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使川陕根据地西抵嘉陵江东岸，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及开江、开县地区。蒋介石气急败坏，撤掉了“御匪无方”的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特任命黄埔同人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四川军阀“围剿”红军，并拨款200余万元，枪万余支，子弹500万发资助，限令三个月内将徐向前指挥的红军“肃清”。

1933年10月4日，刘湘在成都宣誓就职。

刘湘早年毕业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后任川军第一师营长。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阻击讨袁军有功，升为团长，后被提拔为师长和第二军军长。黄埔军校成立后，他曾担任黄埔军校南京本校区校务委员，也算是校领导。刘湘的总司令部设在成都，他聘请“一贯先天大道”的头头、外号“刘神仙”的刘从云担任最高顾问。经过一番紧密磋商，制订了六路围攻红军的“进剿”计划。此次“围剿”，他纠集了110多个团，约20万之众，妄图分三期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大巴山下，实现“三个月内”完成“剿赤”梦想。

11月16日，刘湘下达第一期总攻击令，同时颁布赏罚令及“封锁匪区条例”。但各路军阀，尤其是邓、田两军，疑虑重重，直至12月上旬，在刘湘一再催促下，才相继投入战斗。早在当月中旬，徐向前在东线率部追击刘存厚溃军时与刘湘的第五路第二十一军遭遇，打响了反六路围攻的第一枪。敌人装备精良，又是军阀们在川西会战的胜利之师，气焰嚣张，攻势猛烈。徐向前在杨柳关、永兴场一线，指挥红军与敌激战五昼夜，毙伤敌军5000余人。但因敌众我寡，红军遂转入内线，撤至南坝场、宣汉、达县一线与敌对峙。

这时，刘湘的六路大军虽尚未全部投入战斗，但从侦察的情报获悉，敌人大规模围攻川陕根据地已是为时不远的事。徐向前火速返回通江，与红一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研究粉碎敌人围攻的对策。

经开会研究对策，决定了两条战略：一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二是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通江会议后，红军开始紧急调动。各县区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赤卫军就地配合红军作战。各县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组织“战斗委员会”，统一领导对敌作战、运输粮食弹药、坚壁清野、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等项工作。

12月7日，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召开了粮食会议，紧急布置公粮的集中、保管和运输工作。11日，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确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深入群众，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坚决粉碎刘湘的进攻。由8万红军、9万多地方武装和广大苏区群众构成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显示出它要吞噬一切敌人的巨大威力。12月中旬，刘湘的第一期总攻正式开始。在东线，敌第五、六两路在飞机和强大炮火掩护下，分路强渡州河、前河。徐向前指挥红军乘敌半渡之际，发起反击，经两天激战，歼敌3000余人后，然后，主动放弃宣汉、达县，将部队撤至庙场、井溪场、东升场、双河场、碑牌河、北山场一线。利用山险隘路，构筑工事，继续抗击敌人。

12月下旬，急于在围攻红军中夺取头功的王陵基，又向东线发起突击。他将队伍分为左右两个兵团，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平推并进。徐向前组织部队节节抗击，杀敌甚众。次年1月间，红军将阵地收缩至固军坝、罗文坝、马渡关至红灵台一线。王陵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红军在“全线崩溃”，即令所属各部不惜任何代价，猛烈推进。23日夜，徐向前令红三十军向冒进的敌左翼第四师发起反击，将敌第十二旅大部歼灭，敌左翼兵团的攻势瓦解。

马渡关要隘是从宣汉、达县通向万源、城日的交通枢纽，也是国民党川军右翼兵团的主攻方向，徐向前派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陈海松率主力一部扼守，红一方面军指挥所就设在这里。红军决心利用王陵基急欲抢占马渡关的心理，利用有利地形，予以重创。

