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使日军仅在四个多月内便侵占了东三省的大好河山。随后，日军步步紧逼，大举进攻上海，侵占热河，妄图吞并整个华北。东北军的广大官兵，一撤再撤，从东北撤到华北，再从华北撤到西北，备尝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之苦，他们迫切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收复失地。张学良对于日本人，可谓杀父之仇、亡国之恨集于一身。

杨虎城指挥的第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也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不抵抗政策深为不满。1935年10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即被蒋介石调至陕甘一带进攻红军，结果，多次被红军击败，伤亡很大，而蒋介石却不予补充兵力，一个劲地催促他们与红军作战。

张学良、杨虎城感到“剿共”不是出路，处于彷徨与不满当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确定，得到了各阶层抗日民众的拥护。随后发生的“一二·九”运动及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在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时，中国共产党加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诚恳地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实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4月9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应邀到东北军驻地西安，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双方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事宜。杨虎城也与红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因此，从1936年春开始，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实际上已与红军实行了局部停战。

蒋介石已经从特务系统听到一些信息，就派自己的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担任“西北剿总”的参谋处处长，政工头子曾扩情担任整训处处长，闵湘帆为“西北剿总”经理处处长，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对张学良进行监督，并在西安设立特务、宪兵、警察等机构120多处。东北军内部印刷的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册子《活路》《文化》都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接着，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逮捕了数名在东北军工作的共产党员；8月29日，又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这就激怒了张学良，他不但派兵抢回了宋黎，而且还包围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此事，后来以张学良“自请处分”为结局，但是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全部无罪释放，这就成了“西安事变”的前奏曲。

为了进一步结成抗日统一阵线，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请他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转告蒋介石，希望互派代表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具体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更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蒋介石于1936年10月22日飞到西安亲自督战。从上海飞来的还有黄埔一期学生队区队长蒋鼎文。蒋鼎文是黄埔系的骨干，追随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平定“福建事变”，干了不少坏事。后担任了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到西安后，蒋介石委任他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实际上是由他来取代张学良的。

知道蒋介石来到西安，红军随即致电蒋介石及西北各将领，重申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蒋介石在临潼对记者说：不论共产党“标榜如何”，“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张学良谒见蒋介石，表露希望与共产党妥协，蒋大为愤怒，严加斥责。鉴于张学良“剿匪”的态度，蒋随即调其嫡系部队到陕西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而后，飞抵洛阳过50岁生日，再次督促各部与红军作战。31日这天，洛阳、南京都举行了提灯会，开始所谓的“献机祝寿”募捐活动，为接受从美国买来68架飞机，举行了仪式。蒋介石也在这一天下达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

红军早已有所准备，从容应战。11月21日，在宁夏环县山城堡歼灭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一部。当时大家并不知道，这是十年内战的最后一仗。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而且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不“剿共”就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调往福建和安徽，让出地盘，由中央军开进陕甘“剿共”。这不但破坏了张、杨在西北的联共抗日计划，而且危及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生存。

当天，蒋介石住到了临潼华清池。华清池在西安西北的骊山脚下，是有名的温泉疗养胜地。蒋介石住下后，很快召见张学良。张学良和他一见面，就争论起来。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等“七君子”，蒋介石拒不答应。张学良气愤地说道：“你这十年，就是袁世凯第二了。”

蒋介石更是气急败坏地说：“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唠叨！”

两人不欢而散。但是，张学良仍在作最后的努力，企图借苦谏，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12月6日前后，他又向蒋介石陈词，叙述当前的国内形势，说明东北军上下的抗日情绪，并表示个人对蒋仍忠心耿耿，可亲自上前线指挥东北军对日作战。说话间，声泪俱下。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学良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矛盾愈加激化。加之张学良的好友由武昌发电报给张学良报信说：据秘密告知，有人在洛阳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钱大均是黄埔军校中校兵器教官，后来成为黄埔系的骨干，追随蒋介石多年，现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其电报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请副司令有所准备。张学良得到这个准确消息，思忖半晌，感到只有破釜沉舟了。

12月8日，蒋介石约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到临潼吃早饭。刘多荃坐在蒋的右边，王以哲坐在蒋的左边。席间，蒋满脸怒气，三人都没多说话。饭后，蒋介石站起身，先对刘多荃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

刘多荃沉思一下，直言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

蒋介石不满地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争只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

蒋介石把刘多荃打发走后，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厅去。刚一进门，蒋介石就气愤地对王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

王以哲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说：“没有，没有。”回到西安，王以哲赶紧向张学良汇报：“坏了！咱们和红军的往来电报，委员长都晓得了……”

