职的报告作出了反应，复电明确指出，项英领导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战中是有成绩的；项英只是犯了某些个别错误；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仍由项英担任；当前时局严重，望团结一致为实行中央路线而奋斗。

军部北移的事一拖再拖。一来二去，就到了1940年底，此时国民党对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40年10月，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皓电”，指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遵守划定的战区范围，随意开动，不遵守编制数量自由扩编；不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任意破坏改变行政系统；不积极抗击日军却专事骚扰友军等，并限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面对蒋介石的指责，延安方面在20天后作出了强烈反应。

在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的第二天，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便召集战区长官部所有人员开会，他在讲话中丝毫没有透露任何对付新四军的策略。顾祝同的开场白中说：“正副总长在皓电中，命令共产党的江南部队限期北移，这些部队大都在我第三战区管辖之中，配合友军渡过长江，通过日军占领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抽调兵力，沿途设防，给予他们有力的掩护。”

顾祝同是蒋介石保定军校的同学。黄埔军校成立后，被蒋介石叫去，任战术教官。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团的时候，他任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参加了两次东征和两次北伐，此后的中原大战、“围剿”中央红军、追击长征红军、镇压第十九路军，每次都有他的份儿。经过近20年的征战，到1940年，他已经从一个黄埔军校的战术教官，升迁到第三战区长官，指挥着六个集团军和一些杂牌部队，加起来有40万之众。他与蒋介石私人关系甚好，有事直接请示蒋介石，这与他在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的经历有关。

散会之后，顾祝同责成战区情报处主任卢旭密切注意新四军动向。卢旭在一次长官部汇报会上，宣布了一份军委会的电令：“蒋委员长极密手令，新四军北移是假，南窜是真，欲南进黄山、天目山、四明山建立三山根据地，须严加防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由情报室搜集整理出来的关于新四军的情报，几乎千篇一律地强调新四军意欲南移，此后，顾祝同与蒋介石反复秘密商讨，工作方针也突然变了，不再提对付日军的事，而是要各处室制定对策，对付新四军的南逃计划，拟订部队堵截计划及新四军行军路线。

顾祝同作为战区最高统帅，他要统一筹划，运筹帷幄，现在能够把他的意图变为行动的只有两个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和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从个人感情上讲，他更喜欢用上官云相。顾祝同、上官云相、叶挺三个人都曾在保定军校学习。只是这年夏天，军事委员会调整全国军一级部队时，砍掉了第二十九军，使上官云相的名下只有一个军的兵力。唐式遵不仅拥有重兵，而且是川军中老资格的地头蛇，可不知为什么，顾祝同偏偏看不惯他，他打算起用上官云相。

再有几天就是新年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却没有一点节日气氛。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研究决定部队的行动计划。对于这次会议，项英显然已经做了精心准备，他在开场白中巧妙而艺术地流露出自己的计划：“今天的会议，只有一项内容，大家都知道，第三战区和延安已经几次来电催我们北移。国民党不准我们向东走，向北走又走不通，我们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可以向南走？首先请叶军长作指示。”

叶挺心里一沉，你项英把路都堵死了，我还往哪里去呢？我是一军之长，岂能让你牵着鼻子走，况且你那套南进计划根本就行不通。

“关于这次北移和行军路线，我坚持仍然向东。比较而言，那是一条最安全的通道……”

“蒋介石和三战区明令禁止我们向东。违令的后果谁能负得起？”项英生硬地打断了他的发言。

会场上突然静了下来。只有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蜡黄着脸，一阵阵不停地咳嗽。作为一个副参谋长，两个主官发生严重分歧，他确实不好说话。周子昆来皖南之前，肩负着毛泽东的嘱托，化解新四军领导间的矛盾。结果，新四军领导之间矛盾不可化解，这让他无所适从。

