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西省委发动的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1931年9月，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与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陕北支队，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会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2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将陕甘支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此后，敌人发动了多次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作战30多次，先后消灭敌人3000多人，解放了10多个县，红军声威大震。1934年夏，在华池梨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埃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还办了军政干部学校、各乡州小学，在成人中扫除文盲，发行了印制的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1934年7月，谢子长来找刘志丹，他们研究了扩大东部根据地的方案。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开赴陕北。同时，陕北各路游击队合编为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率红二团和两个支队，到安定一带开辟根据地。

蒋介石唯恐朱毛红军向陕甘转移，曾多次去陕西策划“剿共”。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到西安督战时，听到汇报，对刘志丹领导的陕甘地区迅速发展的态势大为惊慌，他问张学良：刘志丹是怎样一个人？

张学良说：“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

蒋介石想了半晌，很快回忆起来了，问道：“是不是第四期毕业后分配到西北的那个？”

站在一旁的晏刚（蒋的侍从室主任）说：“正是他。他原名叫刘景桂，在黄埔时就参加了共产党。”

蒋介石听后说：“志丹，这个名字改得一听就是赤化分子，这也是我的学生？没有教育好啊！”其实蒋介石对刘志丹印象很深。

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时就才华出众，蒋介石很赏识他，刘志丹毕业后随军北伐，到武汉后被派往西北冯玉祥部队做宣传工作。当时发北上旅费时，一般人员发300元，唯有刘志丹，蒋介石给了他700元，这是蒋介石对他的特殊关照。没有想到，刘志丹却成了反对他的共产党领袖人物。蒋介石非常恼怒，连声说道：“发通缉令，抓住他！”于是国民党到处张贴悬赏捉拿刘志丹的布告，上书：“刘志丹，生擒者奖2万元，献首级者奖1万元，证明击毙者奖6000元。”

蒋介石在“围剿”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同时，加紧了对陕甘边区、陕北苏区的“围剿”，调来了五万人的兵力，气势汹汹，要把陕北红军一口吃掉。这时陕北红军已经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处于孤军作战的态势。

当时，陕甘红军只有4000多人，加上游击队也不过6000人，面对强大的敌人，刘志丹胸有成竹，决定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红军声东击西，先消灭了敌人几个先头连，敌人大为惊慌，红军连续作战，打了10多个漂亮仗。一个多月时间，歼敌5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缴获了3000多支枪，轻重机枪200多挺，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的农村，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多人，赤卫队扩大到1万多人。

正当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陕北时，蒋介石决心摧毁陕北根据地。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自兼司令，纠集了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山西五省军阀的军队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还有国民党的中央军，共10多万人，再次大规模“围剿”西北红军。刘志丹这次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当阎锡山两个旅刚过黄河，落脚未定时，红军突然发起攻击，消灭了敌先头部队一个营，击溃了两个团。阎锡山一看形势不妙，慌忙把他的部队撤回山西。刘志丹挥师北上，攻击了横山一带的敌军。

刚一入秋，传来了好消息：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艰苦转战来到了陕北根据地。刘志丹写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派习仲勋、刘景范前往保安迎接。9月中旬，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这三支红军在延川永坪镇会师，决定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部队立即南下，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全歼了东北军第一一○师师部和两个团，打死敌人旅长何立中。这时中央红军已到达甘肃东部，蒋介石再次命令阎锡山、张学良加速消灭徐海东、刘志丹的红军，绝对不能让他们与毛泽东、周恩来会合。

正当战斗紧张之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又重新抬头。“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决定在根据地“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肃反运动，硬说刘志丹“一贯右倾”，诬陷他“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白军军官”和“反革命”。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西北军委和陕甘边县、团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逮捕。陕西形势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局面。

就在这关键时间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已经突破腊子口，进入哈达铺休整。这天，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派通信员从前面给毛泽东送来缴获的国民党报纸《晋阳日报》。毛泽东看完，不禁喜笑颜开，他对大家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

巧合的是，机关的采买人员去街上采购东西时，在街角捡到了一张7月份的《大公报》，证实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这张报纸说得更具体、更明白：阎长官称，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十余，半赤化者八县。现在共产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威势……