10日晚9时许，张学良召集手下的几个军长、师长到副总司令公馆开会。王以哲、刘多荃等人先到，这时。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走进门。他一进屋，张学良就说：“我要造反！”

于学忠当时未明白造什么反，愣了一下。张学良进一步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决定要扣蒋。”

于学忠问：“如蒋不同意（停止内战），第二步怎么办？”

张学良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则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话到此处，形势已很明了。大家都同意张学良的重大决定，随后即分头按计划开始行动部署。

11日白天，张学良照例去华清池见蒋介石，汇报工作，继续力谏。仍没有结果。晚上，以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名义在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晚8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回到金家巷公馆，他把东北军高级将领召集来。当着众人面，他指示孙铭九：“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没等孙铭九回答，张学良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正待孙铭九转身退出时，张学良回过头，眼睛紧紧地盯着孙铭九，问：“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

孙铭九立正回答：“有把握！”

张学良大声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学良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厉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

孙铭九敬了个军礼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张学良又命令白凤翔和刘桂五：“你们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

两个人点点头，问：“红军和杨虎城怎么办呢？”

张学良说道：“都安排好了，你们去临潼的汽车和部队也准备好了。”

会场一阵沉默，张学良想了想，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随后，当场发给随从人员12支手枪，关照着：“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

白凤翔郑重地说：“反正就是要活的不要死的！”

张学良笑了一下。“特别注意不要伤害他。”他看了一下表，“你们现在如果有事，可以回家，晚上12时集合出发，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休息也行。”大家知道事情的保密性，除了个别人需要回去调动部队，其他人都没有离开。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东北军开始行动。他们冲至二道门，首先与蒋介石的卫队接火。当时蒋介石的卫队只有一个区队（相当于一个排），区队长毛裕礼当场被打死。黄埔系骨干钱大均听到枪声跑出去，被子弹由前胸穿过，跌坐在墙边。他见前院双方还在枪战，知道抵抗无济于事，于是强忍疼痛，大声呼喊：“我是钱主任，你们双方都不要开枪！”

蒋介石的卫队停止抵抗后，东北军冲过来。有人认识钱大均，看他伤得不轻，赶紧送去医院抢救。

蒋介石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吓得浑身发抖，披着睡衣跳下床。听到外面枪声很紧，知道事情不妙。这时，几个随从人员也跑进来，急忙拥着蒋介石向后门跑去。可后门锁着，一时打不开。项传远（黄埔一期）指挥宣铁吾（黄埔一期）、居亦侨（黄埔六期）等让侍卫人员搭起人梯，让蒋介石踩着这些人的肩膀翻过围墙。蒋介石一落地，便摔得“哎哟”大叫一声。原来围墙内低外高，蒋介石从墙头跌到墙外的乱石堆上，当时脊骨便伸不直了，还摔伤了腰和脚，鞋也丢了。跳过墙的项传远急忙背起蒋介石逃到山腰，让他躲在一块大石头后边的乱草丛中。

激战两小时后，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首先冲进了蒋介石卧室，发现被窝尚温，假牙放在床旁桌上，院子里专车还在，因此断定蒋介石未跑多远。孙铭九迅速命令分兵搜山。卫队营第七连指导员张化东和排长陈孝宽与两名士兵，搜索到后山半山腰一块大石头附近时，搜查到了蒋介石和他的一名卫士。蒋介石上身穿绛紫色夹袍，下身只有一条白色单裤，光着双脚，隆冬的西北寒夜，加上又惊又怕，50岁的蒋介石瑟瑟发抖，缩成一团。士兵把他架出石缝后，他却装腔作势叫道：“我是领袖，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当得知是东北军时，即摆架子说“我要见你们的长官”，还不肯走。第七连指导员张化东看他耍赖不走，生气了，踢了他两脚，让士兵们死拖活拉地架他下了山。

早上8时左右，蒋介石被送到西安城，安置在杨虎城绥靖公署所在地的新城大楼，后又搬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同时被拘捕的还有随从蒋介石来西安“督战”的中将参谋总长陈诚、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上将卫立煌等人，还有住在西安招待所的蒋鼎文等十余名高官。

9点30分，张学良来了。蒋介石神色突变，仍呆坐在椅子上，继续出声长吁。张学良上前问候：“委员长，受惊了！”

蒋介石看看他，不答话。

张学良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

蒋介石这才喃喃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国民党中央军所在地），送我到洛阳再谈。”

张学良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介石一听让“群众公裁”，方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很有可能被砍头。他赶紧挣扎着直起腰，却又疼得一咧嘴，重又瘫坐下去，争辩道：“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还是把我先送洛阳再谈。”说完，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