从1月24日至28日，红军与川军双方在马渡关前展开一场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川军第八旅为主攻部队，先以大炮、飞机猛烈轰击红军阵地，而后组织步兵强攻。川军善爬山，进攻前先把鸦片抽足，凭借“烟劲儿”爬坡登高，冒死冲锋。徐向前要求部队沉着应战，打近战，打巧战，打阵前反击，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红九军在许世友、陈海松组织指挥下，凭借在山险要隘筑起的层层防御工事顽强抗击。每当川军步兵发起冲锋时，红军按兵不动，500米不打，200米不打，单等进入几十米之内，步机枪、手榴弹一齐开火，红军指战员在一片杀声中，跳出工事，冲向敌群，用大刀砍，用刺刀挑，仅头两天，红军即杀伤川军千余人。

在红军的顽强防御面前，王陵基暴跳如雷，疯狂叫嚣：“我不相信红军是三头六臂！”他将所部及一部土匪队伍组成若干敢死队，答应首先攻下马渡关者将赏光洋3000元，并亲率两个手枪大队和一个独立团到阵前督战，对于畏缩不前者就地枪决。

川军在王陵基的威逼下，向红军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马渡关周围的山上山下，硝烟弥漫，刀光剑影。徐向前站在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及时派参谋人员向许世友、陈海松传达战斗命令。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使红军指战员从战术到意志都得到极大的加强和鼓舞。激战终日，杀得川军积尸盈野，敢死队变成了死亡队。马渡关之战，红军歼灭川军3000余人，在达到大量消耗和杀伤敌军的目的后，遂于28日夜间转移。

川军第三师虽进占了马渡关，但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王陵基只好暂停进攻，令所部就地休整。这时，国民党川军左翼兵团被阻于东岳庙、石龙场一线，右翼兵团中路第三师进抵马渡关及其以东的花池山一线。右路第二十三军之郝耀庭部，则冒进到沿山场以东的马鞍山地区。敌我双方暂呈对峙局面。

西线红军在王树声、李先念的指挥下，节节抗击川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的进攻，亦杀伤川军甚众。至1月中旬，西线红军撤至北起旺苍坝、南沿东河至千佛岩、尹家铺、鼎山场一线，继续抗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东线作战。

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在东西两线的战斗中，是红军的得力膀臂。广大群众在川陕省委各级战斗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组成数十万人的运输大军，运送粮食、衣服、弹药、伤员，有力地支援了红军。

连日鏖战，徐向前连吃饭和休息都顾不上了。为了粉碎敌军的围攻，他一直在考虑反攻的时机、地点。川陕根据地的兵员、人力、物力、财力毕竟有限，旷日持久地打下去，显然对红军不利。红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逐步收紧阵地是为了消耗和疲惫敌人，伺机转入反攻。只有实行反攻，才能扭转战役态势，变被动为主动，赢得大规模歼敌的胜利。经反复思考，他认定东线红军实施反击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具备：一是敌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消耗，伤亡万余人，疲惫不堪，补给困难，被迫停止了全线进攻；二是敌右路之第二十三军郝耀庭部冒进突出，与左、中两路拉大了距离，便于红军实行“腰斩”，乘胜进击：三是敌东线预备队尚在宣汉、达县一带，与前线距离较远，中间有一段“空白”地带；四是敌军各部正准备过春节，军心涣散，据电台侦听得知，王陵基已回万县过年。徐向前分析了这一切，决定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向东线敌军发起大规模反击。首先，消灭冒进突出至马鞍山地区的郝耀庭部和中路第七旅，得手后转入总反攻。

2月10日夜，三个主力师在统一号令下，分别向马鞍山、毛坝场等地猛进猛插。11日拂晓前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红八十八师和红十师攻占马鞍山，全歼郝耀庭部，郝被击毙。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二十五师直取胡家场，当天歼敌精锐第三师第七旅大部，进而向马渡关敌第八旅逼近。但这时川军第二十三军和第三师余部已迅速靠拢，利用山险隘口和优势火力，拼命阻击红军前进。经两天多的激战，红军未能突破敌阵地，徐向前决定停止反击，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与敌对峙。马鞍山反击战历时五天，红军在宽20里的地段上向前推进了30余里，歼敌两个多旅，给正在庆祝“胜利”、准备过春节的川军以沉重打击。匆忙从万县赶回前线督战的王陵基，被刘湘召往成都，撤职查办，软禁起来。第五路总指挥由第一师师长唐式遵接任。

