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后，正赶上四川军阀混战，田颂尧出动30个团的主力，与刘湘一道跟军阀刘文辉部打得正酣。徐向前决定于苦草坝兵分三路，实施战略展开，在大巴山下取得立脚点，创造新局面。这里虽是严冬季节，但阳光和煦，满山青绿，一派生机，与风雪交加、举目荒凉的秦岭山区相比，迥若两重天地。指战员们高兴地说：“川北真是好地方，这下我们可找到落脚点了。”

12月25日，红十二师先头部队出敌不意，首先攻占通江县城。守敌一个营及当地团防大部被歼，仅小部逃窜。红四方面军乘胜向前发展，控制了通江的大部地区。方面军总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随即进驻通江。

通江县城不大，仅千余户人家。三面临山，一面傍水，四周环有相当坚固的城墙。主要街道两旁有些店铺，经营日用百杂、山货土产、饭菜小吃之类。白木耳甚多，一块光洋能买一大堆。部队不知道那是高级营养品，买回来成锅煮，当稀饭吃。而盐巴、布匹、药品则极为短缺。民房一般为木质结构，大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宽敞的孔庙和一座坚固的天主教堂了。方面军总部和西北军委机关，临时设在这两座建筑里。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不顾人民死活。所以，尽管川北的自然条件利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但群众生活苦不堪言，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不论县城或乡村，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据老乡们说，仅田赋税一项，军阀田颂尧早已预征到30年以后去了。

红军首次进入通江，石破天惊，在这座偏僻山城激起了巨大反响。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红军，虽衣着破烂，疲惫不堪，亟待补给，但态度和蔼，买卖公平，秋毫无犯，军纪严明。先头部队入城，怕惊扰百姓，晚上都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面。屡遭军阀部队蹂躏的川北群众，从未见过这样好的队伍。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聚拢到街头路边，打着小旗子，端茶送水，欢迎红军。这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好传统，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

大批红军从陕西入川的消息迅速传到了田颂尧的耳朵里。他立即从嘉陵江沿岸调兵遣将，向红军反扑。其第二路刘汉雄部进抵南江，第一路李炜如部及罗乃琼第三师进抵巴中，企图反攻通江。原追击红军的胡宗南第一师等，也进抵大巴山北麓。蒋介石深恐红军就地立足，严令一直在红四方面军背后紧追不舍的胡宗南过大巴山，奔通江北，从西北方威胁红四方面军。

张国焘在通江县的孔庙召开紧急会议，商议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对策。面对敌人四面的包围，张国焘提出应该放弃创建川陕根据地，转入流动战。其实当时大家心里都明白，转入流动战只不过是退出川陕的一个委婉的说法而已，实际是张国焘在大敌当前之时心里没了底，慌了。

曾中生第一个站出来，对张国焘的意见表示出了强烈的反对。徐向前和陈昌浩也对曾中生表示支持，理由很简单，以现在红四方面军的对敌的情况来看，离开川北能去哪里？

对长期流动作战心有余悸的陈昌浩讽刺地说道：“如果红军遇到敌人大举进攻就逃走，那最后又能逃到哪里去？”

听到这话，张国焘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便不得不下决心，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当红四方面军决心以控制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主要目标后，西北军委随即进行了分工：徐向前、陈昌浩率方面军总部前出，指挥部队破敌。张国焘、曾中生留在通江，主要由曾中生具体负责，加紧筹建川北根据地。临时任命旷继勋为川北工农兵政府主席，组织群众支援前线。

到达前线的徐向前和陈昌浩想法是完全一样的：这是入川的第一仗，只能胜不能败。胜，则可以在此立足，败，则无立足之地，又要过上流动作战的生活。离开鄂豫皖两个多月，苦已经吃得够多的了，不能再如此下去，所以一定击退敌人。