叶挺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接着说：“归结起来，我们北移只有以下三条路线：一是向北由铜陵、繁昌过江，蒋介石希望我们走这条路，这条路的优点是距离近，当天晚上就能渡江，不利条件是国民党故意把我们的行军路线泄露给了日军。二是向东沿马头镇、孙家埠、郎溪、南渡镇、竹簧桥经苏南渡江；第一、二支队东进和前不久军部非战斗人员撤离时走的都是这条路；三是向南绕道茂林，经族德、天目山、宁国至溧阳渡江北上。我这次赴上饶时曾沿途勘察过，地形极为复杂，要隘重重，易攻难守，一旦陷入包围，插翅难飞……”

项英直截了当地说：“我反对向东，那样会为国民党制造借口，他们会以‘抗命’的罪名围攻我们。”

“我可以带着卫队先期赶往第五一二师，把师长扣起来强令他的部队让路。”叶挺说着，激动地从罗圈椅上站了起来，他相信自己有绝对的把握。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反对叶挺独闯“虎穴”：“军长，你这是拿生命开玩笑，上报给延安也不会同意。”袁国平担任过红四师党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是个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同志。

周子昆坐在那里，除了咳嗽，一言不发。军长、副军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四个新四军主要领导之间意见不一致，导致会议再次陷入僵局。

许多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使屋里的空气变得浑浊而迷蒙。这时不知是谁，提出了分批北上的方案，认为既机动灵活，又不至于全军受敌。大家开始乱哄哄地议论起来。项英对这种误导大为恼火。他用手重重地拍了两下桌面，严肃地说：“大家静一静。”

会场上再次平静下来。

项英果断地说：“现在时间非常紧迫，我们不能再这样争执下去了，既然向东、向北都行不通，我以军分会的名义提议向南开进，刚才军长讲了，这条路沿途崇山峻岭，难以行军，听起来非常不利，其实不然，在山地丛林里打仗，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大家想一想，三年游击战争，我们哪一支部队不是在山上坚持下来的？我们走这条路，就是打起来，我们也不怕。我们可以以己之长制敌之短。”

叶挺坐在那里，气得肺都要炸了。这是大部队行军，能同当年的游击战争相提并论吗？三条北移路线中向南开进危险性最大。为什么要固执己见呢？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长拍板，他为什么要独断专行啊！叶挺越想越气，胸闷得有些喘不上气来，他脸色难看地拎着文明棍走出了会议室。

能够同项英抗衡的陈毅不在这里，敢于提意见的张云逸、邓子恢和谭震林又走了。周子昆和袁国平对项英不好顶撞，这就使项英的南进计划作为军分会的决定得以通过。

会议决定把部队临时编为三个纵队，动员工作简单而匆忙，三个纵队的十几位领导接受任务后马上回去组织部队做北移准备，许多人把不便带走的文件及宣传品在院子里放火焚烧，大大小小的火堆随处可见，到处是急匆匆的脚步和风风火火的身影。

行军路线只有纵队一级的首长知道，下级军官和部队一无所知。军工厂、医院、印刷厂的员工们比战斗部队要忙得多，他们按照项英的指示把那些庞大的机器设备一样样地拆卸开，小件由人携带，大件由骡马驮运。到处是忙乱的身影，看上去像是一场大搬家。

1月4日深夜，乌云笼罩下的皖南一片漆黑，项英宣布部队分三路出发，第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第一纵队和第三纵队分别为左、右路，同时开拔。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与军直随同行动，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也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一起转移。

部队出发不久，寒风裹着冷雨紧一阵慢一阵，道路泥泞不堪，眼前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给9000多人行军带来了极大不便，临行前准备的灯笼倒是全派上了用场。远远望去，像一条炫目的火龙起伏着在山峦间缓缓游动着……部队出发前，项英命令撤掉电话线，断绝同外界联络。

而第三战区国民党所部密切关注新四军动向。早在元旦的前一天，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还来电询问部队有没有困难，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他已经被蒋介石指定为消灭新四军的总指挥，他借熟人关系给叶挺打电话，实际上是探听消息。叶挺当然对他保持警惕，摆了一大堆困难，却只字未提部队出发的日期。上官云相由此错误地认为新四军北移至少还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谁知1月2日上午8点钟，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无线台台长突然报告，新四军的电台电话信号中断，连续呼叫两个小时，仍然没有回音。上官云相心头一震，立即回到自己的指挥位置。此时，除了总部的电台继续寻找，友军的几个电台也在同时呼叫，邻近的第五十二师迅速派出通信部队查修电话线。当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查线分队查到与新四军防区接合部时，在一座小哨楼，被新四军两名通信哨兵拦住，并告诉他们：“既然你们那段已经检查了没有发现断线，那一定是我们防区内的线路出了毛病，我们立即通知通信人员抢修。”