刘湘的第一期总攻，损兵折将近两万人，后勤供应也呈现难以为继的状态。为继续发起总攻，刘湘宣布向万县、重庆等地富商绅豪“借款”100万元，第五路军“防区”一律明令封仓的条文是：“凡一家存谷三十石，封十石；存五十石者，封二十石；存六十石以上者，封存一半。封仓人员受贿一百元以上者枪毙。”

1934年春季，刘湘令川军连续发起第二期总攻。在东线，唐式遵令所部向红军发起重点进攻，企图突破红军防线，直取万源、通江。徐向前指挥红军利用有利地势，坚守红灵台、老鹰嘴、毛坪一线，不断予敌以重大杀伤，使唐式遵一筹莫展，叫苦不迭，恳请刘湘督促西线部队进攻。

但西线各路军阀为保实力，谁也不愿冒死突进。至4月底，刘湘的第三期总攻又告失败。刘湘黔驴技穷，捧出高级顾问“刘神仙”登台拜印，挂上“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长的头衔，统领各路军阀，准备发起第四期进攻。

刘湘眼见各路军阀灰心丧气，疑惧日增，便想出了借助“神仙”号令全军的把戏。成都军事会议期间，刘湘亲自率领各路总指挥举行拜师仪式，向“活神仙”刘从云顶礼膜拜，执弟子礼。事后，军阀杨森大发牢骚：“我妈死了我都没有磕头，今天是我最大的耻辱，我是为我的几万人拜福！”6月下旬，刘湘第四期总攻开始，共投入140余团的兵力。在东线，刘湘孤注一掷，将其总兵力的五分之四，计80余团10万多人投入战场。刘从云拈香卜卦，扬言“三十六天内消灭红军”。

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万源前线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作战部署。会上有人提议放弃川陕根据地，北进汉中，另找出路。徐向前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认为虽然红军的困难越来越大，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但红军战胜敌人还是有条件的，绝不能轻易脱离根据地。他说：“汉中那里我们去过，回旋余地不大，又没有群众基础，去那里有什么出路呀！现在唯一的出路是硬着头皮打，消耗敌人，待机反攻。”根据敌人的进攻态势和兵力部署，他判断下一步将重点夺取万源。因此，主张利用万源一线山高林深的有利地形，实施决战防御，首先疲惫和消耗敌第五路刘湘的精锐，创造反攻条件，解决了这一路敌人，全盘就活了。

果不出徐向前所料。7月中旬，川军开始了以万源为主攻方向的全力猛攻。刘湘为夺取万源，颁布了奖惩条例，以3万银元作为攻克万源的奖赏，规定指挥官必须亲临前线督战，畏惧不前者就地枪决。“刘神仙”亲自窜到万源，给官兵打气。敌第五路军总指挥唐式遵不敢怠慢，亦到前线坐镇督战。敌以第一师迂回万源东侧；第六路两个师攻大面山，迂回万源西侧；以第二、第三师从万源正南的玄祖殿、孔家山突击。

徐向前以一部兵力坚守阵地，将主力部队置于二线休整训练，准备把钢用在刀刃上。为夺取万源，川军唐式遵部整天以人海战术、整师整旅的兵力向红军阵地猛攻。营以下军官组成敢死队，带头冲锋。还有些队伍都是土匪、亡命徒，为领取白花花的大洋，手持短枪，光着膀子上阵。川军的一次冲锋被打退了，接着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个团攻不动，就用两个团、三个团、四个团。尤其是刘湘的“王牌”部队和“模范”教导师，依仗其拥有大批轻、重机枪，迫击炮，山炮和充足的弹药，攻势更猛。他们还以供应鸦片作“动力”，让“双枪兵”攻击前过足大烟瘾。每次进攻，川军都先以强大炮火猛轰目标，而后实施密集冲锋，漫山遍野，大吼大叫，一轮接一轮地反复冲击。坚守在各个阵地上的红军指战员，发扬敢打敢拼、勇猛顽强的精神，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夺去一个阵地。他们在前沿阵地的堑壕里挖上避弹坑藏身、壕顶铺上树干、树枝和厚厚的土层形成盖沟，防备敌炮火的轰击。当敌人接近阵地时，步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开花，滚木雷石齐下，打得川军成堆成堆地伤亡。阵地被川军冲进，红军就和敌人肉搏，直至杀退敌人。坚守在老鹰寨、青山的三个连，竟然扛住川军两个旅的轮番进攻。总部教导队的100多人，顶住敌人一个团，血战一天后，只剩下30多人，阵地依然在手。