依照阎锡山的说法，整个陕北的形势可以同1931年的江西中央苏区相媲美！报纸还透露，第二十五军已在徐海东率领下“突围”过蓝田，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估计已与陕北之红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此外，甘南的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在活动。

这些消息引起的反响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等很快商定，到陕北落脚去，会合第二十五、第二十六两个军，发展扩大陕甘根据地。为了适应这一行动，他们将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3日，新改编的甘陕支队从哈达铺地区出发，以一部兵力东进间井镇，佯攻天水，以调动敌人向该地集中主力，却乘机以急行军突然折向西北，摆脱敌重兵阻击，通过了敌武当、漳县间的封锁线，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了渭水。于9月27日抵通渭县的榜罗镇。10月5日进抵六盘山麓。

六盘山位于宁夏、陕西、甘肃三省交界地段，海拔近300米，进入六盘山地区，风光、气候、住房都与他们走过的地方迥然不同，满眼都是黄色的世界。土是黄的，屋是黄的，山是黄的，甚至连风也是黄的。而且，他们还像见稀罕物一样见到了不少倚山而挖的土洞。后来他们才知道，这就是陕甘群众赖以居家的窑洞。

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军战士，在吴起镇看到了“赤安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有些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十二个多月的时间，走了十一个省，纵横两万多里。一支天涯孤旅、一次近乎灭绝的远征，今天终于走进根据地。

在吴起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很快找到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又通过他们，找到了他们的上级，了解了陕甘的情况。这时，刘志丹已经被抓起来，随时有生命危险。中央与陕西省委联系上，明确指示，刘志丹等人的问题由中央来处理，很快，中央派人去解决问题，刘志丹等大批被抓的干部得到释放。

12月中旬，中央约刘志丹来谈工作。这天，空中飘着零星的雪花，黄土高原沉浸在一片白茫茫之中。一早，刘志丹沿着崎岖小路，向中央首长驻地瓦窑堡窑洞走去。老远，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加快了脚步。

周恩来站在窑洞前，肩上落了一层雪花，显然是等待了一段时间，刘志丹紧走几步，向周恩来敬礼：“周主任，我是刘志丹，黄埔四期的。”

周恩来笑了，紧紧握住他的手。周恩来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来，快进屋。”

刘志丹走进窑洞，看到炕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看到他，站起身。周恩来给他介绍：“这是毛泽东。”

毛泽东热情与他握手：“欢迎！欢迎！”

刘志丹不认识毛泽东，但他看到刚才的情形，知道毛泽东在党内比周恩来地位高，赶紧敬礼。

毛泽东对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

刘志丹说：“我们早盼望中央来，今后事情就好办了。”

一席长谈，毛泽东对这位黄埔学生、红军战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之后，党中央纠正了陕西省委的“左”倾错误路线，任命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任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瓦窑堡警备司令。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三人联合署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农劳苦群众书》。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刘志丹、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插向晋西北地区，周恩来代表中央送行到清涧。红二十八军从佳县胜利渡过黄河，经过多次激烈战斗。战绩甚佳。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前线指挥部队向敌人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光荣牺牲。不久，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1936年，党中央决定把保安县改为志丹县。1943年在志丹县城北门外建立了志丹陵，毛泽东为陵墓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这里成为了一个黄埔精英的最终归宿。

在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苏区的时候，1935年11月上旬，灰溜溜的胡宗南，率部从松潘启程。返回的路同样十分艰难。由于时近隆冬，各部队的棉服尚未运到，士兵们身着薄薄的单衣，无法抵御西北高原寒风的袭击，生病和倒下的又是一大批。部队在过海拔4000余米的雪宝顶时，500多名伤病员几乎无一逃脱死亡的命运。斜斜的坡路上，到处都是因精疲力竭而冻死饿死的尸体，有时数十具排成一横，像一排废旧的枕木弃于荒野，其状惨不忍睹。

第一师好不容易返回甘肃，胡宗南原计划去天水老巢休整，但陇南那块地盘已由国民党军王均的第三军占据，他只好率部屈身于甘谷、通渭、秦安等县乡镇，这让他一肚子的不痛快。所幸第一师的牌子硬，追堵红军所受的损失，蒋介石尽快尽量地给补充齐了，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所有损失的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装具等均补充齐备，达到追堵前的状态。这在交通极为不便的甘肃，算是天字第一号了。