第二天线路依然不通。

次日夜，上官云相守在电话机旁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总部的几位高参几次催他回去休息，他却没有动身。一直到天亮，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新四军的消息。

天刚蒙蒙亮，他便命令第五十二师派战斗部队随同通信分队行动，查到找新四军的下落。通信分队在两个武装排的配合下再次沿电话线出发，找到昨天那座哨楼时，哨兵早已不知去向，再往前查，电话线也不见了。

1月4日，新四军出发的前夜，一开始便显得怪异。冷风一阵紧似一阵，转眼间，黑压压的乌云就把天空笼罩得像一个巨大的锅底。兵马未行，气候突变，可不是好兆头呵！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叶挺心里有些发毛。他焦虑地命令副官：“快打电话告诉项副军长，部队立即出发！”

黑压压的部队开始向章家渡转移，简陋的浮桥上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官兵，使得本来就不牢固的浮桥在一阵不堪负重的吱呀声中摇摇欲坠，过江心切的士兵见此情景，更是一窝蜂似的往前挤去，生怕桥身塌陷后要蹚水过河。那些不堪负重的驮马也被主人牵着挤向浮桥。

浮桥很快坍塌下去了，几千名新四军将士绝望地滞留在江边。枪械的撞击声，骡马的嘶鸣声，指挥员的喊叫声，风雨声，河水声汇成巨大而浑浊的声浪……

从云岭到茂林只有20公里路，平时两三个小时就能赶到，这次却整整奔波了一夜，而且许多战士中途掉队。项英不得不命令部队在一个叫潘村的地方临时停下来，等收容完掉队人员再赶路。

潘村这个不大的村庄里，一下拥进几千人马。拥挤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后来的官兵只好挤在屋檐下躲雨。已经是下午2点钟了，掉队的战士还没有完全归队，由于被冷雨浇了一天，又脱衣过江，许多战士染上了流感，军部派出的卫生员背着药箱到连队诊治，房东们也纷纷用大锅煮姜汤为战士们驱寒。

军部临时设在村中一座破败的四合院里，参谋人员忙着收集部队的行军情况，项英、叶挺、袁国平、周子昆也顾不得休息，挤在一间屋里开碰头会。

黄昏时分，这支疲惫之旅再次踏上征程。叶挺没有想到，就在部队滞留茂林休整时，上官云相已接到查线分队的报告，并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新四军的情况作出准确判断。经顾祝同批准，在上官云相的亲自指挥下，除留下少数部队构筑对日军的防线外，其余各部倾巢出动，第二十五军主力作为中路军向泾县方向推进，第五十军作为左路军向太平以东集结，第二游击区部队守备原来的防区，并负责监视大茅山方向的新四军，此外，第二十五军抽出最具战斗力的第四十师向北搜索新四军的行踪，并及时抢占有利地形。

至此，共产党的黄埔与国民党的黄埔形成了奇妙的对峙。两军在布阵上如出一辙。与新四军军直机关同时行动的第二纵队在经过王岭时，恰好同搜索至此的国民党第四十师的一个团遭遇，双方激战许久。彼此均有较大伤亡。新四军第二纵队先锋部队处在山隘中非常不利的地势，虽拼死相争，攻下许多山头，但终因第四十师提前占据有利地形，又有炮火支援，因而无法打通进军的道路。

骤然响起的混乱枪声，使得叶挺心里一惊，他知道枪声一响，后面的路就难走了。7日上午，天空依旧阴雨连绵。军部机关从一夜混战，此起彼伏的枪声中赶到王岭山下的百户坑，一下马，参谋人员便忙着在几间陈年的茅草屋里挂地图、架电台，了解各路人马的行军情况。电台“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和报务员焦虑的喊声响成一片。叶挺带着周子昆去前线了解战况。项英和袁国平在临时指挥部坐镇，听取汇报。