大面山是川军的主攻目标之一。红军由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和政委陈海松率红二十五师防守。许世友在《万源保卫战》中叙述了激战的情景：“我们从望远镜中看去，山坡上、山谷里，到处是敌人，就像数不清的狼群，往我们山上扑来……我们的战士一个个从工事里跳出去，杀向敌人，和敌军混战成一片……这样的反复冲锋，一个上午就有五六次、七八次之多……眼看着熟悉的战士、干部在肉搏中倒下，眼看着敌人冲上了盖沟……我们的大刀是纯钢的，能连砍十多个铜元不卷刃，但在厮杀中有时也砍卷了刃，长矛更是捅得弯弯扭扭的……情况实在危急时，我们军、师干部，把八角帽往下一拉，也带了敢死营出击。敢死营配备有冲锋枪、大刀，一冲出去就把敌人杀得纷纷倒地。”

夜摸夜袭是徐向前一种拿手战法。每当夜晚，疲劳不堪的川军往往三五成群躺在地上抽鸦片烟。徐向前摸着这一规律，常在夜晚命令部队派出小分队，乘“双枪兵”吞云吐雾之际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心惊胆战，整夜不得安宁。万源保卫战的日日夜夜，徐向前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沿阵地。大面山、孔家山、花萼山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川军共发动五次大规模进攻，伤亡万余人却未能前进一步。“刘神仙”一次次地拈香卜卦，选定黄道吉日下令进攻，预言稳操胜券，结果是一次次地损兵折将。时值盛暑，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敌军抓来运送粮食和作战物资的民夫，又大批大批地逃亡，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弄得士气极坏，官兵怨声载道，大骂“刘神仙”害苦了他们。

红军总反攻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徐向前从战役开始时就渴望这一阶段到来，一切心血为这一阶段创造条件。

黎明的朦胧光辉穿过密林，投向总指挥所。整夜没有合眼的徐向前，仍伏在案上制订反攻计划。他决心从万源西南的青龙观奇袭突破。据侦察，那里是国民党川军第六路第二十三军的汪铸龙师驻守。该敌原系刘存厚残部，是被红军打怕了的，处于第五路右翼第一、第二、第三师和左翼第四师之间，是东线敌军最薄弱的环节。青龙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也是刘从云、唐式遵意想不到红军会进攻的地方。红军从这里突破，不仅出敌不意，且便于分割其第五路，达到迂回包抄刘湘主力的目的。为确有把握实现这一决战，徐向前带领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和红九十三师的领导干部去青龙观附近勘察地形，找上山采过药的老农访问，广泛听取下级指挥员的意见，确定将奇袭突破的任务交给具有丰富夜摸经验的红二七四团。经方面军总部作战会议共同研究决定：第一梯队由红三十一军的一个师，红四军、红九军各两个师，共十四个团组成，担任主攻任务；第二梯队由红三十军两个师和红三十三军一个师组成，协同第一梯队向纵深发展，迂回歼敌。其余部队在现地坚守，相机配合反攻。第一、第二梯队的部队，在万源保卫战期间一直处在二线休整训练。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早就盼着在总反攻中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他们纷纷写决心书、请战书，要求上级把最艰巨的战斗任务交给自己。