张学良看他这个样子，径自走了。此后，蒋介石要见省主席邵力子。张学良派人把邵力子找来。邵力子来了以后，蒋介石说了几句话，看到了东北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站在门外，突然拍桌子斥责道：“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说着，站起身，将门“砰”的一声关上。

宋文梅毫不客气地又把门推开，说道：“委员长不要生气，我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

邵力子也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黄埔）军校八期的。”

蒋介石狡猾得很，顿时转成笑脸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还记得！”

邵力子走后，蒋介石向宋文梅要笔纸。宋文梅取来后放在桌上。

蒋介石默想了一下，便给宋美龄写了一份电文：

南京蒋夫人：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蒋介石写好后交给宋文梅，问：“是否可以发出？”

宋文梅说：“让我请示一下。”

下午，张学良去看望被扣押的黄埔系骨干蒋鼎文，一年前，张学良参加在庐山的高级要员会议，与蒋鼎文同住一室数日，二人围坐炉旁夜话，无所不谈，也是熟人。他说：“铭山兄，受惊了！对不起，现在通电已经发出，列有兄等大名，有何意见，请不必客气。”(www.daowen.com)

蒋鼎文说：“你有国难家仇，急于抗战，此点我深知。而且同情……不过你认为，攘外内自安，蒋先生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所不同者只此而已。”他还要求张学良特别注意蒋介石的安全。

宋文梅请示过后，张学良答应将蒋介石的电报于当日发出。之后张学良去了几次，蒋介石不是不谈，就是争论。看看已过了两天，张学良心里有些着急，暗自盘算，中共为何至今没来联系……

当时，南京国民党内部对“西安事变”的主张分为两派：一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趁此搞死蒋介石。另一派以宋美龄为首，主张先不讨伐，派人看具体情况，设法营救。何应钦则不顾宋美龄，即颁令讨伐，并派飞机到西安上空示威，而宋美龄则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劝他们不要听从何应钦的命令。

宋美龄于是央求端纳（澳大利亚人，代表英美利益并先后做过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顾问）乘飞机去西安。端纳14日下午4时乘飞机到西安上空投下了一封英文信，说是奉蒋夫人之命来看少帅，如同意他来，就在飞机场上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张学良让发信号，同意其飞机着陆。

端纳见到张学良，递给了他两封信。并让他看。张学良首先看了宋美龄给自己的信，信中说：“你和委座向有深交，要好好处理，不要操之过急。”

而后，张学良也看了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现在南京的情况是‘戏中有戏’。”

张学良很快把给蒋介石的信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完信后流下了眼泪。

端纳经允许，见到了蒋介石，把自己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情况和南京方面情况告诉蒋介石后。蒋介石同意张学良提议的要宋子文来西安商谈的建议，且亲笔手谕嘱张学良让蒋鼎文随同端纳返南京制止讨伐西安，防止发生战争。12月21日，端纳乘飞机回到南京。在宋美龄家里，大家几经商讨，他们决定第二天飞赴西安。同去的还有宋子文（宋美龄的哥哥）和戴笠（黄埔一期）。

此时，戴笠的日子很不好过。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杀人如麻，特别是杀了很多共产党人，此刻去西安，他料想可能是有去无回，心中不免不寒而栗。另一方面，“西安事变”发生后，黄埔同学纷纷攻击戴笠，言辞激烈者喊出：“应杀戴笠以谢天下。”有黄埔同学当面责问他：“你负特种工作责任，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也有同学写信给他：“校长如有不测，我们将找你算账！”这种种言辞，都让戴笠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12月22日，宋美龄、端纳、宋子文、戴笠等一行人向北飞去。机翼下，南京的军队正沿着铁路向西安推进。宋美龄有点紧张，快到目的地时，她更加紧张。飞机滑行着陆之前，她把一支左轮手枪塞进端纳手里，恳求道：“如有士兵碰我，你就开枪打死我。”

飞机停稳后，张学良第一个走上前来迎接。

但戴笠刚走出机舱，即被张学良的卫士抢先逮捕，缴了手枪，立刻送往少帅公馆的地下室扣押。这也是提防这个特务头子干出人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戴笠被推进地下室，听到门外哨兵的脚步声，不由自主地顺着墙壁滑坐在地上……到了第二天，见还没有人来探视，他心已凉了。他拣了一张纸片，掏出笔来写着：“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禁，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12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西安事变”的发生，令世界一片哗然。在事变的第二天，苏联《消息报》发表社论，提出“西安事变”可能引起内战，如果内战爆发，无异为侵略者开路，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英美舆论也纷纷主张中国局面和平，强硬对日。日本则乘机挑拨南京政府与西安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的关系，以便趁火打劫。国内人民，尤其是张学良、杨虎城的部下将士和西安人民，多数主张杀掉蒋，而张学良看到大家的看法不一致，也拿不定主意，因此他盼望中共代表共商解决。给中共中央发电，请求派人来帮助解决。