“情况都收集上来没有？”项英不安地问。

“正在收集。”袁国平说。

“快让人把已经收到的电文拿来。”

袁国平亲自小跑着出去了。不知什么原因，第一纵队的电台始终没有联系上，第二纵队报回来的情况说，部队拼死向前开进，但星潭早已被敌第四十师抢占，几番强攻，都未奏效。比较而言，第三纵队还算走运，打下高岭后已分路南下，目前正在距星潭15华里处的牛栏山与第四十师第一一九团激战，战斗进展比较顺利……

项英推开电报，对着军部通信处处长大发脾气：“一纵队为什么联系不上，马上向我汇报一纵队的情况！”

“是，是。”通信处处长连声应着退出去。(www.daowen.com)

这时，叶挺湿淋淋地从外面闯进来，嘴里一连串地唠叨着：“情况糟糕得很，要马上开会，制订新计划。”

袁国平则关心地说：“先弄些东西填填肚子吧，七八个小时没吃东西了，肚子饿得慌呢。”

没有人提反对意见。炊事员很快弄来些现成的食物，大家开始狼吞虎咽起来。气氛异常沉闷，几个人都闷着头各吃各的，谁也不跟谁搭话。下午3时，项英在隆隆的炮声中，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军分会扩大会议。会议在百户坑村外一间当地人用于炒茶叶的低矮破旧的草房里举行。叶挺、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谢忠良、张正坤、黄火星、周桂生、胡荣、张元寿、叶超、李志高、李步新等人参加了这次扩大会。饶漱石因为有事，会议开到一半时才匆匆赶来。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上官云相调集第一〇八、第五十二、第四十、第一四四、第七十九师和新七师，以及处于二线的第六十二师等七个师，近8万人的兵力从东、南、西三面对茂林地区进行重重包围。

新四军首脑人物长达七个小时的争执，在晚上10点钟宣告结束，叶挺正确的意见再次被否定了，最后一线生机被扼杀了。这支年轻的抗日新军从此走上了充满悲苦和死亡的旅途。

苍茫的夜幕下，军部随同第二纵队开向西侧不远的星潭。部队在黑黝黝空荡荡的山野里摸索着行进。两个小时后，前哨来人报告，前面不远处发现一个只有几间茅舍的小村子。

“报一下此地的方位。”项英把头转向作战参谋。

“报告项副军长，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向南是高岭、镰岭，向东是王岭，向西出高坦可抵茂林，报告完毕。”

项英看看表，时针已经指向凌晨3点，决定在此宿营，部队就在身边的树林里露宿，军部首长和作战机关在茅屋休息。

8日中午，军部与第二纵队匆匆改后卫为前锋，把部队撤回来，改向西南方向前进。这便是项英从高岭进军太平，再由太平抵达黄山的战略方针。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使项英大吃一惊。部队发现走错路线时，已经沿一条岔道向镰岭方向走出十几里地，与撤下的特务团相遇，这不仅再一次丢失了宝贵的时间，而且严重挫伤了部队的士气。项英站在一个小土堆上，焦急地分派任务：“三团在前面开路，五团在最后收尾，特务团留在原地阻击敌人，为部队行动争取时间，各团队马上开始行动。”

部队出发前，副参谋长周子昆命令第三团提前行动，迅速越过军直机关，到前卫的位置上去。然而，由于山路崎岖狭窄，夜色漆黑，又下着淋漓的小雨，一个团的兵力要从行进的队伍身边越过是非常困难的，当第三团长带着部队好容易赶到高坦时，敌第一四四师已率先到达，两军顿时陷入一片混战。

这时的军部机关，只好站在雨中，等候新的命令。一切都太晚了，敌第七十九师已经抢先一步。抢占到高岭，与第五团展开激战。敌第四十师、第五十六师、第五十二师分别从南、北、东三面包抄过来。