攻击时间定在8月9日深夜。这天下午，徐向前亲自到红二七四团，检查夜袭的准备工作，进行战斗动员，在详细分析了当时有利条件及可能遇到的困难后向干部们说：“我们的阵地已经收缩到了最小限度，不能再收缩了，必须打出去。现在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夺取青龙观是关键的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为全军开辟一条胜利道路。全军都在看着你们，等候你们的好消息！”为了让突击部队吃上一顿饱饭，他令总经理部（即后勤部）调拨了一部分稀有的土豆来，蒸给大家吃。徐向前的关怀，给了红二七四团的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深夜，该团副团长易良品率领50多名突击队员和第二营先行。为了隐蔽企图，指战员都换上了厚厚的软底鞋，鞋上绑好便于行路爬山的铁马子，还用绳子捆住马嘴、棉花包住马蹄。一声令下，他们穿过崎岖难行的山间小路，悄悄向青龙观摸去。

一切都很顺利。突击队按照预定计划，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青龙观北面的悬崖绝壁处，沿着葛藤、树杈、绳索攀缘而上，摸进了山顶的敌旅部所在地，打响了总反攻的第一枪。趁守敌张皇失措之际，大部队沿两侧的山路猛攻而上，仅两个多小时即歼敌千余人，一举抢占了青龙观。徐向前又连夜挥军突进，将汪铸龙师摧垮。几天之内，直下敌纵深庙垭场、河口场、龙池山等地，像一柄利刃，将敌军阵地劈成两半，造成了分割包围刘湘主力部队的有利态势。刘湘的主力第一、第二、第三师已被闪电般进击的红军抄至后方。

东面的阵地呈斜形，红军只要越过一条小河，卡住山垭口，溃退的敌人就插翅难逃。但这时，远在通江洪口场的张国焘打电话给徐向前要部队西旋，攻打川军范绍曾第四师。

徐向前认为，西面不是刘湘的主力，与红军处于平行地位，你还没旋过去，敌人就会跑掉，只能打个击溃战。因此，他力主东旋，不同意西旋，但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来讲去，硬是讲不通。陈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也反复向张国焘陈述东旋的理由，但张国焘就是听不进意见。这次“马拉松”式的电话，竟打了五六个小时，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呵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只好命令部队西旋。

西旋的结果，不出所料，劳而无功。范绍曾见红军西旋，慌忙带上部队逃跑，五昼夜竟南窜400余里。徐向前见兜不住敌人，令部队停止追击，回师东旋。但东边的敌三个师已经撤逃至宣汉附近的马家场、东升场一线，筑起防御阵地固守。至此红军的东线反攻遂告结束。徐向前眼见即将到手的胜利成果被张国焘的瞎指挥断送，痛心不已！

东线川军自从攻夺万源以来，付出1.3万多人伤亡代价，最后竟全线崩溃，一退数百里，又被红军在追击中毙伤俘上万人。西线各路军阀部队大为震动，惶惶不可终日。执掌军事指挥大权的“刘神仙”更是手忙脚乱，六神无主，一逃了之。刘湘的官兵感到受了“神仙”的欺骗，纷纷通电要求将其“明正典刑”，以除妖孽，以快人心。刘湘被迫于8月23日致电蒋介石，声称耗资1900万元，官损5000人，兵折八万人，难以为继，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等职。但蒋介石念他曾经在黄埔一起共事没有训斥他，还鼓励他继续战斗。

东线反攻没有达到预期歼敌目的，西线敌人凭险固守，徐向前遂转而从西线想办法。西线川军眼见东线刘湘主力已溃败，转攻为守，调整部署，企图沿小通江河西岸的山地筑垒防御，与红军对峙。时间就是胜利，必须抓住时机寻歼西线敌军。徐向前令东线主力红军，冒雨向通江东南的麻石场、刘坪一带集结，向西突击。从8月28日起，连续突破敌两道防线，兵分三路，向巴中、仪陇、营山方向，追击第三、第四两路的溃逃之敌。