部署之后，当夜两人便分头随部队到前线指挥。徐向前去了红十一师指挥南线，陈昌浩到红七十三师指挥西线。

凌晨到达的徐向前，一下马就询问起这个团做战斗准备的情况。随后在师长何畏、甘元景的陪同下，来到了红三十四团守卫的主阵地上。这时，战士们正在摸黑开掘工事，挥汗如雨，但是在余漫川关一战后，红三十四团只剩下了几十个人，看到这种情形，徐向前及时向全军抽调干部战士，紧急把红三十四团这个善打恶仗的主力团组建了起来。

团长许世友闻讯赶来，徐向前问：“工事挖得怎么样了？”

许世友回答道：“天亮之前投入战斗没问题！”

“好。”徐向前说，“告诉部队，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打好了，我军就能站住脚，打不好，就要卷铺盖走人！”

“明白！”

“三十四团有决心吗？”

“人在阵地在，坚决拼到最后一个人！”

“这样不行，”徐向前并不满意，“再想想应该如何回答！”

许世友拍了拍脑门子。“报告总指挥，红三十四团不仅要守住阵地，还要主动出击，打一个胜仗！”

“这才像个决心！”徐向前满意地说。

天亮之后，徐向前又巡视了几个阵地，做了一些调动部署。1月4日上午，四川军阀李炜如部的第二路军先头团隐隐约约出现在红军阵地前的山路上。徐向前站在红十二师的指挥所里，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松松垮垮，军容不整的川军，很快判断出：敌人军容如此不整，肯定缺少战斗力，于是命令部队放到近处来打，敌人一退立即出击！

当敌人进入红军50米阻击区后，许世友一声令下，红军阵地上数十挺机枪全部开火。敌人还没摸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扫倒了一大片。受此突袭打击，敌人顿时大乱了起来，人喊马嘶，纷纷掉头逃跑，但由于山路狭窄，前面和后面的敌人挤成了一团，更有人为了逃命跳下了两边的陡崖。后面的部队见前面的部队退了下来，没看清情况也就扭头向后跑。

看到这种情形，徐向前命令部队：不要放跑了敌人。

红十二军三个团的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一些川军甚至蹲下，高举枪械投降。敌一路军的指挥官李炜如与后卫团在一起，听到枪声，看到士兵败退了下来，大怒，高喊：“龟儿子们，都给我站住，谁跑枪毙谁！后卫团给我上，把前卫团给我堵回去！违令者枪毙！”

就这样，敌后卫团和前卫团又会合到了一起，重新杀了过来。

在指挥所洞悉这一切的徐向前，命令部队撤退，放敌人到红军的阻击阵地上来。

而敌人并没有明白红军的用意，看红军退了下去，更壮起了胆子，往上冲，这时又走上了刚才那条狭窄的山道。

这可乐坏了许世友，他高声喊道：“打！”

冲到红军阵地上的敌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100多人当场毙命，后面的纷纷溃逃，人仰马翻，鬼哭狼嚎。

这时，许世友从战壕里跳了出来，大叫：“同志们，跟我出击，杀啊！”

不一会儿，数路红军一起杀入敌阵，李炜如见全军败局已定，跳上马，不顾一切地向南逃去。而红军官兵却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一口气追击10多里才停下来，回头收拢沿路归降的俘虏和逃敌丢下的枪支弹药。

这一仗，共歼敌一个多团，俘敌500多人，缴枪千余支，大长了红军的士气。李炜如残部一退20多里，不见了红军追兵，才敢停下来，与前来增援的一个旅安营扎寨，而另一路罗乃琼师听到鹦哥嘴一战的情况，吓得就地停下，转攻为守。

就着这股劲，前一次没打上仗的倪志亮（黄埔一期）、李先念代表红十二师主动请战，要打转攻为守的罗乃琼第三师。徐向前考虑到要尽快结束南线的战斗，将主力投到东线和西线上去，便连夜召集红十一、红十二师部署攻打罗乃琼的部队。