天色渐渐暗下来，叶挺窝了一肚子火，亲自到一线去指挥战斗。眼前惨烈的激战场面让叶挺无限感慨，他回忆起当年指挥北伐独立团的时候，天天打硬仗，却从来没有觉得像现在这般压抑、这般窝囊。但无论怎么说，打起仗来，到底比无休无止地开会畅快多了。他不听警卫员的劝阻，大步流星向一线阵地走去。

这样军部就被一分为二，叶挺带着作战科科长李志高和部分参谋人员随先头部队向高坦挺进。项英、周子昆和袁国平同军部机关及后续部队一起行动。

项英的部队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到达星潭，由于找不到房子，部队只好在潮湿寒冷的树林里露宿。中午时分，项英按照自己的构想，命令部队进攻高岭。只要突破了这一关，就有可能潜入黄山。然而，现实再一次无情地打碎了项英南进“三山”的美梦，部队急匆匆地向南急行三四个小时，直到遇上赶上来的特务团时，才知道走错了方向，错把镰岭当成高岭了。

“快，快向后撤！”项英急了，有些失态地朝着队伍大喊大叫。

晕头转向的战士们显然被激怒了，队伍里不时传来牢骚声，若在平时，项英是决不会等闲视之的，可是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呢？

光天化日之下，以疲惫之旅仰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高岭，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身缠绷带，满脸血污地退下来，向项英请罪：“政委，部队死伤惨重，却怎么也攻不下来，你处分我吧。”

项英没有正视他，眼睛冷冷地望着远处，无力地摆了下手说：“下去休息吧。”

张正坤踉跄着离去了。

这时，侦察参谋从前面小跑过来。周子昆急切地问：“有什么新情况吗？”

侦察参谋展开一张情报念道：“刚刚得到消息，敌一四四师已从云岭推进到茂林，其他敌人各师也在紧缩包围圈……”这无疑是一声晴天霹雳。项英只觉得眼前一黑，要不是警卫及时上来搀住，或许就倒下去了。叶挺在百步坑会议上预见的情况终于来临了，而他所有的希冀和梦想在这一瞬间通通灰飞烟灭，化为泡影。

袁国平呆呆地立在一边，显然也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他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项英和周子昆说：“看来冲出去的希望已经很小了。”

谁也没有想到项英的卫士刘厚忠冷不丁地说：“政委，我保护你们几个人冲出去！”

“你？”项英望着从来寡言少语的卫士，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刘厚忠迎着他的目光，坚定地答道：“我有把握，我们人少，目标小，可以化装突围。”

项英心里乱极了，他不愿在危难之时扔下部队，独自逃命，更不愿就这样坐以待毙，他总觉得自己以后的路还很长很长，还有许多大事等着他去做，还有许多辉煌的人生高峰等着他去征服！想到这些，他决定采纳卫士的意见，带着周子昆和袁国平及十几个卫士穿插突围。

周子昆和袁国平都没有表示什么异议，于是，由项英率领的一行17个人，悄悄离开部队，很快消失在丛林深处……数小时后，一位作战参谋来到徐家祠堂对叶挺说：“报告军长，项副军长带着袁国平主任和周副参谋长离队了。”

“到哪里去了？”叶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知道！”

像是遭到致命的一击，叶挺摇晃着坐在了地上，现在正是新四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军部首脑机关分裂。三位主要指挥员出走，这不是犯了兵家大忌吗？难道新四军真的要遭受灭顶之灾吗？

叶挺的心里无限伤感，两行泪水缓缓涌上面颊，在夜色里泛着冷冷的青光。夜半时分，雨依旧哗哗地下着，地上的积水越来越多，终于遍地横流起来。枪声在远处的夜幕下时紧时松地响着，谁也闹不清战况进展得怎么样了，几千名官兵只好无望地站在冷风斜雨的旷野上，等候上级的命令。

项英的悄然出走，在叶挺心中投下了一片浓重的阴影。凝重的时间在一点点流逝着。不知过了多久，军部机关的科长、参谋们才找到这里。“军长，拿主意吧！”