9月11日，徐向前、李先念率红三十军及红九十三师克巴中，准备进而从西北的黄猫垭、旺苍坝地区，对敌第一、第二两路实施大纵深迂回，同西线红军合力歼敌。张国焘又来电话反对，要搞浅迂回，令部队向巴中正北的长池方向进击。徐向前说这样迂回太浅，很可能还是追着敌人屁股打，张国焘不听。电话中讲来讲去，没有结果。(www.daowen.com)

张国焘最后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随你们的便吧！”

放下电话，徐向前叹气道：“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

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哪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

徐向前说：“好！我们来个独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令程世才紧急集合身边一部兵力，沿仪风场、雪山场火速奔向黄猫垭，他说：“一定不能让敌人跑掉，我们随后就到！”

红军和川军展开了抢时间、比意志的急行军。川军第二路田颂尧部发现第三、第四两路溃逃后，已令部队西撤。红军经一个多月来的连续作战，日夜追击，疲惫到了顶点。跑着跑着，有人就一头栽倒路边的草丛里，呼呼地睡起来。害烂脚病的人拖着红肿的双腿，吃力地赶路。铺满苔藓的小路，又湿又滑，跌得战士们浑身都是泥污、伤痕。疲乏饥饿的战马，摇头摆尾喘着粗气，拿鞭子抽也不动弹。行进队伍的距离越拉越长，掉队的人越来越多。经一天一夜急行军，赶到黄猫垭的才刚够一连人。

黄猫垭地势险要，四周是崇山峻岭，卡住正面的山垭口，就能挡住川军西撤的道路。这时，川军打前站的人员正大摇大摆地向黄猫垭走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当了俘虏。程世才带领的红军先头连队从俘虏的口中得知，大股敌人还在后面，于是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入夜，第二路敌人的先头部队果然来了，企图夺路而逃。程世才指挥部队立即射击，死死顶住了逃跑的敌人。

掉队的战士听到枪声陆续赶来投入战斗。拂晓前，敌人的兵力愈来愈多，攻势愈来愈猛。恰好，徐向前、李先念率大部队赶了上来。徐向前简要问了一下情况，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高兴地说：“好！这下我们可要痛痛快快打个歼灭战啦！”旋即令部队展开，包围敌人。

9时许发起总攻击，经半日多激战，全歼川军10余团，毙伤其旅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俘旅长以下万余人，缴获长短枪7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

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胜利结束。东西两线的红军和地方武装，歼敌8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飞机1架。空前伟大的胜利，令人鼓舞和振奋！

1934年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了军事会议，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入川以来作战的基本经验。

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因连续战争，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受到了严重损伤。战役结束后，徐向前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四处废墟一片，令人触目惊心。红军各级领导和地方政府全力以赴，投入医治战争创伤的中心任务中去。

敌人不甘心失败，川陕“会剿”计划正在加紧准备中。1934年9月底，蒋介石一面电令刘湘“提掣进剿，以资振作”，一面令杨虎城“迅饬陕南各军袭击匪后，以资呼应”。10月19日，刘湘于成都召开各路军阀头目参加的“剿匪”会议，不久，又派黄埔学生、大特务曾扩情同赴南京，三次面见蒋介石，请示“安川大计”。根据蒋介石的指令，胡宗南的第一师由甘肃进入四川。上官云相指挥的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第四十七师及独立第四旅，向川陕边境推进。各路川军，均重新补充了兵力，并由蒋介石拨款加以资助。四川的“防匪剿赤”事宜，亦归蒋介石统一指挥。他派出以贺国光（黄埔一期）为首的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监督指导作战。敌人在川陕根据地周围部署的“川陕会剿”兵力，很快增加到近200多个团。

1934年秋，正当红四方面军结束反“六路围攻”战役之际，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战略转移。

蒋介石为实现其对各地红军各个击破的诡计，在指挥大举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加紧“川陕会剿”的部署。年底，蒋介石又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迭请中央派兵入川”为口实，令嫡系部队胡宗南一部，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的防务。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会剿”兵力，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合围战术，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