部队很快投入战斗，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一部分敌人在得胜山被歼灭，向西南巴中方向突围的敌人也被全歼于巴中县城。在徐向前指挥下南线大获全胜。而另一方面。西线王树声率红七十三师于10月底进至大河口地区后，与刘汉雄部一个团遭遇，一举将其全歼。接着，土著武装任玮璋部起义。红军于2月1日解放南江。在此期间，红十一师第三十三团于通江以南击溃敌一部后，占领了屏障通江的要点得胜山。东路的红十师也击溃进抵竹峪关的敌第六十六师。

四川军阀的反扑，来得快，败得也快。

1933年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攻克巴中县城。巴中是川北的重镇，盛产高质量的大烟土，颇有点名气。城内有九井十八街，市面相当繁华、热闹，比通江县城要气派得多。(www.daowen.com)

红四方面军入川仅一个月，即歼敌三个团，溃敌八个团，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城及周围的大部地区，初步实现了徐向前的战略预想。从此，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红四方面军刚入川的时候，四川军阀认为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区区之灾，不足为虑。一心要坐王位的刘湘，坚持“先安川而后剿赤”的方针，纠集各路军阀，仍在成都一带同刘文辉部火并。红四方面在川北重新立足，震惊了整个四川和南京。

1933年1月21日，军阀“二刘之战”以双方暂时妥协而告一段落。在红四方面军初入川陕时，蒋介石就命胡宗南的第一师追入川境，该部从湖北黄陂山区追踪红四方面进入陕南汉中的，行程数千公里，可谓“胜利之师”。他认为红四方面军已是残部，务必全歼，免得死灰复燃。红军转进川北建立通南巴根据地期间，胡宗南原拟跟追入川，但被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田颂尧以“川军可以清剿，毋劳远征”为理由婉拒入境。这样，从湖北追到川陕边境的第一师已经没有地方可去。如留在陕南又为杨虎城所忌，处处受制约。蒋介石当时力不能及，已经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湘鄂西红军和中央红军，只好命令胡宗南移驻陇南。胡宗南曾很感慨地说：“军令不能统一，怎能同共军作战？”

1月27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20万元军费，100万发子弹，令其迅速“进剿”红军。28日，田颂尧在成都宣布就职，随即将嘉陵江以西的部队东调。

2月18日，坐镇阆中的田颂尧令孙震率主力38个团共6万余人，分左、中、右三路向通、南、巴进击。这就是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川军企图将红军消灭在大巴山下，如果消灭不了，至少将红军压回陕南境内。蒋介石也同意这个作战部署，他认为，只要红军被压到大巴山以北，他即可动用嫡系部队胡宗南、刘茂恩部继续“追剿”，将红军一网打尽。

徐向前总指挥将红七十三师、红十一师扼守于北起南江的三江坝，南至巴中的曾口场一线，抗击敌左纵队；红十二师屏障于巴中至通江以南，对付敌右纵队和杨森部；红十师置于通江以东，抵御刘存厚部，形成扇形运动防御阵势。鉴于敌军来势凶猛，兵力雄厚，徐向前要求各部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依托工事，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硬着头皮顶住，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争取以少量兵力，消耗大量敌人。

南江的木门、长池、三江坝是敌人的主突方向。敌人的大部队，黑压压地密集冲锋，企图强行从这里突破。仅10天时间，红军即歼敌左纵队5000余人。与此同时，向巴中、通江方向进击的敌人也遭到红军的顽强阻击。

3月8日，红十一师阵地八庙垭失守。八庙垭是南江至巴中间的重要防地，徐向前得知后，天不亮就从巴中赶到那里，组织部队反击，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迂回的战法，一举歼敌一个团零一个营，毙敌团长何济民及代理团长何柱，夺回了八庙垭。此后，因敌攻势越来越猛，徐向前命令部队边打边撤，逐次“收紧阵地”，至3月18日，先后放弃了南江、巴中两县城，收缩防线，与敌成对峙状态。

为便于指挥，徐向前率前指移驻通江城。

4月下旬，敌人再次发起全线进攻，徐向前指挥红军歼敌一部后，于4月29日又主动撤离通江县城，收紧阵地于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川北的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陡险，愈利于我军坚守。