叶挺回过头来，极其平静地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大家都是清楚的，造成这种局面，我叶挺负主要责任，但现在不是怪罪谁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事小，把这支抗日军队拉出去，保存下来责任重大呵！”

大家静静地站在那里，屏气聆听，这使叶挺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悲壮感、使命感，他要求大家千万不要声张项副军长离队的消息，组织部队，拂晓前开始行动。

天亮以前，军直属队和教导总队的人被召集起来，叶挺冒雨进行战前动员，在讲话的最后，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声音明显有些颤抖地宣布：“我叶挺戎马半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死，至此突围的紧要关头，我誓与大家共生死，如果我临阵脱逃，你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有权利开枪打死我！”

黑压压的人群里不知是谁带头高呼起口号：“愿与军长共存亡！”“杀出重围去！”“坚决听从军长指挥！”

口号声悲愤激越，在夜幕下久久回荡。

叶挺讲完话后，如实用电台向中央报告了新四军的困境。

天刚蒙蒙亮。争夺高坦的战斗就打响了，军指挥所设在高坦以北的蛇山小高地上。此时，敌第一四四师除投入重兵围攻外，还以猛烈的炮火对新四军阵地轰炸。叶挺回过头来命令道：“把我们的两门迫击炮架起来还击！”

“报告军长，只剩下7发炮弹了。”一位指挥员说。

“给我瞄准了打，一发也不能浪费。”几名炮兵凑在一起，忙活了半天，才把仅有的7发炮弹打出去，一名战士站在旁边大声数着：“1发、2发、3发……”7发炮弹全部击中敌第一四四师阵地，一下子把他们的重机枪阵地摧毁了，第二纵队的官兵顿时高喊着，像潮水一样涌了过去。敌军有些吃不住劲儿了，开始慢慢向茂林方向退却。

第一纵队在裘岭一线与敌第五十七师的激战打得也异常艰苦。部队伤亡较大，但进展顺利，半天多的时间，就拿下了几个山头。

迷蒙的夜空下，石井坑看上去的确像个枯井抑或深坑，方圆六七里被围在崇山峻岭之中，自古以来，兵家行军打仗，向来忌讳在这种地形久留，这一点叶挺心里明白，可部队在夜雨的行军中建制乱得一塌糊涂，指挥员找不到自己的战士，战士们找不到干部，再加上疲惫饥饿，许多人都丧失了走下去的勇气。不在这里扎营又能怎么办呢？

作战参谋叶超见不远处有个司号兵，急匆匆走过去问：“哪个部队的？”

“老三团一营的。”

“快吹联络号。”

急促的号音在黎明的山野里响起来。没想到号音一停，四面的山谷、山腰上顿时响起应答的号声。看来周围都是自己的部队，叶挺马上命令作战科长收容零星人员，整编部队，马上抢占周围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对即将到来的这个白天作最坏的打算。

由于连日行军，战士们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叶挺命令后勤人员拿出所有的经费，去附近村子里购买猪、牛肉。附近只有几个小村子，总共不过百多户住家，后勤人员跑了半天，只买回来有限的牛肉。叶挺为了稳住军心，指示把军部首长所有的马匹全部杀掉，马肉分到部队去。

叶挺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突围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像样的军事会议，重新任免了一批指挥员，对部队的建制也进行了合编和整顿。之后，叶挺简要地讲解了部队的处境和原地守备，相机突围的任务。

这时有人悄悄走过来向他报告，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回来了。

原来，项英带着周子昆、袁国平及十几名警卫人员趁着夜色突出东流山后，在茂密的丛林中转来转去，胡乱闯了半夜，第二天凌晨才发现迷了路，始终在一座不大的小山前转圈子。异常恼怒的项英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件他平生最尴尬、难堪的事情。作为后卫团的第五团在高岭完成阻击敌第七十九师任务后，匆匆撤出战斗，向石井坑转移途中与项英等人意外地相遇了。

“你们怎么在这里呀，政委？”团长徐锦树惊讶地问。

项英语塞了。“是啊，我怎么在这里呢？”