川陕苏区虽然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兵员、物力、财力已达枯竭的地步。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要对付国民党军大规模“会剿”，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在11月初召开的毛裕镇政工会上，曾确定中心任务为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但这毕竟只是号召性的，并不能解决钱、粮、衣、药等实际困难。张国焘愁眉苦脸，提不起精神来。会议期间，他同徐向前闲谈时，拖着悲观的腔调说：“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我们去汉中行不行？”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川陕苏区，他认为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

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正式讨论了下一步的战略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是徐向前准备和提出的。主要内容是：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会上，徐向前充满信心地说：“我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三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搞掉胡宗南，我们的武器弹药就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兵员问题、粮食问题也好解决，对付敌人新的‘会剿’就好得多了。”会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均认为徐向前的分析判断正确，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计划，表示赞同。会后，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整训，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这时，胡宗南的部队刚刚入川，红四方面军总部为实现“川陕甘计划”，决定趁胡宗南部刚刚入川，立足未稳，先取广昭，后击甘南。1月22日，徐向前率军发起广昭战役，以一部兵力逼近嘉陵江东岸的广元，而以主力11个团连夜涉水渡江，向敌侧背三磊坝、羊模坝地带出击，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完成了对广元、昭化的包围。

当时胡宗南部守广元的只有一个营。但红军并不急于攻城，而是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先在青木川、石门关，后在羊模坝，分别歼灭了胡宗南部增援的刘超寰团大部和蒋志高团全部，这使胡宗南大为头痛。他身边的人悄悄地议论：“胡先生刚刚大骂川军不中用，现在轮到自己的部队打败仗，心情更加烦躁了。”

红四方面军消灭胡宗南部两个团后，即主动撤走广元之围，向四川甘肃边境的青川、平武前进。胡宗南侦察得知后，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蒋复电判断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西进，似有在川西北越过大渡河，与朱毛红军会师，然后“进出甘、青、新、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企图。胡宗南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判断，曾多次说：“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到处‘流窜’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据地也保不住。共产党只有移到新疆或者外蒙古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质援助。如果让共产党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好对付了。”胡宗南还大骂盛世才拒绝其第一师进驻新疆，真是“误国不浅”。

1935年1月22日，在遵义结束了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共中央及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要求红四方面军积极策应。电报中还明确指出：“故你们宜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不言而喻，这提出了一个调动敌人、牵动全局的行动方针。

2月初，徐向前率军从广元、昭化回川陕苏区后，出席了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召开的会议，讨论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问题。这时，中央红军因在赤水城和土城受阻，一渡赤水，改道向古蔺、叙永前进。会上，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找不出立即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好办法来，原因有三：一是渡江地带处嘉陵江中游，江阔水深，对岸沿江及纵深地带有邓锡侯、田颂尧两军几十个团筑垒防守，红军又缺渡河船只，如无一两个月的时间作准备，就难以完成渡江西进的任务。二是川陕苏区的东部、南部有刘湘、李家钰、罗泽州、杨森等部共100多个团的配置，如红军主力渡江作战，川军乘虚进击，川陕苏区就有丧失的危险。三是像四川那样的地形，山险路隘，派出少部兵力远离根据地作战，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还是要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准备工作。随即，一面由红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大力收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并进行强渡江河的训练；一面派一部兵力进击陕南，接应红二十五军，迷惑和调动沿江的守敌，为在苍溪、阆中一带渡江创造战机。

2月3日，徐向前率十二个团的兵力突袭陕南。十多天内先后攻占了宁强、沔县和阳平关等重镇，歼灭国民党军四个多团，俘敌团长以下4000余人。蒋介石赶忙集兵向川陕边境增援。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广昭调阳平关地区；邓锡侯部的五个江防团北进，接替广昭的防务；第四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等师，亦向陕甘南部移动。红军达到了虚晃一枪、调动敌人的目的。2月中旬，红军回师川北，拟从嘉陵江中段渡江西进。