延安也在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接到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电报后，中共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罗瑞卿、李克农、童小朋为随员去西安协助解决问题。17日，周恩来等乘坐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

12月22日，蒋介石见到了从南京乘专机赶来的宋美龄，他吃了一惊，从床上坐起来，两手搭在宋美龄双肩上，脸都变色了：“……我告诉子文不让你来，你怎么真的来了，你入虎穴了！”

宋美龄泪如雨下，说：“你受了伤，我来看你呀。”

蒋介石说：“我今天早晨打开《圣经》，正好看到‘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一句。我一思忖，就知你要来，果然你就来了。”

宋美龄听到这里，不再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小手帕来蒙住脸，两个肩膀抽动着哭个不停。

傍晚时，张学良带来一个计划与宋美龄商讨。他说，在西安有一个人，如果蒋夫人愿同他会谈，可以利用他的影响使委员长获释：“他是共产党人，名叫周恩来。”

共产党人周恩来，蒋介石当年黄埔军校的战友。10年来，二人兵戎相见，对决在战场，从没有再见过面。而且，不论是宋美龄还是蒋介石，10年来都未曾同一个公开的共产党人说过话。宋美龄望望端纳，拿不定主意。她问：“我要不要见他？”

端纳耸耸肩膀：“不用说，当然要见。”

24日晚，张学良去见蒋介石，说周恩来先生要见他，蒋介石立即摇手：“不见不见！”

正说着，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已走进屋来，蒋介石窘迫不安，想从床上坐起来，但摔伤的腰不给劲，只好半靠着，伸手招呼周恩来入座。

周恩来走上前，按照黄埔军校的礼节，敬礼，而后与蒋介石握手，感慨地说：“校长，我们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了。”

蒋介石听到周恩来的话，两手交叉在胸前，点头叹口气，话头一转，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严肃地看了蒋介石一眼，见蒋介石脸部表情冷峻，目光下垂，便不客气地说：“蒋先生，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10年来因内战牺牲了千百万革命者，我这颗脑袋也是从你的刀下滚过来的。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是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从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一愣，眨巴着眼睛怕是听错了。当他确信此话是真，自己有生还的可能了，脸上顿时荡起笑意，并垂下眼帘，说：“我后悔，杀人太多了。”

宋美龄赶紧打个圆场：“周先生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以后，不要剿共就是了。”

周恩来说：“我们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各党派无论过去有什么旧怨宿仇或不同政见，都应该捐弃前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赴国难。我这次来西安，不是来算旧账，而是来商谈今后的救国大计的。”

宋美龄是急于救蒋介石一条活命，见蒋介石不吭声，直给他丢眼色。“周先生来同你商谈救国大计，你听清了没有？”不等蒋介石接茬，她已站了起来，“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谅解。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亲自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啊！”

气氛渐渐轻松些了，周恩来表现出了很高超的谈判技巧，和蒋介石拉起家常：“校长，好些年没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设法向斯大林交涉，将滞留在苏联的经国接回来，让你们父子团聚。”

蒋介石在生死未卜的情势下，最放心不下的是蒋经国、蒋纬国两个儿子。周恩来一说，他两眼扫视着房间，全身都软了，鼻子也酸了，许久没有答话，只是点了点头。

周恩来言必信，行必果。他回延安后，经与苏联共产党联系，终于将滞留苏联12年的蒋经国找到，并于次年3月使他离开莫斯科，踏上返回中国、与父亲蒋介石团聚的路程。蒋经国在苏联期间，已经加入共产党，取苏联女子芬娜为妻。回国后，他开始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家族利益渐渐替代了信仰。1949年他跟随父亲蒋介石逃到台湾，1975年接班担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后担任“总统”。虽然台湾与大陆隔着宽阔的海峡，但他对大陆一往情深，仍保留了炎黄子孙的血脉。

蒋介石压低嗓音补充了一句：“恩来，我们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到南京找我谈。”最后，蒋介石提出三条：“一、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我，同你谈判，决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以直接找我谈。”

这一夜，蒋介石和宋美龄睡了一个安稳觉。醒来时，看见壁炉上挂着两根高尔夫球棒，每根都系着一条绳子，他们看到“提高了待遇”，寻思情况有缓，蒋介石第一次露出笑容。

周恩来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天都要电告谈判结果。蒋介石开头顽固地拒绝张、杨提出的八项条件的主张，后来答应了，说以人格担保“言必信，行必果”，但不肯签字。