胡宗南刚要松口气，在陕北已扎下根的红军又谋求向外发展了，他们跨过黄河东征山西，引起西北全局震动。蒋介石的急令星火而至：着第一师即日开至渔关集结待命。胡宗南别无选择，接令后即率第一师从甘谷经秦安越关山，徒步到达陕西之兴平、咸阳等地，乘陇海路火车到指定地点渔关附近集结。

刚到驻地，驻太原的晋陕绥宁四省“剿匪”总指挥陈诚就给他下达了命令：派一个旅的兵力，进驻同蒲铁路南段各要点，担任维护铁路运输畅通。就在所谓维护铁路运输畅通的几个月时间里，同蒲路上的火车，从未见过一列客车和载运有关民用物资的车厢，昼夜载运的几乎全部是部队和军用物资。胡宗南约略估计了一下，这段时间从这条线上运过的国民党中央军的人马约15万人，全部堵塞在同蒲路以西地区和晋绥的边境上，如果把晋境内阎锡山的部队统算进来，总共有多少人呢？怕不下40万人吧？中央红军从江西跑到陕西，蒋介石调动大量军队追到陕西准备再战，真是不依不饶。(www.daowen.com)

这段时间里，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南下，再次穿过茫茫草地，返抵毛儿盖。随后，向党坝一带集结。

徐向前本来就话语不多，如今什么话都不想说了。回顾三个多月以来与中央红军由会合而分开的曲折历程，他感到前途坎坷，心情异常沉重。在穿过草地时，他和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坐在一个山包上休息，只说了一句话：“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行进的队伍，也失去了往日生动活泼的气氛。谁都说不出南下会怎么样。大地被凄风寒雨笼罩着，田野一片迷茫。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址在一所喇嘛寺里。黄昏后，军以上负责人陆续来到寺内。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到了。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一面慢条斯理地作报告，一面察言观色。张国焘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毛、周、张、博”。他诬蔑中央红军是“向北逃跑”，“右倾机会主义”，“分裂红军”，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作类比，为其另立第二中央的反党行为辩护，声言要“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撤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他发言后，有个别人慷慨激昂地随声附和，甚至攻击党中央，表态拥护“张主席”的决定。

徐向前表情严肃，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成立所谓“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和“下令通缉”他们。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徐向前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认为，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也不能这样搞。

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红军主力采取秘密迅疾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小金川两岸夹河并进，从党坝地区抢渡大金川，至20日，战役结束，击溃敌刘文辉、杨森部六个旅，歼敌3000余人。

10月24日红军发起攻势。仅半个月的时间，即攻克宝兴、金汤、天全、芦山等地，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广大地区，毙俘敌一万余人，击落敌机一架，造成了前进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

时值隆冬，雨雪连绵，寒苦异常。粮食没有来源，部队经常靠挖野菜、土豆充饥。徐向前虽多次命令后方部队想办法打野牦牛，但漫山皆白，打牦牛的队伍不仅收获不大，许多人还得了雪盲症，无法继续行动。这里又是少数民族杂居区域，生产落后，物资缺乏，人烟稀少，经过发动群众，虽有些人参军，但为数寥寥，难以弥补红军的战斗减员。所有这些，使徐向前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时在广大指战员中也引起了日益增长的怀疑和不满。

一天，中央红军直接发电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告知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徐向前拿上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

张国焘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不久，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林育英）发电报给张国焘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接着，中共中央又把“十二月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容电告红四方面军。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决议。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朱德关于谋求党内统一及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抗日的观点。陈昌浩的态度也有较明显的转变。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先是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又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

5月间，东征山西的红一方面军回师陕甘苏区。这时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愈来愈得到东北军、西北军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支持和赞同。红一方面军同张学良的东北军达成了秘密的团结抗日协定。形势正急剧地发展着。

经中共中央领导人来电与张国焘反复磋商，以及经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催促，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于6月上旬宣布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红四方面军喊出“会合二方面军，准备北上抗日”的口号，激励着全军指战员。7月初，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到了甘孜，会见了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