2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中央红军改变了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向川西转移的计划。电文说：“……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红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组织指挥下，声东击西、四渡赤水，调动和打击敌军，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徐向前从陕南率军回师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眼下中央红军虽暂时放弃了向川西转移的计划，但红四方面军陕南战役已达到调动敌人北上的目的，同时东线在敌人进逼下，已放弃了城口、万源等地，方面军的后方机关也转移到南江地区。徐向前认为红军趁势从嘉陵江中游西渡，实现“川陕甘”计划，机不可失，而且，也便于下一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方面军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后，分工由徐向前制订战役计划，东线红军逐步收缩，向嘉陵江东岸集中。

3月初，徐向前先率一部兵力，克苍溪、仪陇，歼守敌五个多团，而后带参谋人员沿江勘察地形，选择强渡点。他们晓行夜宿，沿江跋涉三四百里，终于选定了在苍溪附近至间中以北的三个渡河点。主渡点位于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石家坝一带。对岸守军是田颂尧部，兵力不强，又是红军的手下败将。塔子山雄峙于江东岸边，居高临下，利于红军发扬火力，掩护部队强渡。山后是块宽阔的平坝子，集结部队和船只都较理想，不易被发现，此处江面开阔，水流平稳，船渡亦比较有利。对岸又是一片平滩，越过平滩为丘陵起伏地，易于部队迅速展开，向纵深发展。徐向前计划：实施重点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

田颂尧部32个团置于广昭以北地段，由于川军防线绵长，兵力分散，又未意想到红军会从嘉陵江中游的宽阔江面上强渡，这就为红军实现战役企图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3月28日夜，徐向前发出渡江命令。塔子山上的几十门大炮和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掩护着满载渡河勇士的六七十只木船，飞速驶向对岸，一举攻占了滩头阵地，全歼守敌一个营。红军后续部队趁势架起浮桥，陆续渡江疾进。川军的江防被冲开了！

拂晓前，徐向前在塔子山附近接到报告：红三十一军、红九军分别从各自的渡河点强渡成功。他命令第一梯队留守人员注意保护好船只和浮桥，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并令第二梯队的红四军准备跟进，投入战斗。

红四方面军的左、中、右三路纵队胜利渡江后，徐向前要副总指挥王树声立即率红八十八师星夜向剑门关疾进，会同右翼红三十一军一部，火速抢占这一横扼川陕通道的险关要隘——敌整个江防部署的战略支撑点，为下一步的进击创造条件。

剑门关自古以来就以“插翅难渡”的险要地形而著称，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在也是川军的重点防守区域，一旦被红军攻占即可形成从东、西、南三面攻关的态势。4月2日中午，王树声令部队发起攻击，经激战后攻占了东西两侧的制高点，而后全力攻关，仅半日时间即解决战斗，全歼守军三个团。接着，红军又乘胜推进，攻占了昭化。至此，渡江战役的第一阶段即告结束。

战役第二阶段是进击。4月上旬末，徐向前令右路部队向北推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中路一部出青川、平武，以固右侧安全；以中路主力和左路全部直取江油。邓锡侯为保障成都及其老巢绵阳的安全，一面令被围在江油的一个旅凭坚死守；一面亲率18个团赶来增援。徐向前决定以一个师继续围城，另三个多师布于江油以南，形成口袋阵势打援。4月14日、15日，红军与川军激战于塔子山、雉山关一带，将援敌击溃，歼敌四个多团，乘胜追击，克中坝、彰明、北川。中旬末，北部的青川、平武也被红军攻克，仅江油围攻不下。

驻重庆“会剿”红军的参谋团判断：红军“企图以江油、彰明为新根据地”，令川军和胡宗南部队从四面八方加强防堵和合围，拟将红军渡江部队与川陕苏区的联系切断。

徐向前这时深感兵力不足，不断打电报给张国焘、陈昌浩，催后续部队来增援，及早进击甘南。但张国焘迟迟不表态，原因是他认为中央红军西进，蒋介石的部队将很快压到四川来，得出了“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的逃跑主义结论，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忙着部署“大搬家”。很快，他命令将后方机关和部队全部移至嘉陵江以西，擅自放弃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这样，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便再没有返回川陕根据地，开始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