田颂尧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消灭红军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于是一面抽回一部分兵力去成都平原继续参加军阀混战；一面令左纵队的十三个团孤军冒进到余家湾、柳林坝地区，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东部之敌刘存厚本是虚张声势配合，这时见红军一退再退，也趁火打劫，赶紧派出八个团进占空山坝以东的竹峪关。这些昏头昏脑的军阀，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没想到徐向前为他们失败的命运已做了巧妙的安排。徐向前和他的总指挥部，此时正设在空山坝的半山腰里。

空山坝是巴山南麓一座海拔2500多米的高山。半山坡上有几间破旧的茅草房屋，隐蔽在茂林修竹之中。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就住在这里。旷日持久的防御战，固然使田颂尧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达到了消耗、疲惫、分散敌人兵力的目的，但是，红军自身的困难也与日俱增。战略退却已到无路可退的终点，阵地已收缩到无法再收缩的地步。苦草坝、泥溪场的南大门鸡子顶、九子坡一线，如被敌突破，红军就有丧失战略后方的危险。时值青黄不接的季节，粮食奇缺，部队一天吃不上一顿稀饭，靠野菜、蚕豆充饥。武器、弹药有耗无补，医药极端缺乏，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要打破这些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及早反攻。徐向前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多次研究，认为敌左纵队已经孤军深入深山狭谷地带，供应困难，士气沮丧，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围歼冒进之敌是有相当把握的，于是确定了立即全歼敌左纵队的反攻部署。

兵不厌诈。为造成敌人的错觉，解除翼侧刘存厚部的威胁，徐向前首先派一部兵力东出，突袭竹峪关，将刘敌的八个团打得落花流水。同时令王树声率红七十三师，死死顶住敌左纵队的进攻，为反攻争取时间。接着，在空山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总反攻。田颂尧的前敌总指挥孙震被红军所迷惑，以为红军主力东移，遂令左纵队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企图进占空山坝地区。

徐向前主持了空山坝的军事会议。他冷静地考虑了到会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后，立即作出了决定：集中红七十三师和红十一师全部，分别担任左右两翼的主攻任务；红十师的一个团在中间，红十二师一个团为预备队，红十师一部继续阻击竹峪关的敌人，红十二师另一部钳制德汉城方向的杨森部队。

5月20日晚，各部队开始行动。红十一师担任从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退路的任务，徐向前亲自带着这支部队向敌后穿插。为全师开路的先锋部队是红三十三团。指战员们冒着瓢泼大雨，披荆斩棘，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前进。红军在这样恶劣气候条件下迂回包抄，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为了争取时间接近敌人，徐向前和后续部队以惊人的毅力疾进在崎岖泥泞的山路和枝蔓杂错的密林中。他们浑身被雨浇得透湿，身上被划破的伤口与泥污混在一起。徐向前的偏头痛发作了，腿也好像不听使唤，步伐越来越沉重。他在大树边上靠一会儿，便又拄着棍子，加入急行军的行列。

5月21日上午，部队陆续到达阵地，筑起了工事。这时，红军右翼纵队也完成了迂回任务，敌左纵队的十三个团全被包围在柳林坝、余家湾地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下午4时，徐向前发出总攻击令。红军像饿虎扑羊似的向川军扑去。敌总指挥孙震发现四面八方都有红军，才慌了手脚，赶忙突围逃命。这里的地形本来不适于大部队运动，翻过一岭又是一岭，走出一谷又是一谷，山险隘路一旦被截断，插翅也难逃。徐向前已将一部兵力卡住垭口、谷口，以大部兵力向敌猛烈穿插，分割围歼。