7月2日，徐向前率中纵队从炉霍出发，向甘南进军。接着，红四方面军的左右两个纵队和红二方面军亦陆续开拔。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又一次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艰难行军。这是第三次过草地了。由于事先准备较充分，加上这年草地里雨水较少，所以牺牲的战士比头两次要少得多。行军途中，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不顾疲劳，分别同朱德、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傅钟等个别交谈，交换促进党和红军团结的意见。

甘南守敌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得悉红军北上的消息，慌忙布防，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出甘南。8月5日，朱德、张国焘发布《岷洮西战役计划》，要求红四、二方面军以迅雷手段，速出甘南，先机夺取洮、岷、西地区，以利继续北进。据此，徐向前和陈昌浩从包座率红四方面军先行。8月9日攻占腊子口，10日占大草滩、哈达铺，逼近岷州；20日克洮州、旧城；26日克渭源；9月7日克通渭。从而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为北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个方面军大会师，指日可待。徐向前心中充满新的希望。

1936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共中央根据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两广事变发生，日本企图进攻绥蒙割断中苏联系等情况，对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有一个新的考虑。1936年7月21日批准成立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的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支部队。

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灭共”计划，并趁机分化东北军和撤换张学良，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接近陕甘根据地。

9月27日，中央明令红四方面军部队立即北上。徐向前在洮州以北向老乡调查的结果是，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他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这时才看到了中央的来电。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按中央的命令北上。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的命令。

红四方面军的4万多人，奉党中央和方面军总部的命令，于9月30日开拔，分五路纵队向北疾进。10月7日，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城下胜利会师了！捷报传来，徐向前笑逐颜开。他怀着异常激动而喜悦的心情，催马扬鞭，昼夜兼程，向会宁方向疾驰。

10月的陇东，秋高气爽，高原连绵，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蓝天上飘游着朵朵白云，山丘上偶尔闪现出的黑白间杂的羊群，前锋部队在大路上扬起烟雾般的征尘。这一切，使徐向前忘记了征途的疲劳。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党中央令聂荣臻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南下，攻占了会宁。陈赓师长率红一师进驻县城后，即把国民党军队、政府和地主老财的大小水窖查封，派人看护起来。同时，发动部队和群众，打扫院子、房屋、街道，张贴标语、宣传品，把这座古城，装扮得面貌一新，充满盛大节日的气氛。

10月9日，徐向前一行抵达会宁，受到陈赓和红一师指战员的热情欢迎。会师门外，人潮如织，红旗招展。徐向前见到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陈赓格外高兴。陈赓五年前在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任师长，1932年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后，先送到上海治疗，而后又转向中央苏区，随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久别重逢的战友叙说不尽分别后的思念之情。两个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再次相会，也分外珍惜战友之情。许多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热烈地拥抱、握手，互相问候，亲切致意。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和掌声。三个一伙，五个一堆，问寒问暖，叙长叙短，革命的情谊比海深。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关向应的带领下，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这时，中共中央向高级干部提出要利用一切可能，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朱德总司令曾以个人名义致书国民党将领王均、毛炳文等人，规劝他们顾全大局，与红军联合抗日。

徐向前根据中央指示，以黄埔同学的关系给胡宗南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宗南学兄军长勋鉴：黄埔学别，忽又十年，回忆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

黄埔同学的劝阻，显然起了作用，据内部情报，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曾私下对张学良流露怨言“剿匪是无期徒刑”。他还说徐向前是他的同学，等打一仗再讲和。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在黄土高原，使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在红军中的黄埔精英几乎都集中到这里。校本部领导有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学生有徐向前、林彪、陈赓、左权、许光达、郭化若、陈士榘、袁国平、周士第、陈伯均、杨至成、李逸民、郭天民、罗瑞卿、倪志亮、彭明治、宋时轮、陈奇涵、张宗逊、李逸民等。

陕北高原土地贫瘠，物产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四处封锁，数万红军会集于此，光是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按照老百姓的说法，红军命不该绝。这一年，陕北的土豆长得格外好，是多少年不遇的好收成。红军因此生存下去。

国民党方面，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源源不断调来大批物资，后来又组建了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总指挥部。其近50万人的部队中，高级军官几乎都是黄埔军校学生，可谓“兵多将广”。他计划将朱毛“流寇”最终消灭在陕甘一带。

一场在黄土高原的新的对决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