幸亏周子昆还算冷静，立刻上前解释说：“由于昨天又刮风又下雨，同部队走散了，幸亏碰上你们了。一块走吧。”张锦枝显然不满意这样的答复，但又不敢往深里问，只好同项英他们一起往回走。

项英带着十几个人重新回到石井坑时，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他们出走的事情，向他们投来一种说不清的目光，这使项英感到心里针扎般地难受。叶挺闻讯后，大度地派参谋处长张元寿前来迎接他们。这使刚强的项英忍不住眼里涌出一串串热泪。此后的三天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事，敌人先后发动过几次局部攻击，均被击破。

然而，第三天下午，敌第四十、五十二、七十九、一〇八、一四四师共五个师的兵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叶挺急令部队顽强阻击，敌第五十二师和川军第四十师对驻守东流山的新四军第五团和西南面的第三团第二营发起了不间断的车轮战，先是一连一连地上，最后又一营一营地上，同时，密集的炮火铺天盖地地向我方阵地倾泻下来，炸得树木、碎石和支离破碎的血肉四处横飞。

信号弹、曳光弹在石井坑周围划出一道道炫目的光弧，打不散的敌军一次次集结起来向石井坑猛攻。叶挺站在军部指挥所已经能清晰地听到远处嘈杂的喊叫声，他知道敌我两军正争夺前面的一座土地庙，那里是军部最后一道防线了，特务团的第一营坚守在那里，不会出什么事吧？叶挺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紧。但没想到，预感很快变成了现实，一名通信员满身血污地跑来报告，土地庙失守啦。

叶挺急了，大喊道：“周子昆，子昆哪里去啦？”

周子昆应声从后面跑过来。

叶挺命令他：“快派人把土地庙夺回来！”周子昆接受命令，转身组织部队时，突然怔住了，军部的预备队已经全部拉上去了，身边居然一个战斗员也没有了。堂堂的新四军参谋长成了可怜的光杆，这使他顿觉无限凄惨。不一会儿，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带着几个战士跌跌撞撞地跑来，周子昆眼前一亮，快步迎上去，没等刘别生站稳，就断然吩咐他：“刘团长，你快带人上去夺回失守的土地庙，这是军部最后一道防线了，赶快去！”刘别生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周子昆没有给他机会，立刻补充道：“如果完不成任务，你就不用回来见我了。”

25岁的刘别生，疲倦地举起右手，向周子昆缓缓行了个军礼，就带着几个战士跑着去夺土地庙。

刘别生身边的战士不到半个班，而占据土地庙的敌军有数十人。刘别生心想，这次算是死定了。这反而使他变得平静而坦然，带着几个战士猫着腰一点点接近土地庙，敌军的一挺机枪在虚掩的庙门前漫无目标地怪叫着，刘别生在半截土墙前蹲下身去，从一个战士手里接过冲锋枪，趁敌人机枪手停顿的间隙，猛地跃起，一梭子打过去，机枪手来不及哼一声，就一头栽倒下去了。几个战士疯狂地跟着猛打猛冲。庙里的敌军显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许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一命呜呼了。剩下的搞不清虚实，纷纷夺路出逃。

土地庙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夺回来了，刘别生心想，真奇怪，一个营都顶不住的敌人，怎么几个人没伤一根毫毛就拿下来了？他让战士们把敌军丢下的枪械拢到一块堆起来后，又同战士们一道，把敌军的尸体抬出庙外扔掉，小庙里顿时变得空荡而清静，接下来该干点什么呢，他这么想时，四只眼皮开始拼命打架，已经有四五天没睡觉了，刚刚往土地爷塑像前一靠，便昏天黑地地睡过去了……然而，好梦不长。这块土地很快再次失守。

从此，黄埔军官指挥的一支军队对另一支黄埔军官指挥的军队的血腥追杀，变得疯狂起来。

新四军第五团的东流山阵地失守！

新四军特务团的茂林小山阵地失守！

石井坑所有的防线被撕破了！

叶挺只好命令部队各自为战。自己选择方向突围，他带着军部及一个战斗队向大康王方向突击。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随一支部队突破了第一四四师的防线，化装分散从章家渡过河北去。