经三昼夜激战，红军全歼敌七个团，溃敌六个团，敌左纵队被彻底摧垮。可惜红军在余家湾以西的路口配置兵力不足，被孙震率一部夺路而逃。

敌中纵队和右纵队见左纵队溃败，吓得抱头鼠窜。徐向前令部队沿南江方向和通江、巴中方向猛打穷追，扩大战果。

四川军阀最重保存实力，惯打滑头仗。溃败时，官兵往往把枪支、弹药、银元、衣物等沿途丢弃，让敌方去捡，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这次溃逃，敌又玩出边跑边丢财物的花招。但是，徐向前指挥的红军军纪严明，这一招毫无用处。各追击部队根据命令，一律不去打扫战场，猛追快进，消灭敌人。川军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大批大批当了俘虏。红军一鼓作气，直趋广元、苍溪、仪陇附近，沿途俘敌6000余人。

6月中旬，反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历时四个月的战役战斗，红军先后毙伤敌1.4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万余人，把田颂尧多年积蓄起来的兵力搞掉近二分之一。以通南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进入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

红军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震动了川军，鼓舞了人民。红四方面军猛烈扩展达四万人。6月底，徐向前、陈昌浩在旺苍县的木门场召开军事会议。会上，由徐向前总结了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并提出摆在红军面前的中心任务是：整编队伍，加强训练，提高战斗素质，为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和发展川陕根据地，做好充分准备。会后，红四方面军再次进行整编，由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部主任傅钟。红十师改为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共三个师八个团；红十一师改编为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共三个师八个团。红十二师改编为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共两个师六个团。红七十三师改编为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委张广才，共三个师七个团。方面军直属机关有参谋处、总经理部、总医院、彭杨学校和警卫第一团、第二团、妇女独立营等单位。

木门会议后，红军各部队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练兵，是徐向前历来重视的基础项目。酷暑季节，徐向前经常带上参谋人员，头顶烈日，跋山涉水，去各部队检查训练情况。有时，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跟部队一道夜练。

他发现有些干部只顾完成训练任务，对卫生工作不注意，部队中患疟疾、疥疮、痢疾、烂脚病、热射病的人不断增加，当即指示部队：在完成训练任务的同时，大力开展卫生工作。他还亲自写了《简略卫生常识》一文，提出防治常见病、传染病的一些具体措施。如不吃或少吃凉拌生菜，吃要洗净；饭要做熟，剩饭、剩菜要加热消毒，腐烂变质的食物不要吃；到了宿营地要挖厕所，不随地大小便；衣服常洗，被褥常晒；等等。

军阀田颂尧在川北勒令群众种植鸦片，每年收税达20万银洋。结果，造成了三多：种鸦片的多，吸鸦片的多，迷信鸦片的多。男女老少，不论生大病小病，都靠吸鸦片治疗。敬神敬祖，也把鸦片当供品。庙里的菩萨、土地老爷，嘴上抹的净是烟膏子。大量新兵入伍，其中抽大烟的不少，这是红军入川后遇到的一个特殊问题。刚入川时，规定抽大烟者不能参军，扩红数量受很大限制。后改为先入伍后戒烟的办法，才解决了兵员补充问题。反三路围攻后，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参加红军，大多染有抽鸦片的恶习。部队不仅无法进行正常训练，且屡有败坏纪律的现象发生。方面军总部和地方政府相配合，在军内军外开展广泛的禁吸鸦片烟的运动。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红军战士中的吸毒者才终于绝迹。

就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张国焘以反对“右派”和“托陈取消派”的名义，又一次掀起了“肃反”的浪潮。这次“肃反”，张国焘主要矛头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等一批领导骨干。诬蔑曾中生是“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先后秘密逮捕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高级干部。张国焘亲自出马审讯。

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吾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

曾中生被关押审讯期间，正气凛然，一直坚持同张国焘斗争，拒绝写所谓承认“错误”的“自首书”。他身陷牢狱，心在军中，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对四川的敌情、地形、敌人作战特点和红军战斗要领作了通俗的阐述，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军事教材之一。后来，黄埔军校优秀学生、卓越的红军指挥员曾中生终于被张国焘秘密杀害。这次“肃反”，旷继勋、余笃三等领导人和不少曾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干部、战士被处决，四川白区党组织派来川陕苏区的200多名党团员，几乎全被杀光。按照张国焘手里的“黑名单”，还包括部队的一些师、团、营长，但因徐向前、李先念及各军主要领导干部坚决抵制，且部队又将担负新的作战任务，这些“黑名单”上的人才得以幸免。