23日，南京政府方面派出宋子文、宋美龄等与张学良、周恩来共三方谈判。24日，宋美龄表示：“同意孔、宋组阁，调胡宗南离开陕北，蒋介石回宁后释放七君子等抗日分子，停止剿共。”

因为放蒋的措施已定，张学良才到地下室和戴笠见面。张学良拿出几份文件让戴笠看。戴笠一看标题是《速杀戴笠，以绝后患》，署名都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将，顿时额头上的汗就下来了。

张学良宽慰他：“不要怕嘛，我们决定一个不杀，仍让你陪委员长回去，但你要保证督促委员长不要反悔，一致抗日。明天我请你赴宴。”

戴笠不再害怕和沮丧了，反而有点高兴。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突然，居然被邀请赴宴。他又想起因自己的失职，引发了如此大的事端，再无心去细细回味张学良的好意，嘴角的一丝怯生生的笑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重又陷入了苦恼之中。他忽然胆子壮起来，大声说：“蒋委员长蒙难，我是他的学生，亦是部属，岂忍偷生？我若怕死就不会来。你们今天可以杀我，却无法杀尽千千万万的革命信徒……”

最后，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答应的条件是：（1）准备抗日。（2）将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3）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每月500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4）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5）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人员，一概不究。蒋对共产党答应的条件是：（1）日本侵入华北，必须抗战。（2）划陕甘18县、宁夏3县，共21县为边区自治政府，属中央辖。（3）中央承认共产党军队编成三个师。（4）中央逐月供给军费68万元。（5）如与日本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800万粒。（6）以上条件在手续上必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西安事变”即告和平解决。

24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绥靖公署新城大楼举行告别宴会。新城大楼原是明朝皇城，城墙建筑厚实牢固。慈禧太后在西安避难时改建为行宫。这一晚，古色古香、宏伟壮观的大楼灯火通明。席间坐着三方人员：一方是张、杨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部分将领；一方是蒋、宋及端纳、戴笠、陈继承、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晏道刚、曾扩情等和侍从室被幽禁的将、校军官，钱大钧由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搀扶着入席；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及后来来协助工作的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员。

周恩来身穿蓝色西服，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进大厅，一眼看见六七个黄埔同学坐在靠门窗处，便走过来伸手招呼。黄埔同学急忙立正敬礼，一边握手，一边兴奋地喊：“周老师，您好！”周恩来一连喊出前三期几个同学的名字，令四座惊讶。他挨个握手，握得很重，笑着说：“你好，你们好！”

他环顾四周，又问：“10年没有见面了，想不到会在这里相会，你们受惊了，你们都好吗？”

几个黄埔军官高兴地说：“我们都好，请周老师放心！”

宴会开始之前，周恩来走到钱大钧面前，见他右手绷着纱布，便拉着他的左手说：“慕尹兄，你挂彩了，当心身体，祝你早日痊愈，一时的误会，还望不要介意。”

钱大钧露出笑脸说：“谢谢恩来兄，我不会记在心上的，恩来兄，你放心。”钱大钧因伤未愈，稍坐片刻，仍由何柱国搀扶着退席。

蒋介石离开西安时，张学良临时决定陪蒋回南京。临行前，蒋介石对张学良说：“南京形势与西安不同，你不必去了，此间还有许多善后的问题要处理。”张学良却执意陪同。

蒋在洛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于26日中午回到南京。南京组织了一些人游行庆祝“委员长脱险”，还在北平雇了108个特务学生去南京给蒋介石献剑。张学良到南京后被扣，并判10年徒刑，蒋介石特赦张学良，免去10年徒刑，但要严加管制，实际上是终身监禁。蒋介石逃到台湾后，1975年临死前还叮嘱准备接班的儿子蒋经国，“不可放虎归山”。

蒋经国因为过去与张学良没有个人冤仇，终将张学良释放。此时，被囚禁40余年的张学良已垂垂老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开始分化瓦解东北军，并陆续将其调出西北。杨虎城看蒋扣押了张学良，派李志刚去问蒋介石，诺言算不算。蒋说：“本来我就不叫汉卿来南京的，来了，就不能由我做主了。”“为了伸张国纪，是他自己要求来，汉卿自己也承认了错误。由于他少读书，愿意在这里读书，暂不回去。”后即逼杨虎城去职出国，杨虎城回国时又将其扣押，1949年在重庆将杨虎城杀害。

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得到圆满解决。黄埔师生在分道扬镳10年后来了一次“大聚会”。最终改写了中国历史，开始了国共联合抗日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