皖南的山山岭岭，到处是枪炮声，追杀声。失去建制的新四军战士被一队队的国民党顽军包围起来，或乱枪击毙，或用刺刀捅死，或生擒活捉。数千人的军队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这样消失了。

当叶挺率部队赶到大康王时，那里早已被敌军控制，几度交战均未得手。叶挺望着阴沉、昏暗的天空，不禁仰天长叹：“苍天啊，苍天灭我啊！”话没说完，两行热泪已潸然而下。他知道生还的希望已十分渺茫，喊来报务员，一字一句地说：“记录我的话，向延安发报。”

报务员忙拿来电报纸记录。

叶挺在这份电文中说：“此次失败，挺应负全部责任。现已酿成如此后果，我只有拼死赎过了……”报务员发完最后一份给中央的电报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叶挺命令部队停止射击，敌军也停止了攻击。偌大的战场上，一下变得死一般沉静，偶尔从远处的山谷里传来一两声枪响，听上去像梦一样遥远。为了不至于全军覆没。叶挺决定下山同国民党顽军谈判。这无疑是一次死亡之行，但对叶挺来说，已别无选择了。当最后一线突围的希望化为泡影后，他就开始作这种打算，然而，要真正下决心，又谈何容易啊！他拼命使自己纷乱的心绪平静下来，把破旧得不成样子的灰色军装整理一番，努力找回一个军长的风度与威严，在十几个护卫的簇拥下，向山下走去。他知道那些追随他一路厮杀过来的士兵正站在身前身后注视着他，这是多么好的士兵啊，这么危险、艰难、悲苦的时刻，却一步不离地追随着自己，想到这里，他的心里突然一阵感动，他多么想再像往常一样，对他们讲点什么，可此时此刻，还能对这些士兵说什么呢？

两辆美式吉普车和一队骑兵在不远处等着他，他从容地走过去，登上汽车。就在汽车启动的一瞬间，山上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哭泣声。

叶挺与敌人谈判被俘，他先后被押解到上饶、重庆、桂林等地。蒋介石、陈诚、顾祝同等“校友”多次劝降，并以高官相许，均遭到严词拒绝。叶挺在被囚禁的五年多里，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在监牢里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囚歌》，新中国成立后被收进学生课本里，成为人生的教科书。1946年3月，经中共中央的努力，他被释放。4月8日他与王若飞、邓发、博古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述职，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几天后，黄埔战术教官顾祝同亲自签发了悬赏缉拿项英、袁国平校友的电令。电文如下：据报，项英、袁国平率队百余，在章家渡被我堵击后，窜至溪口街换便衣潜逃。查项英系湖北人，袁国平系湖南人……立即发动全县乡、保、甲按户清查，毋使漏网。如能将项英、袁国平交出者，各赏5000元；如隐匿不报，一经查实，定予严惩不贷。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部队遭到敌军的强大攻击下临危不惧，向部队动员：“皖南的新四军就像池塘里的龙，无用武之地，出去就活了。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的新四军！如果有一百发子弹，要用九十九发射向敌人，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袁国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率领部队奋起自卫，多次打退潮水般涌来的敌军。突围中，袁国平带领一小支部队从重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此时，袁国平已身中四弹，伤势严重，昏倒在地。在章家渡过河后，为了不连累同志们，他摸出别在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最终袁国平实现了“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的誓言。他牺牲时年仅35岁。

项英离队后，一直隐藏于赤坑山的蜜蜂洞中，等待北渡的时机。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戎马半生，最后竟死在了随从卫士刘忠厚的枪下。刘忠厚见财起意，为夺得项英、周子昆等带着的军费银元，竟然开枪打死熟睡的几名领导，投奔了敌人。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袁国平、周子昆等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解放军总政治部指示南京军区多方查找，终于寻找到他们的尸骸，并于1955年6月日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

皖南事变，以国民党黄埔的胜利而告终。但是，这种“胜利”代价太大。从此，八路军、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再没有谁相信蒋介石。此后的胜负，只能在战场上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