此时，川陕苏区周围的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几股军阀慑于红军威力，躲进老窝各保自己。而东南部实力最雄厚的刘湘，正忙于“安川”大业，与刘文辉争雄，暂还顾不上回头对付红军。这时红军趁势出击，对敌各个击破，进一步扩大根据地，解决苏区财力物力的困难，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徐向前接连指挥了三个战役。

先是攻打田颂尧部的仪陇，实施南部战役。歼敌3000余人，缴枪千余支。占领南部境内的盐井，大片盐井开工生产后，基本解决了根据地的缺盐问题。

此后是营山、渠县战役。该地位于川陕苏区以南，是杨森的防地。杨森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讲武堂，原系川系军阀势力的重要人物。1925年，发动“统一之战”，妄图吞并全川，被刘湘等军阀联军打败，只身逃往汉口。后公开向吴佩孚宣誓“效忠”，借助吴的力量回川，收拾残部，重整旗鼓，占领了广安、岳池、南充、营山、渠县一带。红军入川后曾致函希望他与红军共同对付其他军阀，但杨森未予理睬，反而派兵进攻红军。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杨森为保存地盘和实力，一面派出代表与红军谈判，向红军提供情报和医药等，要求“互不侵犯”；一面在本军内和防区加紧防共、清共，各地设立“清共委员会”，强化保甲组织，大肆逮捕和处决共产党嫌疑分子，口号是“宁枉杀一百，不走漏一个”。

9月22日，大雨滂沱。徐向前选择了这一敌人意想不到的时机，命令红九军和红四军第十一师连夜从东西两侧向敌迂回，配合正面的红三十军次日拂晓发起攻击。是役历时半个月，歼杨森部3000余人，缴枪2500余支，根据地向南扩展百余里，90多万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

最后是攻打刘存厚的战役。刘存厚误以为红军在西线攻打田颂尧和杨森了，悠闲自得，没多少戒意。10月17日拂晓，徐向前下达攻击令，红军突然出现在东线，分左、中、右三路纵队打向刘存厚的腹地。敌人情报不灵，遭此突然袭击，全线崩溃。红军19日克宣汉，20日克达县。当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县城郊时，刘存厚还在府中饮酒扶乩，听到枪响，才知红军兵临城下，惶惶然带上家眷细软，出城逃命去了。21日红军又克万源，刘存厚的独立王国遂告覆灭。

徐向前于20日抵宣汉后，与陈昌浩接见了川东游击军派来的联络代表，对他们主动配合红军作战表示敬意，在南坝场附近徐向前会见了王维舟，随后即率红四军一部向南猛追敌主力部队廖雨宸部。

川东游击军是1931年夏，由中共四川省委派王维舟去宣达地区组织起来的。那里是王维舟的家乡，又是他长期从事地下活动的地方，以前发动过两次游击战争，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游击军成立后，在中共川东军委和梁（山）达（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不断给刘存厚部以打击。在梁山万里槽、宣汉南坝场、达县蒲家场等地创建了数块游击根据地。许世友率红九军一部抵南坝场与川东游击军会师后，依靠广大群众的有力配合，将敌八个团全部击溃。月底，在宣汉召开群众大会，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川东游击军与红军会师，在宣汉城西门外广场上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

与此同时，红军其他部队像疾风扫落叶似的，一气将溃敌赶到了开江、开县地区。宣达战役仅用了十一天的时间，将敌六个团全部或大部歼灭，生俘敌旅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子弹500余万发，银元百余万，棉布20万匹，棉衣两万余套，还有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造币厂及库存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的一次特大收获。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使川陕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红四方面军扩展到近八万人，根据地达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为500余万。

黄埔学生在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中，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为红军的发展立了大功。